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神话信仰曾广为流布，七夕风俗活动也就带上了神话与巫术的印痕，并借助虚幻的天上的传说寄托着人间的乞巧、乞爱、乞子、乞美的追求。古代的七夕风俗中有藏蛛与浮针等占验性游戏活动，表现出乞巧俗信的轻快节拍。
七夕捉蜘蛛藏小盒中卜巧的游戏在唐代已见有，其占法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
至晓开视蜘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
直到清末，此俗仍流传民间。据光绪年间编修的《武进阳湖县合志》卷二载：
向夕，陈瓜果祀织女星，别供丝、丝绣针、脂粉。又于奁盒贮蜘蛛，晓启视之，以布网为得巧。
这种卜巧的手段是借助了交感巫术的观念，即以蛛丝指代蚕丝，以蜘蛛结网感应人的织绩。至于选择蜘蛛作占验凭物，一方面是由于蜘蛛有吐丝结网之性，另一方面它在俗信中本也是吉兆之物。蜘蛛俗称“嬉子”，在民间吉祥图案中也多以蜘蛛代“喜”，如同蝙蝠代“福”，桃子代“寿”一样。蜘蛛之称“嬉子”，仍因其肚大腰圆，妇人怀孕也称“有喜”，蜘蛛因此成为吉祥之物。在妇人于七夕藏蛛于盒，进行乞巧的游戏背后，隐藏着乞孕的心理。在昆山县蓬朗镇东南，过去有座织女庙，已婚妇女于七月初六晚结队前往，在庙中蒲团上坐到天亮，俗信能使自己生出一个像织女一样的巧姑娘。可见，乞巧与乞养常统合不分。
浮针之戏也是颇富情趣的乞巧事象。过去妇女们为能乞得织女的工巧，于七月六曰先准备一盆水或一碗水，次曰经曰晒，然后于七夕在星光月影之下将绣针或豆芽、稻芽、草茎之类置于盆水之上，看月光照射下的水底投影为何，以卜是否得巧。光绪《丹阳县志》卷二十九载：
（七月七日）水碗丢针乞巧。先以盎水夜露，曝曰中，向午膜生，以绣针投之水面，看水底针影，有如笔、如锥、如算珠者，谓之“得巧”。
在南京，旧时妇女用蟋蟀草代绣针观影卜巧。《金陵岁时记》曰：
七夕前夕，妇女取水一盂，曝烈日中，使水面起油皮，载蟋蟀草如针，泛之，勿令沉下。共观水影中，如珠如伞，如箭如笔等状，以验吉凶。
测影时，一般以“散如花，动如云，细如丝，粗如椎”为判断巧拙的凭依。
浮针所用之水多为河水与井水的合液。据《武进阳湖县合志》卷二载：
（七月七日）午时取河、井水各半，贮一器曝日中，浮针其上，承日影视之，作宝塔或笔形者，巧。
这是白天的乞巧活动，但浮针之戏还是多在月下。河水、井水各半相掺，被称作“鸳鸯水”。因河水为阳水（地上之水），井水为阴水（地下之水），所以河水与井水掺合便是阴阳的相就，故称为“鸳鸯水”。又由于七夕牛女相会，“鸳鸯水”便成了一种以物寓事的特殊象征。实际上，浮针乞巧的俗事中亦隐含着阴阳相和的乞爱心愿。民间传说七夕坐葡萄架下或坐黄牛肚下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的绵绵情话，实际上也表达了妇女们潜藏在“乞巧”表面性活动下的内在愿望。
各地还有一些“乞巧会”之类的活动。如河南豫北地区在七月六日晚村上的姑娘凑上七人，买上葡萄、石榴、枣、桃、西瓜等七样水果，包上七碗小饺子，烙上七张油饼，用七种面和起来做成七个大饺子，饺馅各放入用夹竹桃叶子剪成的针、织布梭、弹花棰、剪子，以及蒜瓣或算盘子、面疙瘩或小石子等物。当晚向织女供奉，口中念道：
七个针，七根线，七个闺女都教遍。年年有个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牛郎哥，织女嫂，双双来送巧。
类似的歌谣要念七遍，然后大家分食水果和小饺子，而大饺子放入竹篮里挂在树上，七个妮儿守护一夜，到天明各人从篮中各摸一个大饺子，看饺中包有何物，以兆乞得何事之巧。人数为七，供品件数为七，都为了与“七月七”的岁时序数相应相合，这又是交感巫术的运用。在浙江有用盆置屋顶承露，名为“接牛女泪”的风俗。清晨妇女用以擦洗眼睛，信能美若天孙，赛似织女。这还是出于交感巫术的观念。
可见！七夕风俗事象各异！但都以神话为信仰！以传说为背景，以巫术为手段，以乞巧为主旨，同时还潜藏着乞生、乞爱、乞美、乞乐的入世情致。
中秋时节月饼香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中秋节在古代又叫“仲秋”、“夕月”、“秋夕”，而在现代又有“八月节”、“团圆节”、“月饼节”的俗称。中秋时节天高气爽，月光清朗，所谓“月到中秋分外明”、“一年明月今宵多”，是对中秋月华的最好概括。我国在先秦时期祭拜月亮就已经岁时化，《国语·周语》所谓的“秋暮夕月”，便将月祭定在秋日。此外，《礼记》中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之载，可见在汉前祭月就已经制度化了。中秋成为节日，定在八月十五日，不晚于北宋。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
