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大定
（1942）
1942年，我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面临着找工作。我们毕业时，班上二十四五个同学，后来真正搞航空的不到一半，多数同学改行了。
那时昆明很乱，交通也很不方便。后来是陈纳德的“飞虎队”（注1）从缅甸仰光过来，把日本的飞机压住了，我们才不受罪了。要不，老百姓老是要躲避空袭，一天到晚非常紧张。
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是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的创始人。后来我在美国学习期间，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曾经由带队的领导带着，到他的住处拜访他，与他进行座谈。他的英文名字是ClaireLeeChennault，他是一个很潇洒的人，个子不高，面部的肌肉长得很有特点，说话很率直。
陈纳德的飞虎队是1941年8月1日成立的。“飞虎队”的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招募的都是热心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青年，在形式上并不是正规军。不久，他们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给了日本战机一个迎头痛击，在这以后，接连创下击落日机的佳绩。就这样把日本鬼子压下去了，日本的飞机不像开始时那样猖狂了。
在我前一届毕业的同学中，有在贵州大定发动机工厂（注2）工作的，他邀我去。那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工厂，后来我们在建设“三线”的时候，还用过这个厂。
大定这个地名很早采用，什么意思呢？是汉族人要“定”苗族人。解放以后，这个地方改名为大方。
毕业以后，我就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做买卖。我的有些同学就是做买卖，有一点钱，搞一个汽车，跑滇缅路，贩一批货，就可以发国难财、赚大钱。另一个，就是到大定，去搞航空发动机。
我那时已经有了爱人，毕业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
说起我的爱人，我们还是很有机缘的。她原名华允娥，是我在扬州中学的同学。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是男女同校不同班，也就是同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起上课，学校分为男子部和女子部，所以在扬州中学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
她初中毕业后，就读淮阴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就当了小学教师。日本人打到江苏的时候，为了不当亡国奴，她也历经艰辛，到了昆明。先是在同济大学，后来通过亲戚介绍，来到清华大学的会计处工作。到昆明以后，扬州中学的同学聚会，见到了她，噢！原来还是扬州中学的同学。我经常说，没有抗战，我不会上大学，也不会与我的爱人认识。
后来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在我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的婚礼，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注3）先生做证婚人。在那时，大学的教授、校长都没有什么架子。因为我的爱人是清华大学的职员，跟梅贻琦先生的家属很熟悉，他知道华小姐要结婚了，很关心，于是我去请他来做证婚人。两位主婚人，一位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注4），他的腿有残疾，行走不便；还有一位是生物学教授陈桢（注5），他和夫人都是扬州人，和我爱人算是同乡。
我们结婚，按照那时的习惯，在《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一则结婚启事———“1942年7月19日，吴蔚升（这是我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吴大观）先生与华允娥（这是我爱人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华国）女士在×××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在工学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置办了一点小点心、茶水，正面摆一张台子，梅贻琦先生坐在中间，潘光旦先生和陈桢先生坐在两边。我们两个人向主婚人、证婚人和来宾鞠躬，主婚人和来宾都讲了话。
那天除了我们尊敬的师长，还有沈元（注6）、张世英等30多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到场的人高高兴兴地在一个红绸布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向我们表示祝福，婚礼简朴但很热闹。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和爱人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很可惜的是，那幅留着来宾签名的红绸布在“**********”中被搞丢了。
