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小气”也象人，从来就有着不同的品种。有李忠，阿巴贡，葛朗台式的“小气”，也有洛克菲勒、包玉刚和瑞士人式的“小气”。前者确实不足取，有了足使人脸红；后者才是真正的难能可贵，至少有那么一种精打细算，开源节流、振兴家业的大家风度。咱们的国家还不富，不“小气”点不行；就是来日富了，洛克菲勒、包玉刚那样的“小气”还是不能丢掉的。
（原载于1988年5月20日《学习与思考》）
“架子”略说
“架子”者，“自高自大，装腔作势”之谓也。末庄那个阿Q挺起胸脯说：“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儿子敢打老子？”这是贫民的“架子”。“阿Q，你也敢姓赵？”这是大户人家的“架子”。当年英国人要见乾隆皇帝，便在“跪与不跪”上争得面红耳赤，洋人无法，只好让三分而“单膝跪”，这是皇帝的“架子”。《后汉书》中载有公孙述接见马援之事。马与公孙是老乡，自幼交情深，以为见到公孙后必能畅叙生平，亲密如初。谁料公孙高踞宝座，将士剑拔弩张，进见礼后便打发去住宾馆了。第二次见面，那“架子”就更大了，“鸾旗旄骑，警跸就车”俨然似“天子”，气得马援哇哇大骂：“子阳（公孙述字子阳）志识偏独，安自尊大，井底之蛙耳！”公孙述摆的是朋友的“架子”。而中国历史上“架子”最大的要算2000多年前的齐湣王田地先生了。此公兵败逃命途经卫国时，却象坐在宝座上一样对人家国君颐指气使；过鲁国时，又要求鲁国国君象仆人一样从早到晚侍候他，俨然一派东方大帝的“架子”！
乐摆“架子”者总有他的道理。哼哼哈哈踱方步，才象个官，有“风光”；骂一句“先前比你阔多”了，便心安理得，惬意乎哉；让红毛洋人对我大清天子下跪，方显出“居万国之中央”的天朝之威风；昔日同游戏耍，今日要你看看我的“龙颜”；我东方大帝虽逃命仍是大帝，兵败“架子”不败……摆架子是一种心理满足，是一种“美”的享受。
摆“架子”“过瘾”是“过瘾，”“风光”是“风光”了，但总是一阵子，倘若“从长计议”，便发现有点不妙。“哼哼哈哈”，“踱方步”，人家一看便倒胃口，未知他这官能做多久？又如那阿Q，做“革命党”和“致富”是真“事业”，可你这么动辄便摆“架子”，便“精神胜利”心满意足了，不思奋发图强，哪来的“革命成功”和“脱贫致富”？结果只配睡“土谷祠”。“龙颜”自居的“万岁爷”，只知让洋人下跪，做“居万国之中”的美梦，殊不知“山外有山”，结果是要国辱邦丧的。君不见那公孙述，只因摆了点“架子”而痛失人才；那田地先生更是糟糕，摆大帝“架子”连饭都吃不上，后来竟因“架子”问题惹怒楚国大将淖齿，将之抽筋剥皮，“哀号三日而气绝”，成为中国五百九十九个帝王中死得最惨的一位……摆架子岂止是害了事业，甚至连生命也难保！
相反，人们倘若没有“架子”或“架子”小些，那事业倒是得益。当初刘皇叔“三顾茅庐”，那“架子”可谓“无穷小”，因而帝业振兴，火烧赤壁，三足鼎立，威震蜀中。那汉光武帝刘秀接待马援，却与公孙述大不相同，“每接宴语，自夕至旦，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结果不但马援深为服膺，天下英雄也纷来投奔，使他干出了一统天下中兴汉室的伟业。今时何尝不是这样。东洋日本不少美仑美奂的现代化商业大厦，其总经理却偏要放下“架子”，每天大早提前上班，在门口欢迎自己公司里的每一位职员，“架子”可谓小矣，然而生意却更加兴隆红火。
看来，“架子”对于人的威望以及事业似乎有着如此内在的联系：“架子”愈大，其威望便愈低，事业的勋绩亦愈小；相反，“架子”愈小，其威望便愈高，事业也就愈起色！上述例子不亦可为证乎？
可惜，“架子”与人们的威望、事业的这一“联系”，至今尚不为咱们某些现代人士所接受。威望，他们想要高高的；事业，他们要干大大的；可那“架子”却舍不得放下或丢掉，那“脸孔”照样在“扳”，那“方步”照样在“踱”，那“腔调”照样在“拿”，这就实在令人遗憾了。
（原载于1989年5月1日《海南日报》）
“行于己”与“责于人”
