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他就一直声称，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健康有益，并强烈建议我到他家去饮用。为了暂时躲避一下城市里面喧闹的人群，最后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帕西住了上十天。这些日子对我很有好处，主要是因为我住在乡间，而不是因为饮用了那儿的矿泉水。缪沙尔会拉大提琴，酷爱意大利音乐。有一天晚上，在临睡前我们长谈了一次，特别谈到我俩在意大利都看过并且为之着迷的那种喜歌剧。当天夜里，我睡不着觉，便开始考虑是否能将这种歌剧移植到法国来，因为《拉贡德之爱》与这种歌剧完全不同。第二天清晨在散步和饮用泉水的时候，我飞快地写了几句有点像诗的歌词，并配上在写歌词时即兴想到的曲子。我在花园高处的一个拱顶小厅里将这些词和曲草草地写了出来。喝茶时，我情不自禁地把这些歌曲拿给缪沙尔先生以及他的管家、十分优秀而且和蔼可亲的迪韦尔鲁瓦小姐看。我拟出了三个片断的草稿：一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二是乡村占卜者的歌曲《爱越是忧伤越是情深》；三是最后的二重唱《科兰，我保证永远……》。我绝对没有想到这点东西值得继续写下去，要是没有他们的喝彩和鼓励，我早就将这些破纸付之一炬不再去想它们了。此前我用这种方法，处理过好多不比它们差的稿子。但是他们极力鼓励我，所以仅用六天工夫，我就将剧本写好了，只差几行诗句没写；而且全部音乐都拟出了初稿，回到巴黎后只需加点儿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可以了。我用飞一般的速度完成了剩余的部分。三个星期后，全剧的各幕都誊清了，达到了可以上演的程度。惟一缺少的是一段幕间歌舞，很久以后我才将它写出来。
完成这部作品让我非常兴奋，恨不得马上听到它演出。我真想不惜一切代价关起门来看到它按我的意思进行演出，就像人们所说的吕利一样。据说他有一回曾经让人单独为他演了一遍《阿尔米德》。由于我没有这样的福气，只能与大众一起欣赏，所以我得先让剧院接受我的作品。但不幸的是，由于该剧属于一种全新的类型，大众的耳朵根本就听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意识到，如果我仍以自己的名义将《乡村占卜者》送到剧院去，它一定会遭到同样的失败。杜克洛先生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成功地把歌剧送去试演，而没有道出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自己，我没有去看排练。就连指导排练的“小小提琴手”也只是在听众掌声雷动，证明作品确实出色之后，才知道作者是谁的。所有听过演出的人都十分满意，因此第二天在社交圈子里，就无人不谈这部歌剧了。宫廷娱乐主管居利先生在看过试演后，就想将它拿到宫廷里去演。杜克洛知道我的心思，认为该剧一旦拿到宫廷里面，就不可能像在巴黎那样由我做主了，所以不肯交出剧本。居利仗势强行索要，杜克洛坚决不给，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有一天在歌剧院里，如果不是人们将他们分开的话，他们一定会出去决斗的。居利想找我交涉，我就将决定权交给杜克洛，因此居利还是得去找杜克洛。奥蒙公爵先生出面干涉，最后杜克洛认为应该向权势让步，于是交出剧本，准备拿到枫丹白露去演。
最下功夫，同时也是最远离俗套的那一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崭新的方式表现出抑扬顿挫的节奏，与唱词的吐字正相吻合。人们不敢允许这种可怕的创新存在，害怕那些只会盲从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听众在听了之后会反感。我同意让弗兰格耶和热利约特去另写一套宣叙曲，而我自己则不想再插手。
当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演出日期也已定好以后，有人建议我无论如何也要到枫丹白露去看看最后一次彩排。于是我就和菲尔小姐、格里姆，好像还有雷纳尔神父，同乘一辆宫廷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不错，比我预想的要好一些。乐队的阵容很强大，是由歌剧院和王室乐队的人组成的，热利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科莱特，居维列演占卜者。合唱由歌剧院的合唱队担任。我说的话很少，一切都交由热利约特主持，我不想干涉他的行动；不过，尽管我的表情严肃，但是在这一群人中，却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害羞。
第二天是正式公演的日子，我到大众咖啡馆去吃早餐，那里顾客云集，大家都在讨论头天晚上的彩排以及进剧场是如何的困难。在座的一位军官说他也去看了，说他没有费多大的劲就进了剧场，还把场内的情形详细描述了一番，并描述了一下作者，谈到作者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是这段长篇叙述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他讲得那么肯定、那么自然，却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很显然，把这次彩排讲得绘声绘色的人根本就没有去看彩排，因为他声称看得十分真切的作者就在眼前，而他竟然不认识。这次事件最不寻常的地方是它在我心里产生的效果。这个人有一把年纪了，他没有任何自命不凡或者趾高气昂的神情，从外表上看，他是个有地位的人，身上挂的圣路易十字勋章说明他当过军官。尽管他厚颜无耻，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我还是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大撒其谎的时候，我羞红了脸，不敢抬眼看人，如坐针毡。有时候我不禁这么想：是不是他搞错了，以至确实以为自己讲的都是真的？最后，由于担心有人认出我来而让这个人难堪，我一声不响地赶快喝完了我的巧克力茶，然后低着头从他面前走过，尽快地离开了咖啡馆，而这时在场的人还在就他的叙述一个劲地讨论着呢。到了街上，我发现自己已经浑身是汗。而且，我敢肯定，如果在我离开之前有人认出了我并且喊我的名字的话，那么仅仅因为想到这个可怜的人会因为谎言被戳穿而当众受辱这件事，我就会像个罪犯似的异常尴尬和羞惭不已。
