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经商是智力游戏。真正的大商人才能把这个游戏玩的淋漓尽致。他们善于把握局势，找到突破点。李嘉诚的“商智”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他凡事三思而行又敢于运作大手笔，总是能洞察先机，结合自己的实情，制造最有效的战略方针，步步为营逐渐做大。
1．有睿才有胆，有胆才敢拼
睿智的重要作用是可以引导人生走向正确成功之路。经商更需要睿智，如此才能保证出手时不失手。
敢打敢拼的人必须要有睿智的思维，这样才能打开商业大局。李嘉诚是睿智的，他像军师家一样思考自己的每一步战略，如此周全的行动部署，想不成功也难。
1960年前后，李嘉诚以天才的头脑，睿智地察觉出，塑胶花也并非久留之地。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凡是装饰品，日子久了就使人厌倦。美国人更是喜欢新潮流，生产鲜花代替塑胶的日子不会长久。李嘉诚必须为自己手中一亿元的庞大资金寻找出路。
一次，李嘉诚独自驱车在外兜风，突然看到田野的农民正忙于耕作，建筑工人正忙于盖房子。李嘉诚脑袋茅塞顿开，是啊，为什么不去搞房地产呢？
从50年代起，香港平均每十年便增加一百万人口，住房问题十分紧张。香港地域狭小，人口密集。四五百万人挤在区区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00余人，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使这个素有“东方明珠”称誉的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珍珠。今天的香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正步入历史的垃圾堆，社会对房子的需求直线上升。他从人口的激增，生存空间的有限，经济发展的神速，土地使用的日趋重要，预见到地价来日必然暴涨，香港地产业极具发展前途。他赞成有人曾指出的“从古至今，以房地产最能保存币值和牟取暴利，尤其在‘寸土尺金’的弹丸之地的香港。”
睿智的李嘉诚当机立断，毅然决定上马地产业。1958年，他开始涉足地产界，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高的工厂大厦。1960年又在柴湾购地兴建另一座工厂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达12万平方莱尺。这就是说，当香港、九龙和新九龙中心地区地价猛增，私人土地开发者于60年代在荃湾、元朗和大埔开始投资房地产的时候，李嘉诚早巳捷足先登了。
有的人用冒险的办法，采取“开发”方式投资。所谓“开发”方式，就是买空卖空，侥幸取胜。即是说，你手上只有10万元，却要做100万元的生意，那不足的90万元就用地皮或楼宇向银行抵押，交纳利息。这种做法投机性大。好处是可以用小本赚大钱，物业市场猛涨就发大财，你想赚更多的钱就向银行多借点。拼命搞“开发”投资，就是希望赚更多的钱。犹如“滚雪球”，财源滚滚而来，但做生意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商品决不会只涨不跌。物业市场一旦跌落，狂泻，或者银行资金紧缩，“开发”客就毫无招架之力，因为他没有资本，银行利息又多，只能乖乖投降，宣布破产。
睿智的李嘉诚决不做没有把握的投资、投机又非他所长，稳健发展方是英雄本色。他从用现金购买旧楼改造着手，地价低时大量买进土地，他看准了地价一定会上涨，因此并不急于把买得的土地和房产脱手。特别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香港进入了真正的黑暗时期，谣言四起，担心“中共要用武力收复香港”，纷纷逃往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等地，把工厂、商店、酒楼、住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李嘉诚却独具慧眼，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历史不会倒退，中国人民一定会拨乱反正，力挽狂澜。
睿智的李嘉诚一面小心翼翼地严格控制财务开支，不致为银行所乘，一面又利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充分利用经营塑胶工业中每年不下千万元利润的盈余，把它们都投到购买低价的地皮和旧楼上去。在人们争先恐后地抛售地产、物业的时候，他却胸有成竹地购买了一幢幢设备齐全的旧大楼，盖起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大厦。
李嘉诚在地产高潮中迅速崛起。
60～70年代，香港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时期，被国际经济组织列为十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一。早在60年代，香港就成了亚太地区棉纺织品、服装、电子及塑胶玩具等少数几种轻纺工业中心。70年代进入了“工业成熟期”，成为地区性的国际贸易中心、海空交通枢纽、金融旅游和通讯中心，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愈来愈大，香港却是个海港，陆地山峦起伏，可供商业用地的面积占全港面积（包括新界）的1／8。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陆许多人避难来到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对工、商、学、住等各类楼房的需求急剧增加，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港府面对此情况，实行了高地价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填海造地高价销售，另一方面垄断经营，实施了“价高者得土地”的方针，更加助长了地产业投机活动的狂热发展，“炒”楼风更为盛行，因而造成了地产业随着市场的波动起伏不定。
一些人高瞻远瞩，广置地产，把握时机，大发横财；一些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下错了赌注，倾家荡产。