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有“责于人”（严格要求别人）者，而咱们这个国家的老祖宗们更是以“责于人”著称于世。譬如，做皇帝的常“责”臣下要“日务军政夜理书”，“肝脑涂地忠君报国”；为父母的“责”其子孙恪守家规，忠孝双全；为师的“责”其弟子“凿壁引光”，“悬梁刺股”……
但遗憾得很，咱们的老祖宗们“责人”之效果却往往甚差。金光灿烂的龙椅旁，总要出一些图谋不轨的“乱臣奸佞”；“慈父”膝下总在出现逆子孽种；先生案前，常有逃学，每科皆不及格之顽童……
咱们这个文明古国历来以教育为本。然而何以这边严“责”，那边又出“乱子”？缘由固多且杂，但依愚之见，这与“责于人”者能否“行于己”（自己能够做到）大有关系。你做皇帝的“责”臣下“日务军政夜理书”，可你自己却整日佳人美酒取乐；你当宰相刺史太守什么的，要属下“为政清廉”，可自己却刮民脂民膏刮得天昏地暗；你做父亲的要儿子恪守家规，弘扬家风，而自己却出败家丑闻；你做将军的喝令兵士出生入死，而自己却“美人帐前犹歌舞”……如是之“责”，唯儿戏而己。《古今谭概》有则故事，说的是有个三品以下的京官私乘轿巡察，见一举人戴大帽，怒问：“你举人戴大帽始自何年？”举人答曰：“始自老大人乘轿之年。”老大人哑口无言。原来按祖制，京官三品以上才能乘轿，老大人带头破规乘轿，还去责举人破规戴大帽，这能有什么效果呢？
相反，“责于人”者若先“行于己”，那光景就大不相同了。曹操有了“割发代首”，才使他的三军令行禁止，无往不胜；西汉文帝要天下“戒奢尚俭”，他自己就穿粗棉帛，亲自耕种，因而有海晏河清，府库满盈的“文景之治”；井冈山时期的“朱毛”，带头穿草鞋，挑粮，挖井，开一毛五分钱的伙食，终于有后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由此可知，“责人”者先“行于己”，“责于人”时才可能义正辞严脸无羞容。
世间往往是“责于人”者居多，“行于己”者显少。那原因往往是“责于人”易而“行于己”却极难。如当今，坐“奔驰”、“皇冠”去办私事当然惬意，而象“朱毛”当年那样艰苦创业却难。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责于人”者多而“行于己”者少了。
时下出有国人皆怨的不正之风，这恐怕要“归功”于某些“责于人”时唾星儿四溅，而“行于己”行得甚少抑或是“一片空白”的各级官儿们了。“看看你自己！”这话值得每一位领导者深思。
900多年前的欧醉翁先生有句名言：“君子之为言也，度先行于己，然后可责于人”。这话窃以为可送给作领导者做座右铭。
（原载于1989年9月9日《南方日报》）
“告情”小语
据说鸟兽之间总是要相互“告情”（相互传递信息、情况）的。那些吱吱喳喳的“鸟语”，呜呜嗷嗽的“兽语”足可为凭。鸟兽尚能相互“告情”，况“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乎？
“告情”维系着人们的繁衍、生息、工作和事业，甚至维系着一个团体，民族和国家的兴败存亡。拿《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中子反、华元“告情”之事为例。其时，楚庄王围攻宋国，军中仅存七天粮，打算粮尽便解围而回，于是派司马子反登土山去偷看宋城内情，恰好宋大夫华元也登土山偷看城外动静，两人相遇。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遂将宋城里“易子而食之，祈骸而炊之”的内情实告之。子反不解，问：“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听罢，勉励华元要努力守城，并告之“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说毕，拱手而别。子反、华元这等“告情”虽然是泄露军事机密。“叛国通敌”之举，本应“立诛不贷”，但他们从社稷百姓的利益出发，不满、厌恶和反对这次侵城略地，生灵涂炭的不正义战争，决意化仇恶为理解，变兵诈为信任，开诚相见，互诉真情，相互告勉；回营后，又各自说服了自己的国君息罢干戈，从而使两国人民避免了一场不义的兵刃流血。这实在是“善莫大焉。”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决然离不开这种秉持正义，顾全大局、化仇为友的“通气”和“告情”。
