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内有礼佛和修行、生活用的金堂、食堂、僧堂、罗汉殿、大藏殿以及沐浴房等大量附属设施。松广寺或者泰安寺的特征是数目众多的建筑组合成一个信仰共同体。即以金堂为中心的一系列佛殿作为礼拜空间，僧侣和居士根据地位不同形成多样生活设施，合起来形成一个自给自足、容纳各种活动的空间群体。
除上述因素对高丽中期以来的寺刹发展造成影响外，高丽中期以来风水图谶说对佛寺的选址和建设亦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留存下来的寺刹史志中，可看出风水思想在寺刹建造中曾经起过的重要作用。
留存至今的高丽中期建造的寺刹为数不多，仅有荣州浮石寺、安东凤停寺、礼山修德寺、全州金山寺等数座。
3.4.1荣州浮石寺
浮石寺位于庆尚北道荣州郡太白山脉与小白山脉间的凤凰山中麓，已经是完全的山地型寺刹。《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均载，此寺由义湘大师创建于新罗文武王十六年（676）。依照宋《高僧传》的记载，此寺乃义湘将其对一位名为善妙的中国女子的尘俗之爱升华为宗教之爱而创建，故在寺的东北侧建有善妙阁。高丽时期对该寺进行了改建，寺中现存建筑多为朝鲜时代重建，唯无量寿殿为高丽中期、祖师堂为高丽后期的木结构建筑，是朝鲜半岛建筑史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该寺本是朝鲜半岛华严宗的祖刹，但后来改为净土宗寺院。净土信仰的主要经典为《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等。这些经典中描述，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分为三个层次，因此浮石寺的布局可能从佛经中受到了启发，或者力图符合经典的描述。此外，净土宗的思想中，将众生按根性划分为三种，就是所谓的“三辈往生”“九品往生”等。整个寺域内由石块砌筑成不同标高的台地，这些台地大致可划分为三个组团，寺刹的主殿无量寿殿就配置在标高最高的台地上；每个组团又各分为上、中、下三品，因此共计9品，可以看出佛经描述对浮石寺总体布局的影响。
浮石寺主要轴线依山势呈西南向，而作为核心的无量寿殿群组轴线仍采取正南向，但无量寿殿内的佛像却东向配置，这是比较特殊的。浮石寺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所谓的“楼下进入”方式的出现。浮石寺在第5台地上配置了梵钟阁，面向入口道路，相当于寺刹的山门，进入寺刹的主要领域须从梵钟阁下通过，从楼板的开口处进入寺内领域；再从安养楼下进入寺刹核心空间。这样的手法在心理上巧妙地划分了寺刹内外空间，并给人以特殊的空间感，同时通过进入前后的空间形态对比强化了主要建筑领域的神圣性。这种从楼下进入建筑群主要领域的手法后来在朝鲜半岛的山地建筑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沿用到平地建筑群中。
3.4.2凤停寺
凤停寺位于庆尚北道安东郡西后面天灯山中麓。一如浮石寺，全寺大约划分为3个台地，也采用了楼下进入的形式。最低的一个台地上配置万岁楼和庭院，第2台地配置华严讲堂和僧寮；第3台地配置大雄殿和极乐殿等重要建筑。极乐殿和大雄殿东西并列配置，与统一新罗时代的佛国寺的配置类似。这样两院并列的布局方式各自对应着释迦牟尼的娑婆世界（东侧）和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世界（西侧）。
3.4.3修德寺
修德寺位于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面德崇山的南麓，是高丽中期的代表性寺刹之一。该寺据传由百济时代的智明大师创建，但具体年代已不可考。现存的寺域形成于高丽中期，大体划分为3个台地，最低一个台地配置有建于统一新罗文武王五年（665）的五层石塔。第2台地上配置有禅房、白莲堂、石灯等，最高的台地上配置有寺刹的中心建筑一大雄殿。
寺刹的总体布局是朝鲜半岛山地寺刹的典型代表。通过禅房下的台阶进入大雄殿领域，入口轴线与大雄殿的轴线有角度，而且进入第一台地的台阶方向又与石塔成一定的夹角，据分析其目的是为了强调石塔的立体感。
3.4.4全州金山寺
除开京及邻近地区外，由于高丽崇佛风气之盛，高丽全境大大小小的寺刹为数众多，较为著名的地方寺刹如全州金山寺。金山寺位于母岳山南麓，不知创建于何时，但在新罗末期敬顺王九年（935）即有扩建的记录，后百济的反叛曾以此为据点之一。高丽文宗时期曾对金山寺大肆增建，遂成规模宏大的寺刹。
一如浮石寺、凤停寺等的布局概念，金山寺建筑群亦布置在三块主要的台地上，形成3个主要的区域：本院、广交院、奉天院。作为寺庙入口的天王殿与主殿一大寂光殿形成南北轴线；大藏殿与弥勒殿形成东西轴线，但冥府殿、钟阁、多层石塔、戒坛等散落布置，总的布局比较自由而活泼。
本院的中心建筑为三层重檐的长育殿（后改为弥勒殿）和大雄大光明殿，其他有灵山殿、文殊殿、极乐殿、罗汉殿等其他60余座建筑，还有面阔12间的万岁楼、三层的梵钟楼等。广交院位于本院南侧，以普光明殿为中心，主要为高僧们的灵堂，也建有三层的钟楼。奉天院位于本院东侧，以大光明殿为中心，也带有三层的钟楼。朝鲜半岛本来少有重檐建筑，金山寺一座寺院中出现数座重檐建筑，更是十分罕见的。可惜现在的金山寺除本院外，其他两院均已荡然无存。现存的石造物为新罗末期的遗物，而木构建筑均为丁酉倭乱后重建。
这些建筑中，弥勒殿重建于仁祖十三年（1635），供奉有巨大的铁铸弥勒三尊立佛铜像（高33尺），是朝鲜半岛现存唯一的古代三重檐木构建筑。其1层与2层均面阔5间，进深4间；3层则面阔3间、进深2间，屋顶为歇山顶，多包系建筑，表现出朝鲜中期建筑的形式，也是构造最为复杂的朝鲜半岛建筑之一。
