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些利己，多一些仁爱
公正是首要的必不可少的美德。古代哲学家也认为它是这样一种美德，但把它同另外三种挑选得不合适的德行并列起来。仁爱尚未列为一种德行。柏拉图本人跻身于道德科学的最高地位，却也只能触及自愿的无私的公正。仁爱确实在实践和事实上一直存在，但是它留给基督教的——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它最大的贡献——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并特意地提倡仁爱，不仅把它当作一种美德，而且当作所有德行之首，甚至示敌人以仁爱。
当然我们仅仅想到了欧洲。因为在亚洲，一千年前，不仅规定和教导对个人邻居的无限爱，而且人们也一直在实践：《吠陀》对此有详细的描述；而在《****》《史传》与《往世书》中也不断地出现这种训教，更不必说释迦牟尼佛的布道了。更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承认，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可以看到劝人听从仁爱教导的现象。例如，在西塞罗《论善与恶的定义》第5卷，杨布利可着《毕达哥拉斯传》第33章中毕达哥拉斯那里都有。我现在的任务是解释我是如何根据我前面提出的原则，从哲学上推导出仁爱这一美德的。
在本部分第七卷里已经证明，别人的痛苦之所以能直接地自行变成我本身的动机，其唯一的原因是在于我看它们后的同情感，虽然它的根源仍被层层的神秘所笼罩。同时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一作用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消极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完全不同，因为从这一阶段产生的行动具有积极的特性，因为这时同情不仅仅使我不损害我邻居而且激励我帮助他。并且根据一方面我的直接参与感敏锐而深刻，另一方面这危机严重而紧迫，我感到这个动机（请注意，它是纯粹的、完全道德的）促使我做出或多或少的牺牲，以解决我所看到的对方的需要或灾祸；这一牺牲可能是我体力或精神的消耗，我财产、自由或甚至生命的损失。这样就在这种直接同别人共尝的痛苦中，这决不基于任何理论，也根本不需要什么理论，便发现仁爱、热爱、对上帝之爱的这一朴素的根源，换句话说，那一德行的行为规则是这样的：“尽你之力帮助一切人。”所有那些根据这一规则产生的行动，伦理学定义为德行的义务，或者称为爱的义务，不完全的义务。这样界定的行为之所以产生，完全是由直接的，可以说是本能地参与我们看到的痛苦，换句话说，完全是由同情引起的。最低限度，当这种行为我们能说它有道德价值，也就是说，能宣告它毫无自私自利动机时，并且当因是之故，它使我们感到可称为善良、满意、仗义的、良心的内在满足，又使旁观者（不能不使他惭之愧之）发出那种深为人知、不可否认的佳许、尊重和崇敬时，它一定是由同情引起的。
但是，如果一慈善行为真有任何其他什么动机的话，如果实际上并无恶意，那么它必定是利己的或利己主义的。因此作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源泉有三，即利己主义、邪恶与同情。所以可以把能影响人们各式各样的动机分成三大类：自己的幸福；别人的痛苦与不幸；别人的幸福。
要是一种善行的动机不属于上述第三类，它自然属于第一或第二类。有时它被归入第二类。例如，如果我对某人做好事，是为了令我敌视的另一个人恼怒，或者使后者更加痛苦；或者，可能是用羞辱的方式拒绝给予帮助的第三者；最后，或者是使受惠于我的人蒙受屈辱。但是这种善行的动机通常起源于第一类。事实是这样，无论何时我做某件好事，我都考虑自己的幸福，不论它可能是多么遥远或多么间接。就是说，无论何时我都会受到要在今世或在来世得到报答的思想影响，或者受到要赢得高度尊重、取得高尚名誉的希望影响。或者还有，当我考虑现在我帮助的人可能某一天也会来帮助我，要不然也可能给我些好处与服务；或者最后，当我受这种思想支配时，即我应该遵守高尚和慈善的规则惯例，因为我也可能有机会由此得利。简单说，除非我的动机是单纯的，而不是别有用心地想知道我的邻居能得到援助，脱离危难或摆脱他的痛苦、这样一个纯粹的客观愿望，它就是自私的，利己主义的。
是否有这样一个目的——事实上它完全失去主观性——真正是我的目的，那么，当且只当那时，我已得出仁爱、热爱、对上帝爱存在的证明，基督教一直布道劝人仁爱，这是它的伟大特殊功绩。应注意到，在这方面，四部福音书之一在它的关于爱的解释以外，还加上一些训诫，例如“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所做的事”等，事实上，已经建立在我已得出的结论的意识之上的，如果我所做的事情有道德价值的话，那么，我的动机必然完全是由别人的痛苦，未经我再三思虑自然地激起的。
