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当今的茶叶精制厂，乃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乃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
徽商的内销茶经营，谓之“茶庄”，明代即有茶叶运销京津的，迩后遍及东北、鲁、豫、江、浙、沪等地。清代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7家、茶庄千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茶叶经营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镇，江、浙等一些小镇也有了徽籍人开的茶店。其时汪茂荫的祖父汪槐康就在通县开设森盛茶庄。当时，内销茶花色品种甚多，有松萝、六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数类数十种，后又有各种花茶，所以有“茶叶卖到老，名字记不清”之说。茶商在外开茶庄、茶行很快发迹者，各地均有，明清歙人吴景华、吴永祥、吴炽甫在京经营茶叶，均成为赫赫巨富。
徽商的外销茶经营，谓之“洋庄”，始于清嘉道年间。当时英国控制印度，大量鸦片输入我国，换取丝茶。徽商开始是“漂广东”，由于海禁，当时买卖双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价格茶商可以自主，因之利润较高，谓之“发洋财”。五口通商以后，交易地点慢慢转移到上海。婺、休、歙三县茶商因新安江运输方便，故集中在屯溪设号精制，得名“屯绿”，销往俄国和欧美国家。在“屯绿”外销兴盛的1920年，屯溪茶号达109家之多，故有“未见屯溪面，十里闻茶香，踏进茶号门，神怡忘故乡”和“屯溪船上客，前渡去装茶”之诗句。1875年，自闽罢官回乡的余干臣，在祁门按“闽红”的制作方法，改“绿”为“红”，从此，祁门功夫红茶开始问世，销往国外。“祁红”茶号也发展到近百家。1915年，“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奖。
茶香
茶号系季节性经营，然徽州茶商并不闲暇。他们多半兼营其它行业，或开钱庄、布店、南货店，或为木材、粮油行商。在上海茶界的郑镒源，洪纯之两巨子，就分别兼营钱庄和绸、瓷业。一些中小茶商，在茶季来临时，将资金重点投入茶叶，茶叶脱手，又在沪、杭采购各类商品回徽州贩卖，所以徽州茶商大都家大业大，根基甚牢。
历来茶商均是各自经营，清末吴俊德、洪其相发动建立六邑茶务总会，才有了茶商组织。30年后改为茶叶公会，但都是办理日常事务，并不研究生产经营。且徽州茶商素无外贸机构的设置，这就给外商造就了机会，他们操纵市场，尽量压低外销茶价，有些茶栈也以回收贷款等方式施加压力，迫使外销茶商就范。抗日战争开始，渠道不畅，外销阻滞，“祁红”与“屯绿’出口日渐减少，1944年，由最高收购26万担，下降到7万多担，当时，多少茶商为之衰叹！
（一）茶叶的故乡
徽州是茶叶的故乡。徽州有着悠久的种茶、制茶历史。
“高山云雾出名茶。”徽州处于皖浙赣交界地区，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这里无酷暑和严冬，降水丰富，并有环抱的山峦挡风，密林遮荫，泉水滋润从而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天然乐园。
徽州何时开始种茶，文献已难稽考，但至迟在唐代已经大量种植了。唐代，歙州（徽州）的祁门地区已是著名的产茶区，祁门茶“色黄而香”，有点类似今天的黄山毛峰，是一种时尚的茶叶。
宋代徽州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其制茶业已有发展，分有多种名目和等级，其名茶有：早春、英华、耒泉、胜金、紫霞、雀舌等。
明清时期歙县所产绿茶闻名天下，其又有不同制作方法，绿茶佳茗有十几种等级，如珍眉、凤眉、蕊眉、熙春、付熙等。另外，松萝茶、黄山毛峰、老竹大方等不少茶叶名品也被创造出来。
由于海外对红茶的需求刺激了徽州人的灵感，因此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祁门红茶。当时胡元龙、陈烈清等相继在祁门西南乡创设茶厂，厂名分别叫“胡日顺”、“陈怡丰”。他们最早引进西方的焙茶技术，招工授以焙制方法，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祁门红茶。
名扬四海的皖茶
其实茶叶历来是徽州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当时就有“茶叶兴衰，实为全郡所系”之说。况且茶叶是当地出口海外的少数特产之一。
明清之际，海内外饮茶风气普及，徽州茶商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活动范围大为扩展，营销规模也达到鼎盛时期。在从事茶叶贸易活动中，徽商多采取茶叶收购、加工、运输、销售的“一条龙”经营。
