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此避难的不安心情很快就被国王给元帅勋爵的复信给化解了。我想象着他仿佛是我强有力的庇护者。国王陛下不仅对我已经做过的事表示赞同，而且——我不该隐瞒任何事情——还派他送给我十二个路易。这位可敬的勋爵，被这个使命弄得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圆满地完成它。他努力地把这个带有侮辱性的资助由金钱改为了实物，他告诉我他奉国王之命，给我一些木料和煤，以供我应付自己的家庭开支。他甚至补充道，这也许是他自己的本意——国王很乐意照我喜欢的风格为我建造一座小屋，只要我选个地点造房子就可以了。这最后的提议使我深受感动，使我忘记了他的另一项资助的吝啬。这两个资助我都没有接受，然而我仍把腓特烈看成是我的恩人和保护者，并且对他产生了真诚的感情。从那以后我对他的名望就格外感兴趣，就像我以前认为他的成功不正义一样。在不久以后签订和平条约时，我用一个很好看的彩灯表达了我的欢欣。这是一排花环，我用它们来装饰我住的房子，而且的确，我怀着一种报复的心态，花的钱足足有他预备送给我的那么多。和平条约签订以后，我想道，既然他的军事政治成就已经达到了顶峰，他应该会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来获得成就感。那就是通过振兴商业和农牧业使他的国家经济繁荣起来；开垦荒地，迁徙人民到那儿定居；同他的所有邻邦保持和平状态，由欧洲的魔王摇身变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他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放下征战四方的宝剑，因为他完全相信，没有什么人可以迫使他再次把宝剑拿起。看到他没有解除武装，我担心他不知道如何正确利用他自身的优势，担心他只能成为半个伟人。我斗胆以此为内容给他写了一封信，并使用了那种最投他这类人所好的家常口吻，以使真理之声能够让他听到，并不是所有的国王都能听到这种真理之声的。这件事是我和国王两个人之间的秘密，信也是我自作主张写的。我甚至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元帅。我把信封好，请元帅勋爵带给国王，勋爵没有过问信中是什么内容就把信交给了国王。国王没有答复我。过了一段时间，元帅到柏林去，国王只告诉元帅，我措词激烈地将他斥责了一番。我由此知道这封信并不受欢迎，我那坦率的激情被当作了书呆子气的蠢笨。其实这很有可能是事实。可能在那封信中，该说的话我没有说，也没有采用我本该采用的那种口吻。我只能为促使我提起笔写信的那种感觉承担责任了。
在莫蒂埃-特拉维尔住下来不久，在得到我可以安心呆下去的各方面的保证以后，我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新点子，在我一生之中我曾经多次想到过这个问题。在蒙莫朗西的时候，我经常要使用探条，这就使我不得不呆在卧室里。就在那时，我觉出了穿长衣服的好处。当时，恰好有个亚美尼亚裁缝经常到蒙莫朗西来看他的一个亲戚，这又诱使我很想趁这个机会穿上这种新的服装，不管人家怎么说，反正别人说什么闲话我也不在乎。但是在穿这种衣服之前，我很愿意听取一下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也极力建议我这么做。随后我就置办了一套亚美尼亚服装。但是席卷而来的风暴迫使我不得不推后时间，等时局平静一些了再穿这些衣服。几个月以后我旧病复发不得不重新使用探条，我才觉得我可以在莫蒂埃穿这些衣服而不冒什么风险了。尤其是事先我还咨询过当地的牧师，他说，即使我穿这种衣服去教堂也不会有什么不敬之处。于是我就穿上了短上衣，披上了长袍，戴上了皮帽子，系上了腰带。而且在穿着这套服装参加了圣事之后，我觉得穿着它到元帅勋爵家里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妥。总督阁下看到我如此打扮，只打了个招呼说“萨拉姆阿勒基”——算是为这事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从此，我就不穿别的衣服了。
完全远离了文学之后，我惟一的念头就是过一种安宁静谧的生活，这完全由我自己来决定。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厌烦，就算是我完全无事可干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想象力可以将每个空白都填满，单是这就够我忙的了。我无法忍受的情景是这样的：一屋子人无聊了就闲扯，面对面地坐着，啥都不动只动他们的嘴皮子。散散步，走走路，我还能够忍受，起码腿脚和眼睛还在活动着；但是抱着胳膊谈论着天气和正在飞舞的苍蝇，或者更糟糕一些，互相恭维，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折磨。为了不过野人那样的生活，我就想着要去学习怎么样编带子。我到别人家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座垫，或者像那些女人一样，在门口干点儿活，顺便和路过的人聊几句天。这就使我觉得空洞的闲聊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也使得我和我的邻居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不那么令人厌烦了。其中几个邻居是很不错的，也不缺乏才智。