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一一个出于对我的观点和文章的偏爱来看我的法国人，是利穆赞步兵团的一个青年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曾经凭着令人羡慕的才华和恃才放犷在巴黎和上流社会很出过一阵风头，可能现在仍然是这样。在我灾祸降临前的那个冬天，他曾经到蒙莫朗西去看过我。我发现他精力充沛，很活跃。这让我十分喜欢。后来我到莫蒂埃来了，他又写信给我。并且，不知他是想奉承我，还是被《爱弥儿》弄得晕头转向了，他告诉我他想离开军队，去过独立的生活，并说他正在学习木匠手艺。他有一个哥哥是同一个兵团的上尉，是他母亲的掌上明珠。他母亲是个狂热的信徒，受某个伪善的神父的影响，对她的小儿子非常不好，斥责他不信宗教，尤其不可饶恕的是，这个小儿子和我的关系居然很密切。这种种抱怨和不满，致使他想与母亲决裂，也促使他采纳了我刚才谈到的那个决定——那就是，做一个小“爱弥儿”。
我被他这莽撞的渴望吓着了，我赶紧写信给他，试图说服他放弃原有的计划，我竭尽全力规劝他。他听进去了，重新回去履行儿子的职责，并且，从他的上校手里把他递交的辞呈收了回来。他当时辞职以后，上校谨慎地拒绝了，给了他一段时间想清楚到底要不要辞职。圣布里松放弃了这些傻念头后，又生出了另一个不太耸人听闻但是很不合我口味的想法，想去当作家。他陆续出了两三本小册子，显示出作者是有点才华的，我也将无需有如下的自责：“我本来应该给他鼓舞人心的夸奖，让他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
过了一段时间，他来看我，我们一起到圣皮埃尔岛远足。在这次旅程中，我发现他与我在蒙莫朗西见到时的样子有点儿不同。他表现出一种矫揉造作的神情，开始我也不怎么觉得特别碍眼，但从那以后我就常常想起来。当我途经巴黎到伦敦去的时候，他又到圣西门旅馆来看我。在那里我听说——他以前并未告诉过我——他进入了上流社会，并且频繁地去看卢森堡夫人。当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全无，也没有通过我的邻居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给我任何消息。塞吉埃小姐对我从未有过什么好感。总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迷恋，就像那次我跟范斯先生的交往一样，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但是，范斯先生不欠我什么，圣布里松却欠了我的情，除非我阻止他干的那些傻事只是他开的一个玩笑而已。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
从日内瓦来看我的人也一样多，甚至更多。德吕克父子相继选中我做他们的护士。他们父子两个，父亲在路上病了，儿子则在从日内瓦动身的时候就病了，他们就都住到我家里来了。一些牧师、亲戚、偏执的教徒，各种各样的人，都从日内瓦和瑞士来了。他们不像那些法国人，是为崇拜我或者取笑我而来的，而是为了责备我和为难我而来的。惟一让我高兴的是穆尔杜，他来跟我住了三四天，我本想留他多住几天的。在所有人中，最顽固、最有耐心、最终用他那没完没了的要求把我驯服了的，是一位狄维尔诺瓦先生。他是个日内瓦商人，法国难民，是讷沙泰尔检察长的亲戚。这位狄维尔诺瓦先生每年专门从日内瓦到莫蒂埃来看我两次，一连几天，从早到晚都和我呆在一起，陪我散步、给我带不计其数的小礼物，想获得我对他的信任，凡是我的事情他都要插手管一管，尽管我和他在思想、爱好、观念或者知识上没有任何共同点。我怀疑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根本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任何一本书，甚至不知道我的作品谈论了什么话题。当我开始收集植物标本时，他也陪我长途跋涉去收集。但他对这一活动并不热衷，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的一个小酒馆和我面对面地呆上三整天。我本来希望通过让他自己觉得百无聊赖或者让他觉察到他使我非常厌烦，就会让他走开，但是，无论我怎么做都挫败不了他那不可思议的恒心。然而，我也无法参透其原因之所在。
些人的相识，都是在被迫中开始并在被迫中维持下去的。其中，也有惟一一个我不能遗漏的、令我感到愉悦并激起了我由衷关心的人，我说的是一个匈牙利青年。这个青年先到讷沙泰尔住下，在我住到莫蒂埃几个月以后，他搬到莫蒂埃来住了。在莫蒂埃，人们称他为索特恩男爵，他从苏黎世过来的时候，就是以这个名字为人所知的。他身材高大、魁梧有力、面貌可亲，并且彬彬有礼。他告诉别人，也让我知道，他是专门为了看我才来讷沙泰尔的，好与我结交，以趁年轻时提高品德修养。我觉得他的神情、语气和举止，和他所说的话很一致。如此可爱的一个青年，他来看我的动机又是如此值得尊敬，我如果拒绝见他的话，那我就没有成功履行最重要的天职了。我与人交心总是毫无保留，交一半留一半不是我所擅长的。他很快就和我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取得了我完全的信任，我们变得难舍难分。每次我徒步旅行，他都陪伴着我，他也很喜欢徒步旅行。我把他带到元帅勋爵家里去，元帅先生也对他盛情以待。他还不会说法语，因此他说话和写信给我用的是拉丁语，我用法语回信。然而，这两种语言混合的交流，也使我们的谈话非常流畅和生动。他向我谈起他的家庭、他的琐事、他的经历和维也纳的宫廷，他似乎很熟悉宫廷里的一些事情。总之，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关系极其亲密，我自始至终都觉得他性格温和、宠辱不惊，举止不仅礼貌而且高雅，个人仪容十分整洁，并且语言得体。总之，他有着富家子弟有的一切特征，这使我十分尊敬他，因此也十分喜欢他。
