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源远流长，神奇灵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东方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中医学、道教炼养学，佛教修身术为代表的东方人体学展现出有别于西方医学、西方体学的瑰丽景观。令当今西方普遍瞩目，在西方出现“医易热”、“中医热”，从而形成西方化向东方文明回归的态势。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周易》，以其独特、精深的思维方式和结构框架，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
《周易》不仅影响中医学的形成，而且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周易》对中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易》的思维模式上。这种思维模式是象、数、义、理四位一体的综合型辩证思维模式，是一种整体性动态结构系统，并呈现环状，网状、层面等信息传递运动。
一、医易汇通概述
从中国文化发展进程看，中医在起始阶段，便与卜筮混同、并存，成为古人除病消灾的手段和工具。《易经》成书过程中，吸收了当时的一位治疗方法和对人体疾病的认识。成书后，人们常常借用个别卦象说明某些疾病的病因，病理。直至《易传》编成，《周易》由占筮变为哲学，医与易的会通、交融随之进入更高层次，从而促进了中医学的形成与完善。
医易是否同源？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易”即是原始社会的占筮手段。“医易同源”如同“医巫同源”一样是历史事实。在这个命题中，“易”不应看成是《易经》一书，因为医术与《易》书是不可比的。
至于“医易相通”更是勿庸置疑。
如果说春秋时期医易会通还只是停留在以个别卦象比附个别病理现象的话，那么战国、西汉时期随《易传》的流行和汉易象数学的兴起，易学对中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则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我国第一部医学理论典籍《黄帝内经》在总结中华民族长期医疗实践、建立独特的理论体系过程中，深受《周易》思想的影响，借用了《易》的哲学原理和思维模式。主要表现在。吸取并发展了《易经》阴阳学说、取象比类、运数比类的思维方法以及整体思想、动态平衡思想。从而奠定了医易会通的基本格局。
第一部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在《周易》整体思维、比类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提出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中药学理论。
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的主要贡献是“六经传变”、“六经辨证”学说。可能受到《周易》六爻三阴三阳思维模式的影响。《周易》六爻由下至上的变化反映了阴阳的消长盛衰。《内经》的六经分证导源于此，《伤寒论》又加以发展。
隋唐医家对《周易》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自觉认识。运用易象数学对中医原理进行阐发。杨上善《太素》偏重《易纬》，孙思《千金方》强调“六壬”。王冰《素问注》则以易理（尤其是《系辞》、《象传》）作为研究《内经》的理论指导。
宋元时代，随宋易义理派、象数派的兴盛，医易也出现繁荣景象。《周易》“唯变所适”的原理极大地解放了当时医家的思想。易学思想指导了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医易汇通由理论转向临床。形成了空前的学术争鸣。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火热论、张从正攻邪论、李杲脾胃论、朱震亨相火论，其学术思想莫不渊源于《易经》和《素》、《灵》。
刘氏认为；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医教运乎五运六气，张氏以《易》理阐发医之五方用药、人身三部，病之三消：李氏唯《易》“仰观俯察”之法提出以两仪四象理解水谷气味出入变化、创立“升清降浊”学说，“人形象天”命题；朱氏以太极阴阳说提出“阳变火动”的病因观和“主静养阴”的治疗观。
另如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将五运六气学说与医学理论相结合；寇宗爽《本草衍义》以阴阳之理、天地之数论述药物性味；窦杰《针经指南》多据象数论述针刺补泻；成无己《注解伤寒沦》以易象数注解原文。
明代易学虽无创新，但医易相关研究却引起广泛重视。并出现诸如孙一奎、张介宾等医易大家。
孙一奎《医易绪余》发挥孙思邈“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的思想，论述太极阴阳五行，评议医学原理，尤其对命门之义独具新义，提出“动气命门”说，认为两肾间的命门动气，即人身之太极。赵献可《医贯》依据太极图原理，创“肾间命门”说，认为两肾与命门的关系如“坎”卦两阴中有一阳。指出命门为“主宰先天之体”，有“流行后天之用”。并进一步阐明先后天水火理论。
