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1582），明穆宗、神宗朝内阁首辅。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张居正于嘉靖朝中进士。在主持朝政期间，大刀阔斧地改革，整吏治，强边备，改漕运，清土地，裁冗官，行一条鞭法，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
少年得志进为首辅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明嘉靖四年（1525）五月出生于湖北江陵。
张居正从小就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爱护备至。无论是生活和启蒙学习方面，都得到特殊的照顾。由于天资聪颖，5岁时即被送到学校念书，入学后，张居正的天赋更加彰显，加之其学习用功，因此，不到10岁就懂得经书大义，诗词歌赋更是出口成章，信手拈成。
嘉靖十五年（1536），12岁的张居正才华出众，以童试考中头名秀才，成为名震荆州的小秀才。嘉靖十六年（1537）八月，恰逢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张居正应试未中。嘉靖十九年（1540），16岁的张居正又参加乡试，此次，张居正终于如愿高中举人。当时的主考官顾嶙对张居正说：“古人说，大器晚成，此为对中才的说法罢了。而你并非中才，乃是大才。你千万不能以此为满足，再不求进取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23岁时又考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从此进入官场。
庶吉士只是一种见习的官员，没有实际的政务。而且作为一个新科进士，张居正没有发言权，也左右不了政局半分。但他那时却目睹了内阁大学士夏言与严嵩等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尤其是严嵩为了取得首辅地位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借收复河套之事陷力主抗蒙的夏言和曾铣于死地。残酷的现实使张居正认清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和政治的腐败。
接下来的庚戌之变，让张居正更加认清了朝廷兵备废弛和严嵩误国害民的嘴脸：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年）六月，蒙古俺答率军攻到明朝北京城下，严嵩阻挠兵部出战，大明10余万兵马眼睁睁看着俺答兵在京郊大肆劫掠8日，竟没有一将一兵出阵发射一箭。俺答兵掠夺够了以后押运着大批男女、牲畜、金帛和财物扬长而去。
庚戌之变，让张居正对严嵩彻底绝望了。但此时严嵩是首辅，张居正深知此时还不能与他决裂，因此表面上仍与严嵩保持一种和谐关系，每次遇到严嵩都给予必要的尊敬。严嵩过生日，他也不忘作几首诗祝贺一番。这时，他已经把目光投向礼部尚书徐阶。在翰林院，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嘉靖三十一年，世宗任命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徐阶也开始注意张居正了，认为他是个不寻常的年轻人。
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从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也从翰林院编修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兼国子监司业。此时的国子监祭酒是新郑人高拱。
严嵩和徐阶的斗争逐渐明朗起来。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同日上疏弹劾严嵩。前者是徐阶的门生，后者是徐阶的同乡。这次弹劾虽未成功，但世宗对严嵩的态度较前已有改变，他已开始逐渐疏远严嵩了。朝中军政大事也不再让严嵩过问了。1562年五月，御史邹应龙给了严嵩致命一击，在他的弹劾下，严嵩政权倒台了，徐阶进为首辅。不久，徐阶和高拱的对立逐渐尖锐起来。在明争暗斗中，高拱和徐阶相继罢职而去。
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复入内阁。
隆庆元年（1567）二月，张居正晋升为左侍即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张居正单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还是时时感到位置不稳。徐阶离任时曾托张居正照应自己的三个儿子，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都因犯事被问罪。在严重的局势下，张居正还是尽力为他们周旋。高拱的心腹们便在这件事上寻找机会，搜求张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
隆庆六年（1672）五月，穆宗中风而亡，皇太子朱翊钧才10岁。这又是一个权力重新更替组合的时期。高拱和张居正的决战就在这个时期展开了。
冯保在这一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穆宗在世时，冯保屡次想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都因高拱从中作梗而告吹。他现在要报复了，他乘穆宗新丧的机会，在皇后、皇贵妃和张居正之间频繁活动起来。六月十六日，冯保向众臣宣读了皇后、皇贵妃和皇帝的手谕，指陈高拱揽权专政，蔑视幼主，下令革职回乡。
高拱被革职后，文渊阁仅剩下张居正一人独守，他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升为首辅。
改革吏治推行新法
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对朝中空议盛行、不务实事、人浮于事、政令不通的现状很是担忧。他下决心要彻底改革吏治，为其他改革铺平道路。万历元年（1573）十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察绩效的“考成法”，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由于考成法赏罚分明，官员们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