不过，在这方面，《吠陀本集》也对我们清晰地给出一种更高尚的教导。它们一再宣告，那些为了自己的工作想要任何种报偿的人，依然在黑暗道路上徘徊摸索，尚未成熟到解脱的地步。要是有人问到我，他施舍行善能得到什么，我给出的答案是：“你给穷人的全部救济不过很少；本身也绝对算不了什么。如果你不满意，感到这达不到是你的目的，那么你的好意原来不是施舍，而是做一笔交易，而且你已经做了赔本生意。但是如果你所关心的是他感到贫穷的压力比较少了，那么你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你已经减轻了他的痛苦，并且你能完全明白，你的赐予能得到多大的回报。”
可是，本来不是我自己的困难或麻烦，我也受不到它的影响，怎么变成似乎它是我自己的困难，激发我那种行为的动机呢？就如我已解释的那样，因为这种困难虽然从视觉或听觉外在中介看来，仅仅是在我自己以外的某种东西。但是，我知道它是受害者的困难，我感到这困难像我自己的一样，实际上不在我这里，而是他那里的困难。所以卡尔德隆（Calderon）早有这样的话：“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在看到的痛苦与痛苦本身之间，有什么距离。”然而，以上所述以此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和他人变为一样了，所以自我与非自我之间的障碍暂时得以打破。所以那时，我直接把他的利益、他的需要、他的不幸与他的痛苦变成为我自己的利益、需要、不幸与痛苦。就在那时，我对他经验的印象消失了，我再也看不到那和我完全不同、我漠不关心的陌生人了。但我分担他那里的灾难，尽管他皮肤确实没有围圈我的神经。只有以这种方式，他的灾难，他的忧愁才能够变为我的动机，否则我只能受我自己的动机影响。我再说一遍，这一过程是神秘的。因为这一过程理性不能给以直接解释，而且它的起因在经验范围以外。可是这却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感受他内心的这种作用或过程，甚至对心肠极硬的自私人来说，他也不是不所有这一点。生活里每一天，我们都在小范围里单个行动，看到它。无论什么时候，总有人情不自禁地、不假思索，便帮助同胞，给以救助，有时甚至为了他过去从未见过的人，甘愿冒极大的危险，他这样做，丝毫没有考虑什么别的事情，只不过是因为他亲眼看到另一个人的巨大悲痛与危难罢了。这一过程在广泛范围内也被证实，心地高尚的英国国民在长期考虑以及许多激烈争论以后，用两千万英镑赎出它殖民地的黑人奴隶，让全世界人民称赞。
要是有人拒不承认这种宏大的高尚行动的起因在于同情，宁肯把它归因于基督教的话；请他记起，在全部《圣经·新约》中，只字未提反对奴隶制，可是在那个时期奴隶制实际是普遍存在的；进一步说，迟至1860年，在北美当讨论这个问题时，还有一个人求助于亚伯拉罕与雅各畜奴为例证，企图为他的讼事申辩。
——《伦理学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叔本华的人生智慧
亲情、友情，尤其是爱情，更能够明白的体现出人本性中的排他性和占有欲。可以说，天下纷纷多为情争。人对于名、利、情的追求和占有的期望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具有很明显的排他性，即自私性。这种期望和追求并非完全是出自于自身生存意义，而是自私本性的自然流露。
虽然叔本华也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是在现代这个社会中，不能否认的是，好多人都是富有爱心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才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仁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道德范畴，对净化灵魂、完善自我起着巨大的精神动力作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提升大学文化品位，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开展学雷锋活动、献爱心活动、与社会上的敬老院孤儿院等结对服务、与弱势学生的“一帮一”活动、校园内的志愿者活动、自律活动、教室宿舍中的“今日我值日”活动等，让学生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在实践中领会仁爱，贯彻仁爱，升华思想，塑造人格。