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诚信当先
关于诚信的海报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300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有近千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
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并立于不败之地呢？研究徽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不难发现其核心就在于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
徽商在异地他乡的立足发迹和徽商集团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某些外在机缘以及聚散网络不无关联，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显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营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历史上，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不屑为之。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形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假害人。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人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扬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湖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商家在营市利人的同时从中获取合理利润，本无可厚非。但如何看待义利关系，是见“利”忘“义”，还是“取予有义”，则是考衡商家职业道德和商业理性的标尺。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商，低息借贷便民，从不居中敲剥。明嘉靖二十二年谷贱伤民，他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他售谷仍“价如往年平”，深得百姓信佩。无独有偶，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以义取利，为义让利，一方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此亦徽商为人处事之本和经营决策之术。
徽屯老街“同德仁”是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为保证药材货真价实，维护商号声名信誉，店主每年专派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前往名贵药材原产地收购原料。在加工炮制方面，更是遵守操作程序，严格把关，从不马虎。如：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正因徽商在各行各业都坚持以真取信，以诚待人，秉德为商，重义取利，才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廉者，有分辨，不苛取；归富者始若俭于取，终则厚于藏。”徽商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之所以能立足稳健，贾道通达，声名远播，皆因“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之所致。
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法制经济，而法制经济除以各项法律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基本保证之外，其伦理基础和自律因素则是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徽商在数百年经商历史中坚守的中国传统伦理原则和以诚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贾而好儒”
充满儒学气息的徽商宅院
一贯以来，徽商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集团，而是一个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并赢得了“儒商”美名的商业集团。
徽州商帮有个重要特色，即“贾而好儒”。这个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界已呈现出瞬息万变的情况。这就要求经商者对市场形势、自然和社会诸因素，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要求经商者在商业交往中具备管理组织才能。而要达到这两者，则必然要求经商者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否则，就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
由于徽商“贾而好儒”，许多经商者都受了较深的儒学教育，因而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善于运用心计，精于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者，贾名而儒行也，即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者，以儒饰贾也，即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无论两者有多大区别，实质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明代歙人黄镛，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于“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赀大丰裕”。清代歙人叶天赐，“性聪颖，嗜学工诗，擅书法”，因家贫而为他人行贾，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成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明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徽商吴彦先，一有闲暇便浏览书史，因而善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也自以为不及于他，故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必获倍利，遂一时成为众商的智囊。
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均力敌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及至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其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而徽商却好儒学。据有关史料记载，山西人重利甚于重名，叫俊秀子弟从贾，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结果是：从贾者无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材资平庸，难中科举。如此，怎能比得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