张介宾《类经》及《图翼》《附翼》，首次提出“医易”之名，认为：“《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从“医易同原”、“医易相通”的观点出发，阐明中医理论，论述人体变易规律，倡“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以坎卦之象数，水火阴阳之理义，创水火命门学说，临床治疗上着重于补益元阴、元阳。广采汉易与宋易中之象数模型，阐发天地阴阳之变化、人体脏腑经络之曲折。
李时珍《本草纲目》善于运用《周易》辩证思想和取象比类方法，借此探讨药物特性，进行药物分类，详尽分析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火候的把握等。
有清一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医易研究出现与西方科学相融合的趋势，以方以智为代表。方氏精于《周易》之先天河洛学与佛教的天台、华严二宗。力主中西医汇通，总结了汉至明末医家可取之处，以《周易》象数原理建构新颖别致的医易模型。将阴阳对立理论运用于运气学说、经络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理论。
与此同时，传统医易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沈月光、车质中、胡骏宁所传《秘本伤寒第一书》，从八卦图示中穷源探本，将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以及五行、干支等融为一体，以阐发《伤寒论》的旨趣。创制脏腑配八卦象数图，以推衍张仲景六经辨证学说。
章楠《医门捧喝·论易理》批驳张介宾的“扶阳抑阴”说，主张阴阳不可稍偏，认为“阴平阳秘”乃生命常态。
叶桂《温热论》运用易理，制泻南补北、滋阴潜阳诸法。
吴瑭《温病条辨》常用《易》理解释病机，受卦爻象数启发，确定“调济水火”、“协理阴阳”、“运坤阴”、“承乾健”、“镇震木”等治法，拟制大、小定风珠、清宫汤、复亨丹、一至三甲复脉汤等新方。
邵同珍《医易一理》拟制“太极两仪四象八卦配五脏周身图”、“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督任乎吸夭根月窟配人身图”等图式，以此说明人体五脏、气血及呼吸，生育等原理。
唐宗海《医易通说》称“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论述了人身八卦，对心肾与坎离的关系作了探讨。并考辨河图、洛书传统说法。改定辰为天门、戌为地户，论述七色与八卦方立、先后天八卦等关系。在其他一些著作中，或用卦象阐明脏象，或用河洛解说经义。尤结合《易》理论释六经辨证的意义，对后世影响甚大。
近代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医易研究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冷落。本世纪八十年代医易研究重新掀起高潮。
虽然现代医易研究仍不乏比附之举，但总的来说，人们已逐渐认识到，除了改变分析型辩证思维方法外，应着重研究易学的方法学、思维学，将之运用于中医。还要将中医学的朴素的综合型辩证思维方法（正是根据《周易》思想构建出来的）加以发展提高，从而达到一种高层次的综合型辩证思维方式。
从比附到创新，从相似性模拟到模式化综合，是医易汇通的基本规律。《医易会通精义》对此作了阐述：
这一规律是由医《易》这两门学科自身的总的思想体系从开放走向闭塞的过程所决定的。医《易》的着眼点是古老的综合，而现代西方文化的着眼点则是现代的分析，当代西方自然科学与哲学出现了向综合型辩证观点发展的趋向，从而使已经处在封闭状态的医《易》思想体系又一次出现了开放迹象。
当代医易汇通有必要在吸取当代自然科学、哲学新成果——即相似性模拟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的模型化综合发展。
这决不是“文化倒退”！医易研究应遵循这一规律向前发展，以促进中西医的融合和中医的现代化、最终建立一种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型的现代医学。
二、脏象学说
中医脏象学说是运用《易》的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创立的。
“取象比类”的直觉思维是整个中国古代思维的主导趋向，不仅仅属于《周易》，但以《易经》记载最早、《易传》论述最详。
“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但更重要的是指事物行为和功能之象；不仅指静态之象。更指动态之象。
《黄帝内经》以阴阳之“家”、五行之“象”类比、类分人体脏腑。
1.阴阳之“象”
“阴阳”不仅是哲学概念，而且成为概括人体两类功能动态属性的概念。《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府。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
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者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
阳胜则身热，腠理开，喘粗为俯仰……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憟而寒。
说明人体脏腑与万事万物从功能和行为的动态形象上可分类概括为“阴”和“阳”。
《内经》对人体结构组成和物质成分这种静态的“象”并不十分关心，它所关心的是功能上的动态的“象”。
“阴阳”在《内经》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灵枢·阴阳系日月篇》说：
