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所忧封疆失守，今转而为勤王首功”，这正是吴三桂热盼之中的。可是，“三桂被命，迁延不即发”。其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吴三桂生于辽长于辽，父子两代的经营，使其在辽东祖氏这家军事大族中后来居上。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虽然现有史料中，对吴氏田产状况缺乏明确的记载，但根据明朝辽东“非官而军，非军而官”的特点，可知辽东势族主要是世代担任军事要职的大姓，他们多“占种膏腴，私役军士”。因而，吴襄与吴三桂拥有亲兵3000，“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而且3000亲兵“皆有数百顷庄田”，吴氏的家财田产由此可想而知。吴三桂难离故土亦属情理之中。其次，徙宁远兵民50万入关，需要时间。但更主要的是吴三桂对这次勤王缺乏信心。因而启程的时间先是晚了，而50余万人组成的兵民混杂的队伍，其行军速度又可想而知。从宁远到山海关，总共只有200余里的路程，正常行军可日行120余里，兼程急驰一日即达，可吴兰桂到达山海关却已是三月十六日了，于明廷令下之日已过了十天。三月十九日，吴三桂还在勤王的路上，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已一举攻占北京，明朝灭亡。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赶到距京城数百里的丰润，由于未得到确实消息，他没有贸然行动，分兵驻扎于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处。两天以后，吴三桂终于得知京城陷落，帝后殉难的消息。
四、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三桂撤回山海关以后。他焦灼、苦闷，往事与眼前的种种事变都涌上了心头。
降清。自然不失为一条出路，上级洪承畴、舅父祖大寿，并昔日的同僚皆在清廷供职。但长期的边衅使他与清人积怨已深，“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口其父吴襄也曾说过：“臣辽人，与奴（清）有不共之仇。”何况，清人的多次招降均被他一口回绝，这裂土分茅又焉能落到他的头上呢？皇太扳先时就曾警告过他：“将军不于此时翻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士马，迟我时日，彼时虽降亦不足重矣。”这重重顾虑，使吴三桂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降清的。
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投降大顺农民军不仅可能，而且可信。第一，李白成许以高官厚禄。三月十五日，大顺农民军进抵居庸关后，明守将唐通投降，旋即奉命率所部并银两财物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通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吴三桂）父子封侯”。这“封侯之赏”的许诺不能不使吴三桂动心。第二，李自成派人进去4万两犒师银。吴军在宁远时即已缺饷14个月之久，4万两银可立解军中的燃眉之急。第三，李自成进北京后，继唐通后又先后派巡抚李甲、兵备道陈乙、兵部尚书王则尧，以及张若麒、左懋泰等往山海关招降，招降的攻势甚猛。第四，吴襄已降于大顺农民军，牵制了吴三桂，所谓“吴襄既降贼，三桂亦以所部之众西行赴降”。早在京城失陷时，吴三桂即致书于京城内的吴襄，日：“京城已陷，儿拟退驻关外，倘已事不可为，飞速谕知。家中俱陷城中，只能归降。”因而，吴襄投降大顺军，吴三桂是赞同的。特别是当吴襄为李自成所迫，致书劝降吴三桂时，又为他指明了利害。吴囊说：“…今尔徒饰军容，逊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巳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势者，可以知变计矣。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犹全孝子之名凸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既丧，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如前所述，吴三桂自幼与其父同骋疆场，骨肉之情尤探，他怎会视老父于图圄之中而不顾昵？何况为父所言，句句切中。勤王之际，他贻误战机，无可逃脱地负有背负先主的罪责。如今大势已去，是柞难回，大顺农民军已取明代之，为一代新主，此时归降，可为新朝权贵，永保荣华。且父母家小以及他日夜思念的爱妾陈圆圆皆在京城，或若拒降，大顺军必将加害。因而，对于吴三桂来说，只有归降大顺，才不失为一条万事皆遂的出路。
吴三桂在投降大顺农民军之前，曾集诸将问策。他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思，宣当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闻贼势大，唐通、吴襄皆降，我孤军不能成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人齐声回答道：“今死生惟将军命。”于是，“三桂乃报使自我”，将出海关交给大顺农民军的代表唐通驻守，“卷甲人朝”，亲统大军再次西进投降李自成。约四月初，军至永平（河北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竹四日，抵永平西沙河驿，遇到从北京选出的家人，吴三桂询问父亲的情况，家人禀告：父亲已被捕。吴三桂没有在意，说：“此胁我降耳，何患！”又问到他的爱妾陈圆圆，家人以实相告：陈圆圆已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与此同时，吴三桂派往北京密探其父消息的人也报告说，父亲正在被拷打追赃。
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农民军在北京提拿大批勋戚文武大臣，拷掠追银，吴襄也在其中，“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人。”还有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秘密出京，“将京中一应大事”，向吴三桂“一一诉禀”。并说：“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三桂昕了这些情况，“不胜发竖”，尤其是陈圆圆被掠，对他刺激更大，深感奇耻大辱，好像挖了他的心头肉，不由勃然变色，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他不暇思索，当即下令停止前进，挥师返山海关，一改“秋毫无犯”的保证，一路血纵掠”。直奔山海关而来……正是：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襄被捕，圆圆被掠，这都是事实。此事还须从头说起。
