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一个人的心，也就是千万人的心。秦始皇贪图奢侈豪华，人们也会想到自己的家庭。为什么夺取这些东西时，一点一滴也不放过，而用起来却当做泥沙一样!使得承受屋梁的柱头，比田地里的农民还要多；架梁的椽子，比布机上的织女还要多；钉头密密麻麻，比谷仓里的粟米还要多；瓦间的缝隙长长短短，比全身衣裳的丝线还要多；那直的栏干、横的栏干，比天下的城郭还要多；管弦乐器发出的杂乱乐声，超过了集市上人们的说话声。便利天下人民嘴上不敢明说，心里却愤怒不平。独夫秦始皇的心，一天比一天更加骄横顽固，戍守边地的士卒一声呐喊，函谷关一被打破，楚人放了一把火，可惜阿房宫就成了一堆焦土。
唉!消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不是秦国；灭掉秦国的，是秦国自己，不是天下的人!唉呀!假使六国国君各自爱护他们的人民，那就足够抗拒秦国。假使秦国能爱六国的人民，那就可以下传三世、直到万世而成为君主，谁能够把它消灭呢?秦人来不及自己哀怜自己，而后来的人哀怜他们；后人哀怜而不把他们作为借鉴，也会使更远的后人来哀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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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作这篇赋的目的，旨在规劝统治者莫要只图享乐，不恤民力，如盘剥过度，将会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在写作上这篇赋充分体现了唐代文赋的特点，即描写和议论紧密结合。前面极力铺垫叙渲染宫殿歌舞之盛，宫女珍宝之多，人民痛苦之深，既夸张，又富于想象，且比喻奇巧新颖。后面发议论，回环往复，层层推进，见解精辟，发人深省。语言上骈散兼行，错落有致，词采瑰丽，声调和谐，一扫汉赋那种平板单调的弊病，成为古代赋体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英雄之言——罗隐
题解
罗隐（883～909），原名横，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人。唐代文学家。少有文名，所作多讥刺时政。曾十次加进士考试，均不中，遂改名为隐。于55岁垂暮之年东归吴越，投靠钱馀镠。在吴越王钱镠幕下，罗隐累官至谏议大夫，给事中。有诗集《甲乙集》，文集《谗书》、《两同书》等。
《英雄之言》选自《谗书》，是作者有感于唐末乱世所写的愤激之谈。
原文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
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
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我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
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
译文
动物在生理上之所以有隐蔽自己的特点，是为了防御敌人。人类也是这样。
盗贼也是人，头戴帽子，脚穿鞋子，身上穿着衣服；其所以与一般人不同，就是不能始终保持谦让的思想、正直廉洁的操守，不能经常保有他那善良的本性罢了。
看见金钱财物就拿的人，他会说“是因为受饥饿和寒冷的的迫使”；看到国家权力就想占有的人，他会说“是为了救这国家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迫于饥饿和寒冷的人，无可指责；要救民于水火的人，就应该以老百姓的意愿为念。而西汉的刘邦则说：“大丈夫处世应当是这样!”西楚霸王项羽则说：“可以取代他!”想起来，他们未必没有谦恭退让的思想、正直廉洁的操守，大概因为看到那奢侈华美的宫殿服饰和骄贵尊崇的地位气势，然后便产生了图谋的意思罢了。
作为英杰雄才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人呢?因此说：华丽的屋宇和舒适的游乐，不被人们所暗中追求，那种情况是很少的啊。
赏读
此文有感于唐末乱世的社会状况，推衍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名言，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帝王和藩镇势力下打着“安天下”、“救黎庶”的旗号来涂炭生灵、营私肥己的丑恶本质。在作者看来，抢财物者是强盗，而占天下为己有的也是强盗。言为心声，从刘邦、项羽的话中我们就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秦始皇的奢华宫殿和尊贵地位，并非真想救民于水火。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到创业的揭发，无疑是大胆而辛辣的，而且在当时显然是针对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的现实的。
全文虽仅二百来字，却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落笔由动物防备外敌的本性写起，然后加以类推，指出“人亦然”。接着由防的对象引出对“盗”的论述。而论述“盗”时，又欲抑先扬，指出他们作为人的一般特征，再拉回议论中心，指出他们所缺少的人的本性。最后具体论述人间的两种“盗”，重点论述第二种“盗”即所谓“救彼涂炭者”的真正嘴脸。至此文章之意已水到渠成。
岳阳楼记——范仲淹
题解
本文选自《范文正公集》。岳阳楼在今湖南省岳阳市，建于唐朝，为历代官吏流放岭南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登临时吟诗作赋的佳境。本文是作者应友人滕子京之约而作的。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行将落成，便函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是在这年九月十五日写成的。
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译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被贬为巴陵郡太守。到了第二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重修岳阳楼，扩展了它原有的规模，并把唐代名人和当代人歌咏岳阳楼的诗赋刻在楼上，嘱托我写一篇文章记叙这件事。
我看巴陵一带最美好的景色，全在洞庭湖上。它连接着远方的山脉，吞吐着长江的流水，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早晨阳光灿烂，傍晚，暮色昏沉，气象万变。这就是在岳阳楼上能看到的雄伟壮丽景象，前人已经描述得十分详尽了。既然这样，那么洞庭湖往北可通向巫峡，往南与潇水和湘水远远相连，被贬谪到外地做官的人和不得意的文人学士，大多相会这里，他们观赏景物的感受，能没有不同吗?