徽州茶商收购茶叶，多去著名的产茶区收购。其中徽州本土自然是徽商收购茶叶最重要的茶区。一般外来茶商大都有固定的采购对象，因这是商业机密，故都不大愿意透露。而当地徽州茶商有的是自己种茶、制茶、售茶，有的是专门收购和推销。于是外来茶商所不知的茶区，就成了他们出奇制胜的法宝。
（二）徽商的茶路
手工制茶
徽州茶商运出本地茶的路线有水路和陆路之分，水路主要是借助新安江、青弋江等水系，辗转大运河北上。也有经新安江东下，经杭州转运至上海，然后经海运北上，抵达津京地区。在这两条水路上贩运的徽茶，被称为“京庄”茶，这主要是内销茶叶。
徽州茶商从陆路南下，以屯溪为始点，往西南行经休宁、祁门，在倒湖附近进入江西地界；途经浮梁县、景德镇、狮子山等地，抵达江西省南昌府；再由南昌府南行，在梅岭头入广东省界；复经南雄关、韶州府、英德县、清远县、三水县，最终到达广东省城广州。茶叶在广州出口，运销各国，这称之为“洋庄”茶，意指外销茶叶。
徽商的茶叶销售，大约在道光初年，逐渐形成了“内销”和“外销”两大体系。相比之下，经营外销茶的利润很高。当时徽州茶商把奔赴广州从事对外贸易称为“漂广东”、“发洋财”。徽州地区流传着一句谚语：
做广东茶发财如去河滩拾卵石。
茶肆
说明经营茶叶对外贸易，获利颇丰而且容易，所以去广东业茶的徽商很多。
如大名鼎鼎的铁路建筑工程师詹天佑，原籍徽州婺源，出生于广东南海县，这与他的祖辈到广东业茶有关。史书记载：詹天佑的曾祖詹万榜于18世纪初到广东业茶，到其祖父詹世鸾时，家中已经积累了巨额资产。清同治二年，一群茶商遭遇火灾，不能返乡，詹世鸾“慷慨资助，不下万金”。能够拿出万金资助别人，可见其资本是十分雄厚的。
民国期间，徽州著名的外销茶商吴荣寿在屯溪专制外销茶，先后在屯溪开设18家茶号，年销数千担，最多时年销达2万担，几乎占“屯绿”外销总量之半数。每年雇佣长工300余人、临时工700余人，民国七年（1918年）获纯利10万余两白银，被称为“茶叶大王”。
“五口通商”之一的上海开埠后，因从徽州去上海只需20天左右便可到达，比去广州需要的两个多月时间大为减少，故徽州茶商开始大批进军上海，这里遂成为19世纪中期以后徽州茶商最集中的地方。在沪的徽州茶商有的从事对外贸易，有的从事批发零售，有的两者兼营，大多能够致富。
（三）祁门茶商与教育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废科举、兴新学，祁门开始筹办新式学校。仅从资金投入上看，办新式学堂所需之多，是旧式私塾不能相比的，若没有茶商鼎力相助，祁门新式教育是很难创办的。1905年后，祁门南乡热衷于桑梓教育的几位知名人士康特璋（即康达）、王璋、胡云龙等，首倡在南乡中心地点平里，筹建新学一所。这几位发起人中，胡云龙是当地知名的大茶商，专门业茶。康达、王璋两人是祁门知名人士，前者后来曾任江西景德镇总商会会长；后者跟随过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二人虽均不以业茶为生，但家中亦经营有茶号。他们热情很高，经过协商议定：学校定名为“梅南小学”，经费除几位茶商慷慨解囊外，另报请县政府附征茶厘，按每元3厘，由学校向各茶号征收；校舍由康达的“会同康”茶号改建而成，就这样，祁门第一所新式学校，在茶商们的积极襄助下破土建成了。
此后，祁门县又陆续建立了不少新式学校，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县城东山书院建成的“祁门县立高等学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历口成立的“西乡乡立高等小学”，民国二年（1913年）闪里成立的“祁门西乡第六区公立小学”等十余所小学，以及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创办的“私立祁阊初级中学”等，茶商除捐输甚多外，茶捐还成了学校经费的一项重要来源。
茶市上的茶农
这一点，1933年祁门茶业改良场出版的丛刊《祁门之茶业》中有过具体叙述：“祁门教育经费，极形支绌，每年约一万二千五百元。计县立完全小学二所，公立完全小学二所，私立完全小学三所，私立初级小学二十四所，其经费来源，以茶捐收入为大宗。其征收方法，如西南乡私立小学，则于当地园户卖茶，每斤认茶捐二厘，并由各茶号代收。红茶每箱洋一角五分，按茶每件（内计十条每条五斤）洋一角二分五厘。唯各乡茶捐，概由地方自行征收，应本区学校之用。县教育局复收县捐一次，即红茶每箱按茶每篓（计重五十多斤）收洋二分五厘，以供县教育经费之需。去年（1932年）茶价衰落，各号箱数亦少，教费直接受其影响，顿感短绌，各乡立小学遂提前放假，藉省开支。茶业之隆替，有关教育之兴废，可谓密切矣。是欲谋教育者，亦不可不别谋振兴茶业之道矣。”
由此可知，当年为了筹措办学经费，曾专门开征茶叶教育捐，分县捐和乡捐两种。县捐征收机关为教育局，乡捐则由乡立小学收取，具体征收事务均由茶号代为办理。当然，真正承担教育捐费的，还是全县广大茶农。但不可否认，茶商们在其中起到了不少积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大茶商谢步梯。
谢步梯（1888—1947），祁门南乡板桥山人。为人擅长经营，以做红茶生意而致富。他在塔坊开设“协大”茶号，在祁城开设“联大”茶号，均以资本雄厚而著称，富甲一方。谢步梯十分热心地方教育事业，1929年，他在南乡倡议集资兴学，首先带头捐出巨款，并捐出家中茶号里的几间房子，改建成两间教室，学校命名为“私立塔坊育英小学校”，于是年秋招生开学。