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吧。有一个盲人，只要是夜里出门，他一定要打一盏灯笼。村里人夜里出来，唯一看见有灯笼的地方，就知道是这个盲人出来了。外地来的人看到这一点就唏嘘，说你们这儿瞎子的品德太好了，他自己是没有光明黑暗之分的，你看他深更半夜出来，总操心别人能不能看见。于是他们就跟盲人说：“你真了不起！”瞎子淡淡地说了一句：“因为我是瞎子，我不希望别人撞到我，我打灯笼也是为我自己。”
仁爱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以一种快乐的信念去面对世界，在世界跟自我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需要为社会，为国家去承担使命的时候，临大节而不亏，而在生活常态中保持我们的欢愉。这样的态度，我想每个人都能做到。
有多大的胸怀，就有多高的境界；有多高的境界，就能干多大的事业。仁者能容。富有仁爱精神的人，也必是宽容的人。
当一个人已经定性的时候，
任何人或事都不会再改变他
“生命是短暂的，艺术则是长久的。”（希波克利特斯）想想看，世界上那些最伟大、最优秀的头脑，往往在他们还没有达到创造力顶峰的时候，就被死神带走了；那些伟大的学者对所研究的学科刚有了某一透彻的认识，也遭遇了这样的情形——所有这些都证实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聪明绝顶的智力方面的，而是其道德思想方面的。
最后，人的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本质不同也从这一事实表现出来：人的智力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本性却不受时间的影响。刚出生的小孩还没有开悟，但在出生后的两个月内，就能获得一些悟性以可以感知外在的世界了——这一过程我在《论视觉与颜色》第二版第10页中已经详细解释过了。迈出这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之后，接下来却缓慢得多。也就是说，要等到小孩3岁的时候，大脑的发育才能达到可以运用语言并拥有思维活动的能力。尽管如此，童年时期还是属于幼稚和蒙昧的阶段。这首先是因为大脑还没有发育完毕，尤其是在体积和机构等方面要想到达完整性，得7岁之后了。其次，大脑要展开其强有力的活动还得跟生殖系统的对抗作用才行。所以，这种大脑活动只有到了人的青春期才会开始。到达青春期后，人的智力水平也只不过是具备了可供发展的潜力。而要发展和提高这种潜力就只有通过不断实践和练习。大脑这种内在的物质能量在人到了30岁的时候，就会达到它真正的高峰。而35岁以后，我们就可以察觉到我们的脑子越来越不够用了。如果精神思想不是通过各种练习、实践、积累知识、经验和已经掌握了的运用知识的能力等完善起来，因此而抵消了大脑能量的衰减，那么时间越长，我们大脑能量衰减的情形就会越明显。幸运的是，我们精神力的这种抵消、抗衡会一直维持到老年，而实际上大脑本就是越来越像一件用旧了的乐器。依据自身机体条件的智力原始能量，虽然因精神力的对抗而在缓慢地衰减，但是这个衰减却必然是一种持续且是不可抗的。也就是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记忆力、想象力、思想的可塑性，都会很明显变得衰弱了。我们的智力就这样一步步地走下坡路，直至整个人变得记忆模糊、混乱不堪甚至失去过半的意识。到了最后，人就会全然回到了最初的儿童期。只是这时人的精神思想已没有了童年时的幼稚蒙昧状态，落入了由无数偏见谬误、幻象——有时是至为极端荒唐的一种——所组成的陷阱之中。
此时人们的大脑正执拗地紧抓着一些东西，直至足够的经验和阅历逐步把我们的大脑和思想解救出来。所有这些的发生需要很多年，虽然人刚过20岁后，我们就可以认为思想已经成年，但是思想上的完全成熟，就得等到40岁。人的本性从开始到结束都会始终保持不变。本性的意欲活动并不像人类的认知活动那样需要学习，而是马上就能完美地进行。新生婴儿的大声哭叫，用力挥舞手脚，他就是在本能地意欲活动着，虽然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本性的意欲是什么东西，这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没有发育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