这时我处于一生中最重要的关口之一，对此我很难只作简单的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几乎不可能不带上责备或辩解的色彩。不过，我还是力图不加褒贬地叙述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又是出于什么动机而这样做的。
去王宫的那一天，我的衣着打扮和平时没什么两样，照旧胡子拉碴，假发蓬乱。我将这种缺乏礼貌的样子当作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样走进了大厅。不一会儿，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全体宫廷官员都来到了大厅。居利先生领我坐进了他的包厢，这是个靠近舞台的大包厢，它对面的高处有个小包厢，里面坐着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我的周围都是贵妇人，只有我一个男子，我相信这是有人特意安排的，好让我被大家看到。灯一亮，我看到自己这副模样，坐在这些衣冠楚楚的人中间，便感觉有些不自在了。我不禁自问，我是不是坐错了地方？我的装束是不是合适？不过，在短短几分钟的不安之后，我便以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对自己说：“是的，没错。”可是，我的这种无畏与其说是出于理直气壮，还不如说是因为自己已经上了贼船，无可奈何了。我进而又对自己说：“我坐的正是地方，因为我是来看自己写的歌剧，是应邀而来的，而且我也正是为此而写这个剧本的。再说，没有谁比我更有资格享受我自己的劳动和才华的成果。我穿得和平时差不多，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件事情上屈从于公众的意见，那么很快就会事事都受人奴役了。为了永远不失本色，无论在什么场合下，我都不应该为按照自己早已选定的生活方式来进行穿着打扮而感到羞愧。我的外表虽然朴素随意，但是并不肮脏和邋遢。我的胡子本身也不脏，因为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根据时尚，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呢！人们会认为我荒唐可笑、粗鲁无礼，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应该学会经得起嘲笑和责骂，只要这些笑骂不是我应得的就行了。”经过这番内心独白之后，我勇气倍增，以至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做到英勇无畏。但是，也许是因为有国王在场，也许是我周围的人都秉性纯良，总之，我在周围人们的那种以我为对象的好奇之中，看到的只是客气和礼貌。我大为感动，便又开始为我自己，为我的剧本的成败担心起来，生怕有负这些一心为我喝彩的人们的热情。我本来准备好了接受他们的嘲讽，但是他们对我的态度确实非常友好和善，这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我被彻底征服了，以至于当演出开始的时候，我竟然像个小孩子似的颤抖起来。
我很快就发现没什么可担心的。演员表演得很一般，而歌唱和音乐则很好。第一场十分淳朴动人，从那时起我就听到各个包厢里面传来在同类演出中从未听到过的惊奇和赞美的窃窃私语。这种不断增强的兴奋情绪很快感染了全场观众。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效果本身可以增强效果”。在两个善良的小人儿那一场，这种效果达到了极致。因为有国王在场，人们不能鼓掌，这就使得所有的演唱都能被大家听得一清二楚。歌剧和作者都因此而获益良多。我听到周围有一些看来美如天仙的女士在互相低声耳语，说：“这歌剧真美，真动听，每个音符都动人心弦。”看到能感动这么多可爱的人儿，我不禁高兴得几乎要留下泪来。到第一个二重唱的时候，我的泪水终于奔涌而出，我还发现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哭。有那么一会儿，我回想起了在特雷托伦先生家里开的那次音乐会。这个回忆让我产生了类似于奴隶把王冠戴在凯旋的罗马将军头上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很快我就开始排除一切杂念，专心致志地品尝起成功的甜美滋味来。不过，当时来自于性的冲动要远远超过作为作者的虚荣心。我敢肯定，如果当时在场的只有男人，那我就不会那样欲火焚身，不停地想用我的嘴唇去接住那些我使她们流下来的泪水。我看到有的歌剧激起过更加热烈的赞赏，但从未见到有哪个歌剧能像这回一样，令全场观众这么广泛、愉快和激动地陷入陶醉之中，尤其是在宫廷里，又是首场演出。凡是经历过这一场面的人都不会将它忘记，因为它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先生通知我，让我第二天十一点钟赶到城堡，他要带我觐见国王。居利先生是传话人，他补充说，可能是要赐我一份年金，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
