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雁鸭池外，统一新罗时期重要的造园遗迹还有位于庆州南山脚下的鲍石亭，其主要特点是体现了中国文人“曲水流觞”对新罗的影响。中国文人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雅事，虽然难以考证具体起源于何时，但至迟在战国时就开始了，流风所及，远至朝鲜半岛及日本，例如日本平城宫东院的流杯沟（平安时代）、以及被推测为小垦田宫园池的遗迹（飞鸟时代）、冈山后乐园的流店（1661）、平城京左京三条二坊园池、高句丽安鹤宫遗址内的曲水痕迹和新罗庆州鲍石亭的曲水流觞等。其中庆州鲍石亭遗迹，也许是东亚现存历史最久的曲水流觞遗址，其建造时期虽不明确，但据记载宪康王时（875—885年在位），国王曾到鲍石亭消遣，由此推测鲍石亭应建于公元885年之前。目前该遗址建筑痕迹无存，仅余石造的曲水水沟。
鲍石亭为模拟鲍鱼的形状建成的石结构曲水渠，内侧采用12块、外侧采用24块石块砌成。入水口处建有石龟，水从石龟口中流入曲水渠之中。曲水渠最短边内径为435cm、最长边内径为555cm、沟宽31cm、沟深为21.23cm。与中国曲水复杂的形状相比，鲍石亭曲水的平面处理比较简单，但加工的石材技法亦相当精致。
曲水之上一般建亭，如中国宋代崇福宫的泛觞亭、北京紫禁城乾隆花园的槛赏亭等，日本平城宫东院的流杯沟、日本冈山后乐园的流店等曲水上均设有亭，鲍石亭亦不例外。高丽诗人李仁老（1152—1220）游览鲍石亭遗迹时，留有“危亭琴松半零落，残月依依照古城”的诗句。但鲍石亭曲水之上的亭在高丽末期被毁，至今无迹可寻。
除雁鸭池和鲍石亭以外，据推测统一新罗的王室园林还有离宫、别宫及作为别墅的私家园林等，但位置无法确定，遗物和遗迹更难寻找。最近（2009）在庆州北部龙隍洞小学的施工现场发掘出部分统一新罗时代池苑的遗物，因此推测离宫应位于城区北部，目前发掘正在进行中。但因为这些离宫并没有留下相关的文献记录，确定事实依然比较困难。
6.3.2寺刹园林
佛教在法兴王十四年（527）得到新罗官方承认。统一朝鲜半岛南部之后，新罗派出大批僧侣入唐甚至印度求法，大大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在佛法兴盛的背景下，随着佛寺的大量建造慢慢地出现了寺刹园林，尤其是在统一新罗后期山林佛寺得到发展，佛寺一般都选址于风景秀美之处，很自然地在宗教功能之外，佛寺也成为人们游赏风景之处，佛寺周边的环境就成为广义的“寺刹园林”。当然，这些“园林”更多的是利用自然景色，人工干预只是体现在选址和建筑的配置上，故而这些园林，可以看做是朝鲜半岛此后盛行的自然山水式园林的萌芽。这其中，创建于751年的佛国寺是比较杰出的代表。寺前利用地势设有椭圆形的九品莲池，池上架设解脱桥作为寺刹的入口，寺内结合建筑造有青云桥、白云桥、紫霞门、莲花桥、七步桥等用以观览山林。通过建筑与自然的有机结合，使佛国寺成为统一新罗时代寺刹园林的典型代表。
6.3.3其他造园活动
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景德王十九年（760），月城南侧的南川上建造了春阳桥和全长约70m的月净桥，从这些桥的建造背景来看，主要是出于景观的考虑而非交通的需要。这两座桥的存在已经考古发掘证实，目前已发掘出桥墩基础，表明桥墩采用了与中国石桥避水尖类似的构造。从留存的桥墩基础来看，上面有圆形的孔，推测为柱孔，说明当时桥上还有建筑，类似中国的廊桥。桥墩的下部构造为用木材制成的网格以固定作为桥墩基础的石块。遗迹中还出土了石狮雕像，据推测为桥入口处的守护。
