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各方的竞投者们在心中权衡利弊的时候，被称为“擎天一指”的李嘉诚再次举起了要价牌，“4亿9千5百万！”李嘉诚的这一叫价过后，无人再敢迎难而上。
超人李嘉诚夺得了这幅官地。
接着，李嘉诚便当场宣布，这幅官地是他与胡应湘联合得到的，计划用它发展大型国际性商业展览馆。
一位地产分析家论道：“据本人估计，李嘉诚把此幅官地的最后投价定为5亿港元。这个价可说是参与竞价的各方心定的最高价。有人会将其定在4亿港元，有人会定在4.5亿港元，各家有各家的算盘。李嘉诚是地产金指头，他开发的土地和物业，盈利往往高出同业。故他出价4.95亿港元，仍有厚利可图。
“竞价进入高潮，很容易出现情绪化，冲动之下，有人便会不管死活，非得做赢家不可(这次倒无这样)。如是这样，李嘉诚必会退出，以成全对手风头。”
拍卖会后，有记者采访李嘉诚：“都说您是拍卖场上‘擎天一指’，志在必得，出师必胜，可您有时为何还是中途退出？”
李嘉诚幽默地回答道:“那是因为这已经超过我心定的价。你们没看到我想举右手的时候，就用左手用劲捉住；想举左手，就用右手捉住。”
李嘉诚该出手时就出手，他的大手笔令其他竞投者因折服而沉默。不仅如此，在拍卖场上，他还善于及时与竞投对手胡应湘沟通，将两人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伙伴关系，李嘉诚的智谋和勇气也因此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经商的目的是谋利，李嘉诚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在竞标的过程中，他从不带有情绪，一切从利益出发，能拉拢的就拉拢，不能拉拢的也不与他硬碰硬，成全他的风头。
通过这样的方式，李嘉诚陆续地买进了许多地皮，为其在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足的资源。
李嘉诚如此灵活的手腕是他成就大业的基础之一，值得众多在商场中打拼的后人借鉴。
李嘉诚经商箴言：
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坏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坏。
3.只有盈利的生意，没有永远的生意
在生意场上有一句话：只有盈利的生意，没有永远的生意。虽然不知出自何人之口，但的确一语中的地道出了生意场上的真谛。这就揭示了投资者的本质特征：买是为了卖，在买卖的过程中牟取利润。李嘉诚一生都在买和卖，但从不被一项生意长期套住而无法脱身。反而，李嘉诚从事多项商业经营并游刃有余，利润也滚滚而来。
李嘉诚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与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从李嘉诚这句经典的经商言语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商观。那就是作为一个商人，在商场中必须要用自己的理智战胜自己的情绪，一切以盈利为中心。有利可得，便奋力求之；无利可图，便毅然放弃。另外，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世间万物皆如此，业务也不例外。任何一项业务，有其高潮期，就必会有低落期。当一项业务走向低谷时，从中能够获得的利润自然会减少，如果对它抱有感情，不积极地进行自我调整，商人本人必然会伴随着这项业务的衰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李嘉诚是这样看经商的，他也是这样做的。面对任何一项业务，李嘉诚都会根据此业务的发展前景来考虑，他的取舍不在于业务的性质如何，而在于从中是否能够获得利润或获取多大的利润。当然，对于带有违法性质的业务，李嘉诚是绝对不会参与的。
李嘉诚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经商经历是分不开的。在经商的过程中，自己经历过失败的痛苦和教训，也从很多前辈或同辈的身上学到了许多经验，吸取了许多教训。有着丰富经商阅历的他不断地自我反省和磨炼自己，进而走上了一条只属于他自己的成功的经商之路。
李嘉诚的经商观直接影响着他的做法。在投资的过程中，他善于捕捉商机的独到眼光和大气的投资方式让他盈利颇丰。
1987年，李嘉诚在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内便定下了一个金额巨大的投资计划。他斥资3.72亿美元购买了5%的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股份，该公司的股票是一种可以长期保留的明星股。
3年过后，该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浮，李嘉诚同样以惊人的速度将手中持有的该公司股份一并抛出。在这一进一出间，李嘉诚从中净赚现金近1亿美元(约合7亿港元)。
李嘉诚是一个经商细胞极为活跃的大商人，他的做法自然令人匪夷所思。但有一点，李嘉诚在进行大的投资之前，总会进行一番深刻考虑的。在有很大的把握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出击，以便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李嘉诚大进大出的商业决策不止这一次，他总是能够抓住机会，十分巧妙地盈利。对债券的购买也能体现出他精明的商业决策。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保守投资。这种投资方式虽然风险不大，但是债券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较高的利息，根本无法分享公司红利。要说明的事，这里指的债券是普通债券。
李嘉诚对这种普通债券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购买的大部分债券都是可转换债券。可转换债券的优势大大高于普通债券。这种债券一般有1～3年的期限，在这个期限内，如果债券持有人看好该公司业务，认为该公司业务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可以将持有的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以便从股价的上涨中得到更大收益。另外，债券持有人也可以保留债券，等到期满后便可以收回购买债券所投入的本金和利息。
