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虽然过去一年多了，但王近山始终没忘记那个伤员说过的话。毫无疑问，近战是我军的特长。近战就得抓住敌人，不能让敌人躲得很远，用大炮和我们的步兵作战。现在，王近山在作战方面的天赋使他毫不费力地感觉到：他的军事生涯中又一次成功的机会来到了。上甘岭，你不用去追击敌人，你也不用遗憾看不到美国兵的大鼻子，你躲在阵地上，敌人找你来了。“他要占山头，他就得派人进攻，就得和我的步兵纠缠，那他的长处就失去了，我的长处就发挥了。”——王近山曾反复对他的秘书武英说过这番话。
现在，距成功似乎不远了。只要十五军能坚持几天，等十二军开上去……
晚饭前，秦基伟赶到了三兵团驻地。
一见面，王近山愣了一下，他觉得秦基伟“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岁”。也难怪，一个师基本打光了，而那两个小山头却还在敌人的掌握中，我方被逼入坑道坚持……仗打得如此残酷，胜利还是个未知数。并且，谁都知道，一个将领如果守不住要他坚守的阵地，那是莫大的耻辱，也许在军界同行中从此再抬不起头……整日在紧张地思考，筹划，从来不敢睡个囫囵觉，吃饭总是没胃口，全部心思都系在一个悬念上：能不能守住？而且，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失而又复得，得而又复失……这循环往复的熬煎，连同成千的士兵的陆续阵亡，作为一军之长，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因此，表现在秦基伟脸上的，必然是“眼眶深陷、发青，面容消瘦，眼珠发红，布满血丝……”
王近山上前握住秦基伟的手，问道：“怎么样？我看你可瘦多了？”
“你不也一样吗……”秦基伟笑道。
“你给我个实话，秦麻子，”王近山正色道，“你能不能顶住？”
“我一个师——四十五师搞得差不多喽！二十九师也拿上去一个团……”秦基伟叹道，“我四十四师、二十九师还有其他防区，兵力再无法调动……”
“我问你能不能顶住？”王近山紧盯着秦基伟，“要是不行，你就下来，我让十二军顶上去？”
一听王近山这话，秦基伟如雷轰顶，脸就涨红了，他吼道：“我不下，不下！我要死就死在上甘岭！我死也不下……”
秦基伟的激动是有原因的：他当然知道，十二军是王近山的老部队，解放战争时，王近山就当过十二军军长，在这之前还担任过六纵（十二军的前身）的司令员，王近山率领这支能征惯战的部队打过很多有名的硬仗。而十五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隶属于陈赓率领的四兵团，而且，一般说来，在四兵团的三个军——十三军、十四军和十五军中，十五军还算不上陈赓最倚重的。正由于这些原因，秦基伟才显得很激动，他坚持不下上甘岭。“虽然十二军是你的老部队，能打，但我十五军也不是吃素的！”秦基伟的强硬态度里，含着上面这句潜台词。
“那么好！”王近山大手啪地将桌子一拍，豪爽地说，“一言为定，十五军不下来！不过，十二军也要上，我把十二军配属你指挥！怎么样？再增调些炮兵，还有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团！”
“王司令……”秦基伟一时哽咽了。把十二军这样的主力部队配属给十五军，这种支持和信任还有什么说的？“只要兵团首长信任我，我就咬牙打下去，保不住上甘岭，我提头来见！”秦基伟斩钉截铁地回答。
若干年后，王近山对别人提起这段往事，诙谐地说：“秦基伟这人英雄主义很厉害，爱戴高帽子，好胜心很强的，我给他来了个激将法……这一招真管用了，他还真凭四十五师那点残余力量，在坑道里坚持下来了……”
三复仇的准备
其实，十五军决不只是满足于能在坑道里坚持下来，为大反击争取时间。他们上上下下很快达成共识：要夺回阵地，把阵地完整地交给十二军的部队。
“军长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十二军要参战，我当时就松了一口气，想着总算快熬出头了。”崔建功师长回忆道，“军长问我，能不能把阵地夺回来再交十二军，我说那当然，不能让人家替咱擦屁股。军长说，那好，就这么办！我给你补充新兵，你抓紧训练一些完整的连队，参加反击！接完军长的电话，我心里有了底：这两个小山头，反反复复夺了多少回，那时候心里真没底，谁知道守到啥时候是头？现在十二军要上来，这最后的大反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为此，崔建功补训了十几个连队，把那些打的剩十几个、几十个人的连队，用新兵补齐，展开临战训练。“一千二百多新兵补了十三个连队，每个连队都达到了一百几十人。”
一三五团七连就是这十三个被补足缺额的连队中的一个。当时，该连仅剩十几个人了，已在五九七点九高地的坑道里坚守了九昼夜，“后来，在坑道里接到命令，让七连从坑道撤出，回五圣山后方，我都不信这是真的，”七连指导员林文贵回忆道，“我问报话员，是不是听错了？我又接过话筒听，这回相信了，是营长在传达团指挥所指示，让我们连撤回五圣山，另有任务……那时候，我们都抱着早晚得死在坑道里的想法，一接到让撤离坑道的命令，都傻愣了。”
