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还两册书时，她借了更多书给我。没过多久，我几乎是每周末都去看她，对博物学的认识多了，身上迸发出这种气息。在学校里，我有个“教授”的绰号，赢得同学间或多或少的敬意。甚至有个恶霸同学也拿来一只他发现的(更可能是他杀的)死秧鸡请我鉴定。
那个夏天，我和我这朋友快活地度过了好些嫌短不嫌长的日子。我发现她会做天下最好的黄油松饼。我们结伴在熊林寻幽探秘，愉快地嚼着松饼讨论她借我看的书。下午我们常留在她的小屋里，她会谈她丈夫，说他是多好一个人。有一两次，她似乎快哭出来了，便急忙离座再去泡一点茶。不过她回来时总是笑咪咪的。”
时日流逝，我没看出来她越来越赢弱、也没以前那样爱笑。相知太深，有时候会使你对熟人的身形面貌习焉不察，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在跟对方的心灵而非形貌倾谈。我当然想得到她很寂寞；我可不知道她有病。
回到学校以后，我长得很快。我玩足球，也交到一个好朋友。不过我周末仍到那小砖屋串门子，而且那里总有新鲜松饼。
那天早晨我下楼到厨房去，桌上有个似曾相识的饼干罐子。我朝冰箱走过去时仔细看了它一眼。
母亲用奇怪的温柔神态瞧着我。“儿啊，”她开了口，意态艰涩。从她的音调里，我什么都明白了。
她手搁在饼干罐子上。“克劳福先生早上带了这些松饼来，”她停了一下，显然觉得很难开口，“说是劳勃森——格拉斯哥太太留给你的。”
我凝望窗外，泪水刺痛我的眼睛。
“我很抱歉，迈可，她昨天去世了，”母亲说，“她年纪大也病得很重，该是时候了。”
母亲搂住的肩膀：“她很寂寞，有你陪，她好开心。你很幸运，能做她那么要好的朋友。”
我默默地拿了罐子到我房间，把它放在床上，接着匆匆下楼，冲出前门，跑进树林。
我漫无目标地徘徊了好一阵子，直到干了泪眼，恢复正常视感为止。那时是春天——离我在熊林里碰到那老太太几乎整整一年。我四下打量，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所知的居然那么多。我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长草里找寻蜂兰；在弃置已久的马槽里可以找到水蝇、豉甲和蜻蜓幼虫。
我也知道，我卧房里有一罐天下最香脆的松饼，我应该回去细尝，连每粒碎屑也不放过。
而我确实那样做了。
慢慢地，老旧的圆罐子塞满了晒干的树叶、化石和五颜六色的小石头、一只死的鹿角甲虫、一枚燧石箭头及数不尽的其他零碎儿。这罐子我今天还留着。
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很久以前在熊林里那次邂逅的遗赠。它是大自然亲授的睿智，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关于变化的和不变的东西，还有这么个事实：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迥然不同的两个人，却可能建立起最宝贵最罕见的情缘——一段历久渝和收获丰硕的友谊。
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
最后一叶——张厚德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着弯子。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一种优越性：要是有个收帐的跑到这条街上，来催要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他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钱的帐也没有要到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十八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锡蜡杯酒和一两只火锅，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份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里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的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
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膝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决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这一分希望就是她要活下去的念头。有些人好象不愿意活下去，喜欢照顾殡仪馆的生意，简直让整个医药界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瞎耻！她脑子里没有什么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象吹口琴似地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哦，那么就是她病得太衰弱了，”医生说，“我一定尽我的努力用科学所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在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的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苏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空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十二，”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十一，”然后是“十”和“九”；接着几乎同时数着“八”和“七”。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二十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长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
“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六，”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吧。”
“叶子。长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长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九成把握。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娣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的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着身子对她说，“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非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
“你不能到那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愿意待在你跟前”，苏说，“再说，我也不想你老看着那些讨厌的长春藤叶子。”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西说着，便闭上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象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象。“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他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象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门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的。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的一个画家。他年过六十，有一把象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象妹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象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双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门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
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狗。
苏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门。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一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二十五年了，可是连一极线条还没等着。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西自个儿瘦小柔弱得象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门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痴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长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不，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干吗让她的胡思乱想？唉，可怜的琼西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吗，贝尔门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拉倒，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老罗唆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门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走，我和你一块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儿吗？老天爷，琼西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一定的！”
他们上楼以后，琼西正睡着觉。苏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门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时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长春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
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门穿着他的旧的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着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长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西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的。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可是琼西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及大地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