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论文中，结语的写作较为普遍，用以总结前文，加深题意，对引言中提出、本论中分析或论证的问题加以概括总结，深化文章的主题。有的文章是单独分一个部分专门写结语，也有的文章虽然没有明确的标记，但是放在最后来写。结语内容一般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章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通过文章的论述，说明了什么问题，对某个历史问题形成了怎样的看法，其实也就是对文章创新之点的强调，是作者就某一历史问题的最终认识。它可以为读者阅读时提供方便，使之领会文中的主要观点和看法。结语所写的是最终的、总体的观点，而不是文中各论点的简单重复，更不是罗列原始文献中的观点。换言之，结语应紧紧围绕主题有层次地展开，而与主题无关的部分，不宜全部列出。在写作时表述要清楚明确，不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不能使用“大概”、“可能”、“大约”之类含糊不清的词。如题为《自然灾害影响下的明蒙关系》一文的结语为：
总之，自然灾害在明蒙双边关系的演变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外在因素。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在与明蒙各自的政治、经济等内部因素相互作用后，就会对明蒙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是研究者所应注意的。
前人在论述到明蒙关系时，大多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很少有人从自然灾害方面论述。虽然有部分学者就自然环境对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上的影响进行过论述，但很少有学者以整个明蒙关系的发展为视角，系统地探讨自然灾害这一外在因素对其的影响。而作者另辟蹊径，从自然灾害角度分析明蒙关系。因为北方地区的风雪、冰雹、干旱、虫蝗等自然灾害对明蒙双方都存在影响。在受灾之后，由于草原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使其无法靠自身的能力抵御，因而蒙古封建主迫于生计，或南下掠夺，或主动互市，最终形成的结论是自然灾害“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外在因素”。结语升华了主题，突出了文章特殊的观察视角。
如题为《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一文的结语为：
总之，秦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邮驿管理系统。在中央基本上是丞相府（东汉为尚书台）和典属国（汉成帝以后为大鸿胪）两级管理，但前者只作为全国政务的首脑机关总领其事，后者则负有实际管理的责任；地方郡县长吏对邮驿机构的吏员配置、接待过往的官员使者、保证车马粮秣等物资供应和道路桥梁及各种邮驿设施的维修保护等，都负有直接管理的责任义务；边塞地区则为都尉府、侯官、部、燧分级管理。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疆域范围空前辽阔，道路交通四通八达，邮驿通信无法弗及，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较为严密完善的邮驿管理系统。对于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的问题，因为文献记载零散不足又多含混不清，认识仍存在很大分歧，并且前人观点多因材料的缺乏而显得不够完善，作者吸收各家之长，利用新出土的简牍材料，对秦汉的邮驿管理组织进行了分析，最后在结语部分明确说明，能使读者不看原文论述过程，一目了然地知道秦汉邮驿管理的方法。
如题为《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一文的结语部分为：
总之，“四等人”的划分既有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人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所以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元朝“四等人”政策的历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对于元朝的“四等人”政策，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是持否定的态度。作者通过对元朝的“四等人”政策进行分析，认为“四等人”的划分既是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宋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以蒙古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目前大多数学者以现代人的观念对元朝民族政策进行评判，得出的结论显得不太全面。在结论中作者既说明了“四等人”政策的必要性和有利因素，对前人观点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
如题为《当代科索沃问题的国际政治因素》一文的结语为：
总之，当代科索沃问题的出现除了其复杂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因素，近现代以来多种国际势力在巴尔干地区的较量是最重要的原因。人们在深入了解其历史与文化根源的同时，更应该深入分析其中不可忽视的当代国际政治因素。科索沃问题如同近代以来巴尔干半岛存在的种种问题一样，不仅是此前漫长历史演变的结果，而且是现当代国际政治角逐或巴尔干各国利益冲突的结果。分裂的巴尔干半岛，其各国经济利益、政治关怀、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文化基础的多样性是世界其他地区很少见到的，由此产生的政治、民族、文化和宗教冲突将长期存在，而造成这些冲突的深刻原因使这里的共同联系变得十分脆弱，消解这些分裂因素的力量显得极为软弱。而多种国际势力的介入不仅造成该地区问题的“死结”，而且促使各种对立因素呈现出爆炸性的冲突。可以预见，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无助于当地民族冲突问题的解决，并为巴尔干地区更大规模的种族对立埋下了伏笔。
对于科索沃问题，很多学者是从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方面来分析的，而作者是从历史学角度分析科索沃问题的国际政治因素，认为本已复杂的矛盾加上国际政治势力的介入，使得科索沃问题的解决十分困难，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爆炸性的冲突，作者在结语部分对其分析做了明确的说明。
如题为《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对局势的判断论析》一文的结语部分：
综上可见，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不完全败在力量悬殊、国力不逮，而败在当权者所奉行的一整套外交观念、战争观念、治军观念的陈腐不堪、过时落后。李鸿章仅仅是这些落后与陈腐的一个缩影。他已是那一时代相对开明、相对有所作为的人物了，但到头来仍难免其俗而乏回天之术。甲午之役，终究成为日本国力迅速上升，中国地位一落千丈的分水岭，为我炎黄子孙留下无穷的遗憾、无尽的酸楚。