从高句丽、百济、新罗（统一新罗）的造园活动来看，造园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为王室服务的宫苑，甚至贵族的造园活动亦很少。这些造园活动一方面固然是出于王室享乐游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国家体制完备的重要一环。这些园林的规模均较小，其特征是主要受中国早期苑囿模式的影响，而且造园手法单调，基本是一池三山的模式；园林不成体系，只是国家政权的零星点缀，当是在中国园林文化的影响下，朝鲜半岛上各政权结合自身的实际对中国园林的简单模仿。
6.4高丽的造园
高丽虽然与中国大陆诸政权的关系屡经波折（见下篇第2章），但仍然维持了多方面的接触和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建筑文化，包括造园领域的变化和发展。
统一新罗建立后的百余年间，政治比较安定，进入了文化的全盛期。但是至第36代惠恭王（765—780）时期因贵族争权夺利发生了内乱，乱象一直持续到统一新罗的末期。到第50代国王真兴女王时，高句丽和百济遗臣也蠢蠢欲动。经过短暂的“后三国”时代，最后由王建取得了政权。王建掌控全国局势后，采取了一系列安抚乱臣、优待贵族的措施，同时采取了崇佛政策，以佛教为国教，大兴寺刹，优待僧侣，而且尤其重视掺杂了民间信仰、风水学说等因素的图谶思想；儒学也开始在朝鲜半岛传播和流行，这些都成为高丽时代造园活动的大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统一新罗时代相比较，高丽时期的造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一是受到宋人的影响，造园思想和技法均有所发展，造园形式不再是简单的掘池、置岛、养禽兽花卉，而开始出现了叠石造山、理水造瀑、植物配置、亭台筑造等多方面的处理，并且从中国引进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动植物；二则造园活动不再是王室的专利，除王室宫苑外，住宅园林、寺刹园林、文人园林、客馆园林等开始出现，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三则自然山水园林的观念逐渐显现并日趋成熟。
6.4.1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扩大
高丽与五代中的梁、唐、晋、汉、周等都有国交，与此后统一中国的宋朝的关系更是密切，因此高丽的文化受宋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文（1047—1082）至仁宗（1123—1146）时期，高丽与宋的关系最为密切，大量输入了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财富。南宋与朝鲜半岛间的海上贸易也非常活跃，高丽朝廷曾多次从南宋输入甚至包括珍禽异兽在内的物资，有相当多的新动植物种类被引入朝鲜半岛。如《高丽史》睿宗八年（1113）二月条载：“置花园二于宫南……括民家花草，移栽其中；以为不足，又购于宋商。”同书睿宗八年五月条载：“宋都纲陈守献白鹇”。睿宗十五年（1120）六月条载：“宋商林清等献花木。”毅宗十一年（1157）七月条载：“宋商献鹦鹉孔雀异花。”毅宗十七年（1163）七月条载：“宋都纲徐德荣等来献孔雀及珍玩之物。”
