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除魏忠贤，收回大权
除掉了大宦官魏忠贤，明思宗朱由检收回了皇帝的大权。但是，明思宗朱由检还能挽回大明江山于危难之中吗？
明思宗像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次年改元崇祯。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党羽。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思宗，只是因为明代皇权的权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思宗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当中。登基之后的思宗，深知要想平安当皇帝，就必须除去魏忠贤。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崇祯要想在政治上有所变革，必须首先解决宦官弄权这一棘手问题。但魏党势力如日中天，要想清除其势力，稍有不慎后果则不堪设想，在这一斗争中，后人可初领崇祯帝的治国之才。
崇祯帝即位之初，不露声色，不张声势，朝廷大臣们都在观望之中，对这位新皇帝琢磨不定，魏忠贤更是忐忑不安。作为试探，魏忠贤便面陈崇祯帝，提出辞职的请求。崇祯帝不冷不热地挽留，没有批准他的要求。可是，崇祯帝对客氏却毅然下令，将其遣送出宫。客氏出宫是崇祯帝打击宫中魏党权势的一次试探性动作。
崇祯帝颇有心计，在对魏忠贤一如既往的同时，逐步剪除其党羽。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躬、吴光承、谈敬、裴芳等人，次第准其所请，罢职归里。对太监李永贞也准其所请，回籍治病。
朱由检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实施着他的除阉计划。本来一直在窥探新君态度的魏忠贤，没有想到朱由检之所以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在寻找有利时机，取静以待变的策略。朱由检居然真的等到了机会，而且是原来追随魏忠贤而没有被重用的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上书弹劾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魏忠贤禁不住有点慌乱了。
崔呈秀是最早投靠魏忠贤的人，为人贪婪无耻，却颇为干练，因而最得魏忠贤的信任。他在天启五年（1625年）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御史，仅两年工夫就经数次超擢而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并加衔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一品大员。谁都知道，魏忠贤能够操纵国家大权，主要是靠这个崔呈秀从中鼎力相助。
明朝同历代王朝一样，标榜以孝治天下，因而有一种“丁忧”的制度，除了极特殊的例外情况，一切文武官员遇到父母去世都要立即离职回家为父母服丧27个月，服除之后才能等待朝廷再予授职。崔呈秀不久之前刚刚丧父，但由于他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并没有立即离职。这在许多人的眼中不但违背了纲常制度，也违背了孝道，是很不道德的。这一次崇祯帝正好利用了人们的伦常道德意识，快捷而果断地做出反应，立即批准他回籍守制，为父亲服丧。这种道德准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只过了几天，崇祯帝就再次以“罪状明悉”的理由，将崔呈秀削职为民，并且追夺诰命，这意味着崔呈秀被彻底打倒了。
对崔呈秀的处置是崇祯帝同魏忠贤集团斗争中的关键性的一步。此后崇祯帝打击魏党的决心和勇气更大了，而朝臣对魏忠贤的弹劾奏章也铺天盖地而来。
明代制度，凡国立学校的学生，不论是监生、贡生还是普通生员（秀才），一律不准议论国家大事。在太祖朱元璋钦定的“卧碑文”（即官学学生守则）中有明文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但这一次，钱嘉征的议论正中崇祯帝的下怀，所以他并不拘泥于祖制，立即批旨“知道了”，连同线元悫的劾疏一起送交六科抄录，以邸报的形式公诸于天下。
