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过了所有的卡片，不紧不慢地掏出了眼镜，这时我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他一边签名，我一边用吸墨纸将墨痕拭干。签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抬起头，看着站在一旁手托吸墨纸的我，微笑着说道：“看得出来你确实是个文书，库比席克。但我只是没搞懂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换做是我的话，早就走人了。对了，你之前为何不来找我？”
我被问得相当尴尬，于是马上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看见你在1933年8月4号给我的回信上说，只有等你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我们才有机会一起叙旧，所以我就想等你忙完了我再来找你。况且在1938年之前我还是奥地利人，想去德国就必须要申请护照，如果我挑明了我的真实意图，他们肯定不会把护照发给我。”
希特勒开怀大笑。“是啊，在政治上你永远都是个小孩儿。”我听完也乐了，因为我还以为他会用另一个词来形容我。当年斯通帕大街的“白痴”被换成了“小孩儿”。
元首将捆好的卡片全部递给我，然后起身站立。我对他感谢再三并小心地把卡片放进了我的外套口袋。我本以为会面到此结束，可他马上又严肃地说道：“过来！”
他打开了通向庭院的落地长窗，我跟着他走下青石台阶，一条幽雅的小径将我们引向了一道高大的雕花铁门，他缓缓推开铁门，一座静谧的花园呈现在我们面前。鲜花与灌木生长得异常茂盛，参天大树在我们头上织成了一座穹顶，让整个花园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又走了几小步，我们便来到了瓦格纳的墓前。
希特勒双手握住了我的手，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
葱郁的常青藤覆盖在这位大师的花岗岩墓板四周，一切寂静无声，没人来搅扰这份神圣的宁静。
希特勒打破了沉默，“我很高兴能与你在此重聚，因为这里一直都是我们两人最崇敬的圣地。”
命运总像谜一样令人琢磨不透。
对我们过去在维也纳的生活比较了解的人，肯定都清楚，当时我的未来俨然已成定局。在完成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我就准备展开我的歌剧指挥生涯——毕竟以前我还是获得过一些成就。同样，阿道夫的未来看似也毫无悬念，漫无目的地学习加上对专业训练的鄙夷，最终只能换来失败的结局。如今，命运已作出了裁定。此时此刻，当年那两个从斯通帕街的陋室里走出的穷学生，又携手站在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坟前。如今他们分别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呢？那个至今依然涉足音乐的“定局者”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上当文书，而另一个所谓未来堪忧的自负青年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元首。他们各自又将面对怎样的未来呢？只有一点可以清晰预见：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前者会一直默默无闻，而后者将被载入史册。
瞻仰完瓦格纳的坟墓之后，我们一起返回了别墅。温妮弗雷德夫人的儿子，即大师的孙子，维兰德·瓦格纳，在花园的入口处等候我们。他为我们打开了别墅里的所有房间，因为元首准备带我参观瓦格纳的所有遗产。于是我们的旅程便围绕着这幢古老的建筑而展开。其实我早已在图片上领略过瓦格纳故居的风采，只不过一直无缘拜临。
在音乐室里陈列着一架大师用过的三角钢琴。琴盖依然敞开着，令我为之动容。另外我还参观了宏大的图书馆。维兰德离开后，希特勒把我引见给了瓦格纳夫人，她明显很乐意与我相识。当我们谈到对大师作品的崇拜之情时，我突然便想起了以前在林茨观赏的那场颇具纪念意义的演出——《黎恩济》。这时，希特勒也开始向瓦格纳夫人描述起他那晚的独特感受，其中还包括那句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感叹：“蜕变就从那一刻开始。”
