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
在美国，我居住的条件很不错。那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住所，有室内游泳池、篮球房，我自己住一个小房间，很便宜，一个月几美元。我在工厂里有时候故意推迟下班，有时候干脆自己安排加班———上两个班，十六个小时，那时自己的想法就是要抓紧时间多学习，多掌握一些技术和知识。除了学习齿轮加工技术，还学到凸轮轴加工等技术。
每天下班回到住处，打一场篮球，游泳半小时，身体锻炼得很棒。然后吃晚饭，接着看书、看资料，然后睡觉，早上5时再爬起来上班，生活是很充实的。
在那生活、学习期间，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美国的人民（普通老百姓）与我们相处得不错，对我们很友好。他们总是觉得我们受日本人欺辱，所以很同情我们。
威廉斯堡市是一个万人左右的小城，风土人情很淳朴、热情，而且以生活富有和教堂多而闻名遐迩。虽然那是20世纪40年代，但已经发展得很先进了。整个城市看不到电线杆，没有明线，全部线路埋在地下。还有住宅水平也很先进，如我们住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室内有游泳池等，在国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到了美国以后，莱康明工厂按照合同，把接待的任务交给了地方，我们20几个人就被分配给当地居民，不是住在他们家里，而是由他们负责照料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我和一位叫吴宗岱的同学分在一家，这个家庭的夫妇，丈夫姓亨利，是一个荧光灯管生产厂里的会计。他的夫人是教师，家里有两个女儿，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都在读初中。他们全家对我们非常友善，隔一个星期就邀请我们一起去郊外游玩、参观等。
威廉斯堡市的风景非常美，山丘起伏、绿草茵茵，还有参天的古树。
我们当时都很年轻，漂洋过海、远离家乡。在祖国我有年轻的妻子和刚一岁多的小女儿，所以我们经常会想家。和他们一家人相处，使我们排解了思念家乡亲人的愁闷，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亨利夫妇都是很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每到礼拜天，都邀请我们和他们一家去教堂。那个城市不大，但有20多家教堂，每到做礼拜的时候，四处的钟声一起响起来，激荡悠扬、交相呼应。我这个人不喜欢跳舞，尤其不愿意看人家跳交际舞，但喜欢音乐。到了教堂，看到里面有唱诗班，我就很高兴。尽管我不信耶稣、基督，但总是很乐意和他们一起去教堂。他们在那里祈祷、做礼拜，我就在那里欣赏唱诗班的歌声。
没想到去了几次教堂以后，教堂的妇女会就邀请我去给她们作报告。这个妇女会是教会里的组织，成员大都是一些年岁比较大的妇女，她们常常要搞一些活动。开始，我推辞说：“我怎么能够作报告呢？”后来她们告诉我，她们要我讲的就是日本侵略者怎样残害中国的妇女、儿童，中国人怎样抗日。我觉得这些内容也应该向美国人民宣传，就搜集了报纸上的一些内容，加上自己在国内了解的情况，给她们前后讲了两次。
可能是由于这两次报告的效果不错，后来另外一个教堂也请我去给他们讲中国的孔夫子、儒家思想，我就更有压力了，但也很难推辞。
为什么找我去讲？我猜想，可能是自己的英语比较合乎他们的听觉习惯，学他们的语音比较像；也可能是自己年轻的时候，个子高高的，仪表堂堂，性格也比较活跃，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吧！
我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去讲了。讲过以后，他们很郑重地安排宴请我，请我吃火鸡。对美国人来说，吃火鸡是很讲究的，复活节才吃火鸡。我们走海路到美国的途中，两次过赤道，要吃火鸡。这次是表示对我讲演的尊重和感谢，也是吃的火鸡。他们还给我一些钱，但我没有接受，我说：“我讲的是中国的文化，在其他教堂里讲，从来没有收过钱。”
在我们离开威廉斯堡市的时候，亨利一家人请我们在家里吃晚餐，还特意作了中国的面条等，为我们送行，非常友好，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和回忆。
还有一个美好的记忆是在纽约，我穿着国民党的美式军装，提着一个皮包，在地铁车站换车。这时，有一个美国小姑娘，大约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非常活泼、可爱，她跑过来说：“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说：“谢谢了，我的包很轻，我自己可以拿。”但她不由分说，接过我的皮包，很热情地问我到哪里去，然后一直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的感觉是美国的老百姓对我们非常友好。但也有些人很不友好，那些人看不起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中国人。
如我们去美国时，一路上，从印度坐船到洛杉矶上岸，然后坐火车到华盛顿，从重庆算起，途中走了一个多月。头发长了，我去理发，理发馆里有个长凳子，我就坐在上面。我前面有五六个人，轮到我的时候，理发师不叫我，而叫我后面的人，我问他怎么不叫我，他就是不理你，真是受屈辱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受得了这个？一气之下，我起身就走了。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物资供应也很紧张，没有黄油，是用植物油代替的，是假黄油时代。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今天我们要是能吃到真黄油就好了，就高兴了。”旁边桌子的一个美国人搭茬说：“要吃真黄油滚回你们中国去吃。”本来就是假的黄油，还这样蛮横无理。
在美国，北方和南方种族歧视的形式不一样，在南北战争中林肯打胜了，北方在种族歧视方面稍好一些，而南方种族歧视很厉害。我们回国的时候要乘船到南方的一个叫新奥尔良的港口城市，在这个城市的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上，白人和黑人是不能坐在一起的。有一次我们走到黑人车厢里，黑人就笑我们，我们问：“怎么回事？为什么笑？”他们说：“你们不知道，这是黑人车厢，我们欢迎你们，但你们走错了车厢。”我们才知道，如果是黑人跑到白人的车上，会挨打的。还有在电影院，楼下是白人座位，楼上是黑人座位，楼上、楼下是分开的。
