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同治朝大学士。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是清朝后期名臣，文武兼备，为官清正，多有建树，尤以训练湘军、剿灭太平军最为突出，且有不少着述传世。曾国藩以其才能和人品被视为人臣楷模。谥“文正”。
科举出身组建湘军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曾麟生为县学生，以孝闻名。曾国藩6岁入塾读书，8岁随父学五经，读八股文，14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颇佳。
欧阳沧溟到他家做客，当堂以“共登青云梯”为题试国藩，诗成甚为欣赏，即以女许字定亲。曾国藩20岁到衡阳跟着名儒生汪觉庵学习一年，后回本县涟滨书院就学。
道光十二年（1832）考取秀才，当时22岁。同年十二月成婚。两年后就学于长沙岳麓书院。书院山长欧阳坦斋，赏识曾国藩诗文，认为终成大器。同年应乡试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未中。于是作江南之游。在金陵借资购二十三史，回家后早晚攻读。
道光十八年（1838），28岁的曾国藩再次进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
自道光十九年至咸丰二年（1839－1852），10余年间曾国藩都在京供职。清沿明制，凡进士再经朝考（有皇帝和大臣参加的殿廷考试），可录取为庶吉士。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优秀者则选入翰林院任编修、检讨等官。曾国藩经朝考取为庶吉士，进入庶常馆。道光二十年（1840）散馆，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升为侍讲，六月主持四川乡试。道光二十四年（1844）转为侍读。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充会试同考官，五迁詹事府，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六年（1846），充文渊阁直阁士，次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年37岁。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稽察中书科事务。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礼部右侍郎，八月署理兵部左侍郎。三十年道光帝死，咸丰帝即位。
咸丰帝继位后，下旨群臣就如何重振朝纲详议具奏。曾国藩在咸丰元年（1851）、二年（1852）连续上呈了四个奏折：《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天下有三大患及解决办法，即人才、财用、兵力三大问题，认为解决人才问题是关键所在。
但清廷态度漠然，曾国藩不由得深为失望。这时正好派他前往江西主持乡试，随即悄然南下。到太湖小池驿时，得讯母亲亡故。即星夜奔回家乡，丁母忧（清代制度，父母亡，准离职守孝，称丁忧）守制。到武汉时，湖北巡抚常大醇来吊唁，告以长沙正被太平军围攻，方知太平军已入湖南。他绕道抵家，湘乡正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曾国藩极力安抚乡亲，并提出自卫办法。
解长沙之围后，曾国藩奉谕组建湖南乡勇进行自卫。不久，咸丰帝谕令在江南北在籍官绅组织地方武装进行自卫。曾国藩受命会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
先是湘乡儒生罗泽南，受知县委托，招募乡人千名，加以训练，以防卫县城，号称湘勇。曾国藩与罗泽南同为儒教信徒，素相钦慕。于是就以湘勇为基干，曾国藩又亲自招募扩展，统一加以编练，遂成湘军。数日之后，曾国藩接受江忠源和郭嵩焘的建议，建造炮舰，训练水军。曾国藩编练出一支所谓“诸将一心，士兵一气”的湘军，在晚清可谓异军突起。
镇压义军功高封侯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开始向两个主要战场进军：一向华北进军，另外西进安徽、江西及湖北。顿时，各方求援告急的文书纷沓而至。由于大部分湘军已驰援江西，而“水军”又在筹建之中，确实已无他力救援湖北。如此一来使得太平军迅速越过湖北扑向湖南，面对大兵压境，曾国藩于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动用新建水师240艘船只及5000水军仓促应战，然而由于暴风雨的袭击，船舰无法行动，加之军队缺乏水战的经验，致使曾国藩在湖南两次败北，一在岳州，一在靖港。一次次的惨败令曾国藩无比的羞愧和愤慨，巨大的压力竟让他产生了以死谢国的念头。幸而其他几路清军获胜，曾国藩后来也在田家镇获得大捷，北伐的太平军才被阻止。
咸丰五年，曾国藩命水军南下九江，不料却遭到太平军将领林启容部的顽强阻击。曾国藩的一部分水军被太平军困于鄱阳湖，在长江的另一部湘军水军被太平军击败，甚至曾国藩的座舰亦为太平军俘获，余下的舰只又大多毁于一场风暴之中。由于连遭失利，曾国藩部士气低落。曾国藩为此心灰意冷，再次投水自杀，但被人救起。咸丰五年四月三日，太平军为削弱清军对九江之攻击，第三次攻占武昌。但曾国藩不顾武昌失守，命塔齐布继续攻打九江，另派罗泽南及胡林翼前往攻取武昌，而自己则坐镇南昌，吸引太平军主力。不久，塔齐布及罗泽南双双战死，曾国藩自己也遭到太平军无敌将领石达开的侵扰，几乎面临绝境。幸亏曾国藩早有预见，遇事沉着，善于应付意外，加之知人善用，胡林翼与李续宾终于在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最后一次收复武昌。由于彭玉麟的协同作战，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又率军自湖南来援。曾国藩在南昌之困境，得以缓和。
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的父亲逝世，曾暂时离职奔丧。但是，他的那些才干出众的部将们按照他的计划，于咸丰八年五月十九日收复九江。然后进攻安庆，以便最后收复南京。咸丰十年，曾国藩被授任两江总督，加授钦差大臣统领江南军事。至此，他已拥有处理军务的全权，其中包括筹集军饷等财政大权。
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曾国藩的处境又转入艰难。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所处困境达于极点，但他下定决心誓死不退。直到左宗棠及其他部队增援祁门，形势才开始好转，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终于在咸丰十一年九月五日攻占安庆。此后，曾国藩即以安庆为基地，准备收复南京。为避免在南京一线集结过多的军队，以防止太平军趁机夺取清军后方地盘，曾国藩建立起三个战区：一在江苏，由李鸿章统辖；二在浙江，由左宗棠统辖；三在安徽，由他自己统辖。清军在这三个地区频频对太平军发动攻击，各地的太平军逐渐被围困，此时，曾国荃亲自请愿攻取南京，经过长期围困及殊死战斗，曾国荃于同治三年（1864）七月十六日攻克南京。两年后，太平军余部彻底失败。
太平天国虽被镇压，但北方捻军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捻军原为捻党转化而来的北方农民起义军。（“捻”原是淮北方言，一捻即为一伙或一帮的意思。）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以及游民。发源于康熙年间淮北一带，初为结捻贩运私盐，后发展为与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进行反抗斗争，并且劫富济贫，人称捻子或捻党。小捻数十人，大捻数百人不等。在太平天国影响下，他们遂联合起来进行反清斗争。陈玉成于安庆失陷后，派出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3万，北上联合捻军，从而使捻军在组织、思想、战略战术上都得到提高。并且“易步为骑”，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胜利。清军“剿捻”统帅僧格林沁也被捻军击毙。
