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前1105-前1046），是中国商朝末代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记载中残暴的君主。在位30年，后世称商纣王。子姓，名受或受德，商谥帝辛，周武王称其为“纣王”，部份文学小说则称其为“寿王”，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他在（前1105-前1046）在世，都城于沫，改沫邑为朝歌（今淇县）。帝乙死，应立长子启，虽启与辛为同母，但生启时其母是妃，而生辛时已是后，故启不能立，而立少子辛为帝。帝辛自幼聪敏过人。《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1]。
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在评价帝辛时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统一东南以后，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向东南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郭沫若在一首诗里说："但缘东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惭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败因帝辛之败有两说，其一，说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使用炮烙等酷刑，镇压人民。杀比干，囚箕子，年年征战，失去人心。他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又需面对其因长年征战而日积月累有增无减的大批俘虏如何处理等问题而造成负担。---该段早已无法考究，由周武编写。（对于荒*一说，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纣王只有两个儿子，而周文王百子，另，宦官制度起于周文王。）另一个说法是，帝辛重用奴隶，触犯贵族利益。周武一方给帝辛设立的六大罪状里，排前的便是“任用贱民为官”以及“以贱民辱贵族”。说白了就是纣王提前了一千年企图终结奴隶制社会，提前三千年想要玩民主……试想，商鞅七百多年后开启封建制都落了个车裂的下场，何况七百多年前呢？所以当时以周姬昌等为首的大奴隶主便一起联手杀了帝辛。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乘机对商朝发起进攻，牧野之战，大批俘虏倒戈，周兵攻之朝歌。帝辛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2]。商亡。
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今墓尚存。
历史帝辛和商纣王，是同一个人，都是商王朝末代君主的称号。一个人有两种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例。这两个称号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对不同的人群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对帝辛的评价耐人寻味，因为所处地位，的着眼点和洞察力显然更令人信服：“把纣王、秦始皇、曹*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纣王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比干反对他。纣王去打东夷，把那个部族征服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读书笔记解析》，P1157，转引自高水然：《对纣王的评语》，淇园文萃）帝辛帝辛，是商族人，或者说是商国的人称呼自己的国君的叫法。因为国君的名字就叫辛。按照现已发现的甲骨和史书的资料来看，商王朝的帝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而商帝国的人在称呼君主时，便是在名字前加一个帝字，如帝祖甲、帝文丁、帝太丁、帝武丁等等。
制定的刑罚商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君主称为帝，而不是像夏王朝一样称为后，这是和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教有关。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后，集王权、神权于一身，既是君主，又是祭司，在灭夏之时，按《尚书》的说法，是打着天命的大旗的。天命为什么在商汤一边，解释起来有些费力。因而自商汤起，经不懈努力，终将原始的多神教改造成祖宗一元神宗教。商人尊自己的祖先帝俊——据现代人考证，即帝喾，即儒家所称道的虞舜。由于祖先是上帝，主管一切神灵，因而护佑商人便顺理成章。而且，历代商王死后，都要回到祖先身旁，“在帝左右”，成为沟通人间和上帝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后代会象尊敬祖先一样，将逝去的先王亦称为帝。既然死后为神为帝，因此在人间的称为便是帝××。（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殷王称号》）商纣王商纣王，或殷纣王，则是周人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商，是国名，是提醒人们，这是前朝的，被我们灭掉的。殷，则是地名，与日本鬼子称东北为满州一样，中国人称日本为倭一样。如果说这还只是冠以蔑视性指代的话，那么，纣则是侮辱性称呼。按《说文解字》援引谥法的解释：“残忍捐义曰纣”。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凶恶的坏蛋。而查遍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史记》中说，“天下谓之纣”，是商代时的天下人呢，还是周时的天下人已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将帝辛称为帝纣，实在是不伦不类。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梁丽版封神榜中的纣王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按清人许宗彦的说法，“乃二代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尽易其疆界哉？（许宗彦：《周礼记》。”说穿了，这些夏、商两代所封的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所以，在未灭商之前，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
老版《封神榜》中的纣王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2]考证马景涛纣王如果仅仅只是两个称号，还不至于如此郑重其事。因为拥有这个称号的那个人，代表着一段历史，一段影响中国数千年文化走向的历史。同样是这段历史，由不同的人来写，就有不同的模样和结果。两个不同的称号，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族群对历史截然相反的认知。在中国历史上，历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官方出面修的正史，代表着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一种是野史，代表着民间的历史认同和评判。
