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惟一的顾虑就是由于这部作品过分推崇单纯性，因而故事情节的发展可能会变得沉闷乏味，我可能无法将一种活力充盈的趣味维持到底。有一件事情打消了我的这种顾虑，这件事情本身比小说带给我的赞誉更使我高兴。
这本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面世的。一天，一个书贩子将这本书带给了达尔蒙王妃，那天歌剧院有一场舞会。晚饭后，王妃打扮好了，她一边等待舞会开始，一边读起这本小说来。夜半她命令备好马车，同时继续阅读。在被告知马车已经备好正等候她上车时，她没有作答。她的仆人看到她手不释卷读得忘了形，便上前告诉她已经深夜两点了。她答道：“不急，不急”，然后接着阅读。过了一段时间，王妃的表停了，便揿铃询问是几点钟了。得知时间已经到了四点，她便说：“现在去舞会已经太迟了，卸下车马吧。”卸妆以后，她一直阅读至天明。
自打听说这件事以后，我一直想见见达尔蒙夫人，不仅是想让她亲口告诉我此事千真万确并非谣传，而且也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有人对《朱丽》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那么没有第六感、没有那种道德感是不可能的。现在有这种道德感的心灵太少见了。而缺乏这种道德感，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我的心灵。
使女士们对我颇有好感的原因在于她们深信：我写了我自己的历史，我是小说的英雄。这种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波立尼亚克夫人致信韦尔德兰夫人，请求韦尔德兰夫人说服我让她亲睹一下朱丽的相片。所有人都深信，若非身临其境，不可能将感情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若非发自肺腑，无法将爱的激情描绘得如此光彩夺目。不必讳言，事实正如人们所料，我是在极度兴奋狂热的状态下写作这部小说的，但如果认为需要真实的对象才能产生如此心醉神迷的情境，那他们就错了。他们更想不到我为想象中的人物心驰神游到了什么地步。如果不是青年时代的一些往事和乌德托夫人的话，我所感受和描写到的爱情，就只能以神话中的仙女为对象了。我既不愿肯定也不准备驳斥一个对我而言有利的错误。从我单独排印出来的对话形式的序言中，人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一点上我把悬念留给了公众。古板的道德家们可能会说我应该毫无保留地把真相说出来。但是我认为，我没有义务非这样做不可，而且我认为如果没有必要却执意作出声明，与其说是坦率，不如说是愚蠢。
几乎与此同时，《永久和平》出版了，我在前年将该书手稿交给《世界报》一个叫巴斯提德先生的编辑。不管我愿不愿意，他总是乐此不疲地将我所有的手稿都拿到这家报纸予以刊登。巴斯提德先生和杜克洛很熟，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义来力图劝说我帮他充实一下《世界报》。他曾经听人提起过《朱丽》，希望我在《世界报》上连载《朱丽》和《爱弥儿》。如果他对《社会契约论》有所耳闻的话，肯定也会要我拿去发表在他的报纸上的。最后，我被他的纠缠不休弄得疲惫不堪，干脆决定将《永久和平》的摘要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价格出让给了他。我们有约在先，摘要只能在他的报纸发表，但是一旦他成了手稿的主人，却觉得出版单行本更合适，这样就必须删除某些章节，以满足出版审查的要求。如果单行本附有我对这部作品的评论，那么审查时会有什么结果呢？庆幸的是，我没有向巴斯提德先生提及这篇评论，而这也不在我们的合约范围之内。这些评论至今还是尚未付印的手稿，和我的其他手稿放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这些评论得以出版，人们将会看到，伏尔泰在这个问题上的妙语连珠和自鸣得意，怎能不让我哑然失笑——这个可怜的人在他试图干预的政治事务上见地如何，我了解得简直是太清楚了。
正当我在社会上崭露头角、赢得女人们的宠幸的时候，我感到我在卢森堡公馆的地位大不如以前了，这不是在卢森堡先生面前——他对我的殷勤和友谊似乎还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卢森堡夫人面前。自从我没有什么作品读给她听以后，她的房间也不再对我自由开放了；她到蒙莫朗西小住期间，虽然我经常去探访她，但除在餐桌上我几乎见不到她的身影。她甚至也不像以前那样为我预留靠她身边的座位了。既然她不再给我留位置，既然她很少和我说话，要说也只有寥寥几句，既然我也没有什么话对她说，那我就非常乐意找到另一个位子落座，这样我更加放松一些，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坐得离元帅先生更近的习惯了。
