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个贝蒂埃神父，他认识的两个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都不约而同地想和我交朋友。但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我的兴趣爱好简直没有共同点。他们是麦尔基色代克的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家世背景如何——说不定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是冉森教派教士，人们认为他们是化了装的教士——可能是因为他们以一种非常可笑的方式佩带着一柄长剑，并且剑不离身。他们两个人当中，其中一个名叫费朗先生的，身材颀长、慈眉善目、巧言令色；另外一个叫密拿尔，又矮又胖，一脸哂笑，办事一丝不苟。他俩以表兄弟相称。他们和达朗贝一起住在巴黎，住在他奶妈家里。两人在蒙莫朗西租了一个小房子，在那里度夏。他们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没有仆人，也没有人给他们送信。他们两人每个星期轮流去市场购物、烧火做饭、打扫房间。他们过得相当舒心，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吃吃饭。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对我产生了兴趣：我惟一对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喜欢下棋。而为了去下盘可怜的棋过过手瘾，我不得不坐四个小时，直到精疲力竭。由于他们到了哪儿都喜欢多管闲事，因此，戴莱丝把他们叫做“长舌妇”，并且这个绰号在蒙莫朗西流传开了。
这些人，加上我的房东马达斯先生（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人），就是我在乡间的主要朋友。当然，我在文坛之外也有许多朋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在巴黎呆得很舒服。文人圈子里，除了杜克洛我再也想不起有其他什么朋友了。而德莱尔呢，他还太年轻了，而且尽管他亲眼目睹了那个哲学小集团对我使的阴谋诡计之后，就完全脱离了那个哲学小集团——我认为至少是这样——我还是无法忘记他随时准备在我面前充当小集团传声筒的那副模样。
首先，我拥有名副其实的老朋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在黄金时代的好朋友，我和他的友谊并非从我的作品开始，而是从我个人的品德开始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直保持着和罗甘先生的这份友谊。我还有可敬的同乡勒涅普和他的女儿朗拜尔夫人，那个时候她还活着。还有一个叫库安德的日内瓦年轻小伙子，在我看来，他是个好小伙儿，谨慎细心、乐于助人、充满热情，但是他却无知轻信、贪吃贪喝、自高自大。我一到退隐庐来，他就过来看我，不久他就不由分说地跑到我家里住下不走了。他对绘画有点感兴趣，也认识了一些艺术家，在给《朱丽》作插图方面，他给我帮了点忙。他负责料理《朱丽》的插图和制版事宜，并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杜宾先生家的门也对我敞开着。尽管杜宾先生家的情况比不上杜宾夫人极盛时期那么光彩夺目，但由于杜宾先生家主人特有的素质和云集在此的宾客皆非等闲之辈，因此，他家依然是巴黎数一数二的。因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们，而且离开他们只是为了能够独立自由的生活，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友好表示，我一直相信自己会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我甚至可以把她当作我的一个乡间邻居，因为他们在克利什造了一座别墅，我有时候还去他们的别墅呆上一两天。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关系更融洽一些的话，我会去得更勤的。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女人彼此都没有什么好感，如果要让她们俩都很开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困难了，这就使得我在克利什很受拘束。因为我和舍农索夫人的关系更加平等而又熟稔，因此我很乐意没有什么拘束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离我家很近，她在那里租了一座小房子——甚至在我家里，她也经常来我家看望我。
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克雷基夫人，她笃信宗教，因此跟达朗贝、马蒙泰尔和大多数文坛人士断绝了往来。我相信特吕布莱神父是个例外。他那时是一个伪善的人，克雷基夫人也比较讨厌他。他是主动来结交我的，并始终关心着我，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她曾经派人给我送来几只肥美的母鸡作为新年礼物，并计划好了来年过来看我。但是卢森堡公爵夫人同期的一次旅行打乱了她的计划。我欠他一个人情。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将永远占据着一个显着的位置。
