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文革”结束后的三五年间，具体应是公元1977-1982年，已记不得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并基本读全了中国古典小说集“三言二拍”。回想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矛盾的，因为总觉得那不是什么好书，其中诸多情节描述，对处于青春期的我而言，隐秘、新奇而刺激，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意回避谈论此书。步入大学，或许学医的缘故吧，古今中外各色书籍多有涉猎，特别对“性”的朦胧及好奇渡过后，逐渐由痴迷文学转入冥思哲学、宗教性话题。也就在这一时期，头脑中经常纠缠着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国话本小说中为何那么多涉及和尚、道士的故事呢？而故事中的僧尼为何多与神汉、媒婆、老鸨、盗贼沆瀣一气、令人不齿呢？”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步，新中国在“四清”、“文革”之中已经被砸烂捣毁、铲除殆尽的寺庙禅院，陆续又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风水宝地、幽深僻静处，重生再建，生根开花了。现如今，不仅是凡名胜古迹处必能见到出家修行者的身影，即使在繁华都市、稠人广座之间，亦能觅得其足迹了。于是，一段时间以来，在我有着始终挥不去的这样子疑问：“儒、释、道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孰重孰轻、利弊何在？其今天各自形制及发达有何价值和意义？”
戊子年春节假期，走亲访友间，徜徉书市，购得中华书局2007年1月北京第1版、季羡林著《佛教十五题》。每年正月里的光景，一贯是远实务而尚交情的，而吾性原本愚拙，近年交际愈稀，故多有空闲，得以静观其书。期间，却常有“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之觉悟。
过去在探究民俗学之中，看到过利用溯求方言土语的特色，来考证文化风貌和历史形迹者。而今，在研究宗教哲学的著述中，能读到像季先生这样通过从语音学及经卷源流之中，发掘佛学/释教西来的路径，及其在中国变更演化之因由者，确乎少见，甚至未见。故于新颖感受之外，更因其研究方法的科学严谨而崇信。
一本书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即使问题仅由某个人提出），但一本书能够引导某人或某些人，找准和最终解决了自我或同感或疑惑或困扰的问题。这样一种事实，虽不是俯拾皆是，但也应屡见不鲜。过去和现今的中国，都不乏研究和关注儒、释、道学问及其流派、思想和典籍的人们，对于其中诸多问题的解惑方法，见仁见智，也不足为怪。然而，凡学习者除了须有固有的虚心且具批判能力的眼光及态度外，如能总结心得并能够明了自我“心结”、“征候”得以解除的原委。那么，如此作为，起码从个人角度上，则是明确信念、坚强意志的物质和精神性财富。
前日朋友公司乔迁，有幸被邀，随喜。登其府邸，迎面所见，条几上供奉的已非财神，而是至尊如来了。问询朋友，何以如此？答曰：“信佛了。”
此段情节虽为个案，却也印证了季先生上文书中所论：“人之生存除物质生产和生产人（生育繁衍）的需要外，信仰则是不可或缺的……”
（2008年2月24日夜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