但同一段历史出现两种正史，则是商周之际的独特存在，是周王朝以小博大带来的后遗症，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势力相当的结果：周王朝作为战胜者的虚弱和商人作为战败者的不可小觑的盘杯错节的庞大势力。虽然周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在长期成为主流，成为正史，但商人记录的历史却并没有在周王朝的封杀和围剿下消失，而是顽强地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自己的烙印”。
通过这些雪泥鸿爪零星记载，人们依稀仍然能够窥测到商人记载的那段历史，与广为流布的周人的记载完全不同的模样的那段历史。虽然这和周人的历史一样，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偏见，但作为另一种历史，必然有助于人们探索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是研究历史的目的所在。
编辑本段相关信息罪状那么，在周人的历史中，帝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罪状又有哪些呢？周代的官方书没流传下来，而保存下来的政治文典《尚书》中，有三篇记录帝辛罪状的文典，一是《泰誓》，周武王观兵孟津时的檄文，一篇是《牧誓》，商、周牧野大战前的战斗动员令，一篇是《武成》，是周武王战胜后祭天祀的祭文。关于《尚书》，有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之争，有古文《尚书》的真伪的大争论。自明、清以来，古文《尚书》几已被定为伪书，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古文《尚书》是可靠的先秦典籍。虽然，这本战国时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但这是弥足珍贵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后世史家或文人研究上古社会、政治，均是以此书为阶梯。司马迁《史记》中的上古史，即大部分依此书而勾勒。在《尚书》中的三篇讨商文诰中，《武成》作为祭天祀祖之文，是最为正规、郑重的，可信度应当是最高的，但孟子仍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他的不可信。而《牧誓》、《泰誓》作为战前动员讲话，极力诋毁敌人，是不言而喻的，真实度已难以言说。这种战争檄文的不足信，以东汉末年陈琳为袁绍写的《讨曹*檄》和唐代骆宾王为绿教业的《讨武盟檄》即可窥一斑。帝辛在这样的文诰里，形象自是不堪：《尚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尚书》到了《尚书.牧誓》中，罪状便多了起来：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到了《尚书.泰誓》，就颇有罄竹难书之势：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于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眼，以残害于尔万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妇。……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瓷盛玩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治其侮。（《尚书.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臣下化之，朋家作，胁权下灭；无辜吁天，移德彰闯。（《尚书.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点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朝涉之胫，剖哭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黩师绿；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巧以悦妇人。（《尚书.泰誓下》）《尚书》的抨击，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便化为史实。
记载帝辛和妲己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下。好酒*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
于是使师谓作新*声，比里之舜，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占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厅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罔为林，使男女伴相逐其间，为长饮之饮。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闯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而用费中为下。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纣愈*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妇，纣又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通观帝辛的罪状，有几点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状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远，帝辛的罪状就越具体、详实。三是帝辛的罪状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状是如此相似，几乎如同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不仅令人想起了前人关于这责状况的议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淮南子.缪称训》）商纣王“其世愈后则其传闯愈繁”，（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上）正是基于此，历史学界巨擘、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先生提出了着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造成二十世纪初的学术界的大地震。按顾颉刚先生的阐述，“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说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所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的夏、商史。”（顾起刚：与钱彦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辩自序》）在这里之所不厌其烦地引用顾氏的理论，就是为了能以此为准绳，来认清帝辛被“千年积毁”的过程，掂量其罪状的真伪与可信度。