在我和他交往最密切的时候，狄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提醒我提防与我为邻的那个匈牙利青年，并补充说道，有人告诉他，这个青年是个密探，是法国政府派来监视我的。这个警告可能会使我更加不安。因为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叫我小心行事，说有人在监视我。他们蓄谋把我诱骗到法国境内，然后突袭我。
为了让这些愚蠢的警告者们闭嘴，我向索特恩建议，到蓬达里埃去作一次远足。我事先并没有告诉他远足的缘起。他应约前往。到了蓬达里埃，我就将狄维尔诺瓦的信拿给他看，然后热情地拥抱他，说：“索特恩无需我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是社会大众却需要我证明：我知道谁值得信任。”这个拥抱非常甜蜜。这是那些迫害者们永远无法了解的灵魂的一种欢悦，而这种欢悦，他们永远无法从被压迫者手中夺走。
我永远都不相信索特恩是个密探，也不相信他会背叛我，但是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毫无保留地向他敞开心扉的时候，他却坚定地紧闭他的心门，用他编织的谎言来欺骗我。他编了一个故事，让我相信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祖国。事不宜迟，我劝他赶快动身。他就动身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在匈牙利的时候，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这不是他第一次去斯特拉斯堡了。他引发了那里的一个家庭纠纷，那个家里的丈夫知道我经常见索特恩，就写信给我。我不遗余力地想使那个妻子恪守妇道，劝索特恩恪尽职守。当我以为他俩已经彻底分手了的时候，他们又鬼混到一块儿去了。从那以后，我简直无话可说。我发现这个假男爵编了一大堆谎言来骗我。他的名字根本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海姆。至于男爵的头衔，是在瑞士时人们赠与他的。这一点我不能责怪他，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头衔。但我从不怀疑他是一个真正的贵族。很善于识人而且到过匈牙利的元帅勋爵一直以为他是贵族，并以贵族之礼待他。
索特恩一离开，他经常去用餐的那家客栈的女仆就宣称怀孕了，孩子是他的。她是这么一个邋遢放荡的女人，而索特恩在这里广受尊敬，人们认为他是一个行为端正、值得尊敬的年轻人，而且大家知道他特别爱干净，因此女仆这放肆的断言，让大家很反感。这一地区最有魅力的女人曾经大肆挑逗过他都徒劳无功，闻听此言，这些女人们不禁大为光火。我也非常气愤，便竭尽全力想让这个无耻的荡妇收敛一点。我提出愿意为她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并且愿意为索特斯海姆作保。我写信给他，坚信那个女人的肚子不是他搞大的，而且根本上只是假装的，整个事件只不过是他的仇人和我的仇人的伎俩而已。我要他回到这里来，挫败这个糟女人和教唆她的人。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回复非常软弱无力。他写信给那个女仆所在教区的牧师，请他设法不让这件丑事张扬出去。我随后也不想为这件事而操心了。但我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品位低俗的男人，居然有足够的自制力，在我们交往最密切的时候，以其矜持寡言赢得了我的欢心。
索特斯海姆由斯特拉斯堡到巴黎去寻找机会，结果找到的只有痛苦。他写信给我，忏悔他的种种罪恶。回想起我们旧日的友谊，我的心被触动了。我给他寄了一点钱。第二年，我路过巴黎时，又去见了他一面。他几乎还是那样窘迫，但和拉利奥先生交情甚笃。我无从知道他是怎么认识拉利奥先生的，也无从知道他们是新近认识的呢还是老交情。两年以后，索特斯海姆回到了斯特拉斯堡，他还从那里给我写过信，后来死在那里。简而言之，这就是我和他交往的过程以及他的一些奇遇。但是我悲叹这个不幸青年的悲惨命运，却仍然相信他生于富贵之家，他那曲折的人生遭际是他所处的环境造成的。
在莫蒂埃通过熟人和友谊关系结识的人。可这样的友情即便有再多，也无法补偿我在那个时候所遭受的惨痛损失啊！
首先，卢森堡先生去世了。他遭受了医生的巨大折磨，最后死于医生之手。他们拒绝承认卢森堡先生患的是痛风，而把痛风当作一种他们有能力治愈的另一种疾病来治疗。
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卢森堡夫人的心腹仆人拉·罗什所写的病情报告的话，卢森堡先生的事例的确是一件惨痛而又难忘的例子，这位大人物的苦难真让人唏嘘不已。