谢步梯被公推为育英小学董事长后，又四下募捐，将校舍扩建成为一所前后三进一上下两层的新校舍，除有数间教室外，还有大礼堂、会客室、校长室、书报室、台球室、教员室、学生宿舍、厨房和饭厅等，规模很大。条件之好，在当时全县小学中，首屈一指。尤为难得的是，谢步梯在学校推行新的办学主张，他提出三条意见：一是要以高薪选聘良师；二是走读生免收学费和杂费；三是远道的寄膳生，只收大米不收菜金。这样，塔坊及四周的贫苦儿童，慕名纷至沓来，使学生人数达到120人以上。这在当时乡下小学中，实属独一无二。
1939年，育英小学建校十周年之际，谢步梯因热心地方教育，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表彰。同年，祁门茶商创建私立祁阊初级中学，谢步梯又即席首开纪录，捐助大洋3000元，捐输之多，名列榜首，1942年冬，育英小学不慎发生火灾，学校首、中二进房屋，全部烧成灰烬。惟末进厨房饭厅和谢步梯存放在饭厅里的箱茶，幸免于灾。当地百姓面对火场惨景，莫不大兴修复困难之感慨，担心小学就此倒闭。对此，谢步梯安慰大家说：只要我的箱茶无损，修复可以无虑矣！果然，不出一年，在他独家赞助下，学校修复如初。
四、洪涛大浪惊不醒——木商
木材贸易是徽商经营的一个传统项目。徽人做木材生意，至迟始于宋代。与其他行业相比，做木材生意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担风险的买卖了。正如方志所称，徽州木商“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如果把木排比作褐色的长龙，那么，在几个世纪中，拥资巨万的徽州木商正是凭着自己的胆识，驾驭着这条长龙，冲破惊涛骇浪，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架设牢固的桥梁。
水上运输
古徽州辖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邑，木商以婺源为著，休宁次之，祁门、歙县等又次之。“婺源贾者率贩木”，势力最为雄厚。光绪《婺源县志》载：在湖南德山，“婺邑木商往来必经其地，簰夫不下数千人”，并披露说徽州木商在水中放木排用的竹缆绳（篾缆），是由名噪一时的婺源木商程文昂始创的。
徽州多木商，与当地山多田少、水路交通便捷的地理条件，以及民间靠山吃山、种山养山的风俗习惯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宋歙人罗愿在《新安志》中说：“民以茶、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又说“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在徽州任过司户参军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他的一个集子中也记载说：“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徽州之木，松杉为多。民间栽杉以30年为期一伐，谓之拚山。以种杉为业的徽民，将成材的松杉作为商品拚给专事木材贩运的商人，赚取货币收入，再去换取生活必需品。据传，当年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大兴土木，所需木材，多由徽州木商提供。
徽州木商拚木贩木，讲究季节性和周期性，采伐贩运的过程也有一定的规律。清代休宁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徽处万山中笔，每年木材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木商的整个经营活动，包括拚山、采伐、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他们在深入产区“采判木植”的基础上（俗称“买青山”），于冬季雇佣木客上山砍伐，蹲山棚、做“白杉”（徽人称刮去皮的杉木为“白杉”）或锯松板。尔后，将“白杉”或松板驮运下山，堆放谷地。再就是量尺、打印、编排等等，要整整忙一冬，候至次年五六月，梅水泛涨，再编成浮排置入小川小河之中，运到水路交通干线之岸，由排工编成大排，顺流而下。如果是在徽州本土贩木的话，那么这最后的出口商路一般有二：一是出浙江者，由歙县浦口顺新安江而下；二是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
徽州木商的活动范围，并非局限在本土拚山贩木，他们还远赴其他产地采购木材，转贩求利。与徽州接壤的浙江、江西，是徽州木商贩木最为活跃的省份。明代浙江开化的杉木，几乎全部仰给徽商拚木。崇祯《开化县志》中说：“开（化）地田少，民间惟栽杉木为生……杉利盛时岁不下数十万……然而仰给于徽人之拚本盈”。清初成书的《醉醒石》第四回中提到：家居衢州开化县城外的徽州婺源籍人程翁“是个木商，常在衢、处等府探判木植，商贩浙西南直地方”。《详状公案》中记载徽商王恒带家丁随行十余人到常山贩杉木，一次拚买丁氏山林即“用价银一千五百两”。浙江严州淳安、遂安两县多山，盛产木材，徽州木商亦“岁经营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