说到“晚上”，我记得我已经说过我不在府里面用餐，这在我们交往之初的确是事实；但是因为卢森堡先生不吃午饭，他甚至没有来餐桌前坐过，其结果是，几个月以后，我对这个家已经很熟悉很随便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和他一起吃过饭。他非常友善地谈论到了这一点。这使我决定在客人不多的时候偶尔在那里用晚餐；我非常惬意地享受这一切，因为他们几乎就在露天吃午饭，并且就像俗话说的那样“屁股不沾椅子”。然而晚餐则吃得时间很长，因为客人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希望休息一下，舒缓一下身心；又因为卢森堡先生是个有模有样的美食家，所以晚餐很精美；还因为卢森堡夫人尽主人之谊殷勤招待，让晚餐非常愉快。如果不这样解释，人们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的一封来信（见信函集C，第三十六号）的结尾部分，在这封信中他告诉我，他总是怀着喜悦回想我们散步的情形，他补充道，特别是晚间一回到院子里，我们就看不到马车轮的辙痕了，因为每天早晨有人会用耙子把沙地上的车辙耙平，我想，从沙地上的辙印，就可以看出下午来了多少客人。
1761年祸不单行。自从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尊贵的先生以来，他接二连三遭遇了几次丧事的折磨。仿佛命中注定一样，灾祸要从我最亲密、同时也是我最值得亲近的人开始。第一年，他失去了妹妹，维尔罗瓦夫人；第二年，失去了女儿，罗拜克夫人；第三年，失去了他的独子蒙莫朗西公爵和孙子卢森堡伯爵，也就失去了宗族最后和惟一的继承人。表面上，他以刚强的态度忍受着所有这些丧亡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他的余生中，他的内心一直在暗暗地淌血，于是身体也就一天天地垮了下来。他儿子的意外惨死使他痛彻心肺，因为当时国王刚刚恩准他的儿子并且允诺让他的孙子世袭他近卫军司令的职位。亲眼看到自己寄寓厚望的儿子生命逐渐凋谢，他怎能不悲痛欲绝。这也怪做母亲的盲目信任医生，使得这可怜的孩子把药当饭吃，最终营养不良而夭折。唉！如果他们照我说的话去做，祖孙二人一定能活到现在。我什么话没有说尽，什么话没有在给元帅的信中写尽呀。我不止一次地劝谏蒙莫朗西夫人放弃她深信不疑的医生给她儿子开具的近乎苛刻的食谱。卢森堡夫人的意见虽然和我一致，却不想侵犯她的母亲的权威。卢森堡先生软弱温和，从不想忤逆别人的意愿。波尔德被蒙莫朗西夫人奉若神明，最终断送了她的儿子的性命。当这可怜的孩子得到允许和布弗莱夫人到路易山向戴莱丝要点东西吃，将食品放进他那挨饿已久的胃里时，他是多么欢欣雀跃啊。我从心里哀叹，富贵荣华就如过眼烟云，因为我看到富甲一方、门第高贵、头衔官位加身的惟一继承人竟然像乞丐一样狼吞虎咽地吃着一小块面包。不管我再说什么或再做什么，都已经于事无补了，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同样是对江湖郎中的信任，既断送了孙子的性命，也为祖父掘好了坟墓，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他畏惧年老多病的暮年心境。卢森堡先生偶尔会感到他的大脚趾有点儿痛，这个毛病在蒙莫朗西犯过一次，弄得他失眠并且有点儿发烧。我斗胆说了“痛风”这个词，卢森堡夫人就呵斥了我一番。元帅先生的侍从外科医生说不是痛风，并且用止痛软膏将患处敷起来了。不幸的是，疼痛虽然减轻了，可脚痛再犯时还是无一例外地得求助于以前止过痛的老方子，如此一来，身体变虚了，病痛加重了，药量也相应增加了。卢森堡夫人最后明白过来这的确是痛风，就反对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法。但是其后他们向她瞒住了病情，几年以后，卢森堡先生死于自己的过失和想要治好自己的不懈努力。但是让我们不要把这不幸预言得太早吧，在说这个不幸之前，我还有多少不幸的事情需要讲述啊！