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阴中之少阴，肝为阴中之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
“肺为阴中之少阴”的第一个“阴”字应据《太素》改为“阳”字。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即《易传》所谓的“四象”。太阳（瘙椸）是夏天阳气壮盛的象征，与心阳盛的功能类似。少阴（瘙楃）是秋天阳降阴升的象征，与肺肃降的功能类似。太阴（瘙椺）是冬天阴气壮盛的象征，与肾封藏的功能类似。少阳（瘙椼）是春天阴降阳升的象征，与肝的疏泄功能类似。至阴“至”有往复运转的含义。在时为四季，在脏与脾的运化功能类似。（《医易概论》）
《素问·六节藏象论》对脏象做了详尽论述：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大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几十一藏，取决于胆也。
以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将“其华”、“其充”、“其味”、“其色”、“其通”等与五藏通连在一起。这种通连只有在生命功能动态情况下才得以实现。
2.五行之“象”
中医采用五行归类的方式构建脏象系统。
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
中医五脏与西医脏器绝不相同。中医五脏指运用五行进行分析的，联系六腑、五官体、五志、五声、五情的五大脏象系统。
《素问·金匮真言论》作了论述；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徽，其数七，其臭焦。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宫，其数五，其臭香。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干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谿；其味成，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
这种以五行整体划分的方式与《易传》八卦划分世界的方式是完全一致的。其类分的原则都是依据功能特性、动态联系。将功能相同、行为方式相同、动态或静态属性相同、能相互感应的事物归为一类。体现了“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和全息思想。
其实，《内经》脏象学说与人类早期对脏象的认识是不同的。《尚书》、《吕氏春秋》等认为脾属木、肝属金、肺属火、心属土、肾属水，这是从五脏解剖位置立论的。《内经》作者发现这种配应与五脏生理特征，于是从五藏生理特性出发，调整五藏与五行的配应关系，以脾配应土，肝配应木，肺配应金，心配应火，肾配应水。反映《内经》注重功能的特点。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没有按八卦理论将脏腑分为八类，而是采取五行学说模式，将人体分为五大系统，并与自然界的相关事物联系起来对整个人体和有关自然事物进行五行归类，建立起以五脏为核心的人体整体功能动态模型。
五行概念是有别于阴阳概念的另一种自然哲学理论八卦概念是阴阳的高层次（第三层次）划分，与阴阳同属一种自然哲学理论。
中医没有采用八卦划分，而采用五行归类。是不是两者互不相干，格格不入呢？
其实不然。从其形成历史看，阴阳说早于五行说。但五行分类与八卦分类则几乎同时在战国后期形成，战国后期出现阴阳五行派，以邹衍为代表，开始将两者结合起来。西汉时期为鼎盛。自此阴阳（八卦）五行成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方式。
我认为：五行即两对阴阳加中介——木与金为一对阴阳，火与水为一对阴阳，土为中介。如同太极图阴阳鱼加S曲线。
五行是对阴阳学说的发展。五行学说的长处在于建立五行之间的错综关系——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以及制化、胜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
五行相生相克维持了人体协调统一的正常关系，表现为生理现象；五行乘侮破坏了协调统一的正常关系，表现为病理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五行与阴阳、八卦相同，具有功能性动态特征。因而不能单纯从物质上去认识，而应从其功能属性去理解。
3.五藏位置
《黄帝内经》确定了左肝右肺、心上肾下、脾居中央的五藏位置。
《素问·刺禁论》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因肝右肺以及心居最上位、脾居中央位，均与人体解剖的实际位置不同，所以有人借此否定中医理论，中医解释，“左肝右肺”的传统观点是，左为阳，主升，右为阴，主降。肝主升，肺主降，“左肝右肺”只不过是五脏的生理功能的描述。
我们认为，中医对此的传统解释是不全面的。固然左肝右肺的取象与阴阳、五行的联系相同，注重的是功能的动态之象，但同时亦反映了河洛八卦象数模式对中医的影响。
在后天八卦模式（《易传·说卦》已有记载）中，左为震卦，震属木，在东方，主阳气上升；右为兑卦，兑属金，在西方，主阳气下降。上为离卦，离属火，在南方，为阳气上升最高点；下为坎卦，坎属水，在北方，为阳气下降最低点。在河图、洛书模式中，阳数从下向上左旋为，1→3→7→9或1→3→9→7，阴数从下而上左旋为，6→8→2→4或6→8→4→2。阳数是上升趋势，阴数呈下降趋势。在模式图的正左方与正右方，河图分别为三八木与四九金，洛书分别为三宫震木与七宫兑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