谁能相信，紧随着如此辉煌的一个白天之后的这个夜晚，对我来说，却是这样一个焦虑万分和忐忑不安的夜晚呢？听说要觐见国王，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以后就经常会有外出应酬的麻烦了。演出当晚的应酬已经让我苦不堪言，老在想着回避了，要是到了第二天，当我同国王的大臣们一起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面等候国王陛下亲临时，这种麻烦还不知会怎样折磨我呢！我的这种不喜欢应酬的缺点正是让我对社交场合避之惟恐不及，以及不愿和女士们呆在一间关上了房门的屋子里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麻烦可能会给我带来的窘境，我的头就直发晕，生怕出一点丑，而我是宁死也不愿出丑的。只有经历过这种窘境的人才能理解冒这样的危险有多么可怕。
接着，我又想象自己来到了国王面前，被人介绍给了国王，而国王陛下纡尊降贵地停下来跟我说话。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很得体的、镇定自若地回话。但我那该死的羞怯，使我即便在最一般的陌生人面前也会感到局促不安，等到了法国国王面前，它难道还会饶过我吗？我会在恰当的场合讲出恰如其分的话吗？我很希望既不放弃我既有的严肃口吻和行为方式，同时又能表达出对这位给予我恩宠的伟大的君王的感激之情，因此有必要通过华美而恰当的颂词传达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预先准备好令人满意的回答，就必须准确地猜出他可能会对我说些什么话，而且，我深信，即便猜中了他的问话，等到了国王面前，那些事先想好的回答还是会连一个字都想不起来的。到那时，在宫廷人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将平时挂在嘴边的蠢话无意地说出几句来，那可怎么得了啊！这种危险让我惊慌、恐惧和发抖，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要让自己去出这个丑。
的确，我失去了这笔主动送上门来的年金，但同时我也摆脱了它可能给我带来的束缚。否则，我就将永远告别真理、自由和勇气了。从此以后，我又怎么再有脸去奢谈什么独立和公正无私呢？如果接受了这笔年金，那我就只能要么溜须拍马，要么缄口不言了；而且，谁又能保证这笔年金确实能够发放到我的手中呢？为了将它弄到手，我又得办多少手续，求多少人啊！要想保住这笔年金，我只会比没有年金的时候花费更多的精力、忍受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符合自己生活准则的举措，即要实惠，不要面子。我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对于其他的人，我只推说身体不适，当天晚上我就走了。
我的离去引起了轰动，遭到了大家的一致谴责。我的上述理由是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理解的。他们只会指责我是个既骄傲又愚蠢的人，而这种指责正好缓和了那些不会像我这样做的人们的妒忌之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张便条，详细地描述了我的剧本获得的成功，以及国王是如何的为之着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都在不停地用他的王国里最糟糕的嗓音走调地唱：‘我失去了我忠实的奴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还说，在两个星期之内，《乡村占卜者》就会再度上演，这次演出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前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以后，我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大约九点钟左右，我在她家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原来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有关年金的事情，显出十分关切的样子。我没有料到，一个哲学家竟会对这类问题如此热衷。他虽然不认为我不愿意觐见国王有什么不对之处，但是却认为我对年金无动于衷是个天大的罪过。他对我说，即便我基于自己的生活原则可以对年金漠不关心，这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却没有权利不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作打算。他说我应该抓住一切可能的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提供生活保障。而且，并不能说我已经拒绝了这笔年金，所以他便强调，既然人家似乎很有意赠与我这笔年金，那我就应该去申请，并不惜一切代价将它弄到手。尽管我对狄德罗的这份热心非常感动，但是却不能赞同他的这些观念，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也是我们之间的头一次争吵。此后我们两人之间的争吵都是属于这一类型，通常是他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而我坚决不肯，因为我认为我不应该那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