明代监察御史王忬的象牙腰牌钱嘉征在奏章中陈述魏忠贤十大罪状：其一，与帝并尊。内外大臣官吏奏章，必先收阅，称功颂德，以己配先帝，奉旨传谕，必曰“朕与厂臣”；其二，蔑视皇后，张皇后之父张国纪并未犯不赦之罪，他却罗织罪名，欲置之于死地；其三，操纵兵权。大明一朝祖宗没有宦官操兵之制，忠贤外胁臣民，内逼宫闱，耍刀练炮于禁地；其四，目无君上。祖宗朝规，内官不得干政，忠贤于军国大事，一手遮天；其五，克削封王。先帝所封三王，赐田甚薄，而己所取膏腴之田万顷；其六，不尊圣贤。孔子为万世之先师，忠贤敢建祠于太学之侧；其七，滥赐爵位。前制非军功不封侯，忠贤身在宫内，公然袭上公之封爵；其八，滥冒边功。辽左失陷于金，未复寸土，其子孙封侯封伯，冒领赏赐；其九，劳民伤财。忠贤生祠遍建天下，耗费钱物无法计算，民苦财竭；其十，营私舞弊。开科取士为国家之大事，忠贤为崔呈秀之子打通关节，将崔铎贴文举称佳文。种种叛逆罪行，罄竹难书。
钱嘉征把魏忠贤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无恶不彰。魏忠贤得知后又恨又怕，急忙进宫，扑倒在崇祯帝面前。崇祯帝气上心头，命内侍郎读奏疏，令忠贤跪在地上仔细听着。奏疏上一件件，一句句，无不使魏忠贤惊心动魄，心惊胆寒。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口口声声“死罪”，磕头如捣蒜般流血不止。崇祯帝恶其丑相，怒斥一顿，令其退去。
十一月初一日，皇帝发表上谕，彻底改变了以前对魏忠贤的态度。上谕中说：魏忠贤“专务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而且又“私通同客氏，表里为奸”，真是罪恶滔天。“本当寸磔（凌迟处死）”，但看在先帝的份上，从轻将其发往凤阳看守祖陵。魏忠贤和客氏的家产一律查抄没收，他们的家属亲戚则全部发配到西南边远地区充军。对于高级太监来说，发往凤阳看守祖陵是仅次于死刑的严重惩处。而这时的魏忠贤已经方寸大乱，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一还能保住性命的处理。
对皇帝这次上谕的执行速度大大超出了明代官僚机构历来拖拖拉拉的传统，魏忠贤只是稍稍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离开了京城。或许他也认为，早一点离开京城就可以减少皇帝和在京官员们的注意力，可以使自己多获得一点安全。但情况却并没有像他想得那么简单，那么乐观。在他离京的时侯，仍然有一大批人前去送行，跟随他南下的仆从数量也颇为可观。这个情况，再次引起了崇祯帝的警惕。十一月初四日，崇祯帝再次颁发上谕，斥责魏忠贤竟然对皇帝的宽大毫无感激改悔之心，南下路上居然还在身边簇拥着众多的亡命之徒，显然是有意谋反。命令“锦衣卫即差当地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便擒拿具奏，毋得纵容遗患。”
魏忠贤是在十一月初六日那天得知这道谕旨的。当时他那长长的车队正行经北直隶河间府的阜城县（今河北省阜城县），也可以算是他的家乡（他是河间府肃宁县人），他在京城里的亲信快马赶到，向他传达了上谕的内容。到了这个时候，魏忠贤总算意识到，新天子是绝不会给自己留下一条活路的。魏忠贤当晚住在阜城的一个客店里，神情恍惚，六神无主。当夜，他同贴身的亲随太监李朝钦用一根绳子吊死在这家客店里。时年60岁。
魏忠贤的垮台和死亡，标明了魏忠贤专权的体制已经土崩瓦解。他的死讯传到京师之后，正在蓟州家里守孝的死党崔呈秀也立即作出了最迅速果断的反应。他召集姬妾于一堂，罗列八珍，通宵痛饮，每饮一杯后就把手中价值连城的酒杯摔个粉碎。痛饮之后，崔呈秀也步魏忠贤的后尘，上吊死了。他的一位爱妾叫做萧灵犀的还以身相殉。更为悲惨的是客氏，在魏忠贤被贬斥凤阳之前，她已经被从家中发往浣衣局监禁起来，紧接着又被抄了家。浣衣局是明宫中专门安置年老宫女的地方，条件十分恶劣，客氏锦衣玉食惯了，本来就有些熬不住。魏忠贤死后，崇祯帝在正月派人到浣衣局用竹板子把她活活地打死了。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他的尸体又被挖了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剁成了碎片，头颅还被割下来挂在河间府城的高杆上示众。客氏和崔呈秀也分别被斩首于京师和蓟州。魏、客、崔三家的主要成员也都迅速受到惩办，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客氏的儿子侯国兴不久后都被处死，其他的兄弟子侄如魏志德、魏希圣、崔铎、崔凝秀等十余人被发往西南烟瘴地方终生充军，只有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和崔呈秀的儿子崔镗、崔钥都还只是三五岁的孩子，有旨恩准释放，以示法外之仁。