李白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就采取一项重大行动，即对京中各级官吏实行追赃派饷，予以无情地打击。从三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五、六日，农民军“遍街提士大夫”，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追赃助饷，是从翰林官开始的。当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发现一翰林家藏巨金时，便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其后，明官吏“被刑拷”，追赃银，向农民军助饷，即由此则起。二十七日，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起用的，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自刘宗教寓所以下，各处分营、勋戚名官之家，甚至在路旁街边，“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
刘宗敏捕捉和拷打吴襄，除了追赃，还勒令交出陈圆圆。
陈圆圆之美，京中尽人皆知。刘宗敏据田弘遇宅，当然不能放过她，必搜求而后已。田弘遇下江南时，同时以重金买来陈圆圆、杨宛、顾寿等名妓。刘宗敏一人田宅，就把她们挟为己有。杨宛曾对人言：她与圆圆同时被宗敏所执。杨宛不甘心，化装成乞丐，携带田家妇女离京南下。到了南京近郊，遭到强盗污辱，抗拒不从而被杀害。陈圆圃、顾寿也与男优“私约”潜逃。但事行不密败露，刘宗敏大怒。将七名男优提回一并处死，但顾寿已逃，刘宗敏没有抓到，而陈圆圆“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吴梅村《圆圆曲》：“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更是形象地道出了陈圆圆被劫持的事实。
农民军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过早地追求享乐，腐化了本身的战斗力，他们除了整天的追赃派饷，搜求财物，占女人，忙于登基大典的筹备，却不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急待处理。误了时间和机会，一以致招致迅速地覆亡。
农民军严重伤害了吴三桂一家的切身利益，他当然不能置若罔闻。他出身行伍，是在同清（后金）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骁将，他年岁正轻，血气刚烈，在君死、亲人蒙难、爱妾遭人凌辱的情况下，他怎能忍辱再投向李白成！同时，纷纷传来的农民军在京大规模遣赃派饷、严刑拷索的消息，更使他望京师而怯步，岂肯自投罗网，前去束手就擒。他本来就忠于明室，当世公认他对父母致孝，迫于形势，为保父母生命，不得不接受农民军的招降，则此刻父母遭难，爱妾被占，顿时把他的勉强投降的信念击得粉碎，想到国仇家恨，怒火中烧，他再也按撩不住对农民军的极端仇恨，对部下说：“我不忠不孝，尚何颜面立于天地间！”拔刀欲自刎。部将们急制止，说：“将军何至此？吾辈当死战！”于是，他发誓“讨贼”，誓与农民军不两立！
吴三桂降而复叛，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的错误的政策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则这个恶果又直接迅速地导致了李自成悲惨的结局。
吴三桂怀着满腔愤怒，于四月四日突然返至山海关，向唐通部发动袭击。唐通受自成指使，曾给吴三桂写过招降信，“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虽然吴三桂没有回答他，却根本没料到吴三桂会中选变卦，毫无防备，仓促迎战，被吴军杀得人马几尽，仅剩八骑逃还北京。山海关重新被吴军占领。
吴三桂返回山海关以后，决心征讨李自成。他阵兵演战场，誓师西征，激励将士的斗志。此时，他的兵力已达到八万多人。同时，吴三桂这一举动，又得到当时乡绅们的支持。
三桂同李自成彻底决裂，给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情的信，其文日：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戒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前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戈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已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宴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备槌一去，誓不俱生，不则划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缟素号恸，仗剑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撬美乎！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羌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底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眭、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睢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士子。戈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夸日。父不平图，贼虽王父鼎俎之旁以谤。三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李自成、牛金星等农民军领袖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是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吴三桂是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声，悲壮慷慨，气冲霄汉，读来有撼人心肺的气势。
