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建筑明显的特征大致可分为:精巧的村落规划,规整的平面布局,灵活的空间结构,精湛的三雕艺术,古朴的家具风格,厚重的历史渊源。
南宋迁都临安,大兴土木,筑宫殿,建园林,不仅刺激了徽商从事竹、木、漆经营,也培养了大批徽州工匠。徽州是“文化之邦”,徽商致富还乡,也争相在家乡建住宅、园林,修祠堂,立牌坊,兴道观、寺庙,从而形成了有徽州特色的建筑风格。现存的古村落雄村、江村等其明清民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徽州建筑风格。古村落选址一般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以臻天时、地利、人和和诸吉咸备,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村落一般依山傍水,住宅多面临街巷,粉墙黛瓦,鳞次栉比,散落在山麓或丛林之间,浓绿与黑白相映,形成特色的风格。同时有大量的文化建筑,如书院、楼阁、祠堂、牌坊、古塔和园林等杂陈其间,使得整个环境富有文化气息和园林情趣。站在高处望村落,只见白墙青瓦,层层叠叠,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在民居的外部造型上,层层跌落的马头墙高出屋脊,有的中间高两头低,微见屋脊坡顶,半掩半映,半藏半露,黑白分明;有的上端人字形斜下,两端跌落数阶,檐角青瓦起垫飞翘。在蔚蓝的天际间,勾出民居墙头与天空的轮廓线,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和韵律美,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和谐。民宅多为楼房,以四水归堂的开井院落为单元,少则2~3个,多则10多个,最多达24个、36个。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增长,单元还可以不断增添、扩展和完善,符合徽人崇尚几代同堂、几房同堂的习俗。民居前后或侧旁,设有庭院和小花园,置石桌石凳,掘水井鱼池,植花卉果木、叠果木,甚至叠假山、造流泉、饰漏窗,交天合自然谐和一体。在内部装饰上力求精美,梁栋檩板无不描金绘彩,尤其是充分运用了木、砖、石雕艺术,在斗拱飞檐、窗棂、门罩屋翎、花门栏杆、神位龛座上,精雕细缕。内容有日月云涛、山水楼台等景物,花草虫鱼、飞禽走兽等画面,传说故事、神话历史等戏文,还有耕织渔樵、仕学孝悌等民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雕刻精美,活生生一部明清风情长卷,赋予原本呆滞、单调的静体以生命,使之跃跃欲动,栩栩如生。境内还保存众多的明清祠堂、牌坊,建筑风格也颇具特色,与明清民居称为“古建三绝”。矗立于县城的许国石坊、北岸吴氏祠堂的石雕《百鹿图》和《西湖风景》,大阜潘氏祠堂的“五凤楼”砖雕和《百马图》木雕,分别体现了徽派“三雕”艺术的最高水平。
一代徽商富贾江南,造就了徽州的富庶,他们回到故乡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豪宅、花园,灵巧的徽州工匠们,用自己的血汗,造就了这永垂不朽的徽州古园林。
徽商遗存的山水庄园
今日名声在外的苏州园林,其中不少名园,便是以徽派建筑为基准,有的甚至就是徽商所建,从而将徽派园林带到了他乡。
留存至今的徽派园林,著名的有位于徽州区唐模村的檀干园,关于檀干园的由来,还有一段传说。说是唐模村有一许氏巨商,事母至孝,老母想游玩杭州西湖,但当时关山阻隔,交通不便,难以成行,因此就不惜巨资,修了这样一个“小西湖”,供母娱乐。此种传说,从园亭布局处处摹仿西湖景观来看,是可信的。从唐模东向进村,迎面一座用青石构筑的八角亭,亭榭上下三层,四边虚阁,飞檐八角各悬铁马,亭上有两方匾额:西书“云路”,东书“沙堤”。亭左临溪,沿堤有多株数百年古樟树;亭右为一小五谷祠,下面竖有一小巧别致的青石牌坊。越亭向西数十步便是有名的《同胞翰林》石牌坊。它宏伟壮丽的建筑设计和精致的徽派石雕艺术,是附近一带石坊中所罕见的。檀干园的正门上书匾额,两旁也有两幅楹联。其一是“溪流无岁月,堤树有春秋”,另一是“今之圣地王官谷,中有诗人丁卯桥”。门内两厅,壁上嵌有《重修檀干园碑记》。碑前甬道,系白色鹅卵石砌成,甬道的尽头有小神龛,内供唐代名臣张巡、许远碑位。拾级而上,“确皋精舍”是园内的主体建筑,规模宏敞,上廊恢宏大度,气宇轩昂;下廊客室明窗,各有悬联。居舍四周杂植各种花木,陈设徽派盆景,淡雅有致。
园外长廊深处,墙下丹桂五株,冠盖笼荫。长廊中部,水榭亭亭,倚立荷塘。门作圆洞形,额题“花香洞里天”,楹联是:“沽酒好从沙口店,看花同上水心亭”。夏日良辰,邀二三佳友,凭栏观赏那些妖艳欲滴的出水芙蓉,浅酌低唱,可以乐而忘返。这便是檀干园的“外湖”。
徽派建筑图
从“花香洞里天”向北,便是湖堤卧波,拱桥横跨,情趣似苏堤而小巧胜之。湖心有“镜亭”翼然,“镜亭”虽小,结构却雅致精巧。外亭云形,周围石栏水榭。柱上长联形象地描绘了这个美丽山村和小西湖的四时景色:“喜桃露春稼,荷云夏净,桂芬秋馥,梅雪冬妍,地僻历俱忘,四序且凭花事告”。内亭入门处悬有“镜亭”二字的横额。亭壁系用大理石砌成。最足珍贵的是,亭壁镶嵌着宋、明以来,举凡苏、黄、米、蔡以及文、祝、董诸家书法碑刻18块,正、草、隶、篆诸体俱备,镌工技术精湛,可叹观止。
