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三晋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晋文化源远流长，可上朔至17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但三晋文化真正形成体系是在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建立晋国之后，尤其是春秋末年魏、韩、赵“三家分晋”时期。晋国文化是三晋文化体系的初级形态，三晋国家文化则是三晋文化达到高度成熟的形态。三晋文化具有完备的体系和极其丰富的内容，其最重要、最本质的特点有两个：一是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二是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思想文化传统造就了三晋文化多方面的优势。
一、三晋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晋文化”这一名词，最初是从考古学文化这一意义上提出的，是指起自远古，中经旧、新石器时期，氏族社会解体，夏、商国家建立一直到西周分封晋国、东周三家分晋这180万年间发生在山西这一地区的文化现象。它既有考古学上较为明确的含义，因而在广泛运用时常失之于地域上的偏狭。
“三晋文化”则不然，它一出现几乎就是以代指山西这一区域的文化现象为其主要含义的，只是近几年来由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历史分期的明确，“三晋文化”和“三晋国家文化”才在内涵上开始产生交叉并引起意义上的混乱。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若以“三晋文化”来代指“三晋国家文化”，则“三晋文化”在广泛运用时又会失之于地域范围的过于宽泛。因此，“三晋文化”应有其狭义的和广义的界定。狭义的三晋文化是指从远古到战国这一时间段内晋及三晋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它的考古文化成份即物质文化成份更多一些，因而将其称为“晋文化”或“三晋古文化”较为准确和贴切；而广义的三晋文化则是在山西这一特定区域中从古至今文化现象的统称，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晋文化、三晋古文化、三晋文化所指的不确定性，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对于今天的研究来说，必须对其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界定，必须明确给出其确切的内涵和外延。只有这样，才能划出它的研究范围，确定它的分期和类型特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三晋文化”作为广泛的概念，其源头并不仅仅开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也并不是单指“晋国文化”以及嗣后与此相连的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历史文化，而是以“三家分晋”为表征的“山西古代历史文化”的宏观代称。
山西这块土地上拥有的骄傲，不仅在于有雄伟的长城和古老的黄河，更有五岳之一北岳恒山的点缀，多少古老的神话，多少迷人的传说，从这里诞生。
若以长城为靠背，东太行，西吕梁为左右扶手，南黄河为足踏，则整个山西不正是一个硕大的“宝座”吗？这“宝座”下蕴藏着的正是无穷的宝藏，“煤海”之名实令外人对山西刮目相看。山西煤炭储藏量居全国之首，使其成为中国的能源宝库。煤炭，是大自然恩赐给山西人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山西人引以为豪和津津乐道的话题。
山西又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宝库。这里的山水景观饱经历史风霜，饱含晋文化和智慧和韵味！它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和丰富深刻的文化内容，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晋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其历史特点的高度浓缩和抽象，是它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核心，是三晋文化独具特色、最具魅力的东西。如同三晋文化的历史特点应当既包含又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点一样，这种文化精神也应当既包含又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至少，有两个特征应该与三晋文化伴随始终，其一为务实求是，其二为豁达开放。正因为务实求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法家及其思想才兴起于三晋，同时形成山西人勤俭尚质、固执保守的特点；也正因为其豁达开放，才有不同民族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才有三晋文化对周边文化区域持续不断的扩散和影响。
二、三晋根祖文化
山西是中华根祖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传说黄帝轩辕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动。尧舜禹德盖华夏，弘扬传承赖儒家。孔子、孟子是中华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集中体现了以尧舜禹为楷模的根植于三晋大地的仁政爱民和举贤用才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以“人为贵”的管理理念；扬善惩恶，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精神和以“孝”为首的居家美德。不仅超越了时代，而且超越了国界。可以说，孔孟弘扬、传承了尧舜美德，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内涵，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使山西成为“寻根问祖”的人文胜地。