四月六日，李自戚剐刚得到他的使臣被吴三桂处死的消息，十分震惊，转而大怒，余怒未息，九日又得吴三桂绝父的信，当即“徘惶失据”。他感到事态严重，便责备刘宗敏不该拷掠吴囊，为了补救失误，悄悄地把他从狱中放出来，还宴请他，“厚加抚慰”，以示笼络。但为时已晚，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时，不断传来吴三桂募兵备战“讨贼”的消息。李自成别无选择，招降不成，只有兴兵致讨。
五、关键抉择，借兵乞师
吴三桂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的心情既复杂，又动荡不定。但吴三桂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断定李自成等一群人不是于大事的料。因此，吴三桂从一度短暂的降李迅速转向请清兵入关，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机。
吴三桂决定向清朝乞师，是在形势日益紧张，深感危机的情况下作出的。清朝能否同意出兵，在吴三桂看来，确有相当把握。首先，清朝与农民军各有着根本不同的利益，清朝不会愿意看到一个农民政权成为他的新对手；同样，农民军也不会容忍关外的清朝觊觎它的利益，吴三桂利用清兵打农民军，就成为可能。其次，吴三桂的亲属如哥哥和姨夫、他的舅父祖大寿一家及他的好友张存仁、洪承畴等都已陴清，他们肯定会劝说清朝君臣同意出兵。再次，清朝已屡次向他发出过招降的信息，对他抱有好感，他自信自己在危难之时，清朝也会积极考虑给予帮助。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情况都不存在，吴三桂也只有冒险一试了。
吴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向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虫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来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夸我国以宁连右偏孤立之故，耷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田，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友烬。夸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时帛，罪恶已棱，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萬，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知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来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奈年，夸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科然念之。而乱臣赋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勗暴翦恶，太顺也；拯顺扶颠，走义也；出民水火，太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走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又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美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舍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官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载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
书毕，吴三桂特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为使臣，大约在四月十一、二日，离开山海关，星夜疾驰沈阳请兵。
这封信绘声绘色，把吴三桂对农民军的仇恨和请兵急切而诚恳的心情都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封请兵或“借兵”的信，不是请降的信。何以见得？
第一，吴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恢复其统治。此无意降清甚明。
第二，吴三桂称清为“北朝”，与“我国”——明朝对称，南北两政权“通好”二百余年，但泾渭分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自己的立场不容混淆。
第三，吴三桂给清兵规定了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一从“西蜘”即墙子岭、密云等处人口。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人口征明的旧路。吴三桂却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关隘。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显然，吴三桂自为主，而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吴从三桂的这个安排，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
第四，最后，吴三桂郑重声明，我朝报答清兵“兴灭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财物，还将“裂地”即割让领土酬谢。吴三桂俨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许以优厚的条件，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