徽商故里的春意
可见，徽商能在明清两朝兴盛数百年，以致留下“无徽不成镇”之说，少不掉儒学对商业的影响。今日商业大势之繁荣，胜明清两朝远矣！要经营好今日的商业，则更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因此徽商的历史经验，今日还大有可取之处。
此外，历史上的徽州商人不仅很会做生意，而且不乏好读书者。
明代徽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像商人的样子。还有同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清代绩溪县人章策，自幼爱读圣贤书。成人后，在浙江兰溪随父习贾行商，并因经商得法致富。他的爱好是买集善书，因而积聚书册万卷，并孜孜以读，每日商务再忙也从不间断。
明代休宁人汪应诰，虽出身于盐商世家，但诗书五经却无所不精。汪氏宗谱记载他曾经商于闽粤一带，称其为“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他对《通鉴纲目》等诸典籍研究很深。传说他商务得闲时，常读书到了如痴似狂的地步，有时甚至能在书房中整整坐上一日。每当有人临科考试茫然不知论题的出处，偶尔来求教时，他即能告之此题出于何处，求者回去翻书，竟不差分厘。
同代人黟县胡春帆，更是非同小可。相传他每到一地，必先入书市观书，尔后再做生意。他通常一买就是几百本，致使后来“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虽家为富商，但他却始终保持着徽州人祖辈传统的节俭美德，举家老少概不锦衣美食，唯有求书见慷慨。
著名盐商吴鈵，徽州歙县人氏。据史书记载：“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可见他一生是很勤奋的，后来是“昼筹盐策，夜究简编”，较有成就。
明末时，徽州婺源县，有个商人叫王尚儒，十五六岁就离开家乡赴荆楚经商。当时正值战争频繁的多事之秋，商行里规定轮流守夜值班，以防不测。同行们无不认为是项苦差事，而尚儒则以此为乐道：夜读通宵，有公费油膏，无人干扰，真乃是美差！他主动向商行提出：愿代诸同事守夜。上下自当拥戴不提，同事们更是感激不尽。于是他夜夜读书达旦，学问长进很快。
三、讲究商德
古人经商，讲究商德。徽商是一支贾儒结合型的商帮，“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因此比较更讲究商德修养。一般说来，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这十二个字来概括徽商的商德，是可以的。至于徽商讲究商德的具体表现，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曰“货真”。做买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是对消费者极不负责的奸商行为。徽商坚决反对这样做。《太函集》中说：汪处士出门做生意，与子弟约法三章，“毋以苦杂良”，即不要搞商业掺假这一套。《大泌山房集》载：明歙西富源人胡仁之，“贾嘉禾（江西南丰），年饥，斗米千钱，同人请杂以苦恶，持不可”。
二曰“价实”。历代都把“口不二价”视为经商者之美德。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记载说；歙商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婺源县志》载：商人黄龙孙“贸易无二价，不求赢；余，取给朝夕而已”。
三曰“量足”。市场计量，缺尺少寸，克扣斤两，是要受到广大消费者谴责的。徽商深知这一点，自觉地以量足为美德。《休宁率东程氏家谱》载：明代休宁商人程莹，游贾他乡，“出纳平准之宜……不舞智以笼人，不专利以取怨”。《丰南志》中亦载：明歙人吴一新业鹾浙中，“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许文穆公集》载：明歙人许文穆（即许国）“尝与他贾市米，岁计倍赢，公竟谢去”。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谢去，许国说：“夫出入不同量，以是为利，虽什百非我愿也”。
徽商故里
四曰“守信”。讲究信用，即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以取得顾客的信任。徽商就是这样做的。歙商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于而饰价为期。”《醉醒石》第四回中讲到：徽州婺源县木商程翁，“做人朴实，与人说话，应允不移。如与人相约巳刻，决不到午刻。应人一百两，决不九十九两”。清代黟县商人胡荣命，更是个典型了。他在江西吴城“贾五十余年……名重吴城”。晚年罢归时，有人“以重价赁其肆名”，荣命不干，他说：“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
我们说徽商注重商德修养，虽是指整体意义上的“徽商”，但在历史上，单个的徽州商人在经营中投机渔利，不讲商德的情况也是有的。
四、心系国家安危
明嘉靖年间，阮家出现了一位杰出少年，他就是阮弼，字良臣。阮弼年轻时就出外经商，后到安徽芜湖从事浆染业，从此事业蓬勃发展。
阮弼继承了祖辈遗德，生平乐善好义，行善无数，对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更是如此。如果有好读书的，阮弼就尽量帮他读书入仕；如果有经商才能的，阮弼就引导他走经商致富之路；如果手下有人经商积累一定经验可以独立经营但仍缺乏资金的，只要他们开口说一声，阮弼便会借钱给他们，让他们自己独立经营。
对待乡族朋友，阮弼的原则是：若有人犯了过错就给予指导，努力劝他们从善；有困难的极力给予帮助；出现矛盾就努力帮助化解，即使因为经济问题争闹不开的，阮弼往往会自己掏钱给予平息。阮弼正是具有这种与人为善、调忧解忿、助人于急难的古道热肠，所以睦邻关系极好，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不跟他推心置腹、交际无间的。
对于小家如此，对于大家——祖国的安危、和平与稳定，阮弼更是如此。
明嘉靖年间，沿海一些不法分子勾结倭寇入侵，他们从闽浙登陆，沿长江一路烧杀抢掠，一直入侵到芜湖边境。因为地处内地，所以芜湖虽然是个古城，却没有城池卫护。倭寇逼进，守城的兵将却束手无策，想不出应对办法。
正在这紧急关头，阮弼挺身而出。他召集一些芜湖商人中年轻力壮的子弟，再招揽当地壮丁，两相合并人数达几千人。阮弼把他们集合一起，杀猪宰羊举行誓师仪式。在誓师仪式上，他挥臂高呼：“这些眼前的敌人，我们把它当作是邪恶的贼寇还是凶恶的猛虎？如果是猛虎，我们只要齐心合力，众志成城，就会唾手将其擒获；如果他们是远来强贼，我们也不必怕他们，因为他们长途奔波，到这儿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他们虽然张狂不可一世，但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定能活擒他们，到时，我们定要将他们剁成肉酱，向皇上请功。”群情为之振奋，齐声高呼定要将倭寇剁成肉酱，纷纷表示为保家卫国，誓与倭寇血战到底。
阮弼见军心已被调动起来，于是便不再拖延，立即吩咐布置军民投入到紧张的御防准备工作中去。芜湖守将见阮弼自动组织了民兵协同他们抗敌，自然是大喜过望，顿时精神振奋。于是军民日夜不停修筑工事，准备应战。全城百姓无不斗志昂扬，均抱誓死一战的决心。
徽州怀古
不久，倭寇接近芜湖，他们派人察看芜湖情况，看到芜湖军民都已做好作战准备，一切已无懈可击。如果强行进攻，己方必然是死伤惨重。于是倭寇便不敢贸然进犯，他们趁晚上夜深人静悄悄地退兵了。
这样，这次倭寇袭击，其他地方都是损失惨重，倭寇所至之处是一片狼藉，而只有芜湖保持安然无恙。因此，朝廷准备重赏芜湖军民。因为阮弼功劳最大，大家均心悦诚服地推他受首功。然而阮弼却很谦逊，他坚决推辞，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个人份内的事，而且全城百姓都出了力，这是大家的功劳。我们这些商人，怎敢单独受此重赏呢？日后，如果倭寇再来侵犯，需我们这些商人出力的话，那么我是第一个出来贡献一份力量的。”爱国为民之心，可以说是溢于言表。
五、“以众帮众”
农民抢树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