其中一个叫伊萨贝尔·狄维尔诺瓦的姑娘，是讷沙泰尔检察长的女儿，我觉得她和我做朋友是值得的，她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给了她很多忠告，也在紧要关头帮过她的忙，所以现在她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贤惠贞德的母亲。她那样的眼光、那样的丈夫、那样的生活和那样的幸福，也许应该归功于我。而我呢，则从她那里得到了温柔的慰藉，尤其是在一个凄清的冬季。那个时候，我的疾病和痛苦已经到达了顶点，她来同我的戴莱丝作伴。那漫长的夜晚，仿佛因为有了她的推心置腹互诉衷肠、我们相互的信任，才变得不那么难熬了。她喊我爸爸，我喊她女儿。这两个称呼我们到现在仍在使用，我希望以后对我和她来说，听起来都一样亲切。为了让我编的带子发挥出作用，我在年轻朋友结婚的时候送带子给他们，条件是他们亲手把自己的孩子带大。伊萨贝尔的姐姐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份结婚礼物，她值得拥有这份礼物。伊萨贝尔本人也收到了一条带子，至少从主观意愿看，她也没有辜负我送她带子的初衷。她并没有享受到那份幸福。当我送给她们这些带子的时候，我给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经传诵一时；第二封信就没见怎么传诵了。当然，友谊是不需要宣扬的。
们的往来，我不想细说，但不能不提的，是我跟皮利上校的交往。他在山上有一座房子，他习惯夏天的时候来这里避暑。我并不着急想和他结交，因为我知道他在朝廷里不受欢迎，和元帅勋爵的交情也不好，他也从来不去拜见元帅勋爵。然而，由于他来看我，对我非常客气，我不得不礼节性地回访。我们把这种交往持续了下去，有时候也一起吃饭。在他家里，我认识了贝鲁先生，后来我跟贝鲁先生相交甚笃，我不可避免地会谈到他。
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一个苏里南司令的儿子，司令官死后，他的继任者讷沙泰尔人尚伯里埃先生和司令的遗孀结婚了。这位遗孀第二次失去丈夫以后就带着儿子到丈夫的故乡来定居了。贝鲁是独子，非常富有，备受母亲疼爱，由母亲精心养育成人，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他掌握了大量不求甚解的知识，对艺术有一定的鉴赏力，尤以自己的推理思辩能力而颇感自豪。他举止宁静，像个哲学家似的，这跟荷兰人很像。他那黄褐色的皮肤，他那沉默而又保守的性格，更让人相信这一点。他年纪轻轻就聋了，还得了痛风，这使得他的所有动作都很审慎和严肃；而他虽然喜好辩论，在很多时候都论辩不休，但一般情况下他很少说话，因为他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他的整个形象让我肃然起敬。我心想：“他是一个思想家，一个英明的人，和这样一个人做朋友应该是很快乐的事情。”为了彻底地征服我，他常常同我讲话，不用任何恭维我的字眼。他很少同我谈他自己、我或者我出的书。他并非没有主见，他说的每句话都相当正确。这正确和准确吸引了我。他的思想既不如元帅勋爵的那么高尚，也不如元帅勋爵的那么缜密，但是同样具有简单质朴的特点。因此，在这一方面，贝鲁代表着元帅先生。我并没有迷上他，但是他吸引了我，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这种敬佩之情逐渐发展成了友谊。在和他的交往中，我完全忘了当初我不愿和霍尔巴赫男爵交朋友时说的话——我说，他太富有了。我相信那个时候我错了。我怀疑，一个人拥有巨额的财富，无论他是谁，都会真诚地喜欢我的原则和这些原则的奉行者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很少见到贝鲁先生，因为我从来不到讷沙泰尔去，而他一年也只到山里来看皮利上校一次。我为什么从来不到讷沙泰尔去呢？这是由于一个孩子气的原因，我索性把它说出来好了。
尽管在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下，我避免了在逃难时遇到迫害，但是我逃脱不了公众、市政官员和牧师们对我的敌意。法国给了我打击以后，人们觉得不给我一点侮辱，就好像是没有品位似的：这些人害怕他们如果不照着迫害者的样子做，就会拂逆了迫害者的意志。讷沙泰尔的上层，也就是说这个镇上的牧师集团，推波助澜，首先发动邦议会来反对我。这次图谋失败以后，牧师们转而求助于市政当局，市政当局当即就下令禁了我的书，并且待我极不客气。他们想让我明白，就像他们所说的：如果我当初想要住在城里，人们也不会允许的。他们办的《信使》杂志，专栏中充斥着荒谬透顶和无聊伪善的话。尽管他们这种做法招致了头脑清醒人们的嘲笑，但还是煽动了民众起来反对我。听了这些话，我还是禁不住要感激他们让我住在莫蒂埃，那里不是他们的辖区。他们就差用品脱量空气给我呼吸了，还要我用高价来买。他们巴不得我感激他们对我的保护，实际上这保护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给予我的，也是他们不断从中作梗想要从我手中剥夺走的。后来，他们发现无法得逞，就尽力损害我，尽其所能诋毁我，最后竟把他们的无能当作美德，吹嘘他们如何仁慈，容忍我住在他们的国土上。对此，我本来应该一笑而过的。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而是感到很生气，而且蠢到了打定主意不去讷沙泰尔的地步：我还把这个决心坚持了下来，将近两年没有到讷沙泰尔去。要是我介意他们的行动，简直是太瞧得起他们了。然而实际上，无论他们的行动或好或坏，他们都无须为此而负责，因为假如没有了幕后主使，他们就寸步难行了。此外，他们这些人缺乏教养、心胸狭窄，根本不知道尊重为何物，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地位、权力和金钱，根本不知道应该尊重人才，也根本不懂侮辱人才是不光彩的事情。