睿智的李嘉诚也真不愧称得上是一位“顶级企业家”，他熟谙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善于掌握买入和卖出的时机，时而迂回前进，时而单刀直入，因势利导，为公司未来的大发展打开道路。他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顺利地闯过各种险滩急流，在地产业几次大起大落中稳步前进。
1972年李嘉诚就已拥有楼宇面积35万平方英尺，1975年增加到510万平方英尺，1976年发展到635万平方英尺。这一年中国大陆打倒“四人帮”，政治开始稳定，昔日离开香港的大亨纷纷重返家园。
70年代末，中国政府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作为西方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门户和中国通往世界市场的桥梁的香港，更加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各种各样的商务活动从四面八方涌向了香港。他们大开办事处，建立商场、宾馆，成立贸易公司，这样对地皮的需求就更加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使得香港土地、楼宇供不应求，刺激着房地产价格的猛升猛涨。李嘉诚洞察时机，看好房地产市场和发展趋势，利用各种渠道扩展资金，大力发展地产业。到1977年，李嘉诚拥有的楼宇面积，扩大到了1020万平方英尺，1979年增到1450万平方英尺。
70年代以前的香港地产业虽有几起几落，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1970年每平方米工业用地高达1107元，非工业用地为38074元，住宅为951元，分别是1959年的10．5倍、2倍和5．8倍。进入70年代以来，香港地产业经过五年连续发展，1979～1980年达到了顶峰。1979年房地产急速发展，地价之狂升猛涨十分惊人。这一年工业用地每平方米大约为13876元，约为10年前的12．5倍，20年前的133．5倍。非工业用地每平方米为70976元，比10年前约增长一倍，为20年前的42．5倍。住宅用地地价一直高于工业用地，为10年前的15倍或20年前的87倍。随着地价几十倍、上百倍地猛涨，地产界巨子李嘉诚的财富也就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超人李嘉诚的如此致富经：用睿智的头脑抓住机遇，敢打且敢拼。
2．睿智当前方能以弱胜强
以弱胜强是李嘉诚极其擅长的一种与经营对手较量的战术，这样做的结果是：李嘉诚逐步强化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的做大自己。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港岛的媒体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玉口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家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及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以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赞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对于人们的称赞，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过人的睿智，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收购成功和记黄埔。”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时，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予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3．智者，攻其弱而避其芒
睿智者在与对手较量，不能攻其锋芒，应当击其薄弱，这样才能加大取胜的概率。李嘉诚善于洞察对手的薄弱之处，从而取胜对手。
1977年是李嘉诚日后成为地王，成为香港首富的分水岭。1977年之前，李嘉诚只是一位普通的成功商人，而1977年之后，李嘉诚就成了一个大名人，拍卖场上，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擎天一指”，在地产界举足轻重。这一切的转变缘由是因为李嘉诚参与地铁中环站（亦称遮打站）和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一举击败置地巨人而中标，吹响了华资全面进攻的号角。李嘉诚也因此而被誉为“民族英雄”。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地铁最重要、客流量最大的车站，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中环、金钟两站，就像鸡的两只腿，其上盖可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全港地产商无不垂涎欲滴，志在必得。
在李嘉诚眼中，投标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上盖发展本身盈利，更在于一旦中标，可使长实声誉直线上升，脱颖而出，跻身第一流的地产商之列。在此前，在人们眼里，长实只是一间在偏僻的市区边缘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尺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竟无半砖片瓦，无立锥之地！李嘉诚涉足地产20春秋，拥有地盘物业面积已直逼置地，已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李嘉诚觉得改变形象的时机已经成熟。
李嘉诚立志攻坚，挺进中区，与置地展开正面交锋，“最后夺取城市”。在这决战的历史关头，李嘉诚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假如一战而捷，占领了中区，那么长实就可“一飞冲天”；但假如失败了呢？那长实将屈居人后，卧薪尝胆。同时李嘉诚也深深地明白：一个公司的形象将直接关系到信誉，关系到利润的大小。所以，地铁上盖投标，机不可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