不由想起生活中那些不知，不善，不悦“告情”的人来。他们往往把心底里的东西捂得紧紧的，叫人摸不着，猜不透，话说不上两句，便让你吃“闭门羹”，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说实在的，同志中的种种猜疑见忌和防范，大多是由于不知，不悦“告情”，“情”不通，理不“达”所致。其实一个单位，上下左右，都是一个大家庭中的人，肝胆相照，同舟共济都来不及，何必要城府森严、讳莫如深呢？
真诚“告情”的难能之处，在于对人的信任和争取。当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夜间，有袁的谋士许攸前来投奔。曹原本想隐瞒“粮已尽矣”的军机，但在许的诚意感召下毅然将实情相告，许攸亦真心实意为其出谋献策，于是才有“乌巢劫粮”，“大破本初”之捷。徜若曹操守口如瓶，拒人于门外，鬼才来为他出献高谋呢！因此说，赤诚相见，真心“告情”，实在是团结同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不二法门。推而广之，今日我们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对话，交心通气，都应蕴含着这种深切真诚的“告情”（当然国家机密除外）。党和国家领导人每每在节日团拜会，祝酒会上以拳拳之心向各界人士告以党情、国情、民情，不也是“融融暖人心、切切感君意”吗？
“尽诚绝嫌猜，告情见丹心”愿人与人之间那种赤诚、亲切和温馨的“告情”，利国利民利政的“告情”多多益善。
（原载于1988年1月15日《南方日报》）
论“作梗”
“作梗”一词，未知始用于何时。据《辞海》说，是“使事情不能顺利进行”之意。就“词性”而言，乃属十十足足的“贬字号”。
2000多年前的汉元帝将官女王昭君嫁给匈奴单于呼韩邪。元帝并不认识王昭君，待到辞行时才发现此官女竟是一位绝色美人，使三宫六院数万美女黯然失色，大大的跳起高来，查明其缘由后下令将宫廷画家毛延寿杀掉。原来这是毛延寿那厮搞的鬼——王昭君没有给他送钱送礼，他不但没有将王的美貌画出来，反而在其额头上多添了一个黑痣！这大概就是“作梗”吧。
尽管“作梗”的名声很糟，可它那“香火”却几千年延绵不绝。当年张九龄把自己的大政主张同李林甫商议，李林甫当面大为赞誉，可转过背来便在皇帝面前说张的不是，使其主张不克施行，张九龄也因此蒙罪远谪。岳家军何以不能“直抵黄龙府”收复北国河山？还不是因为有赵构、秦桧卖国小人之“作梗”。这类“作梗”算是远些的了。读孙引南报告文学《一个人与一部书的命运》，方知今日某些人士“作梗”之厉害。《命运》写王贤才历尽磨难，30年五译世界医学巨著《希氏内科学》，然而在其第五稿共500万字译著问世在即之际，竟出有一位“头儿”处处“作梗”，事事刁难。要时间，不行！要治病，不给！要借钱，休想……好象《希氏内科学》译本一问世，医院就要灭顶。
小人之“作梗”，有“明”的，也有“暗”的，如王贤才所碰到的那位“头儿”，是“明摆着昀”要卡死你；而“作梗”于背后，则使你受害还蒙于鼓中，如李林甫为然。“明”的也好，“暗”的也罢，均患有国人传统之“痼弊”：妒嫉。你无才无德，他倒也无事；你出类拔萃，他便食不甘寝不宁，必若“作梗”而后快。私欲，又是小人“作梗”的又一“病因”：你要“上去”吗？须给我好处，否则给你好看的；你要“出众”吗？得给我“甜头”，否则，今日不“卡”，更待何时？正象鲁迅所说，在爬行的猴子世界，倘哪个猴子敢“站”的，便一拥而上，将之“咬死”。
