与曰本文化的对比，更容易帮助我们了解朝鲜半岛的这种文化性格。目前地理学、考古学的研究已经证实，在漫长的冰河期内，日本列岛与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大陆上的原始人类得以通过陆桥来到日本，择地而居，繁衍生息。在距今一万年左右，随着温暖的冲积世来临，冰河期结束，地质运动使得日本列岛与大陆的连接断裂，岛上的原始人类度过了一段与世隔绝的独自“发展”的时期。又因日本列岛范围狭窄，缺乏文明类型的差异以及相互的刺激，因此在这个隔绝的地理单元内文化长期发展缓慢。直到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渡来人”到达日本之前，这里的文明在封闭条件下几乎是停滞的，长期处在以渔业和采集为主要经济基础的绳纹时代。公元前3世纪左右，汉代的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以及渡海而来的大陆人影响到日本，促成了日本文化的第一个阶段性飞跃，日本文明由此进入了农耕文明的弥生时期。但与当时的大陆相比，仍然非常的蒙昧和落后。待到航海技术进一步发达后，日本得以强化了与百济的来往，并通过百济与大陆的文化建立了联系，促成了日本文明的第二个阶段性飞跃一飞鸟文化的发展。而在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后，通过遣隋使、遣唐使积极地学习和吸收大陆的文化，短短数百年间，便接近了中国历千余年才发展出的文明水平。
但是，日本对大陆的态度始终是复杂的（至今日本仍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为亚洲一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在自主选择下进行。在津津乐道于飞鸟京、藤原京等与长安城的相似之处时，更应该看到那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的背后所蕴涵的意义。日本的地理位置对其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有着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处于欧亚大陆的极东，四周环海，日本列岛在二战之前，从没有遭到过任何外来的占领。陆上无敌的蒙古对日本的攻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失败而告终；16、17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也只是局部地区的骚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冲击，也只是促使其主动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最后甚至成为列强之一，给世界带来了为祸惨烈的战乱。这样的历史过程，决定了日本的文化是自主发展的，对文化的输入，也是具有主动的选择性。因此，日本的建筑文化与中国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最终发展为自成一体的系统，无论是思想基础、城市形态、木构技术、住宅形态、造园理论与技法，均与中国有较大差异。
1.3朝鲜半岛各部分的地缘及对其建筑文化的影响
朝鲜半岛虽然面积不大，但因历史上分别被不同的势力割据，而且这些割据势力的领域，因与大陆有着不同的地缘，接触中国文化的时间段和交流的条件不尽相同，因此在被高丽最终统一之前，这些地区的文化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性格。按照文化的地域特性，朝鲜半岛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文化区域，即北部的咸镜、平安与黄海地区；西南部的京畿、忠清与全罗地区；东南部的江原、庆尚地区。
1.3.1北部地区
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主要包括盖马高原与咸镜山脉的东侧和南侧、狭窄的海滨地带，北侧为图们江与鸭绿江流域。这一地区的文化因与中国大陆直接接壤，所以文明发展甚早，而且在海路交通不发达的历史阶段，成为朝鲜半岛其他部分文化发展的重要养分来源。便捷的陆路交通，使得朝鲜半岛北部从史前时代起就与中国东北部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黄河中下游的石器文化、青铜器与铁器文化都对这一地区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大陆的青铜器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青铜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左右才结束。随着青铜器传入的是农耕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上开始形成了比较高级的文化形态。从这一时期最常见的无文土器上，可以看出其与大陆的相关性以及稻作文化传播的轨迹：无文土器最早出现在朝鲜半岛与大陆交通最便利的西北部地域，然后逐渐扩展到东北部、南部地方，使得无文土器文化出现在朝鲜半岛各地，而建筑上的代表为支石墓、石棺坟墓、贝冢等。这一时期的住居遗址在朝鲜半岛发现了100余处，比较重要的如会宁五洞、江界公贵里、坡州交河里以及玉石里遗址等，均分布在北部地区，恰恰说明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对朝鲜半岛文化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这些住居遗址多位于河流沿岸的平地及丘陵上，已经出现聚落，住居平面形态及规模也开始多样化，但大部分演变为长方形。