对于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打败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作者通过对统治者中的一个缩影——李鸿章对局势的判断分析，论述中国失败的原因。因为李鸿章是当时战争指挥者，他对局势的判断，以及战略战术的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战争双方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在这方面，中方实际统帅李鸿章可以说是一误再误，终于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进而得出中国“败在当权者所奉行的一整套外交观念、战争观念、治军观念的陈腐不堪、过时落后”的结论。
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所有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都有对前人观点的继承，同时也有对前人观点的修订、补充和发展，这也就是文章的创新之处。学术学研究应当是客观公正的，在指出前人不足的同时，也应当说明自己研究的不足之处，这不但不会降低文章的价值，反而更会体现出作者在学术面前的坦诚与求真务实的态度。说明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或遗留问题，可以更有效地推动本课题的深入研究。
如题为《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一文的结语部分为：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若是为“近代至上”的偏见所蒙蔽，把古人看得愚不可及，那就无法真正了解过去。为了真正了解我们的过去，就必须破除这种“现代人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实事求是地分析过去的情况。本文对明清江南教育问题的讨论，就是我在此方面进行的一个探索。当然，限于直接史料的匮缺，我在对明清教育问题的研究上仅能做到目前所达到的这一步。我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仁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关注，以推进此项研究。
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究竟有何种影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以江南的情况为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对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及大众教育的内容、教育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明清江南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对于经济的成长和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结语中，说明了因为直接史料的缺乏，无法对此问题进行再深入的研究，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如题为《“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一文的结语部分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单纯面对“丁戊奇荒”的情况下，无论是江南地方精英在乡土范围内发起的救助外来灾民的行动，还是江南社会被激发出来的那种狭隘的地方本位主义话语，其内在脉络是一致的，即都贯穿着捍卫乡土安全的地方性立场。而由于忽视了地方性视角，以往研究当然未曾对这种立场及其在这场灾荒期间的各种表现给予注意，也就无法准确把握光绪二年底江南士绅的苏北行动的具体背景和实际性质。事实上，江南士绅这次行动的直接动机，仍是应对当时外来难民潮的一种努力。这就使此次行动不过是江南地方性救荒传统的某种延伸，而与那种“不分畛域”的跨地方义赈行动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如果把这次苏北行动视为“近代义赈”之始，那么又该对自明清以来就已成型的江南地方性救荒传统给出怎样的性质判断呢？而这反过来也提醒我们，在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时，切不可过于低估内在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最后应该指出，本文所作的考察当然不足以全面展示“丁戊奇荒”与社会之间发生互动作用的实践进程，而只是试图从一个具体的场景出发，表明以往相关研究对该进程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至于该进程蕴涵的其他许多重要社会脉络，特别是晚清义赈的兴起过程，本人将在另外的研究中加以阐明。
光绪初年爆发的“丁戊奇荒”主要危害了华北地区，因而以往的学者在论述这一灾害及其应对时只考虑到了华北地区。其实这场巨大灾害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华北地区，同样对江南地区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果单从华北方面考虑中国近代救荒事业显然有失偏颇。文章论述了“丁戊奇荒”对江南地区的冲击和社会的反应，同时论及了江南士绅苏北赈灾的性质。但该文仅是从一个具体的场景来出发，没有全面展示“丁戊奇荒”与社会之间发生互动作用的实践进程，不足之处在结语中予以说明。
三、指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在结论部分，不仅要概括自己研究的成果，找出不足之处，如有可能，还应为他人或自己继续研究指明方向，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如题为《马仲英赴苏及其下落》一文的结语为：
笔者无意对马仲英一生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论，只是依据有关材料对他赴苏后的活动和下落进行一点粗浅的探讨。应该说，马仲英的下落，尚有待在见到库氏所说的前苏联秘密档案后才能下定论，笔者只是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大胆的推测而已，目的在于促进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1934年，声震西北的马仲英离开所部三十六师，前往苏联，从此再未能返回，关于其下落有种种说法，至今仍为一个不解之谜。作者通过相关资料和调查，对马仲英赴苏后的活动及其与三十六师的联系、马仲英的下落等问题作了考察，认为马仲英赴苏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大约在1937年底被斯大林以勾结土耳其反苏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名处死。这在文章中通过论述已经说明，但仅仅是一家之言，所以在结语中言：“马仲英的下落，尚有待在见到库氏所说的前苏联秘密档案后才能下定论。”这为对该问题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如题为《环境、社会动荡与山区寨堡——明清川陕楚交边山区寨堡研究之一》一文的结语部分为：