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贵家结饰台榭，民家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
当时虽有了“中秋节”，却未提及“月饼”，可能当时还没有月饼，至少它还没成为特定的中秋节物。
月饼究竟始于何时？苏东坡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诗句，指的是一种加糖和油酥的小圆饼，可视做月饼的雏形。到了南宋，正式出现了“月饼”的名称。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蒸作从食”中有“月饼”二字，这是一种带馅的蒸制的食品，与今曰月饼大不相同。此外，南宋临安一带的“市食”中还有“七色烧饼”，这种用果仁、饴糖、油酥烧烤成的圆饼，与后世月饼已略相近。当代在苏北农村中仍有八月十五日自家烧烤糖饼或馅饼的风俗，实为中古“月饼”的遗制。
将月饼用做中秋佳节的馈赠礼物和食物大约形成于元末明初。明沈榜《宛署杂记》载：
八月馈月饼。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市肆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饼值数百钱者。
此外，明代《酌中志》也载：
八月宫中赏秋海棠。自初一起，即有卖月饼者，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
可见，明代的“月饼”除自制外，亦有从市中购得者，且有高档的，须费重金方得购取者。月饼的出现，民间多传说与元末农民起义有关。有说，朱元璋号召百姓以挂旗禳灾为由，蒙过元兵，将义旗藏于饼下相互传送，至中秋节家家挂出大明的旗帜，元兵不战自溃。又有说，张士诚利用民间在中秋节相互馈赠月饼的风俗，在饼下放着一方小纸，上书“杀鞑子”三字，百姓见之，遂于中秋之夜揭竿而起，从此苏式月饼下便有了衬纸。传说虽不可全信，但透露出一条文化信息，即月饼的最后形成大约在元末明初时期。
至清代以后，月饼形制多样，名称迭出，有圆形、月牙形、方式者、多角式、椭圆形等，其大者“饼圆如三尺月，厚径寸而高起，皆蟾轮、桂殿、兔杵、人立，或吴刚倚树，或嫦娥窃药，精致夺目”。月饼的精致引发了不少文人墨客的吟咏，清人袁景澜《咏月饼诗》云：
形殊寒具制，名从食单核。巧出饼师心，貌得婵娟月。入厨光夺霜，蒸釜气流液。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迹。戚里相馈遗，节物无容忽……
月饼品种的名称因图案或配料也多样而富诗意，例如“嫦娥奔月”、“西施醉月”、“三潭印月”、“银河夜月、”“东坡腾皓”、“银河映秋”、“五仁罗汉”、“冰片莲蓉”、“凤凰西山”、“宝鸭穿莲”等等。近年还出现了用黑米、黑木耳、黑豆、黑芝麻、海带等黑色配料制作的“黑宝月饼”，用凤梨、榴裢制作的“水果月饼”，用金丝燕的燕窝制作的“宫燕月饼”，台湾甚至还出现了用纯金打制而成的“黄金月饼”，每块竟重达一百六十克。
月饼是岁时食品，是父际礼品，也是拜月的供品。拜月是妇女们的风俗活动，因月为太阴，是女性的保护神，故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禁忌。昔时拜月多在庭院或厅廊之中，妇女们在供桌上燃起红烛，点上斗香，供上月饼，并陈放瓜果、芋艿等时鲜果蔬（图6），以愿月常圆，祈人团圆。穷人家买不起月饼的，就自制糖饼，或买盖有“月光饼”三字的圆形饼皮，以供敬月或食用。乡野农民们则将月饼与年成联系起来，让小孩手拿着自制的红枣圆饼或芝麻糖饼于中秋月夜在室外边吃边唱：
唱月来，唱月来，来年日子好过来；唱月饼，念月饼，明年是个好年景！
月饼成了他们祈盼丰收、幸福的象征。