元灭宋以后，高丽与元的臣属关系大为强化，特别是1259年高宗投降以后，90余年间“高丽国王”不过是元“征东行省”名义上的行政长官，连王子也被送入元朝做人质。高丽虽然在感情上对元抵触，但也直接或间接输入了新的文化因素。高丽忠宣王（1309—1339）时，作为人质的王子与中国的儒学者交流甚密，曾得机会进入南宋秘阁，取得4000余册书籍带回高丽，并组织大批学者研究这些经典。忠肃王（1315—1339）入元为质，归国时（1316）带回“天下之韵芳珍草”如乌红、燕京、黄白、闺深、锦银两红、笑雪白等珍奇的菊花，以及白牡丹、赧红牡丹、洛阳红等牡丹，重茶、山茶、重茶梅、碧桃、纷桃、绯桃、瑞香、青黑葡萄等茶花，大大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植物品种。
6.4.2造园手法的丰富
较之“三国时代”和统一新罗时期简单的掘池、建亭、饲养动物、植栽花卉这样的园林处理，高丽时代的造园手法，尤其是中期以后，在宋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引入了一些新的造园要素，园林中的建筑类型开始丰富起来，出现了楼、台、阁、厅、轩等园林建筑；叠山理水的技巧也在高丽中期逐渐引入和发展起来，在园林中筑造石假山，并开始讲究建筑、假山、水景、植物、赏石间的配合等。
叠石为山、摹写自然山水意趣的手法在中国成熟很早。在12世纪左右，石假山的筑造技法传入高丽。如《东国舆地览胜》中所存金仁存（？一1127）撰写的关于清燕阁（创建于1116年）的描述：“栏掮之外，叠石成山；庭除之际，引水为沼”；明确记载了叠石为山的手法出现。《高丽史》毅宗六年（1152）夏4月条记载：“宴万寿亭至晓乃罢。先是，内侍尹彦文，聚石筑假山于寿昌宫北园，构小亭其侧，号万寿。以黄绫被壁，穷极奢侈。”《东国通鉴》毅宗十年（1156）条记载：“初，王于大内东北隅，起一阁扁曰冲虚。金碧鲜明华饰绝丽。又于内阁别室居，善药意欲广治众病，扁曰善救宝。又构亭其侧，聚怪石名花，扁曰养性。”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当时王宫中筑砌石假山已成风气，如中国文人般欣赏奇石、怪石，以堆石模仿自然界的悬崖绝壁或者神仙世界。然而，这样的做法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而且在朝鲜半岛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朝鲜时期甚至停滞、消亡，以至朝鲜王朝宫殿中的所谓“假山”只不过是零散的个体石块或者简单的石组。
高丽时期园林中的植物种类，因与大陆的不断交流，也大为丰富起来。高丽时代园林的特征之一是常设有以观赏为目的的花园，这些花园以种植各种花卉为中心。在《东国李相国集》中，李奎报记载了40余种造景植物。
高丽时期，逐渐出现了关于造园的著述。如著名文人李奎报对造园兴趣颇浓，1194年在其年仅27岁时就著有《理园小记》，记载了其自宅园林的建造方法。
6.4.3园林种类的多样化
宋代中国的造园艺术有较大的发展。宋室南迁后，更是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对高丽造园风气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造园活动从王室宫苑拓展到贵族住宅、寺刹禅院、客馆别业等范围。日本人田治六郎通过对《高丽史》《东国通鉴》《东国舆地胜览》等文献的梳理，根据高丽时代园林的特征将其分类为：离宫、客馆、寺院、私第、曲水宴、舟游、击毬戏、庭院植物与动物等几类，可见高丽时园林的种类比此前已经大为丰富。当然，这样的分类是比较琐细的。高丽时代的园林，大体而言由宫苑、客馆庭院、寺刹园林、住宅园林这几类构成。