当然，撤回来并不是休息，而是紧张地训练，准备又一次地厮杀。“进坑道前，我们连长牺牲了，二排长也战死了。回来后，又给派来个连长，补了不少新兵，然后就开始训练。就几天时间，训练要求不可能高，只要达到新兵们能把手榴弹甩出去、炸响，能装子弹会扣响枪机就行……”
林文贵不无伤感地说：“我们连第一次上去，连里有一百六十多人，回来剩下十几个；第二回补充了新兵又上去，是一百五十多号人，下来剩了三十多……死的那些人好多都是刚见过几天的新兵，更别说能记住他们的名字了。”
在道德洞十五军指挥所，军长秦基伟召集了作战会议，十五军的三个师和十二军三十一师以及炮兵部队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军里决定，除四十五师以一千二百名新兵补齐十三个连队参加反击之外，另从二十九师八十六团和八十七团各抽五个连参加反击作战。此外，要求四十四师和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在各自防区组织战术反击，牵制敌人，配合上甘岭作战。在运输方面，则从二十九师抽三个营加上从机关抽调的人员加强运输力量，保证按时将三万发迫击炮弹和一万枚手榴弹送上阵地。
在西霞洞三兵团指挥所，王近山亲自给炮七师师长颜伏打电话，内容是：“每门炮必须储备够三百发炮弹，不到最后反击时不用，没有统一命令，一发炮弹也不能放！要集中起来，一下子锤掉狗日的！”
在桧仓里志愿军总部，代司令员邓华再一次给三兵团参谋长王蕴瑞打电话，要三兵团“坚决战斗下去”！“敌人前一段成营成团向我阵地进攻，是用兵上的错误，是我们歼敌的好时机，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大量杀伤敌人……”
在德山岘四十五师指挥所，十二军三十一师政委刘瑄和副师长李长林等已赶来前与四十五师领导会合，组成了联合指挥所。九十一团团长李长生为准备参加反击作战，“带了两个营长、四个连长、八个排长，加上一些机关参谋人员，到了一三五团指挥所，了解情况……”而十二军为保障最先投入上甘岭作战之九十一团，特命九十三团担架连和运输连全体出动，赶赴上甘岭。二百六十多人的运输队伍正在急如星火地赶路。
在阳德后勤司令部，为保障上甘岭运输而派出的两个汽车团也已上路。为此，前线运输司令员刘居英特意打电话给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表态说：“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不过，我这两个汽车团运上去弹药，可不能堆在野地里让美国飞机轰炸，我汽车轮子可爬不了山，怎么送到阵地上得想办法，别闹个细脖子咽不下……”杨得志则说：“这你放心，十五军已经组织了四十里火线运输队，四十里以外的归你，四十里以内的有火线运输队。”
火线运输队不仅时时都有被炮弹炸掉的危险，而且队员们还如牛马负重，苦不堪言。一位后勤助理员李天觉说，“送弹药的战士们一趟比一趟增加重量，背架上的弹药箱从三箱增加到五箱，有些个子大些的背到六箱。开始是一夜背三趟，后来增加到一夜背七趟、八趟。有一个叫杨文强的战士，身单力薄，背了五箱弹药，不过，他手上还抱着两发炮弹……山路又陡又滑，沉重的弹药箱压得人弯着腰，四脚着地往上爬，像他妈头毛驴，可毛驴也驮不了那么多弹药箱……”
另一位通信班长商明剑，带着十几个年轻战士运八二炮弹，“压得腰痛背疼，一个个都不吭气了。后来，过炮火封锁区，一块巴掌大的弹片从王天忠头上擦过去，却没伤着他。这一来王天忠乐了，唱起了‘王大妈要和平’的歌。他这一唱，大伙儿都跟着唱开了。后来，连从来不唱歌的炊事员张华贵也唱开了。其实那不是唱，是吼叫，是嚎，好像是一种发泄，那么一吼，十几里路也就过来了……”
商明剑那天一下子背了七箱八二炮弹，“腰却不敢弯得很深，一弯腰，上面贴头的三箱炮弹就要滑下来……”
七箱炮弹，二百多斤，还要在炮火中爬山走夜路，而且一夜要送好几趟——凡是遇到这位背七箱炮弹的人无不惊讶佩服。
军政治部一位朝语翻译看见了，惊叫起来：“哎呀哎呀，这个同志背七箱炮弹还唱歌，真是真是，哎呀……”另一位团长碰见了，瞪大了眼，连连问：“那是谁？背七箱炮弹？骡子才驮四箱，一个人能背七箱，气死骡子了！”
这个“骡子班”的成绩相当可观：四五个夜晚，共运送了三千九百多箱炮弹。
四十里以外的汽车运输同样不轻松。夜行，怕敌机轰炸不敢开大车灯，每夜都能遇到敌机轰炸骚扰，道路堵塞很正常。“哪一天不堵路倒觉着太不正常了。”一位运输营副教导员这样说。
有一位开小嘎斯车的驾驶员朱有财，“一天夜里，在接近五圣山的盘山公路上被堵了车，一辆辆弹药车、给养车挤成了一个蛋……敌机一来，就等着炸吧！”朱有财挤上前去，看见公路一侧是高山，一侧是悬崖，路上有七个黑点，隔十几米远有一个，成三角形散落在公路上。朱有财走到最近的一个黑点处，打开手电一照，是定时炸弹，敌机投下的。“那个炸弹躺在路上，腰部伸出一个圆轴，上面生着风翅……”朱有财回忆道，“当时我一下来了气，还等什么？谁知道它啥时候爆炸？我去搬掉它！”
朱有财开始了惊心动魄的搬运：抱起定时炸弹，投到悬崖下……“一共搬走八颗——除了路上七颗，还有一辆卡车底下的一颗，只有第三颗爆炸了，是我刚把它丢到悬崖下，还没落地炸的，要是在我怀里炸了，那我肯定是碎尸万段了……”
排除了可以使人“碎尸万段”的炸弹，朱有财和他的战友们拉着具有同样功能的炮弹，一趟一趟地驶往上甘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