在台湾，中秋节还有夺“状元饼”的风俗，将月饼当做讨彩的吉兆。所谓“状元饼”，是指包括广式、潮式、苏式和宁式等风味配套而成的大小六十三个月饼，每套包括一个“状元饼”，一个“榜眼饼”，一个“探花饼”，八个“进士饼”，十六个“举人饼”，三十二个“秀才饼”，还有“贡生饼”、“童生饼”、“白丁饼”若干。各饼大小不一，“状元饼”最大，直径一尺余，而最小的“白丁饼”只有硬币般大小。中秋节晚上全家人相聚掷骰子，以点最多者得“状元饼”，最少者得“白丁饼”。饼成了游戏性的卜赏和获吉兆的彩头，反映了文人士族之求对民间风俗的渗透。
民间之所以将月饼视作团圆、丰收、吉祥的节物，根源于对月的神秘观念及有关神话传说的影响。月有阴晴圆缺，是“死则又育”的再生不死之物。月亮神话传说中的嫦娥、桂树、吴刚、蟾蜍等也无不带上了月亮的特性，突出着“不死”的主题。《淮南子》曰：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姮娥就是“嫦娥”，她虽因孤独而怅然，但因偷吃了不死之药而与月共存。《酉阳杂俎》载：
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学仙有过，谪令伐树。
这棵月桂所具有的“树创随合”之性，实际上就是“不死”之性。至于吴刚，是个“学仙有过”之人，而仙人本指长生不死之人，“仙”旧写作“癇”，即迁往异境之人，吴刚既已到了异境，脱离人寰，虽有过失，但已成“仙人”，因此也有了“不死”之性。蟾蜍在月本是月影的误会，但蟾蜍有冬眠春甦之性，如月有圆缺之变，同有生死往复、常生再育的神能，故也附会于月，成为月中的神物。可见，月亮及其“月中之物”，在文化观念上都有着“不死”的主题。
月之“不死”指其常圆，月圆表生，月缺为死，圆缺的变化被看做是一个生育的过程。因此，中秋月饼多取圆形，以月之团圆兆人之团圆，以饼之团圆兆人之常生。月因常生常育在神话思维中被赋予了护佑人间生育和地物生长的神能，故妇人祈拜之，农人亦加祭祈。不过，月饼除了文化上的象征，首先还是作为一种岁时性食品，而食品是不分性别、职业的，更何况月饼配料上乘，制作精细，何人不爱呢？每当月饼飘香之际，我们每个人都会睹物生情，沉浸在节日的喜气中。
登高茱萸菊花酒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节日中又一个事象繁多、内蕴丰厚的民间庆节。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食重阳糕曾传承于大江南北，成为最习见的重阳节俗。
九月九日之谓“重阳”，乃因《易经》筮法中以一、三、五、七、九为天数，即阳数；二、四、六、八、十为地数，即阴数。其中，“九”又称“老阳”。九月九日因其月份、日数均为“九”，故称“重阳”，又叫“重九”。对这一节令的文化解释及民俗活动早在汉魏时期即已形成，魏文帝曹丕在《与钟繇书》中写道：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可见，“老阳”所引起的对生命长久的联想，是飨宴与登高之俗的起因。
南朝以来，人们把登高与避灾相联，并附会出一些史事传说，其中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影响最为深远：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曰，汝家当有灾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绛嚢，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家，见鸡狗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代之矣。”
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饮菊酒，妇人带茱萸嚢是也。
此说甚为虚妄，不足为训。时代谢肇淛《五杂俎》卷二已指出：“汉初已有之矣，不始于桓景也。”其实，登高本出于对时令的理解，九为“天数”，登高则近天，实为接“九”，即迎来“重阳”之节的祀天礼仪。后人不知其由，遂传巫道之说，出现了“避灾”的怪谈。
插茱萸也是重阳古俗。晋周处《风土记》载：
九月九日……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晋葛洪《西京杂记》也载：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
“宜于长久”的九月九日从时令理解转为节物象征，其形成自有神秘信仰的因素。
茱萸有吴茱萸、食茱萸、山茱萸数种，其实可食，亦可入药。茱萸是何物呢？据江苏方志所载的“吴茱萸”条称：