抹黑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是“层累地选成”的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谁在抹黑帝辛？哪些人参与了“千年积毁”的“选谤”队伍？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结合“层累地造”的年代，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见。
仇敌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大王季历起便大肆扩张，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殷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羑（音“有”）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进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内奸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按现代的话，应该叫做“商奸”——那时尚未有汉民族。“商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神棍。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只，“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王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
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武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次子等等。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吕氏春秋》；王仲孚：《殷商覆亡原因试释》）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竹书纪年》）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商奸”。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王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中、飞廉、恶米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中，飞廉、恶米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着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转引自宋英泽：《故都圣贤——殷.受辛》淇河文化研究第二卷）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纣都有，而桀没有的，纣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但是，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鼎故不足以革新。因此，在研究历史时，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前人多言殷亡于“纣之不仁”，“吾殊谓不然”，顾氏如是说。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外：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故帝辛自焚，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到了现代，置疑与反驳声势愈演愈烈。胡适做了一篇论文《说儒》，指出《诗经.商顷.玄鸟》诗中“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成宣，百禄是荷”，是歌颂商族中的一个伟人，但武丁之后无人有此武功，于是便将之作为“悬记”而安在了孔夫子的头上。这一来引起大争论。冯友兰指出，武丁之后是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的，且以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证，但未言其姓名。而郭沫若亦着《驳说儒》，予“悬记”以批判。郭氏指出：这个人就是帝辛。“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在牧野大战后，“殷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因此，“在殷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殷纣王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解放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更是感慨不已：“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了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纣王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2009年3月11日上午，全国殷姓代表齐聚河南淇县，隆重举行帝辛殉难3055周年拜祖活动。
河山梦断可以对帝辛与商末帝国的状况做个完整梳理了。在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帝乙在位九年而崩，次子辛即位。当此之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为后以后，生辛，故其为嫡出。此即太史所谓“妻之子”、“妾之子”的同来。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知。且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其手段卑鄙也面目可憎，只看商亡后的表面便一目了然：“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牛，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副无耻之极的奴才相，千百年来无人出其右者。司马迁如此揶揄，亦是鄙其为人。因而既然“微子启、胶鬲与周盟”，早已通敌作了内奸，又刻意作出如此做派，真可谓无耻之尤！
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不仅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断了念想。这些心怀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那样丧心病狂，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是十分有限的。