一个国家不强盛就会被人家看不起，在美国，这一点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与现在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出国访问，受到的尊重、重视相比，我感到我们是真的强大起来了。
回到祖国
（1947年）
在普·惠待了半年多，1947年，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回国了。回国坐的是轮船。我们先从威廉斯堡坐火车到华盛顿，中途换了一趟车，就到了2005年美国受灾最严重、受到最大的风暴袭击的地方———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的口上，那个城市比河床低，所以风暴一来就把整个城市淹了。我们就是在那个城市等船，那个船是美国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运送物资的货轮，叫自由轮（号）———LIBERTY。
乘船从大西洋经古巴穿过巴拿马运河，就进入了太平洋，到洛杉矶停了一天。我在巴拿马运河的船闸那拍了不少照片，回国以后，在上海照相馆洗印时，结果底片让照相馆搞丢了，照片在“**********”中也没有了。照相馆给我洗印出照片后，还从中选了一张放大，陈列在他们的橱窗里。我有一次在街上走，看到橱窗里的照片，“咦，这不是我的照片吗？”不过后来这些照片都没有保留下来。
这一次在海上走了56天。在船上，我不会打牌，别人打牌消磨时间，我就照相。我身体好，不晕船，大风大浪也不在乎，我照样看海鸥、看海里的金枪鱼，还有就是看书。就在这50多天时间里，我读完了一本美国新出版的《齿轮设计》。那次，我们同船回来五六个人。
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旅游，我就和他们开玩笑，问他们：“你们旅游去过巴拿马运河吗？飞越过“驼峰”吗？”他们的眼睛都瞪起来，年轻人有的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就告诉他们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
在美国学习了两年，我没有什么积蓄。我们在美国一个月的收入是160美元，一年后加了30美元，达到190美元。在美国生活，物价比较低，我那时还抽烟，每天一包烟，要一美元，吃顿饭也就一美元左右，可口可乐几美分。
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在美国学到的航空技术贡献给祖国。要回国了，我买了一些实用的东西———书籍、资料、杂志，想到回来要用。还有因为家里穷，也给孩子和家人买了些东西。随身带的就只有50美元。但就这50美元，在上海港下船以前被人骗了。
到了上海港，我们还没有下船，就有人乘小船到轮船上来，说政府有规定，必须把美金换成法币。于是，我们很顺从地按照“政府”的要求办了，我们也不知道兑换的比价是多少，就稀里糊涂地换了。下了船，到了码头，家里来人接，我对她们说起来，家里人告诉我，你上了大当、被人家骗了。
三月份到上海家里，以后到南京报到，当时说要到广州。
我把爱人、孩子带到南京，孩子那时四岁多，我爱人的家在南京。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准备去广州。
在上海，我的孩子得了病，是白喉，家里人不知道是什么病，给她吃了点六神丸一类的药，这样就有点耽误了，后来送到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医院，医生说需要打针———白喉血清。医院讲，要家里人自己去买药，买来才能打，孩子躺在那里，呼呼地喘气……
我仅有的美金被骗了，没有钱，就和爱人四处奔走，直到第二天，借到钱，买了药，赶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有了。那么活泼美丽的一个孩子，我回来时带给她的衣服，穿起来很漂亮，我们的孩子就这样没有了。
我和爱人忍受着失去女儿的悲痛，到了广州，在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广州分厂做筹建工作。在广州呆了不到三个月，那时，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根本没有能力再继续建厂，大家只有自己找出路。我们这些人因为从国外回来，总还有个牌子，可以在上海的一些外国公司找到工作，工资也高出其他公司很多，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在那些公司里就业。那么，我该往哪里去呢？
我的一位同学叫董寿莘（注11），他解放后在北航，是发动机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比我小一岁，当时比我早两个月离开了广州。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在北平（北京）教书。还告诉我，原来西南联大的老师宁榥（注12）教授回到了清华，如果我同意，老师可以推荐我去教书。于是我决定去北平。
注释
11·董寿莘：发动机及核工程专家。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系，同年到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工作。1962年，调到新疆国防科委21基地任副所长、基地副参谋长。他负责核爆炸试验工程，并参加了多次核爆炸试验，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回京任国防科工委情报所顾问。
12·宁榥：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1940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科学硕士学位。1941—1946年，任西南联大航空系教授。1946—1952年，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1952年以后，任北京航空学院动力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