随着考成法的实施，张居正决心以推行考成法为中心，使腐败到极点的吏治得以整顿。张居正依据立限考成的三本账，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张居正便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把那些专靠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吃粮不管事的冗官，尽行裁革。在张居正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三成。与此同时，张居正又广泛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着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
张居正的改革，先从军事、政治着手，逐渐推向了经济方面。明朝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豪强地主与衙门吏胥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逃避税粮，无名征求，多如牛毛，致使民力殚竭，不得安生。为削除这种现象，张居正毅然决定推行“一条鞭法”。他首先在全国大量清查土地。万历十年（1582），全国土地丈量工作基本完成。这次清丈查出隐占的田地300万顷，达到了预期的成功。虽然执行丈量的官吏有的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有的地方豪强也千方百计进行抵制，致使这一数字不很准确，但毕竟把大地主隐瞒的土地清查出一部分，对他们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赋役改革，推行着名的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潘季驯、海瑞等人就在广东、江南等地推行过一条鞭法，但把一条鞭法推向全国，并使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是张居正。
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合为一种，一律征收银两，并以田赋分担徭役钱，二者有一定比例，或“丁四粮六”（即将徭役钱的十分之六摊入田赋征收），或“丁粮各半”。同时简化征收手续，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银。
推行一条鞭法时，张居正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他在嘉靖、隆庆年间局部地区推行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于万历四年（1576）先把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当时有人提到一条鞭法的不利，甚至有人说一条鞭法便于官而不便于民。张居正只是说：“法令贵在利民，……所以近来拟旨说，如果有利于民，则听任推行，如果不利于民，就不必强行实施。”经过一年的推行，情况有了好转，说一条鞭法不利于民的人只有十之一二了。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更加感到有兴趣，他说：“一条鞭法如果真能适宜于人民，何须分什么南方与北方呢？”于是他下令将一条鞭法向更广阔的地域推广，至万历九年（1581）正月，再用诏令通行全国，一条鞭法逐渐成为通行的制度。
一条鞭法的推行，不仅改革了税制，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产生了超出经济之外的深远的影响。
门生发难死后蒙冤
张居正在改革整顿中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对张居正的改革触及自己的利益十分仇恨，也有的人是因为与张居正政见不和，其至嫉妒其才能和权力。他们认为张居正以宰相自居，挟天子以令天下，太专权霸道了。这些人都在伺机向张居正发难。
后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旧例他要在家守孝3年，万历帝以“朕全依赖卿，哪能离开朕一日”为由诏令张居正不必回家守制。正在张居正犹豫不决的时候，以吏部尚书张瀚为首的一批张居正的门生却对他刀剑相逼，逼他离阁回家守制。经受了几次门生发难的沉重打击和为父奔丧的长途跋涉，张居正不幸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经多方医治也不见好转。
张居正自知行将不起，遂连上两疏，恳求万历帝准允致仕归去，以求生还江陵故土，但万历帝始终不准，万历十年（185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撇下老母去世。终年58岁。
张居正病重期间，明神宗万历皇帝十分伤心，送给他许多珍贵药物和补品，并对他说：“先生于国功劳不能再大了，朕无以报谢，只得日后多照顾你的子孙是了。”张居正病逝后。神宗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然而没过几个月，明神宗就变脸了，加上那些在改革中被张居正得罪的人添油加醋地告状，张居正立刻遭到自上而下的批判，万历十一年三月，明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谥号，并撤销其第四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的职务，还抄了他的家。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业绩有目共睹，不可磨灭。因此，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熹宗帝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昭雪，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挺身而出为张居正论冤，崇祯十三年，崇祯皇帝终于下诏恢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官职，并授予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为中书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