这种可转换债券收集债券和股票优势于一身，它既有普通债券风险小的优势，又能够适时转化为股票。它的灵活性和优越性是普通债券所不具有的。
1990年，李嘉诚开始了又一轮的投资，同样是大手笔。他先后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和爱美高、熊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累计花费的资金多达25亿港元。李嘉诚将种子播撒出去，只等收获了。
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李嘉诚的独到眼光。
胡应湘旗下的合和发展态势良好，表现得甚为出色。它一路狂奔，陆续将广东虎门沙角电厂、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广深珠高速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等大型工程的兴建合同收入囊中。合和一时名声大噪，出尽风头，在同行中遥遥领先。
李嘉诚心中暗喜，立刻将手中的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3年的期限满后，李嘉诚当年用5亿港元购买的债券升值近4亿，账面盈利达3亿多港元。不光如此，李嘉诚购买的其他债券也让他得到了不错的收益。
从李嘉诚的投资中可以看出，他从不钟情于哪一种股票或债券，生意就是生意，能够挣上钱，就马上将其抛出。事实也正如此，股票和债券只是公司用于发展自身的手段，它只是一种客观物质，是没有感情的。如果对它产生了感情，就会错过其他有丰厚回报的投资项目。作为投资者，还是理性些为好。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中国古老的生意人有句话说：“未购先想卖”，这就是我的想法。当我购入一件东西时，会作最坏的打算，这是我在99%的交易前，所要想的事情：只有1%的时间，是想到可赚多少钱。
4.必争之地必有必争之利
物竞天择，无论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都存在激烈的竞争，竞争促进了发展。人生在世，一味无原则地退让只能意味着失败，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动摇。商场上更是如此，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双方往往倾其全力去夺取对胜负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标。
人生是残酷的，竞争是激烈的。无论你曾经取得过多么辉煌的成绩，要想更好地生存下去，就得有竞争意识。竞争随处可见，作为一个商人，李嘉诚同样需要面对激烈的竞争。
李嘉诚为人处世以谦和著称，尽显君子之风。但是在商业竞争中，为了寻求利益，他也会当仁不让。在有些时候，久经商战的他同样会“以势压人”。
9号码头的发展和经营权，最终会花落谁家？夺标呼声最高者，非超人莫属。
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在葵蒲坐大。20世纪80年代，葵蒲集装箱港共有6个码头，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了一半，即2号、4号、6号3个码头，其他3个码头由其他集团分别拥有。
1988年4月，拥有葵蒲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投中，获得了7号码头的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有3个泊位。
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和现代货柜码头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了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填海区，共有4个泊位。
经过这一系列的投标后，李嘉诚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拥有同行业近70%的市场，显然是同行业中的绝对霸主。
李嘉诚从来都不会安于现状，他要继续发展。
随着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航运越来越集装箱化。在这种形势下，葵蒲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与此同时，9号码头的选址和招标开始了。面对大形势的变化，适者生存。李嘉诚踌躇满志，对9号码头抱有必得的志气。
在争夺9号码头前，李嘉诚占有地利、人和。因为，当时国际货柜公司业绩惊人，并且有着丰富的发展码头经验和经营经验，素有“葵蒲地头蛇”之称。另外，李嘉诚与各个方面都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港府决策机构立法局中最能体现出来。当时的港府机构决策立法局中，9名非官方议员中竟有6位是李嘉诚的私下“幕僚”。事出必有因，这6位“幕僚”都是长实集团的“特邀”董事，每年都可拿到不菲的酬金。由于港督又身兼行政局主席，行政局通过的决议，港督通常不会否决。
李嘉诚占据着地利人和，如果情况不发生急变，李嘉诚对9号码头的争夺，一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1992年7月，英国职业政治家彭定康接替了卫奕信的位置，出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到达香港后不久，便对葵蒲码头进行了考察。当时正值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举行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有好事者评议道：李氏与其说是庆贺自己，不如说是借盛典之名来取悦港督。
9号码头是一块肥肉，各个财团都有意角逐。但是，当他们看到彭定康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冰水，对争夺9号码头顿时丧失信心。
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李嘉诚及其他各个财团想象的那样发展。彭定康上任后，在港府内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得李嘉诚在港府内经数年建立起来的关系毁于一旦。彭定康如此做法，是一种常见现象，并非特意针对李嘉诚。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官上任，大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也是如此，他是按照自己的“政改”方案进行的。