如果罗甘先生放在第一位的话，我还有一个朋友是完全值得放在第二位的，这就是我的老同事卡利约。他曾任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秘书，后来又到了瑞典，宫廷派他去处理外交事务，并从那时起成了实际上的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有一天，他突然出人意料地到蒙莫朗西来看我。他身上缀着某个西班牙勋章，勋章的名字我忘记了，上面有一个珍贵宝石镶嵌而成的光彩夺目的十字架。在他的家世证明文件中，他不得不在他的名字上加了一个字母，现在名为卡利荣骑士。我发现他还是老样子——心地顶好，心态也越来越温和。如果不是库安德又像往常那样硬插到我们中间来，利用我住得离巴黎远这一点，僭越权利，以我的名义获取了他的信任的话，我和卡利荣又会像以前一样亲密的。然而，出于为我服务的过分的热望，库安德取代了我的位置。
关于卡利荣的这段回忆，让我想起了我的另一个乡间邻居。如果我漏掉他不谈，那就太对不起他了，因为我必须承认我对他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我感到自己是不可饶恕的。这就是尊敬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给我帮了大忙。他们全家来法国旅行之后，他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租了一座乡间别墅。一听说他做了我的邻居，我就满心欢喜地去看望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一种义务，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快乐。我第二天就动身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来看望我，因此我又不得不和这些人原路返回我家。两天以后，我又动身了，谁知道那天他们全家到巴黎赴宴去了。我第三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里，但是我听到了一些女人的声音，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更是让我吃了一惊。我希望见到他，不管怎么说，时隔这么久首次见面，我们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好好叙叙旧。简而言之，我把拜访他的时间一天一天往后推，到最后我觉得，这么晚才履行这个义务使我颇感惭愧，竟至不想尽这个义务了：我敢把这次拜访推迟这么久，却不敢再见他了。勒·布隆先生对于这一疏忽当然感到很愤怒，也为我的疏懒扣上了忘恩负义的帽子。然而，在我心里，我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如果我能为勒·布隆先生做点能给他带来真正欢乐的事情（即使他不知道也罢），我敢肯定他一定不会怪我办事拖拉的。但是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面的懒惰粗心、拖拖拉拉，比起那些大的陋习来，更加对我不利。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这些方面的疏忽：我很少做过我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不幸的是，很多我原本该做的事情，我往往都没有做。
既然话头转到我在威尼斯的朋友们身上来了，我就不该忘记一个与他们相关的一个人，我与他的交往，与其他人的交往比起来，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我说的是戎维尔先生。他从热那亚回来以后，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他的情谊。他非常喜欢和我相处，喜欢听我谈意大利的事情以及蒙太居先生的疯狂蠢笨之举。因为他和外交部有些联系，所以也听说了很多蒙太居先生的独家逸闻。我也非常乐意在他家里见到我的老同事杜邦，他在他所在的省买了个官做，有时候会因公出差到巴黎来。戎维尔先生对我越来越热情，而我也开始对他有点厌烦了。尽管我们两家住得很遥远，但是只要我有一个星期漏了到他们家去吃饭，他就会对我不满。而他每次到戎维尔领地去的时候，他总是要我和他一起去。但是自从有一次在那儿住了漫长得仿佛看不到尽头的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再也不愿意到那儿去了。当然，他是一个正派而又易于相处的好人，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还比较可爱，但是他没有什么头脑。他仪表堂堂，多少为自己的潇洒外表而得意洋洋，这一点很让人生厌。他有一套很独特的收藏，很可能是这类收藏中独一无二的。他在其中投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也希望他的朋友们能够对此感兴趣。但有时候，朋友们对他的这个收藏却提不起兴致来。这是近五十年来非常完整的一套宫廷和巴黎综艺节目集锦。其中有很多逸闻趣事可供发掘，而在其他地方，你却看不到这样的逸闻趣事。这是法兰西历史的一个集中记录，在任何其他国家人们都不会想到这一点。
在我们正打得火热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他家，他却很冷漠地接待了我，根本不像他平常的样子。因此，在给了他一个机会解释、甚至请求他给我解释之后，我走出了他的家门，决计再也不踏进他的家门半步。这么多年来，我保持住了这个决心。因为在曾经受到过冷遇的地方，我是很少再次露面的，而且这儿也没有狄德罗为他辩护了。我绞尽脑汁想知道，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但是左思右想怎么也找不出我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他。我相信，我每每谈及他和他的家人，无不用最为尊敬的字眼，因为我真诚地依恋着他。而且，我除了说他的好话以外，从来没有数落过他的不是，我一直恪守不移的法则就是，凡是在谈到我到访过的人家的时候，措辞方面一定要尊敬别人。