在那久雨的季节，细雨蒙蒙，连月不晴，凄冷的风狂叫着，浑浊的波浪直冲半空。太阳和星星的光辉被阴云遮盖住了，山也隐没了形迹。桅杆被风吹倒，船桨被浪打折，商人和旅客不能通行。到了傍晚，暮色昏沉，老虎吼叫，猿猴悲鸣，更加深了恐怖凄惨的气氛。这时登上岳阳楼，便会感到远离京城，思念故乡，担心害怕别人诽谤讥刺，只觉得眼前一片凄凉萧条，感慨横生，不禁悲伤起来。
在那风和日丽的春天，湖面平静如镜，波浪不兴，晴朗的天映照在清澈的湖底，水天一色，一片碧青。沙鸥在湖面飞翔或聚止，鱼儿在水里自由游荡。岸上的芷草和沙洲上的兰花，香气浓郁，枝叶茂盛。有时是烟消雾散，明月普照千里，湖面上金光闪烁，静静的月影倒映在水里，就象一块沉在水底的璧玉。渔民们你唱我和，歌声悠扬，这种乐趣哪有穷尽啊!这时登上岳阳楼，便会心胸开朗，精神愉快，荣宠和屈辱都被置之度外，端起酒杯，迎着清风举杯痛饮，高兴到了极点。
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候志士仁人的心，有不同于这两种人的表现，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他们不因为自然景物的优美而喜悦，也不因为个人的不幸遭遇而悲伤。在朝廷做官，便为百姓担忧，闲居江湖之上，便为君主忧虑。这样，做官也忧，不做官也忧，那么到什么时候才能高兴呢?他们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自己先忧愁，在天下人都快乐之后，自己才快乐”吧!唉，除了这样的人，我还能和谁同道呢?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赏读
本文就题目看是记事为主的散文，当以叙事写景为主，然而，作者不蹈前人窠臼，而是别开生面，借题发挥，行文中以抒情议论为主，采用了层层铺垫、卒章显志的表现方法。首先开门见山记事，接着转入写景，并带出抒情；后由不同的景生发出不同的情，情景交融；结尾引出议论，揭示了文章中心。真可谓布局谋篇新颖别致，状物言情浑然一体。更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立意高，作者借描写岳阳楼周围的自然景观，并通过对“迁客骚人”览物之情的分析，深刻地表达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政治抱负。作者的思想虽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文中表现出的那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思想，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美德，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着借鉴和教育意义。另外，文章的语言高度凝炼，节奏富于变化，读来声调铿锵，掷地有声，确是一篇情文并茂的佳作。
朋党论——欧阳修
题解
本文写于宋庆历三年（1043），当时欧阳修从滑州召回京城，受命为太常丞知谏院。景祐三年，范仲淹、欧阳修等因议论朝政，倡导改革，被吕夷简诬为“朋党”加以贬逐，自此“朋党”之诬一直延续多年，直接影响了这批有志改革之士的任用。庆历三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等推行新政，政敌再次攻击范仲淹等结成了“朋党”，于是欧阳修作此文予以回击。他历数史实，层层对比，说明“朋党”自古有之，关键是要分清“君子之朋党”与“小人之朋党”，对前者要大胆任用，对后者要坚决斥免。这对说服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等推行新政，起了一定作用。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议论，自古以来就有了。只是希望当国君的要注意辨别是君子还是小人的朋党。
大概君子与君子之间，因为志同道合，所以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之间，因为利益相关，所以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我认为，小人之间没有“朋党”可言，只有君子之间才有。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小人所爱好的是利禄，所贪恋的是财货。当他们的利益相关时，暂时互相勾结援引所结成的朋党，那是假的。一旦彼此之间见到有利可图时，便会互相争夺；或者已无利可争，交情疏远，便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因此，我认为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那是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信守的是道义，所遵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以此来进行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会志同道合，相得益彰；以此来为国家服务，就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自始至终坚持不渝。这就是君子所结成的朋党。所以当国君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虚伪的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的朋党，那么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在上古尧帝的时代，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结为一党；舜帮助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进用善良和易的君子朋党，尧的天下才获得大治。直到舜自己作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在朝廷上办事，互相称赞，互相谦让，二十二人结成一党，舜帝都加以信用，天下也获得大治。《尚书》记载说：“纣王有亿万个臣子，便有亿万条心；周朝有三千臣子，只有一条心。”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怀异心，那真说得上是不结党了，然而纣王还是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为一大朋党，而周武王因此夺得天下。后汉献帝时，将天下所有的名士都囚禁起来，把他们看作党人，等到黄巾造反，汉朝天下大乱，这才后悔醒悟过来，把囚禁的党人都释放了，然而汉朝的灭亡已经无法挽回了。唐朝末年，渐渐兴起朋党之说，到唐昭宗时，把在朝的名士都杀光，或者把他们丢进黄河淹死，说“这些家伙自称‘清流’，这回要把他们投进浊流。”于是唐朝也灭亡了。
前代的国君，能使人人各怀异心，不敢结为朋党的，都不如纣王；能禁止善良的人结为朋党的，都不如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之士所结成的朋党的，都不如唐昭宗，但结果却导致亡国。能互相称赞各自的美德，谦让而不猜疑的，都不如虞舜时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不猜疑他们，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并未讥笑舜被这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弄，而称赞舜是一个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小人。周武王时期，让全国臣子三千人共同结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又多又大，都不如周，然而周朝却因此而兴盛，正是因为当时善良之士虽多却不嫌其多。
以上前代兴亡治乱的史迹，作国君的可以作为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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