有一首歌谣在全国许多地方流传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虽然有外人嫉妒地说：“洪洞县里无好人”，但山西“洪洞大槐树”已经是全国驰名的人文景点，每年都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发思古之幽情，满足“寻根”的好奇心。
1.三晋故地育唐风，儒家学说最推崇
在远古4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唐虞之世，山西南部还流传着《大章》《大韶》等乐章。《论语》还记载着孔子听到《大韶》乐时连连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称赞。在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500多年间社会现实生活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承载三晋文化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其“魏风”7篇、“唐风”12篇，都产生于三晋这块肥沃的热土。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老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先德行，后文艺。孔子认为“‘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充分表达了儒家对劳动人民淳朴情感的肯定和赞美，也是融入儒家思想源泉的涓涓细流。儒家学说统治中国逾2000年，既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稳固与发展，也保存、创造了中华传统文化。而儒家推崇三晋根祖文化，三晋根祖文化在儒家思想流派构成中的主流内涵是不可忽视的，不容磨灭的。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中，儒家学说作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一直被因袭下来，但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受到批判和发展。而三晋人文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三晋人文在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百家争鸣独树一帜，三晋变士促统一。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曾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人也”。罢黜百家尊儒术，汉代三晋文武德。汉武帝采纳了潜心研究孔子学说的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启了儒家学说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局面。三晋大地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崇奉儒学，从政为民，忠勇大义，才华横溢，淡泊名利，清廉守志，虽经坎坷，而至死不悔的仁人志士，可谓文臣武将士皆忠勇，文人学士大器多。为儒家正统思想争了光，添了彩。
东汉著名儒士郭泰，太原介休人，自幼好学，博通古文，及至成人，漫游到京师洛阳。他广交儒生，注重道德，研究学问，与反对官宦专政的河南尹李膺结为友好，被称为聪明、高雅、博学、多能之士，受到儒生们的景仰。他深感世道艰难，拒绝做官，遂闭门讲学，生徒达数千人。很多人在品德学问上以他为楷模。当时，太学生和士人曾给全国三十二位大名士立了“八俊”（俊杰），“八顾”（有德行），“八及”（能引导后进），“八厨”（有钱救济贫士）的称号，郭泰被列为“八顾”之首，大有孔子之风度。
2.《诗经》与三晋文化
三晋大地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策源地，也是中华民族灿烂传统文化的摇篮。它的“根”可以远寻到古老的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但有文字记载的较为明确可靠的要算《诗经》中的“魏风”和“唐风”。《诗经》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而在弥足珍贵的“十五国风”里，晋地就占有其二，这无疑是领略西周到春秋时期晋文化风采、寻找晋人最早的文化之根的一扇最佳窗口。
（1）“魏风”和“唐风”产生的时代和地域
《诗经》中的“魏风”之“魏”不是三家分晋后的魏国，而是在西周就已受封立国的魏国，其地点在今山西省运城地区芮城县境。《史记》云：“魏，大名也。”“魏风”七篇皆无事实可考，大抵皆为不满魏国末年政治的话。推知此七篇诗作的年代，当在魏国将亡之前，即春秋时代（前661年）以前。唐，古国名，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唐”的意思是大，《说文》云：“唐，大言也。”周成王以唐地封弟叔虞，史称唐叔虞，后因南有晋水，改国号曰晋，后徙曲沃，又徙居绛。所以，春秋时也有称晋为唐的。“唐风”共计12篇，最早的诗当在昭公初年，即周平王时代；最晚的诗到晋献公中期，时间跨度为100余年。“唐”地在“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唐风”产生的地域，大约在今山西省中部太原为辐射中心，兼及太原东南部的一些地区。
（2）《诗经》中的“三晋名物”
宋人王应麟认为：“格物之学，莫近于诗。”其实，孔子早就强调过《诗经》的认识名物的价值，因为它有助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它可以作为“百科学书”教育学生，也可以让后人了解先民的生存状态。“魏风”和“唐风”涉及到了很多三晋名物。其中，树及灌木有14种，如桑、桃、棘、檀等；粮食蔬菜有六种，如禾（小米）、黍、稷等；野菜药物有六种，如苦（菜）、苓等；动物有五种，如鹤、鼠等；衣物有八种，如葛履、角枕等。从《诗经》记录的这些名物中我们看出晋文化是内陆文化农业文明是晋文化的“支柱产业。”“魏风”和“唐风”中的诗很少叙写水、鱼之类，而多有树木山林的描写，说明三晋还具有“山文化”的特点。