西行有一石桥,名“录官桥”。桥下水潭深碧,桥南百年古树,连绵掩翠,约计里许,笼罩着一半湖面和唐模村庄,“全村同在画中居”可谓名不虚传了。
七、徽商与儒家文化比较
无梦到徽州
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烟云缭绕的山区。历史上地少人稠,曾是一个商贾之乡。明代王世贞说过:“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徽人从商,十居其七。
到了明代,徽州商人已经形成一个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帮与山西商帮已在当时“称雄”,是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实力已达高峰,尤其是在两淮盐场,徽商的经济实力几乎位居诸盐商之首。徽商的成功,除有其独特的经营方式和较好的商业道德外,善于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徽商所处的人文环境对商务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积财千万,无过读书”,仍然是当时社会心理的主流。社会意识普遍贱商,商贾居四民之末。面对传统价值观,徽商欲争得自身的社会地位,求得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建立起符合时宜的价值观。于是就借用儒家文化中的“功名”二字,认为经商和读书一样也是功名,同样是人生的正途。新的价值观鼓励着徽商理直气壮地去参与竞争,去争取事业的成功。著名学者胡适曾把徽商喻之为“徽骆驼”,他们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吃苦耐劳,成帮结队,长途跋涉,不倦地追逐着“功名”,努力发展自己的商务。在清嘉(庆)、道(光)之前的几百年间,徽商十分兴盛,其活动范围“几遍宇内”,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远涉重洋经商异国者,亦不乏其人。
徽商为了使自己的经商事业得到社会最广泛的支持,没有对传统的价值观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对传统的贾儒观、本末观加以改造、变通、融合,使儒家文化为自己的商业经营顺利发展服务。这种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以利实用的态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八、徽商与儒商的异同
许国石坊
历史上,安徽商人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被称为徽商。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徽商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今天的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牛”了,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没有改变。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就是一个安徽人。在早几年,史玉柱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说过:“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有人说: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的安徽,虽然经济上落伍了,而且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现代商人阶层,但是安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发展文化的牢固信心。历史上,安徽曾造就了一代称雄海内的儒商,在21世纪,在安徽做生意,一定要有新儒商的气质,多打文化牌,安徽人才会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钱庄竞争不过银行,胡雪岩也斗不过现代银企经营者。那我们现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又该如何去秉承徽商优秀的传统,树立现代商人意识,并对徽商文化进行必要的批判与再造,让其焕发生机、闪耀光芒,再次照亮我们前行的经商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