分别之际，希特勒给了我一些建议。他建议我回去的时候可以在慕尼黑逗留几日，感受一下帝国交响乐团（想当年我们为这事可没少费心）的演奏水平，还可以参观一下气势恢宏的德国艺术展览馆。他觉得要是我们以后在上萨尔茨堡的伯格霍夫别墅见面肯定会不太方便，所以他特别叮嘱，只要他人在拜罗伊特，我就可以随时来找他。“我真想让你永远都留在我身边。”他握着我的手说道。我离开的时候他站在花园门口向我挥手告别。不久，我在理查德·瓦格纳大街便听到了人群的高声敬呼——元首正搭乘专机从拜罗伊特飞往柏林。
1940年7月8日，元首办公室给我寄来了一份瓦格纳音乐节的首轮邀请函，我顿时陷入了左右两难的窘境。战争的到来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职能和义务；丢下繁重的任务而跑到拜罗伊特去偷闲会不会显得很不负责任？虽说元首也曾表达过希望与我再次见面的想法，但现如今，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全国最忙碌的人莫过于希特勒自己。因此他能否出席还是一个问题。为了减轻我的负罪感，也为了使这次出行显得合情合理，我只好告诉自己，这是元首的叮嘱。
与1939年不同的是，今年除去《漂泊的荷兰人》以外，就只上演了一部《尼伯龙根的指环》。瓦格纳夫人邀我共享一个包厢，她告诉我说，她已经跟元首通了电话，元首说他会赶在《诸神的黄昏》上演之前，从总部乘飞机过来，但演出一结束就必须立即返回。“库比席克先生，元首还问我你来了没有，”她补充道，“他想在幕间休息时见你一面。”
1940年7月23日，星期二，下午3点整，小号手——当时由国防军担任——吹响了齐格弗里德的主题曲，宣示歌剧正式开演。我刚坐下不久，希特勒就进入了他的包厢。庄严而嘹亮的声音凸显出觉醒的主题。我忘乎所以地沉醉在了这部惊世杰作里。
在第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瓦格纳夫人的二儿子，沃尔夫冈·瓦格纳，匆匆地跑来叫我跟他走，说是元首想见我。于是我们来到了休息厅，有二十来人聚集在此相互交流，他们言语之间显得甚是激动。我差点没认出希特勒，因为他穿的是一件田野灰的制服，而不是1939年那身便服。但他的私人副官已经向他通报了我的到来；跟以前一样，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他看上去气色相当不错，心情似乎也更加爽朗，甚至比前几次见到我都还要高兴。也许这场战争已让他的心情变得越发的沉重，因而看到我这个少时朋友便倍感亲切。
他把我拉到一边同我单独相处，其他客人则继续进行他们的私人交流。
“这是我今年唯一能够观看的演出。”他说，“但是没办法，我们正在打仗。”然后他又略显愤懑地补充到，“这场战争会导致我们的重建计划推迟数年，真是耻辱，我当大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又不是为了天天打仗。”
在波兰和法国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的元首，居然会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让我感到相当震惊。也许我的出现提醒了他这样一个事实：光阴似箭催人老；毕竟我们相识之初，恰值风华正茂。尽管他现在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壮，但当他发现我这个少时伙伴已年华垂暮之时，他必定也意识到，无情的岁月同样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这场战争夺去了我的大好时光，”他继续道，“你是了解我的，库比席克，你知道我一直都想建设好这个国家，这才是我一辈子的愿望，你懂我意思吗？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年轻时做过多少的设计和构想。到目前为止，才仅仅实现了几样，仍有大量的计划有待完成。但还有谁能担此重任？现在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战争夺走我的大好时光。耻辱，悲哀！时间不等人啊，库比席克，我们只会越来越老。再过几年，想做都来不及了。”
带着年轻时那种激动而急不可耐的颤音，他开始向我描述他对国家未来的规划：高速公路的扩建延伸，商业运河的现代化以及铁路网建设等等。简直令我应接不暇。我再次产生了这样的感受，他是想让我这个少时伙伴见证他所有计划的实现。也许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公务员，但对他而言，我是他青年时期唯一的朋友。因而他可能会觉得，把这些想法向一个连党员都不是的同胞倾吐，总比讲给成天围在他身旁的军人或政客听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