这位值得尊敬的人物的离去，使我十分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惟一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格外温和可亲，这让人完全忘记了他的官位，而把他当作平等的人去交往。我们的交情并未因我的退隐而结束，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继续给我写信。然而，我觉察到，我不在她身边或我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冷却了他对我的感情。一个朝臣在知道一个人在政府当局面前失宠的时候，仍然对这个人保有同样的感情，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且，我认定，卢森堡夫人给了他很大的影响，这肯定是有损于我的，而且她还利用我不在他身边的契机，在卢森堡先生面前贬损我。至于她自己，虽然也有一些矫揉造作的友谊表示，但却越来越少，她也比过去更不掩饰自己对我的感情的变化。她给在瑞士的我写过四五封信，也只是偶尔写一写。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给我写过信了。这全拜我的先入为主之见、我对她的信任和我的盲目所赐，这使我看不出，她对我的感情已经不是冷淡那么简单了。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之后成了卢森堡公馆的常客。他写信告诉我说，我的名字写到了元帅先生的遗嘱里。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足为奇，是比较可信的，所以我相信他所言非虚。这使我思考起该如何对待这笔遗赠的财产来。经过仔细考虑以后，我决定无论这份遗赠是什么我都接受，并向这位值得尊敬的人报以应得的尊敬。尽管他地位显赫，但还是对我表现出了真诚的友谊，而像他这样地位的人们，是鲜有真诚的友谊的。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别人提到过这份遗赠了，不管这个遗赠是实有其事或者仅仅是谣传，但我却因此而免除了接受遗赠的义务。而且，说实话，如果利用我亲密的人的死来获利，这是肯定会违反我奉为圭臬的道德信条的。在我们的朋友缪沙尔弥留之际，勒涅普曾经向我建议，我们应该利用他对我们给予他照料的感激之情，委婉地向他提出在遗嘱中给我们馈赠一点财产。“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不要用自私自利的想法，玷污了我们对这位垂死的朋友应尽的悲伤而又神圣的责任吧。”我不希望我被写进任何人的遗嘱，至少不愿意被写进朋友的遗嘱。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元帅勋爵跟我谈到了他的遗嘱，以及他愿意对我有所表示，我对此的回答，在第一部里已经说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更痛苦更无法弥补，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最好的妈妈的离去。她老迈不已，又深受经济拮据和体弱多病之苦，终于离开了人间血泪的深谷，到那圣徒所在的天堂去了。在那儿，我们在人间所做的所有善事的美好回忆，就是对善事永恒的报偿。去吧，温柔而慈悲的灵魂，和费讷隆、贝尔奈、加狄拿那些人站到一起去吧。他们对真正的慈悲敞开了心扉。去吧，去品尝你慈悲的果实吧，并为被你养育的人预留一个他某一天希望在你身边占有的位置吧！这是诸多不幸中的幸福，因为上天结束了你的痛苦，也就免得你看见我的惨淡人生。我害怕把自己先前的灾难告诉她会让她伤心，所以到瑞士以后，我一封信都没有给她写过。但是我给孔济埃先生写过信，询问她的近况，就是从他那里，我得知妈妈已经停止了救助受苦受难的人们，而她自己的痛苦也结束了。我不久也会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不相信我会在另一个世界里再次和她相见，那么我微弱的想象力，也无法相信我所期望的另一个世界的完美的幸福。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损失——因为我再也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失去的了——就是失去了元帅勋爵。我说“失去他”，并不是说他死了。他没有死，但是他厌倦了为忘恩负义的主顾们服务，他离开了讷沙泰尔，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他还活着，我希望他活得比我长；他还活着，多亏了他，我才没有断绝对尘世的留恋撒手而去。世上还剩一个人值得拥有我的友谊，友谊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激发他人的友情，更在于亲身体会这份友情。但是我已经失去他的友谊给予我的那份愉悦了，而且我现在只能把他看作那种我仍然爱着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了。他到英格兰去接受国王的赦免，要去收回他先前被没收的家产。我们分别时并不是没有约定以后再次相见。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愉悦，和给我带来的愉悦一样多。他打算到阿伯丁附近的吉斯府里住下来，而且约好我到那里去看望他。但是这个打算对我来说实在是大快人心，以至它无法变为现实。他并未在苏格兰停下来。普鲁士国王的一番恳切要求又把他召回了柏林。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样没能到柏林和他重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