最后，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以后，我有了如下的猜测：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戎维尔先生邀请我到他认识的几个女孩子那儿吃饭，在座的还有两三个外交部的职员。他们都是很正派的人物，外表看起来不像浪荡子，举止也全然不像浪荡子。我敢发誓，我这方面，我整个晚上，都在悲戚地思索着他们这些可怜家伙的不幸命运。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的客，所以我没有凑份子出饭钱；又因为我没有给机会让她们获得我支付报酬的机会，所以我没有给那些女孩子任何东西。我们一起离开了，每个人都兴高采烈，气氛好得不得了。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再拜访过那些女孩子了。那次晚餐之后，我也没有见过戎维尔先生。过了三四天的样子，我到戎维尔先生家去吃饭。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受到了上文我提到的那种冷遇。我找不出其他原因，只能把他对我的冷遇归因于与这次晚餐相关的一些误会。加上我发现他不愿意向我解释其缘由，因此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去看他了。但是我依然把我的作品寄给他，他也时常给我捎来他的问候。有一天晚上，我在戏剧院的休息厅遇见了他，他很客气地责备我没有去看他，但是这也没有使我再回到他的身边。因此整个事情看起来，与其说是分道扬镳的绝交，倒不如说是两人在生闷气。然而，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也从未听到过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好几年没有来往，而事隔多年想再去重修旧好，实在是太晚了。这就是我没有把戎维尔先生列入知己名单的原因，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他们家的常客。
我不想再把其他半生不熟的朋友也加进来了，否则这个名单就臃肿不堪了。这些熟人同我的关系并不亲密，或者由于我不在他们的圈子里，渐渐地也就变得不那么亲密了。虽然有时候我仍然可以在乡下我的家里或者我邻居家里看到他们，比方说像孔狄亚克神父和马布利神父，像梅朗先生、拉利夫先生、波瓦热鲁、瓦特莱先生、安斯莱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一个一个列出来就太冗长了。下面我只顺便提一下马尔让西先生。他是国王的内侍，以前是霍尔巴赫小集团的成员，后来像我一样退出了这个小集团。他还曾是埃皮奈夫人的一个老朋友，在这个方面他也像我一样和埃皮奈夫人没有往来了。再就是他的朋友德马西，他是喜剧《冒失鬼》的作者，曾经因此剧暴得大名，但是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前者，也就是马尔让西先生是我在乡间的邻居，他在马尔让西的产业离蒙莫朗西很近。我们是老相识了，但是由于住得较近，加上和我在经历上有某种相似之处，于是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后者，也就是德马西先生，不久以后就去世了。他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但是在某些方面有点像他喜剧里面的那个生活原型，是个在女人面前有点自命不凡的蠢家伙，他的去世并没有让女人们感到特别惋惜。
然而我不能漏掉这一时期和我开始通信往来的一个人，他对我后来生活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一定要交代一下我们交往之初的情况。我说到的是拉穆瓦尼翁·德·马勒赛尔卜先生，他是税务部的一把手，那个时候负责出版物的审查工作，他在任期间智慧与温和兼具，使文坛人士对他非常满意。在巴黎，我一次都没有去拜访过他，但是在审查我作品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他对我非常礼貌。而且我知道，他不止一次地严厉斥责过那些习惯于写东西反对我的人。在《朱丽》的印刷事宜上，他又向我表示了新一轮的热情友好。因为像《朱丽》这样一部长篇巨制，要从阿姆斯特丹把校样邮寄回来，邮费是相当贵的。因为他可以免费寄发邮件，所以就要别人从阿姆斯特丹先把校样寄给他，盖上他做大法官的父亲的“免费邮寄”的印章以后，他再转给我。作品印刷的时候，他直到一版销售完毕了，才让第二版上市，而且不管我怎么反对，他都坚持要我收下所有的盈利款。因为我已经将手稿卖给了雷伊，所以我如果接受这些盈利款的话，对雷伊来说就是一种欺诈。所以，没有经过雷伊的同意，我是不能接受这笔专门给我的盈利款的，结果他很慷慨地同意了。不仅如此，我还希望和他分享多达一百个皮斯托尔的书款，但是他也没有接受。就是这一百个皮斯托尔，还给我带来了一件令我大伤脑筋的事——马勒赛尔卜先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眼见着我的作品被人删改得面目全非，并且直到删节本卖完了才允许那个好版本上市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