清朝政府原想任用满清贵族首领来剿灭捻军，以恢复满蒙在军事上的威望。僧格林沁的突然毙命使得清朝政府只好又请曾国藩出马。同治四年（1865）五月，曾国藩率军出征。他一反僧格林沁“穷追猛堵”的战术，采取“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以静制动”的战术。在临淮、济宁、周家口、徐州等重点地方驻重兵，令地主乡绅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又东到运河，西及沙河、贾鲁河，南以淮河为防线，北自朱仙镇至开封和黄河南岸挖壕设防，以围困捻军。捻军使用游击战术，东奔西走，运动作战，于同治五年（1866）九月冲出防线而去。曾国藩的“剿捻”计划破产。他不得不承认“打捻无功”。清政府改调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负责“剿捻”。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
办理洋务儒家正统
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曾国藩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因而坚持以“守定和议”，“保持和局”为准则。目的在保持镇压人民革命的实力。他曾上奏说：方今太平天国、捻军、苗民等起义日益加剧，中国自己都无暇顾及，苟能与洋人相安无事为好，不要别开祸端。可见他把对内镇压、对外投降妥协作为国策。不仅如此，他甚至赞成“借洋助剿”。
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被派去查办“天津教案”，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他奏称：“中国目前之力，未便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结果判处良民死刑20名，充军25名（包括天津知县刘杰），赔款50万两，并派崇厚去法国道歉以了结此案。他的这一处理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居京的湖南士大夫开除他出同乡会，砸了他所书写的湖南会馆匾额。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但他仍认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这些话此后被李鸿章、袁世凯直到蒋介石奉为圣条。
早在同治六年（1867），他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即向同治帝奏请：“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请将江海关税酌留二成，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他自己首先购买船炮武装湘军水师。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执掌了地方军政实权，摆脱了以前处处受掣的局面，从而为兴办洋务事业提供了主动权。
接着曾国藩派李鸿章资取洋人长技，筹办洋务军工，并令以洋枪洋炮武装淮军。他自己即着手在安庆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试制枪炮炸弹，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还制造了一艘小轮船，起名“黄鹄”，但行驶迟钝。因没有机器设备，这些全系手工制作，其制作质量之差可想而知。但它是中国最早制造枪炮的军工厂。曾国藩还罗致了一批科技人才，为引进西方科技和近代工业建设开了一个头。留美学者容闳建议“应先建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它各种机器厂”，曾国藩欣然同意，即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此外，曾国藩还提出“煤矿系自然之地利，借洋人之机器，俾华人仿效，而永收其利，未始不可行”。这是举办民用企业的最早设想。
曾国藩又与李鸿章联衔合奏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容闳为副委员，每年选派30名，学生如唐绍仪、严复等都是一时之俊。国内则立学馆来培养人才，他认为程朱理学是孔孟思想的正统，后世的君臣都应引以为师，曾国藩自己不仅极力学习并付予实践。湘军之不同于清朝其他军队，即在他重视用封建伦理来教育军队，用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束缚其兵勇。
曾国藩除推崇程朱理学外，对乾嘉的训诂学也有兴趣。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时代的变化，他认识到程朱理学虽为正统，但已流于空疏，而乾嘉的训诂学又偏于繁琐。要维护封建统治必须做某些变通。他认为一种“道理”的废兴，要适应时代，“适时则贵，失时则损”，“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因此，他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需要，进行某些变通，在变通中去寻求维护理学的传统。
曾国藩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政治上也主张清廉。他批评清朝吏治的腐败，提出京官办事的通病：一是“退缩”，二是“硝屑”；外官办事的通病：一是“敷衍”，二是“颟顸”。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他就任后就整顿吏治，对所属官员进行调查，考核政绩，分别嘉勉降革。他与臬司张树声等清理历年积案达41000余起。他还给下属各级官吏规定了各种守则，例如对州县官制定了《劝诫州县四条》。
此外曾国藩还为清廷保举了大批人才，充任各地督抚和各部官吏，大都成为晚清军政界的骨干分子。湘军将领如鲍超、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兄弟、彭玉麟、杨载福等，都是曾国藩识拔于基层。他推荐江忠源任安徽巡抚，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李鸿章原是他的门生，他认为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初举为江苏巡抚，后成为清朝相国地位的人物。左宗棠与曾国藩意见不合，他不介意，认为“才可独当一面”，保举为浙江巡抚。还保举在籍道员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沈是进士授知县，左是举人。但他用人唯才，这是他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五日，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所，由儿子曾纪泽陪同下到花园散步，突然连呼足麻，扶回书房，端坐而逝。终年62岁。死后追赠“太傅”，谥“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