已经发掘的遗址中，规模较大的公贵里第2号遗址，东西长约16m、南北进深7.5m、竖穴深度约0.5·1m，已经采取南向为正向，墙壁完全地上化，可以看做是地穴居向地面建筑发展的过渡时期。更重要的变化是，火塘已经不在中心部位，大部分移到了一侧，火塘的形式也从圆形或近似圆形发展成长方形。而且，在遗址内没有发现此前常见的储藏孔，因此可以推测随着农耕生活方式的导入，已经发展出了单独的储藏用具，住宅中也出现了储藏空间，很可能还出现了室内隔断，导致内部空间的分化。而在另一处遗址，即交河里第1号遗址中出现了纵向排列的柱础，充分说明了屋顶形态和室内空间分化的情况。这些比较发达的原始住居形态，首先出现在朝鲜半岛的北部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与这一区域的地缘使其能够与大陆文化密切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卫满朝鲜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正是在半岛北部的大同江流域，所以铁器文化传入朝鲜半岛之初，首先在大同江流域生根开花。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住居遗址，与青铜器时代没有多大的区别，大部分人家仍然采用竖穴住居的形式，但规模有所扩大，最大的一处达154m。江原道春川市中岛洞沿北汉江一带，分布有若干铁器时代的居住遗址，甚至还有冶铁所的遗迹。京畿道水原市西屯洞遗址表现出住居的阶层分化；而且第7号遗址中发现了特殊形态的暖房设施，可能暗示着后世的温突的雏形。平安北道宁边郡细竹里的清川江边遗址，同样发现了温突的原始形态，而且遗址中发现有中国的明刀钱。
战国时期中国北部的人口迁往朝鲜半岛的过程从未间断，秦帝国的建立和灭亡均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给朝鲜半岛带来了中原地区成熟的文化。燕人卫满灭亡古朝鲜后，古朝鲜遗民逃往半岛南部，建立了部落联盟形式的原始国家，后来渡海而来的秦人等亦在半岛南部建立政权，最终发展为三韩。这样的人口和统治中心的移动，使得大陆的先进文化在朝鲜半岛上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铁器文化亦辗转输入到半岛南部和曰本。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满朝鲜，设乐浪、临屯、真蕃、玄菟四郡，并进一步由东汉的辽东太守公孙度攻占了汉江流域，设带方郡，开始了朝鲜半岛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汉郡时代。这样，朝鲜半岛的汉江以北，就直接处在汉、魏、晋的统治之下，发展出以平壤为中心的乐浪文化，与中原的文化直接相通，表现出到相当高的水平，留存至今的大量乐浪古坟及其出土文物，便是最直接的物证。汉代文化惠及朝鲜半岛，儒学、道教等文化也大约在这一时期传入半岛北部，为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高句丽兴起于今日中国集安一带，初时向西、向南与曹魏、西晋、北朝争夺势力范围，后因北魏国势的巩固，遂于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将政治与文化中心和战略方向南移，放弃了与北魏争雄而致力于半岛的经营。高句丽的这一战略转移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由于放弃了与中原国家的敌对政策，使得半岛与大陆的陆路交通重新开启，北魏的文化渗透入高句丽，并通过高句丽对百济、新罗和日本的文化均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高句丽在直接继承乐浪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与北朝的文化交流，遂成为“海东盛国”。
然而，半岛北部地区的文化在经高句丽、渤海国的发展以后就基本陷入停滞，逐渐丧失了在朝鲜半岛的文化领先地位。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从地缘的角度来看，一则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朝鲜半岛中部、西南部与大陆的交通和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半岛北部逐渐丧失了早期作为先进文化输入要地的价值；二则当时的中国北部处在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锋面上，争战频繁，尤其隋唐以后，长时期内均处在战乱和对抗之中（五代十国、北宋与契丹、契丹与女真、女真与蒙元、后金与明）；而中国的南部则相对稳定，经济文化亦比较发达，通过海道与朝鲜半岛、日本的贸易也日益活跃，因此朝鲜半岛经济和文化的重点也有所南移；三则自统一新罗以来，朝鲜半岛与北方的政权多有不和，如高丽与契丹、女真、蒙元及后来的朝鲜对后金、满清，因此，原先与大陆接壤的有利条件这时恰恰起到相反的作用，由于半岛北部地处与大陆交通的要冲，成为兵家争夺的要地，文化的发展缺乏安定的环境。再加上其他的历史原因，造成了这一地区至今仍然相对落后，这亦可看做是朝鲜半岛北部在地缘上的宿命。
1.3.2西南部地区