（3）《诗经》中的“三晋风情”
朱熹《诗集传》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风”是从先民心底流淌出来的歌，贴近性灵，贴近生活，贴近乡俗。反映晋人生活的“魏风”和“唐风”虽然只有19首，但却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晋地风情。比如:缝衣歌,“魏风”中的《葛履》是最古老的一篇缝衣曲，寄托了缝衣女的无限惆怅。诗中言道，女方受冻，葛屦履霜，以其纤手为人缝衣服，而好人服之，章身作态；采桑歌,在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养蚕采桑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是女性走上田野，展示风采的时机；伐木歌,“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中的这首《伐檀》，是多么悦耳的劳动节奏，多么美妙的劳动场景，多么欢快的伐木之歌。虽然接下来是愤愤的责问和冷峻的讽刺，但笑骂几声，以抒块垒之后，又陶醉在了劳动的创造之中。这使我们联想到了民间的那些朴实、风趣、调侃的“打夯歌”。可见，劳动和创造的欢乐是劳动者共有的品格。
（4）《诗经》中的“三晋精神”
地方歌乐就是地方文化的反映。那么，《诗经》中的“魏风”和“唐风”表现了晋地先民的哪些精神品格呢？
①深广的忧患意识
《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心之忧之，其谁知之。”“心之忧之，聊以行国。”“诗小序”释曰：“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清人汪酲风释云：“魏小而逼于晋，又以下材当国，危亡在旦夕。君相不知忧而士忧之，忽而歌谣，忽而行国……其犹《离骚》之意也与？”故有人评述曰：“自《园有桃》诗人，而后屈灵均似之。”这是“知识阶层”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②勤苦节俭的精神
“魏风”和“唐风”中诸多反映劳动生活的诗篇，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晋人的勤劳品格，还具有忍耐乐观的精神，这是人们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一种宝贵品格。
③恋家孝亲的情结
三晋地处内陆，交通不便，造成了晋人恋家孝亲的炽烈心态。反映在《诗经》里，如《陟岵》所描写的行役者之苦，不是像一般征夫诗那样，直接写劳役的痛苦，而是从行役者的想象出发，写亲人想念自己之苦，这就大大增加了诗篇的思想容量。再如《鸨羽》，则描写了一个在外苦于行役的人，不是悲叹自己的处境，而是对无依无靠的父母非常担忧。这类诗篇，在《诗经》中是不多见的。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而晋人尤甚。这是汾河水里激起的闪烁着人性光彩的一朵晶莹浪花。
总之，《诗经》是承载三晋文化的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魏风”和“唐风”是这块热土上最早的歌唱之声。带着那个时代的身影，带着那个时代的乡音，使我们可以乘着这一叶“文字之舟”，溯历史长河而上，去寻觅那悠远的三晋文化之源。
三、《义勇》悲歌动天地
三晋历史上有一个和中华文化历史上另一个影响巨大的人物——“文圣”孔子比肩并称的“武圣”关公。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武圣”关公，及其所体现的“忠、义、勇精神”的崇拜，也是到了“全民敬奉”的地步。在人们群众心目中，关公不仅是一个可以帮助他们伸张正义、释厄解危、警戒邪念的“道德神”；还是一个能够保佑他们合法经商、正当赚钱、以义生财、发家致富的“财神”。
关公是生活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历史人物。由于当时朝政腐败，社会动荡，“春秋无义战”的冷峻历史，帮助他认识了人生，认识了社会，辨明了真假、善恶、美丑、是非。这导致“读好书，说好话，做好人”成为他的人生信条；“见义勇为”、“轻财仗义”、“义重泰山”、“舍生取义”成为他的思想、行为准则。他先是在家乡“路见不平”、“义杀权贵”，亡命涿州后又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戮力同心，赴汤蹈火，最终完成了大业。他以后镇守荆州，因大意而遭擒遇害。关公死后，其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唐、宋以后，他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推崇；到元末明初，由于小说家罗贯中的天才创作和精心塑造，关羽成为一个集“忠、义、勇”于一身的理想化的文学人物；到明、清两朝，关公更由帝而神、由神而圣，最终与“文圣”孔子比肩并称为“武圣”。
在人们心目中，关公是“义勇”精神的化身。“义”是什么？“义者，宜也”；“义者，事之宜也”；“义，人之正路也”。正如当年女娲在天崩地裂的巨大自然灾难面前，毅然“炼石补天”的勇敢行为一样，“义”就是中华儿女在“利与害”、“得与失”、“成与败”、“荣与辱”、“生与死”等人生、事业的重要抉择关头，为维护人生的崇高信念和人类正义事业，而毅然作出的超越功利的选择；是面对“文明与蛮味”、“正义与邪恶”、“道德与堕落”等人生观、价值观的激烈搏斗、较量时毫不犹豫的抉择。
在关公思想和行为当中，“义”的内涵明确无误，但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条件下，“义”的内容又各有细微、本质的区别：他与刘备、张飞之间的感情，属于亲如手足的“情义”和志同道合的“道义”之交；而他与“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之间，却只是感念当年讨伐董卓、“诸侯会盟”时的“识护”、“提携”之恩，以及后来“暂栖曹营”时馈赠金钱、美女的“恩义”关系。二者之间的孰重、孰轻不可同日而语。关公的光辉品德和高尚行为，是他从《春秋左传》中吸取营养的结果；是接受“三晋文化精神”感染和熏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哺育、培养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