说来奇怪，我的一言一行仿佛注定要招致卢森堡夫人的不快似的，即使是在我最诚惶诚恐地想要保有她的好感的时候也是如此。卢森堡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的那些灾祸只能使我更加依恋他，因而也更依恋卢森堡夫人，因为对我而言，他们始终是如此真诚地结合在一起的，以至我对一个人的感情会自然而然地扩展到另一个人身上。元帅先生日渐衰老下去了。他经常到宫廷去，在其位就得谋其职，他要不断地狩猎，尤其是他在职三个月期间劳神费力在办公室处理公务，这一切都需要有着青年人的精力才能够办得到。我从他身上再也看不到继续维持他职位的任何力量了。既然他的官位将会分散到别人名下，他死后他的宗族就要绝后，而他辛勤劳苦了一辈子，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君王前保有恩宠以期泽被子孙，那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继续下去的必要了。有一天，只有我们三个在一起，卢森堡先生抱怨起宫廷职责的劳苦，一副历尽沧桑心灰意冷的模样。我大胆地和他说起退休的事情，并向他提出当初西尼阿斯给皮洛斯的忠告。他叹了一口气，对我的忠告不置可否。但是一到单独见我的时候，卢森堡夫人就毫不留情地驳斥了我的这个忠告，可见我的这个建议让她感到惊恐。她又加上了一段我感到理由非常充分的长篇大论，这使我放弃了重提这个话题的念头：她说长期以来的宫廷生活习惯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活需要；她说即便是现在，那也是卢森堡先生消磨时光找乐子的一个好方法；她还说，我所建议的退休对他而言，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放逐，在那无所事事的放逐里面，无聊厌倦、悲伤失望将会很快使他的生命萎顿下去。尽管她应该看出她已经使我心悦诚服了，尽管她相信我会信守诺言绝口不提退休的事情，但她似乎始终放不下这件事情；我记得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同元帅先生私人谈话的机会少了，即便我们有过谈话，也几乎总是被打断。
一方面，我的愚笨和霉运结合起来贬损了我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她见得最多的人们，也是她投注感情最多的人们，在这方面对我也没有什么助益。尤其是那个布弗莱神父先生，这个年轻人才华横溢，但是从未对我表示出什么好感；他不但是元帅夫人圈子里惟一对我不表示丝毫关注的人，而且我认为自己觉察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每当他来蒙莫朗西拜访一次，我在元帅夫人心中的分量就减轻一分。当然，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即使他本来无意排挤我，但他只要在场，就对我构成了实质性的排挤，他的优雅举止和机智谈吐足以衬托出我是如此的spropositi，不禁自惭形秽。起初两年，他几乎没有到蒙莫朗西来过，元帅夫人对我恩宠有加，我在元帅府的地位还差强人意；但是一旦他来得频繁点儿，我就无可避免地被他抢了风头。
我很乐意钻到他的羽翼下寻求庇护，讨好他；但是我越是讨他的欢心，我的笨拙愚蠢就越妨碍我这样做。我在这方面愚笨讨好的努力以在元帅夫人面前的名誉扫地而告终，这对我博得他的欢心一点用处都没有。以他的聪明，本来可以干什么成什么，但是他无论干什么都缺乏一股全力以赴的钻劲，又喜欢消遣娱乐，因此他涉猎的形形色色的才艺颇多，但多是半生不熟一知半解。不过，正是他这些广博的艺术造诣帮助了他，如果想在上流社会出头露角，这些皮毛知识已经够用了。他会作怡情悦性的诗，信也写得不错，又能弹几下西斯特尔琴，还会涂几笔彩色蜡笔画。他曾经为卢森堡夫人画过肖像画，可想而知画得比较吓人。卢森堡夫人说那画根本不像她，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奸诈的神父问我画得像不像，我扮演了傻瓜和撒谎者的角色，违心地说画得像。我说画得像，本来是想讨好神父，这样一来，就无法讨元帅夫人的欢心了，这就让元帅夫人记在心怀。我们之间的芥蒂就更深了；至于神父，在这个小把戏得逞以后，就嘲笑我。自从经历过这件拍错马屁的事情之后，我就懂得了，若是力不从心，就不要做谄媚拍马之人。
我的才能就在于颇为勇敢而有力地向人们揭示一些不无裨益然却又不太中听的真理，我本该就此打住的。我天生不会、也学不会阿谀奉承，连说句赞叹别人的话都不会。我试图慷慨赞美别人，结果总是笨嘴拙舌弄巧成拙。但我抨击他人时，则是尖酸刻薄。两者相较，笨嘴拙舌比尖酸刻薄给我带来的麻烦更多。我会举出一个可怕的例子，这件事例的后果不仅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命运，可能还将决定我身后的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