另外，明清时期的社会动荡中，川陕楚交边山区的寨堡不仅数量多，覆盖地域广，而且作用显著，较有代表性，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丰富，除本文已述及者外，其他如寨堡修建、组织中的官绅民关系，宗族关系，寨堡与团练、乡勇，寨堡与山区聚落，寨堡与里保甲组织等问题，容另文探讨。
在社会动荡期间，寨堡成为川陕楚交边山区民众躲避战乱、自保身家的重要依托，尤其是在嘉庆白莲教起义期间，山区几乎是“处处有之”，许多州县“数以百计”。分布范围广，作用显著，值得深入的研究，文章以白莲教起义期间为中心，描述了环境、社会动荡与山区寨堡之间的关系。但对“寨堡修建、组织中的官绅民关系，宗族关系，寨堡与团练、乡勇，寨堡与山区聚落，寨堡与里保甲组织等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作者在结语中指明了以后自己研究的方向。
如题为《明代“朝班”考述》一文的结语部分为：
有明三百年，虽然“以品定班”的基本原则没有放弃，但品级已失去了固定班序的作用。朝班体现的是官员的“贵贱尊卑”，而当权力跳出品级的框架时，朝班也不可能保持稳定—这便是朝班之变的真正原因。
由于史料缺乏，明朝人对前朝之制已不能详，今人欲拼接出一个朝班变化的完整链条并加以考察，其难度可想而知。本文对明代朝班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框架式的考述，而朝班的许多细节，其变化与官制、与时政的关系，尚有待于继续深入的研究。
朝堂之上，百官文东武西，各依品级序立，即为朝班。明代时，每逢正旦、冬至、万寿圣节的大朝，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以及每日御门听政的常朝，百官都要排班入朝；当国家举行大典礼、大祭祀，以及岁时令节赐宴，郊祀庆成宴、会试恩荣宴、经筵日讲，朝官也须按照品级侍班、行礼和叙坐，班行次第不可紊乱。明初，朝班“专准品级”，其后“兼隆侍从”，又移于权势，改于因循，出现了“次序参错，班行混淆”的现象。班序的紊乱，直观地反映了政治情势的变迁。朝班体现了规范的统治秩序，其变化也显示了这一秩序是如何解体的。文章对朝班做了框架式的描述，分析了朝班变化的特点以及造成其变化的原因。但因为资料的缺乏，对朝班的细节性问题，其变化与官制、与时政的关系，尚须深入研究。
如题为《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一文的结语部分为：
通过对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到，这一问题缘起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特定背景下学界对传统汉族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思，以及不再将今日境内边疆民族视作历史上的“中国”之外的观念转变。不论是以今日中国领土范围，还是以鸦片战争前清朝疆域，抑或以各民族大致共同活动范围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其用意皆在于此。然而在一些学者强调历史疆域的多民族构成性的同时，一些学者却强调国家共同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因此，经历了几十年的探讨，虽然狭隘的汉族主义已被逐渐摒弃，可是在如何阐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问题上，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通过对历史疆域范围问题的长期探讨，有助于打破“大汉族主义”史观，将周边民族纳入历史上的中华共同体中去，从而促进了中国疆域史、民族史、疆域形成理论等领域研究的开展。正是在前期探讨的基础上，我国古代疆域史与疆域形成理论研究才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和新的发展，特别是疆域理论研究现在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如何站在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将历史疆域问题研究进一步拓展下去，有待于今后学者们的继续努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外敌的入侵、国土残缺不保的局面，怀着爱国主义热情的学者开始对中国疆域史进行研究，开拓了近代历史上疆域研究的先河。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开始了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疆域研究进行了综述，阐述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为以后如何站在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将历史疆域问题研究进一步拓展下去指明了方向。
如题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一文的结语部分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与现实政治的纠葛并没有减弱。由于日本社会不断有人否定侵略历史，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障碍之一，南京大屠杀在其间居于重要地位，成为中国民众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杀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了解和关注，其内涵也大大丰富。但是，如何借鉴以往的经验，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要还原真实的大屠杀历史，不但需要学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广大民众的有力配合，这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蓄意制造的重大惨案之一，全面抗战之初，即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象征而被中外新闻媒体广为报道。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其进行了专案审理，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犯受到了惩处。但由于后来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南京大屠杀逐渐被淡化。文章论述的是大屠杀发生后到1985年中国建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期间，南京大屠杀是如何被记忆和传递的，但对于如何认识这一惨案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期待后人继续研究。
在结语的写作中，最常见的是对所论述对象简短的总结或是说明文章的研究价值，对未来的展望和不足之处的论述相对较少。论文的写作没有固定的原则，但作为初学者，理应在学习写作之初就掌握好规范，再在规范的要求下发挥写作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