朱由检能除去魏忠贤，说明了明代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只是能借助皇权为恶罢了，很难动皇权分毫。然而，思宗在除去魏忠贤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还是令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步肃清了魏忠贤的政治影响。这些都体现了朱由检的远见卓识。除掉魏忠贤之后，大权重新又回到了皇帝手中。
2.巧借天意，重新组阁
明思宗朱由检靠“枚卜”组成了内阁。大明江山的将来是不是也可以“枚卜”呢？但他不知道，谋事在天，而成事却在人啊！
明·黄釉双龙牡丹纹瓷碗新政是从调整内阁班子开始的。明代内阁由内阁大学士数人组成，设立于成祖永乐年间，最初只是皇帝个人的一个秘书班子，在皇帝身边掌管文书，起草文件。内阁大学士的职位也不高，最高只有五品，与翰林院学士的品级相同。但自宣德时期起，朱家的龙子龙孙们日渐退化，厌倦政务，懒于同阁臣们共同处理国务，内阁也就不再是皇帝的贴身秘书和助手，而成为国家的一个特殊官僚机构。内阁在同皇帝分离的过程中带走了一部分原先属于皇帝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票拟圣旨这个方面，权力日益加强，地位也日益提高。后来入阁的大学士差不多都要兼尚书或是侍郎衔，一向被认为是朝廷中最重要的大臣，称作“辅臣”。许多人都认为，明朝虽无宰相之名，内阁大学士却有宰相之实。在明朝中后期，官场中私下里也确实把内阁成员们称作相国、相爷，被任命进入内阁称作“大拜”（就是拜相）。在一个文官官僚的政治生涯中，由入阁充任辅臣，往往是终身追求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
内阁是朝廷的中枢，对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关系极大，而崇祯帝在即位之初继承下来的却是一个阉党充斥的内阁。主持内阁工作的首席大学士被称为首辅，地位尊贵，权势极重，是庞大的官僚集团中第一位的角色，而当时的首辅黄立极却是在魏忠贤专权时期由礼部侍郎迅速升上来的，对魏忠贤和他的心腹唯命是从。内阁中的另外几位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和李国槽，情况都差不多。魏忠贤被铲除后不久，浙江山阴（今绍兴）监生胡焕猷上疏对内阁4位成员进行了一番集体攻击，说他们“在魏忠贤专权之时，不能有所匡正，反而揣摩意旨，专事逢迎”，都应该被罢免。
崇祯帝为了充实内阁，也为了早日建立起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班底，依惯例共同推举新阁员。大臣们一共推举了12人，一般说来，依照惯例皇帝只要按照廷推的顺序画定最前面的三四个人就可以了。但崇祯帝却不是可等闲观之的皇帝。他对于君主独裁的理解，就是要独自裁定，处处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来，不愿意按照老一套的程式陷入朝臣们设定的圈套。可是他也有自己的困难，就是还根本摸不清楚朝中大臣的基本情况，谁个贤，谁个劣，仅凭书面上官样文章的履历材料是无法判定的。既不能自己判断，又不愿让朝臣们代为判断，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听天由命的办法，举行了多年没有实施过的所谓“枚卜”大典，就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来确定哪个人入选。