6.4.3.1宫苑
高丽时代宫苑遗址的相关调查报告和研究结果，相当缺乏，尤其是开京位于今日北朝鲜境内，公开的研究资料较少。《高丽史》等文献中关于宫苑的记载零星而间接，兹举数例如下：
景宗二年（977）春三月：御东池龙船，亲试进士，赐高凝等及第。
穆宗十年（1002）五月：发兵筑高台、掘深池。
靖宗四年（1038）十二月：内史洞下省言，东池白鹤鹅鸭山羊之类，日饲稻梁为费多矣……放东池禽兽。
靖宗七年（1041）十二月：辛巳，阅射于东池龟龄阁。
文宗十年（1056）九月：癸巳，命太子与诸臣，置酒东池楼。召秀才崔应、李曙、御室忠，命赋东池寻胜诗。
肃宗元年（1096）六月：王泛舟东池，置酒，召宰相侍臣，赴宴相与赋诗。
肃宗四年（1099）4月：集各国使臣观重光殿前玉玫瑰，并作诗。
睿宗七年（1112）4月：显宗尝手植牡丹于楼前。自德宗至肃宗，皆有咏花诗；睿宗八年（1113）2月：置花园二于宫南西。时宦侍兢以侈媚王，起台榭峻垣墙，括民家花草移栽其中，以为不足，又购于宋商。费内帑金币不赀，且于京外多作寺院，穷极土木，物论暄腾。睿宗九年（1114）八月：丙寅，王御东池龟龄阁阅武士；睿宗九年（1114）十二月：阅射于东池；睿宗十年（1115）九月：丙戌，亲选武士于东池。丁亥，观水戏品；睿宗十一年（1116）4月：王于当安殿后园，宴郭舆并有诗唱和。
恭愍王元年（1352）七月：丁丑，万户印珰，获倭船，命泛东池观之。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高丽的宫苑，仍然是中国秦汉时代皇家苑囿的简单引借，造园主要内容是掘池，园中一如既往地豢养珍禽异兽、种植花卉植物，功能亦是游乐、宴饮连带一些表演性质的军事训练。可以说，自三国时代到朝鲜时期，朝鲜半岛诸政权的宫苑，均不出这样的藩篱。
在高丽历代国王中，最热衷于园林营造的当数毅宗。他在寿昌宫北园堆积假山，在其上建万寿亭，在大内的东北角设有冲虚阁，旁边设有养性亭，同时堆积假山、种植名贵花木；在太平亭园内开设水池，北侧设养贻亭，南侧设养和亭，在清灵斋南麓设立了众美亭。毅宗十一年（1157）4月载：“毁民家五十余区，作太平亭。命太子书额，旁植名花异果。奇丽珍玩之物布列左右。亭南鉴池，作观澜亭。其北构养贻亭，盖以青瓷。南构养和亭，盖以梭。又磨玉石筑欢喜、美成二台。聚粧石作仙山，引远水为飞泉，穷极侈丽。”《高丽史》毅宗二十一年（1167）
3月条记载：“辛酉王微行至金身窟，设罗汉斋，还玄代寺，与李公升许洪村觉倪等泛舟众美亭南池，酣饮极欢。先是清宁斋南麓，构丁字阁，扁曰众美亭；亭之南涧筑土石储水，岸上作茅亭，凫雁芦苇宛如江湖之状。泛舟其中，令小童棟歌渔唱，以恣游观之乐。”《高丽史》毅宗二十一年4月条记载：“亭在板积窠，初因窠亭而营之。内有殿曰延兴，南有涧磐，左右植松竹花草。其间又有茅亭草楼凡七，有额者四，曰灵德亭、寿御堂、鲜碧斋、玉竿亭。桥曰锦花，门曰水德。其御船饰以锦縲，假锦为帆，以为流连之乐。穷奢极丽，劳民费功凡三年而成。”《高丽史》毅宗二十一年6月条记载：“庚午，移御玄化寺。先是，王闻城东沙川龙湖寺南，有石壁数仞削立临川，虎岩流水停畜树木蓊蕤。命内侍李唐柱裴衍等，构亭其侧，名延福。奇花异木列植四隅，以水浅不可舟，筑堤为湖。”
除传统的苑池外，宋代贵族热衷的击毬戏也在高丽王室中流行，例如光宗、肃宗、睿宗、毅宗等均好击毬，因而宫内外还设有不少击毬场。《高丽史》中对此的记录达数十条，如肃宗九年（1104）条记载：“三月己卯，设仁王道场于庆会殿。饭僧一万于毬庭。”能同时饭僧一万，可见毬庭的规模。
6.4.3.2客馆庭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