今日毕竟不是猴子世界，小人“作梗”的“有效系数”越来越小。那位“头儿”到底还是看到了中国第一部《希氏内科学》译本问世。我真庆幸王贤才遇上好时代，好人，好运气。然而光有这些行吗？我想，要使“作梗”永绝其迹，最根本的莫过于健全民主与法制，“两个文明”一起抓，从观念，制度上创造各种夷绝“作梗”的条件。
（原载于1986年12月14日《海南日报》）
辩才无碍
“辩才无碍”乃佛经中的一句禅语，意谓菩萨说经义理圆通，语言流畅，毫无滞碍。《华云经》曰：“若能知法永不灭，则得辩才无障碍；若能辩才无障碍，则能开演无边法”。到后来，其义渐有衍变，《三国演义》六十六回书“且无论其口若悬河，辩才无碍”。在这里，“辩才无碍”已成为“好口才”、“能言善辩”的代用语，且一直沿用到今。
“辩才无碍”是人类智慧的一种“闪光”。西洋的苏格拉底、林肯、马克·吐温，咱们黄土地上的曹刿、苏秦、诸葛亮，都是学富五车睿智超人的“辩才无碍”之士，其雄辩之业绩早成为历史佳话。如今“辩才”就更数不胜数，如法庭诉讼、毕业答辩、时事辩论赛等等，无不显示出人的“辩才无碍”。说实在的，多一些“辩才无碍”之士，人类各项事业必定会兴旺发达。
然而做“辩才无碍”文章须另起一行。《儒林外史》那杨执中的儿子杨老六，拿了“老叔”（父亲的好友）枕头底下的五个铜钱去赌去喝。老叔找他还，他却说：“老叔，你我是一个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分甚么你我”！一番话，说得“老叔”目瞪口呆。
“杨老六”式的“辩才”，实乃十足的“小说家言”，诸君未可全信；而今时某些人士之“辩才”却“并非虚构”。家乡那位赖三工头，给某头头送去山珍海味，那头头嗔而斥之。赖三笑曰：“上次您不是说今后不准拿那种东西来吗？我不拿那种，而是这种”。这种“辩才”也够人咋舌的。某埠有位胖主任，将“夯货”式的儿子安插在所属基层单位当头儿，惹的舆论沸扬。你道此公怎说？“外举不弃仇，内举不避亲，唯才是举，国兴乎焉”。这等“辩才”也不由你不服。某县有一伙人士，乘开会之机大设龙虎餐、螃蟹宴，被炊事员掀了酒桌，此事被记者捅诸报端，满以为他们要“改过自新”了，谁料滚衮诸公们却在那里振振有词，雄辩起来；炊事员品德不好，她掀桌是因为伙食科长没拉她一块吃喝也。这等“辩才”甭说是记者，就连当年的苏格拉底，诸葛亮也要瞠乎其后！
生活中往往有这么一类“辩才”，“学”尤“富”，嘴尤“硬”，舌尤“灵”，因此“理”亦尤“圆”，“鹿”经其一番“辩”后可成为“马”，“黑”经其一番“说”后亦可为“白”，凭你怎巧也巧不过他，他们总是“理”占“上风”。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脑细胞高度灵敏，可惜这高度灵敏的脑细胞偏偏长在那些利己损人乃至损天下者的人的脑袋里。有这等“脑细胞”的“辩才”一多，天下可要倒大霉啦！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歪理说得愈精采，人便愈可悲”。
（原载于1990年9月18日《希望周报》）
“绿衣使者”
说到“绿衣使者”，人们总会想起那栉风沐雨，穿街宅巷，给千家万户带来捷报佳音和温馨亲情的人——邮递员。
然而，“绿衣使者”最初的典故指的并不是邮递员而是能言人语的鸟——鹦鹉。《开元天宝遗事》中载，唐代长安豪民杨崇义被其妻刘氏和邻人李弇所害，县官到现场察看，杨家的鹦鹉忽作人言，说杀家主的是李弇，使案情大白。此事早惊动天子唐玄宗，玄宗因封鹦鹉为“绿衣使者”。
鹦鹉忠实于主人能言人语，实在是一件值得赞美的奇迹。这“奇迹”除了让人赞叹外，更有令人深思之处。俗谚曰：“鱼肆难掩腥臭”。做恶事丑事，终究有败露之日。你李弇害了命以为真的“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了，谁料是“绿衣使者”（鹦鹉）有知，“揭发”开来，“天下皆知”！“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是一条极为深刻的人生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