在调整内阁班子的同时，崇祯帝对于朝廷中地位仅次内阁大学士的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在明代被合称为“七卿”），以及侍郎、副都御史等，也进行了几次调整，主要是清除阉党余遗。如吏部尚书，被人叫做魏忠贤手下“十狗”之首的周应秋，靠无耻吹捧魏忠贤被提拔起来的刑部尚书薛贞，都是在天启七年（1627年）末就被罢官。在他们的位置上换上一些比较老成持重，在魏忠贤专权时期没有什么明显劣迹的大臣。
韩爌的被召还朝复用，经过了曲折的过程。朱由检即皇帝位不久，言官即乞请恢复被魏忠贤擅权罢官的韩爌。直到崇祯元年正月，朱由检才下令施行。此时，又有言官请求令韩爌还朝理事，而逆党余孽杨维垣等则从中作梗，朱由检仅赐敕慰问，官其一子而已。至同年五月，李国槽“得请归里，荐韩爌、孙承宗自代”。朱由检“始遣行人召之。”韩爌入朝，李标“让为首辅”。李标、钱龙锡等悉心协理，辅佐朝政，当时被称作东林内阁。然而，其执掌朝政的时间极为短促。
身为内阁首辅的韩爌，“先后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党，天下称其贤。”事实正是如此，他与阁臣一起处处从稳固封建统治的宗旨出发，在复杂多变的时局里，沉稳地处理着繁重的政务。
急于事功的朱由检，因有以老成持重的内阁首辅韩爌及其群辅的辅佐，在一些重大政务的处理上，还算妥当，保持朝政的相对稳定。不料，在后金兵临城下的非常时期，本来就轻信的朱由检中后金反间之计，更加重了他的猜疑之心，于同年十二月初四日，逮袁崇焕入狱；二十二日，以议和后金事及杀毛文龙事，放归钱龙锡；二十七日，天性警敏，又善于窥伺皇帝旨意的周延儒等入阁。次年正月，首辅韩爌亦因“崇焕座主”被劾致仕；三月，李标得请家居。所谓的东林内阁，也随之解体。只有正直的成基命，还在尽心尽力地维持着。
崇祯一朝先后任用过整整50位内阁大学士，人称“崇祯五十相”。这不论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创下了最高纪录。六部、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在整个崇祯时期，七卿的平均在任时间只有一年零两个半月。
频繁地换臣，一方面反映了朱由检在用人问题上的重视，也反映了其任、免官员的轻率。
3.勤于政务，无力回天徒枉然
明思宗朱由检勤于政务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的自负和多疑，却是其致命的弱点。他的这种性格，也决定了大明王朝最终衰败的结局。
朱由检一生勤政，好读经、史之书，在明代诸帝中是少有的。朱由检以为，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事事以身作则，将对百官大臣是一个无声的鞭策和激励，尤其是诸种矛盾相互交错，诸种难题需要立即解决之时，更应如此。朱由检是这样思考的，也是这样做的。
徐光启像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君主在法理上绝对掌握着全部的国家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决定了君主具有不同寻常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国古代，一个真正称职的皇帝应该遵守一系列呆板严刻的皇帝守则（实际上很少有皇帝去遵守那些守则），而且应该是勤政的模范。从理论上讲，国家政务的各个方面，事无巨细，都应当由皇帝亲自过问，亲自定夺。但仅以明代而言，除了开国的朱元璋以及靠“靖难”夺得政权的永乐帝之外，很少有几个皇帝对于政务真正感兴趣。在这些对于自己的责任不那么感兴趣的皇帝中，有的干脆埋头深宫或沉缅于游乐，很少理或者根本不理朝政；有的则是勉强进行一些象征性的朝事活动。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在明代的政治运作中就逐渐形成了由内阁拟旨和由司礼监批朱等一套由臣仆为皇帝代劳的制度。据说这是为了贯彻自古圣贤们制定的“君逸臣劳”的原则。有了这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懒汉皇帝们就更能够愉懒而不至于给国家机器的运行带来什么损失，因而大多数明代皇帝也就变得懒上加懒。
在一般情况下，朝臣们表面上总是希望皇帝能够亲政、勤政，经常请求天子认真批阅本章，定期召见群臣。但如果皇帝真的勤起政来，真的对于各种政务显出过度关心，臣子们也会非常不习惯，甚至会产生出极大的反抗情绪。因为皇帝一旦亲自理政，势必会把多年来已经分划给朝臣的那一部分君主权力又重新拿回去。崇祯年间的朝臣面临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君臣局面。