这里所指的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包括今日之京畿道、忠清与全罗地区，大体与百济国势最为强盛时的疆域范围相重合。从地缘上看，这一地区处于朝鲜半岛的几何中心，距离北部边界和东南部海疆（朝向日本）均有一定的战略缓冲，相对安全。此外，朝鲜半岛上的三大河流一汉江、锦江、永山江这些通往半岛“内陆”的航道，以及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进行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均分布在这一区域，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均比较方便，具有成为经济文化重心的地缘条件。在航海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一地区必然历史性地成为朝鲜半岛经济文化的心脏地带，以及中、日文化连接的重要枢纽。
中国先秦时期的航海技术已有一定的基础，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已比较深刻，对洋流、风力、潮汐和海上天文、气象知识均有一定的了解，能够利用太阳和北极星为海上导航标志，并发明了海上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因此有能力跨过渤海和黄海，到达朝鲜半岛。朝鲜半岛西南地区的支石墓与中国江浙一带石棚之间的联系，便是这种迁移的佐证之一。自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以来，西南部出于其地利之便，对中国展开了活跃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通过西海岸与中国的南朝文化有了紧密的接触，使得这一地区起到了受容中国文化的集散地的历史功能，进而成为了朝鲜半岛主导性的文化区域，并通过海峡对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来看，百济、高丽、朝鲜的政治文化中心，如百济之熊津、高丽之开京、朝鲜之汉城均处在这一地带（见上篇图2.1），而且时至今日韩国的西南部仍是朝鲜半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绝非历史的偶然。
1.3.3东南部地区
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地区大致包括今日之江原、庆尚地区，区内有太白、少白山脉与洛东江使其与北部和西部地区相对隔离，而且与大陆距离较远，因此石器时代的文明几乎是一片空白，自铁器时代起才逐渐有人类开始在此繁衍生息。这些人的来源比较复杂，既有北方骑马民族，也有渡海而来的中国南方人，逐渐融合形成若干个部落集团。有关朝鲜半岛南部地方小国的史料，最早见于《三国志》。据《三国志》的记载，当时南部地方有三韩（马韩、辰韩、弁韩），其中马韩就由54个小国组成，辰韩和弁韩也各有12个小国。《三国志》和《后汉书》均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这些有关辰韩的史籍在韩国《三国遗事》等古籍中有所转载。历史资料表明，辰韩是秦灭六国和秦亡时逃亡过来的中国人所建立，对这一点中韩学者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铁器文化，并和土著文化相融合，促进了文明的进程，但因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段时期较弱，因此保守性较强，发展相对缓慢。
直到公元前1世纪，包括汉朝在内的大陆政权设置的郡县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后，半岛的东部及南部地区才开始与汉、魏、晋的文化有所接触，其文化影响的特色在今天可通过其墓葬形式的变化而有所了解。公元前57年古新罗建国，新罗是由辰韩部落联盟中的斯卢部所建，所以也称斯罗、斯卢。初期新罗地盘狭小，4世纪后开始征服周围部落，成为半岛东南部较强的部落联盟，后来巧妙地利用了唐朝的力量，于公元676年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史称统一新罗。统一新罗的领土扩大到朝鲜半岛西部、西南部地区，促进了各地区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一时之盛，而且更重要的是打通了通向大陆的通道，得以大量地吸收唐代的文化，形成了朝鲜半岛文化的黄金时期。高丽时期，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北移至开京，半岛东南部遂逐渐丧失了文化的中心地位，再加上后来倭寇的袭扰和日本的入侵，这一地区的文化优势逐渐丧失，朝鲜时代的文化重心，遂出现在汉城一带，直至今日。
1.4古代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的交流路线
1.4.1秦汉之前的交流路线
对于年代久远之事了解起来并不容易，而且考古学资料更新速度不断加快，新的交叉学科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因此关于原始人类向朝鲜半岛迁徙的路线、原始人类在朝鲜半岛的活动，要梳理出明显的脉络，是十分困难的工作。目前只能大体知晓在原始人类出现、活动范围扩大后，来自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古人们，曾经陆续到达朝鲜半岛北部，此点已被从这一区域出土的石器时代的遗物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