有个村长，因为徇私舞弊而撤职，曾经对特拉维尔谷地的警官、我的伊萨贝尔的丈夫说：“听说那个卢梭天资过人。把他给我带来，我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此。”当然，用这种口吻表示不满的人，是不会让他抱怨的对象感到苦恼的。
从我在巴黎、日内瓦、柏林和讷沙泰尔的遭遇来判断，我不指望此地的牧师能给我什么更周到的照顾。尽管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而他也友好地接待了我；但是在这个地方，奉承之语随处可见，礼貌客气也代表不了什么。但是在我重新信奉新教，并在一个新教国家生活之后，如果我不参加我所信奉宗教的公开活动，就会违背我的誓言和我作为公民的职责，所以我要去领圣餐。另一方面，我担心自己走到圣体台，会招致侮辱性的拒绝；在我的事情被日内瓦议会和讷沙泰尔宗教界闹得沸沸扬扬之后，这些牧师们几乎不可能让我安静地去领圣餐了。领圣餐的时间临近了，我决定写信给蒙莫朗先生——这是那位牧师的名字——以此证明我的善意，并告诉他，我从心底里一直以来都是信仰新教的。同时我告诉他为了避免对于信条的争辩，我拒绝再听对这些教义作的任何专门的解释。这样办妥之后，我心里很平静，毫不怀疑蒙莫朗先生会拒绝我去，如果我拒绝做任何解释的话。这样一来事情就解决了，也没有人会来责备我。但是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蒙莫朗先生亲自上门来告诉我，在我提出的那个前提下，他允许我去领圣餐，并且他和他的老教友都感到非常荣幸有我这样一个教友。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如此惊讶，也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欣慰。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世上，命运对于我来说是如此的悲惨，尤其是我身处逆境的时候。面对这么多的通缉和迫害，我可以满怀欣慰地对我说：“至少我是和教友们在一起的。”我去领了圣餐，内心非常激动，不禁潸然泪下。这也许是教徒去领圣餐时上帝最喜欢的状态了。
时间，元帅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布弗莱夫人的信，我猜这封信至少是通过达朗贝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勋爵。这是自从我离开蒙莫朗西以后布弗莱夫人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严厉地斥责了我给蒙莫朗先生写信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居然去领了圣餐。我简直不知道她在斥责谁。因为自从我去了日内瓦以后，我就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个新教徒，而且还公开地到过荷兰教堂，这世上也没有什么人觉得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布弗莱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问题上左右我的良心所向，这实在是太可笑了。然而，我并不怀疑她的用意是好的，但我实在不知道她真正的用意何在。我对她这不同寻常的斥责并不感到生气，我给她回了一封相当平和的信，同时给她解释了我那一系列做法的原因。
在这个时候，攻击我的书刊还是和以前一样甚嚣尘上，而且那些善良的作者们责备政府当局对我太宽大了。幕后主使仍未现身，但他导演的这场嗥叫的大合唱，的确有点不祥，并且扰乱人心。而我则任他们去嚎叫，并不庸人自扰。我得到确切消息说，索尔朋神学院发出过一个谴责书。我不相信有这回事。索邦神学院怎么会干涉这件事呢？难道他们想证明我不是天主教徒吗？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啊。他们想证明我不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吗？这件事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把这件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来，真是太奇怪了，简直快成我们的牧师了。在我看到文件之前，我相信这文件是以索邦神学院的名义传播出去的，并以此来辱没它的。读了那份文件，我对自己先前的猜测更是确信不疑。最后，当我无法再怀疑这份文件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想，脑袋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如果索尔朋神学院的人全都呆在精神病院里，可能会更好一些。
另外一份文件对我的触动更大，因为它出自一个我一直非常敬重的人之手，我佩服他的坚毅，却痛心于他的盲目举动。我说的就是巴黎大主教反对我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