彭定康的无意之举竟然给李嘉诚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让李嘉诚对9号码头的必得信心有所减退。
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出价最高者得标。这与国际货柜公司竞投先声口径完全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自然无人敢与握有百亿现金的李超人相争。因为，即使愿意倾家荡产，还是拿不出李超人那么多钱的。
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与李嘉诚关系密切的议员下台后，新一届行政局议员们在9号码头的争夺中，他们不愿意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改为协议招标。这种招标方式不是仅以出价高低为标准，它需要考虑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可是，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灵活性太强。不过，在李嘉诚看来，国际货柜公司的综合条件很好，虽然对拿下9号码头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此时的他在货柜行业中实力仍然超群。
协议招标传出后，那些信心有所丧失的财团蠢蠢欲动。结果，超人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4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由他们兴建并经营此码头。
这时候，又会有人问道：彭定康是不是有意为难李嘉诚呢？
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过一大笔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因此，李嘉诚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上能够顺利邀请到彭总督前来参加，并视察葵蒲。
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言谢绝后仍无法摆脱邀请，结果他让儿子李泽钜进入总督商务会，成为最为年轻的委员。此事在全港引起一片哗然，同样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总督关系的佐证。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港府确有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垄断地位之意。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市场的占有率达五成以上，则可以认定该公司已经在此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若市场占有率达七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也会让政府管理失控。因为，处在垄断地位的厂商可以垄断价格，因为在同行业中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安于现状，不思改革，导致该行业在技术上不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发展。香港政府没有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垄断方的发展，扶植实力弱的一方)，在企业的经营发展方面，它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是它会在一定的权限内，以“均衡”作为抉择的一个因素。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便遭到了欲夺9号码头的各个财团的抨击。李嘉诚没有得到9号码头，难免与此有关系。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李嘉诚被排斥，港府另选与长实实力相当的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两个财团，便是这种“均衡”的体现。
后来，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雪洗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缘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际上所拥有的物业地盘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而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七成，是真正的擂主。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9号码头发展权的争夺战，李嘉诚败给了对手李兆基的财团，二李之间的这场“面子”大战随机爆发。
其实，商业界最看好的，是李嘉诚财团于20世纪80年代后推出的大型屋村计划，步入20世纪90年代，进入收获旺季。以茶果岭的丽港城为例，第一期工程于1989年3月开工，第一批楼于1990年5月推出，每平方英尺售价为1700港元。而到次年5月底，每平方英尺飚升到2100港元以上。这个大型屋村是长实与和黄共同发展的，地产经纪商估计，发展商在此项大型工程获利润约56亿港元。
1991年财政年度，长实公司盈利48亿多港元；1992年盈利62亿多港元。
1993年8月19日，长实集团宣布上半年(截至6月30日止)盈利情况，长实盈利45.3亿港元，和黄纯利则为25.2亿港元。长实、和黄两公司主席李嘉诚表示，下半年盈利会优于上半年。
据《资本》杂志1993年11期刊文估计，长实一公司的售楼收益，1994年将达70亿港元，1995年可达87亿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