朱由检的勤政主要表现在认真批阅本章和召开朝臣议政两个方面。他对于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送进宫来的题本、奏本非常重视，对于一切本章和内阁的票拟都十分认真地仔细阅读，还时不时地对票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要内阁重拟。按多年的定例，内阁的票拟虽然只是一种并没有法律效力的建议，却是极受朝廷尊重的，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皇帝通常很少把内阁的票拟驳回重拟。但崇祯帝却更看重自己所拥有的理论权力，只要觉得票拟不妥，立刻就发回内阁。于是，在崇祯年间又形成了一种新传统，票拟被驳回成了常情，一些内阁大学士在拟旨的时候干脆不实拟，而预先留下被驳回的余地，等着让皇帝驳。这种情况，是明代政治运作方式的一大变化。
与此同时，朱由检也要求百官大臣提高办事效率，明确命令自崇祯“元年二月所发章奏，具限十日内题覆。如仍稽违，部科互勘。”工科给事中刘安行巡视太仓银库，奏报预支官俸的弊端，“积侵三十六万”。朱由检敕令刘安行同户部清核，自某年某月某人，历历查明，“限旬日奏上”。朱由检告谕各衙门，章奏不应冗长，必须简明扼要，条理明晰，一事一议，每封章奏不超过一千字，如词意未尽，另行章奏。
朱由检的勤于政务可以说是出于一种天性。他满怀兴趣地埋头于枯燥繁复的政务，热衷于阅读和批改各类公文，而且对于调查处理那些头绪不清、疑点较多的案件颇有一种奇特的爱好。这种热爱政务的个性再加上自负、多疑等其他一些性格特点，使得他成为自洪武、永乐以来对政务操劳最多，关心最多最细，因而也最让朝臣受不了的一位皇帝。而朱由检的这种性格，也决定了朱家王朝的最终命运。
4.剿抚并用，绝海盗之患
剿灭了东南沿海一带的海盗，明思宗朱由检使东南沿海相对安定，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但这也挽救不了明朝衰亡的命运。
袁崇焕像朱由检刚即位之时，东南沿海海盗的活动愈来愈猖獗，较有影响的是海盗郑芝龙的活动。郑芝龙，福建泉州南安县石井巡司人。十几岁时被骚扰其家乡的海盗颜振泉掠去，跟随颜振泉活动于沿海。后其弟郑芝虎也进入海岛加入颜振泉的海盗队伍。不久，颜振泉死，众人推郑芝龙为魁首。郑芝龙自当上了魁首后便团结众海盗，纵横海上，官兵莫敢镇压。
朱由检当政后，先对郑芝龙采取“招抚”政策。是时福建巡抚朱钦相、总兵俞咨皋都积极执行崇祯的招抚政策。由此郑芝龙曾通过投降的海盗杨六给朱钦相通信，表示要投降返回陆地，可杨六拿了郑芝龙的钱却不办事，根本没向朱钦相通报。郑芝龙只得继续在海上为盗。
朱由检见招抚不见效果，便决定采取“围剿”政策。先是于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禁漳州、泉州人出海，欲困死郑芝龙等海上为盗者。然而，围了很久，也不成其效，于是派新任福建巡抚朱一冯率军出师剿杀。朱一冯得旨后率都司洪先春从水路进攻，把总许心素、陈文廉从陆路进攻，两路夹攻，想一举消灭郑芝龙。哪知陆军失道，只有洪先春水师按计划进岛。白天打了一战，胜负相当。夜间郑芝龙潜遣盗众，绕洪先春后面偷袭。郑明军大败。
围剿不成，朱由检又决定招抚。六月，朱由检撤了朱一冯之职，由熊文灿接任。熊文灿到任后，遵旨传话海盗，若归降朝廷，得统辖原部，移作海防。郑芝龙在九月投降。“芝龙既降，当责其报效，酌量授职”，准允授职于郑芝龙。此后郑芝龙成了明军的一名军官。
明代钱币
朱由检虽招抚了郑芝龙，但并未完全解决海盗问题，东南沿海还有许多海盗仍然在活动，一时很难对付，于是，崇祯下谕要东南各省地方官献计。崇祯二年（1629年），浙江巡抚张延登建议实行海禁，禁止陆上与海上往来，使海盗无粮无物，最后不战自溃。于是，朱由检命海禁。然而海岸广阔，渔民又要生活，这哪里能禁得住呢？崇祯四年（1631年），只好重新召集群臣商量对策。
有人主张“抚”，有人主张“剿”。朱由检听了群臣的回答，觉得此时还是采取剿灭之策要好些。于是，下令对海盗要严加剿杀。朱由检之所以现在采取“剿”的政策，是因为海盗最大一支郑芝龙已被招抚，余下仅为小股，剿杀是有把握成功的。于是朱由检任用郑芝龙出兵剿灭，并且很快取得了成功。此后，东南沿海相对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