吴茱萸，高丈余，皮色青绿，春末开细花，红紫色，七八月结实如椒子，梢头累累成簇，熟则深紫。
此外，郭璞注《尔雅》曰：
《本草》：茱萸一名木殺,而实赤细者。
可见，茱萸是一种类似红辣椒的子房类果实，具有类似辣椒的辛辣“杀”气。古人因此视之为益寿除患的“嘉木”。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四载：
舍东种白杨、茱萸三根，增年益寿，除患害也……井上宜种茱萸，茱萸叶落井中，有此水者无瘟病。
茱萸为何能辟恶气呢？《风土记》称九月九日“此日气烈熟”，而唐代的《酉阳杂俎》说“茱萸气为上”，这一方面基于茱萸的药用功能，另一方面“烈熟”、“为上”正引发了阳气升腾和登高接天的联想。由于阳表生，阴表死，疫疾、鬼祟均为阴气所化，所以俗信插茱萸能留下“重阳”之阳气，并以阳退阴，实现“长寿”、“辟邪”的企盼。
菊花酒也是重阳节的象征节物。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五载：
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
菊花酒的制法在《西京杂记》中见有著录：
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曰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菊花酒信能“辅体延年”，魏文帝《与钟繇书》曾释曰：
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
其言菊花能和乾坤、通阴阳，故可益寿延年。楚辞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句，在神话幻想中，菊花是永生不死的神的食物。汉代以后出现菊能益寿的传说，并带上了仙道方术之气。《风俗通》载：
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大有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余，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菊花轻身益气故也。
此外，《神仙传》曰：“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得仙。”《抱朴子》说刘生丹法用白菊花等，“服一年，寿五百岁”。上述说法均出于对菊能“辅体延年”的夸张。菊花酒成为重阳节物，一则如《礼记》所言“季秋之月，菊有黄花”，另则也有文化理解的因素，如《尔雅图赞》所称：“菊名日精。”“日精”正与“重阳”谐调，这是菊花成为重九岁时节物的潜在意义。
重阳糕也是古传的节物，又称“蓬饵”、“饵馏”、“五色糕”、“花糕”、“菊糕”等，其制法因时因地而异。晋人干宝说：“豆末屑米而蒸之，以枣豆之味。”到宋代，重阳糕配料考究，并插有小旗，其节曰气息更浓。北宋的《东京梦华录》载：
都人重九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更相馈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实，如石榴子、栗黄、银杏、松子、肉之类。
与北宋多用果料不同，南宋的重阳糕似乎改素为荤，如《梦粱录》所载：
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旗，名曰“重阳糕”。
重阳糕有做成九层的，上做两只小羊，以表示“重阳”。重阳旗多为红纸剪刻的三角旗，上镂“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及一些吉祥图案。重阳食糕，一为尝新，如《玉烛宝典》所说：
其时黍秫并收，以因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
二为讨吉，如明人谢肇淛《五杂俎》所载：
九曰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祝曰：“愿儿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曰吃糕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