此外，自盘庚以降，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帝祖甲时，废贵族公议，形成君主集权，加大王族势力。但受商代以氏族为社会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现实的影响，贵族的势力仍是难以抑制的。这些贵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势力，商帝亦难以拔除。故而在商帝强势力可以压服，一旦商帝稍弱便各自为政，乌烟瘴气。因此，自帝武丁以后，商王朝“圣贤之君六七作”，大部分时间商帝是强势力的。然而，帝辛继位时，由于王族的分裂和微子一派的疯狂，这些贵族亦蠢蠢欲动。
而整个商族，由于数百年的兴盛，疲态尽显，与古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极为相似。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八旗模样。而且，商族好酒之风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无不酗酒成风，以至于“一国失日”。周人攻击帝辛“沉湎冒色”，孰不知这是商族整体的嗜好与行为，而“纣为长夜之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帝辛再英明，亦未能脱“俗”。
在如此情况下，商王朝中央已对周边的诸侯方面失去控御能力。诸侯方伯时附时叛，时时骚扰、袭击，尤其是东夷，竟多次涂入王畿（jī）掳掠。东夷原本商王朝盟友，后虽有龃龉，但不为大害。但自武功赫赫的帝武丁惩灭坐大的方伯大彭。豕韦后，东夷再无人可制。虽武丁一朝服贴，但给后世商帝留下隐患。帝武丁可谓为一时之忿而自毁长城。因此，六七帝而东南不宁。自帝武丁迄帝辛，对东夷用兵就未停过。而在西边，周人自帝武乙时已渐孳大。《竹书纪年》中的帝武乙“狩于河、渭，大雷震死”的记载相当奇特。现代人多数怀疑帝武乙的真正死因，但绝对与周人脱不了干系。至帝文丁，周季历继续骄横征伐，被帝文丁所杀、至帝辛时，周侯昌变本加厉，已成西方大患。
这就是帝辛继位后的局面，一个内部四分五裂、外部群强环伺的老大帝国。帝辛继位后的措施，因史料缺乏已以全面描述。但根据现有的简略记述，综合起来可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一是对内部的驾驭。帝辛一方面对四分五裂的内部庞大的反对阵营进行分化、打压，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杀比干，囚箕子，逐微子，另一方面，简拔外来逃臣中的飞廉、恶来为将，牢牢掌握军队。此二人亦不负帝辛重望，飞廉为伐东夷统帅，商亡后仍坚持战斗，直至战死。而恶来更是战死于牧野。至于内政，用费仲以对抗诸方势力。二是以战功稳局势，树威望，凝人心。帝辛即位元年即命九侯、虞侯，邗侯——这与周人历史命周侯昌为西伯要早五十年，而且原因、目的均不一样。四年，大搜于黎——即《左传》所谓“纣为黎之菟而东夷叛”者，在西边举行军事演习以震慑西部诸侯，尤其是周人。九年，伐有苏，获妲己。二十二年，大搜于渭，囚西伯昌——现代人认为，帝辛为解除西边威胁，于此时杀掉了西伯昌，而不是象周人说的那样因诸侯声援而惧而释之。
在解决了西部威胁后，帝辛掉头东征、南伐，对时常侵袭至王畿的东夷进行讨伐，倾全国之力以期灭掉百年来的肘腋之大患。商与东夷之战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极大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而此时商王朝所有的精华已消耗殆尽，虽然是战胜者，俘虏、财货无数，但帝国已成空架子。故而，以帝辛之英明强势，只能将周人在西部征伐视若不见，而是极力地消化战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抚平战争的创伤。而这时，一直被帝辛强势压制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给虚弱的商帝国致命一击——大夫帝甲、内史向挚、微子先后逃到周，向周人出卖了帝辛极力隐盖的帝国真相，引导周人乘虚而入，煌煌大商顷刻间轰然倒塌，帝辛山河梦断，壮烈殉国。
回头来看看的评语，便能理解为什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能够理解“纣王那时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因此，微子启从周人手中乞求而建的宋国的商人后裔，才会写出《玄鸟》那样的诗来纪念帝辛、赞美帝辛，称帝辛为无微不胜的“武王”。这篇短文，亦将在《玄鸟》的颂声中作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士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旗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伐东夷帝辛时期，东夷叛乱，商朝派大军征伐。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又如同书昭公十二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商纣王失国身亡的原因，足见商纣对东夷的战争，使商王朝的实力消耗很大。当周武王率师打到牧野时，商纣王才仓促调遣军队应战。这些军队久困战场，无心战斗，前徒倒戈，终于导致商王朝的灭亡。
中国民间有这样一种习俗，新娘子出嫁那天，不但要插花披红坐花轿，头上还要蒙块大红布。这是何故？原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商朝君主纣王，有个皇叔叫文重，此人勇冠三军，纣王的江山千斤重，他横担八百还有零，满朝文武，各路诸侯，没有一个不敬重他的才能.唯有一点使群臣们不太佩服的，就是他太怕老婆了.这一年文重征战凯旋归来，满朝文武，就连纣王天子也到十里长亭迎接。酒席宴前，欢庆祝贺之余，也不知哪位大臣无意中与老太师开了个玩笑。"老太师征战北海，平定反寇凯旋归来，真是劳苦功高，今日万岁都来为你庆贺，真乃十分荣耀.只怕回到府内，见了妇人就......"老太师的脸微微一红。
赶巧，这一情景被纣王看见了，嗯！难道皇叔真惧内吗？不行，孤王倒要看个明白，回到宫院，纣王巧装打扮，往太师府而去.他刚到皇叔门口，正好见皇叔半跪在婶娘面前请安.纣王那个气呀，把脚一跺转回来.来到金殿即刻传下一道圣旨：命满朝文武大小官员，各带妇人随旨上殿.不多一时，大小官员都带着夫人来到金殿.参拜已毕，刚想落座.只听见纣王大喝一声，"把我婶娘拿下！""啊！万岁你......"."呔！大胆的贼婆，我皇叔南征北战，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别说满朝文武，就是孤王我，也十分敬重于他.你竟敢这样在家屈辱他，你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面，让我皇叔半跪着给你请安！往日群臣议论，孤且不信，今日亲眼得见，你还有何话可讲？斩！"咔嚓一声，人头早已落了下来！极度残忍。武士们即刻拿过三尺白绫，往脖颈上一堵，一时染了个通红通红."好！"纣王大声的说道："就以这红绫为戒！不得虐待丈夫.今后女孩出嫁那天，头上还要蒙块大红布！记着这一教训，好好地侍奉丈夫。"人随王法草随风，圣旨一下，各路诸侯就慢慢地传开了，就这样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