3.5朝鲜时代佛寺建筑：山林佛寺的延续
3.5.1朝鲜时期的寺刹建造活动
取代佞佛的高丽而建立的朝鲜王朝以儒立国，自建国之初便采取抑佛政策，因此佛教在朝鲜时期总的发展趋势是逐渐衰微。朝鲜太宗二年（1402），明令京师七十寺以外诸寺之田产永远充作军资。世宗元年（1419），罢黜五教，仅保留禅、教两宗，并将寺社全数归公。成宗元年（1470），禁止丧事、供佛等佛事，朝鲜诸寺遂趋衰颓。中宗时期（1506—1544）废止了僧科，从此佛教不再与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发生关系，沦为一种纯粹的民间信仰。明宗（1547—1567）时期，国王宠信“妖僧”普雨，佛教虽然又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复兴，建奉恩寺作为禅宗的本山，重开僧科，禅宗一度有所恢复，但终究是昙花一现，佛教寺刹进一步从经济发达地区被排挤到深山密林中去。宣祖二十五年（1591）丰臣秀吉入侵，战乱使得朝鲜半岛的寺刹建筑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统一新罗时代、高丽时代与朝鲜初期留存下来的寺刹建筑基本上被毁坏殆尽，此后寺僧虽勉力维修，但昔曰的盛况已不可能再现。17世纪后半期与18世纪前半期，又是朝鲜佛教一个短暂的复兴期，朝鲜全国各地新建和恢复了不少的寺刹，当然这些建设活动主要是僧侣和信徒们自发的行为，财力和技术均十分有限，佛寺再也无复新罗、高丽的宏丽气象。
壬申倭乱之后，受到极度打击的朝鲜王室，开始有意识地恢复和重建一些有名的大刹，如华严寺的觉皇殿、佛国寺大雄殿和极乐殿的重建工程。此外还有如通度寺、海印寺、法柱寺、东华寺、银海寺、金山寺等分布在金刚山和妙香山一带的寺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这些寺刹延续了此前的传统布局，以王室和统治阶层的支持为命脉。比起这些受到王室支持的大刹来，数量更多但规模很小的是分布在深山中重建的寺刹，它们大多是是新罗末期或者高丽初期创建的禅宗寺刹，重建时也基本维持了原有的格局。此外，由于倭乱之后朝鲜政权放松了对佛教的打压，佛教在战乱后得以短暂的复兴，各地纷纷新建了一些寺院，如神兴寺、玉泉寺、兴国寺、大兴寺、佛甲寺、禅云寺、来苏寺，开岩寺、双溪寺等。这些新建的寺刹，结合当时的实际，也在高丽山林佛寺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些新的模式。
壬申倭乱之后朝鲜全国范围内寺刹复兴的背景，一则是国家遭逢大变后，人心更觉世事无常，更多的人向佛教寻求解脱；二则是通过僧侣自身的努力，佛教略有中兴气象。进入17世纪以来，佛教界在晓定等名僧的努力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晓定强调的“禅主教从”的思想是17、18世纪佛教界最主要的变化动向。僧侣们入山修行，靠自力建造寺刹，形成自给自足的修行状态，这是继承了新罗末期禅僧的传统，因而减少了国家和民众的负担。而且，爱国僧侣在抗击倭寇入侵中也起到了或多或少的作用，如在战争中僧侣们以教派或寺刹为依托纷纷组织僧兵抗敌，著名者如兴国寺等，这些努力使得朝廷和儒学者对佛教的排挤得以稍缓。
虽然朝鲜王室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然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愿刹”，但是对寺刹建造支持更多的主要是新兴的农民和商人阶层。17世纪中期以来，士大夫阶层逐渐摒弃了佛教，而佛教在农民和商人等下层人民中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虽然这些阶层一直就是佛教的忠实信徒，但比之以前，17世纪中期以后他们的经济能力有了很大的增长，因此能够对寺刹的建造提供更大的支持。壬申倭乱以后，为了恢复遭受破坏的农业生产，朝鲜大兴水利工程，开拓荒地，因此大江大河的下游成为新兴的经济区。虽然大部分收益仍然属统治阶层所有，但也催生了大批的富裕农民，而他们与士大夫阶层不同，坚定地信仰佛教，对寺刹的建设给予了相当的支持。
总体来看，朝鲜时期虽然以儒学为治国理念的士大夫集团对佛教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政策，但是佛教毕竟在朝鲜半岛扎根日久，势力盘根错节，在民间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得不到王室和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但小规模寺刹建筑的兴建和修缮活动从未间断，只是不复过去的盛况。朝鲜时期佛寺建设活动主要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对新罗、高丽以来有名的大刹的逐步复建，依然维持了原来的布局形态，复建工程主要由官方主导；另一类主要是新罗末期受到禅宗的影响在深山中建造，然而被废弃的寺刹的小规模再建；再有一类是在大江的下游地区的海滨新造的小型寺刹。就整体而言，朝鲜时代的寺院因为不再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受到种种限制，不得不依靠寺院自身的山林经济和信徒的供奉勉力支撑，僧人达数百名的大寺刹数量急剧减少，寺刹建设的水平也江河日下，不复往昔光彩。
3.5.2朝鲜时期的山林佛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