前面说过，在我前面毕业的同学找我，要我去大定。那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买的是美国的发动机专利，在那里制造、生产。我带着新婚的爱人去了工厂的所在地———大定县羊场坝。
当时我们是三对夫妻同行，都是新婚燕尔，也都是西南联大的。其他两对是梁守槃教授（注7）夫妇和潘延龄夫妇。梁守槃先生是老师，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硕士，回来在西南联大机械系任教，教我们内燃机。
从昆明到大定，我们分乘三辆卡车。路非常难走，车子颠簸得非常厉害。途中“啪”的一声，我的箱子突然从车上被颠落在地，七零八落的，我们赶忙停车，大家下来一起帮忙找东西！
那个地方，真是穷啊！而且是土匪窝，今天是这个村子里的土匪去抢那个村子，明天是那个村子抢这个村子。我们去了以后，梁先生是老师，工厂另外安排接待，我们和潘延龄夫妇就住在老乡的茅草房里。我记得有一天，因为我拉肚子，夜里起来到外面的一个小山坡后面，蹲在那里解手，一大群土匪就从我的身边跑了过去，过一会儿，就看到对面的山头上火光冲天，土匪在烧房子了。
我们两家人住一间房子，只能在中间拉一根绳子，把被单挂在上面隔开。就在那个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后来才搬到工厂盖的房子里，也是茅草屋，不过比老乡家的要好一些。
那个厂子是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航空委员会，属军队编制，有一个警卫连的部队站岗。但也给我们发枪，夜里还要排班站岗。因为过去发生过被土匪抢的事件，还打死过土匪，所以一天到晚还挺紧张的。
我们吃水是靠老乡挑来卖给我们。老乡很穷，冬天穿不上裤子，就用麻袋片围着身子，穿着草鞋。一挑水也卖不了几个钱。真是不毛之地，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非常苦。
厂房就在大溶洞里，两个大溶洞，一个叫乌鸦洞，加工车间就建在那里。洞的宽度和深度都超过100米，洞高约60米，建的厂房有三层，底层是各类仓库，中层是机工车间，上层是总装车间。还有一个叫清虚洞，洞中有一个很大的天窗，可以看到天空，翻砂厂、螺旋桨厂等配套工厂就准备建在那里。我印象很深的是洞里面有一种像跳蚤一样的昆虫，咬起人来很厉害，奇痒无比。
去了这个厂以后，感到虽然艰苦，但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那时在学校念书的环境条件比较差，试验、实习等都比较简单。一到大定的工厂，那里有从美国运来的各种机床，学习的条件很好。
给我安排的工作在设计科，负责接收从美国来的资料———工艺规程、技术图样。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技术资料室，我一个人主管。这个工作很好，在学校里只接受了一些书本知识，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在实践中有用的东西。虽然设计资料不很详细，但工艺资料是全套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时搞的都是活塞式发动机，还没有喷气发动机呢！
据说这个厂建厂的投资是******50大寿的生日礼金。我在那里两年多的时间，第一任厂长叫李柏龄，是清华赴美留学的高材生，第二、第三任厂长分别为王士倬、顾光复。有一位副厂长叫戴安国，是戴季陶的儿子，还有一位总工程师叫李耀滋，他们两位都是中校军衔。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小工厂，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八位，包括厂长李柏龄。副厂长戴安国从德国回来，他是******的干儿子；总工程师李耀滋是ＭＩＴ毕业的；还有钱学渠，他是钱学森的堂兄，是搞机械加工的；张汝梅是搞工具设计、制造的，曹有诚是搞冶金的，程嘉垕是搞铸造的，梁守槃搞飞机发动机。这些人都是从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不少是MIT的硕士、博士。在那个时候，这些人抱着发展中国航空工业、航空救国的信念，在那么一个艰苦的地方，兢兢业业，不辞劳苦，也真是不简单呀！
注释
1·陈纳德飞虎队：陈纳德是一名美国飞行员，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中国组织了一支援华航空队，又被叫作“陈纳德飞虎队”。1941年12月20日，航空队在昆明周围上空同日本空军首次交战，一举击落敌机10架。在以后的两个月内，在缅甸南部和泰国同总数超过1000架的敌机周旋，共作战21次，先后击毁敌机217架。1942年2月25日，航空队以15架飞机同166架敌机交战；26日，又以8架飞机对付200架敌机，两天共击落敌机43架，被人们赞誉为“飞虎队”。
2·贵州大定县航空发动机制造厂：1939年，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决定兴办我国航空工业，筹建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1940年选址建厂于贵州大定县（现在叫大方县）羊场坝的溶洞群中，******任名义厂长，第一任厂长叫李柏龄，是清华赴美留学的高材生。该厂由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直接领导，定名为“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设计规模为年产赛克隆（CycLone）C105型航空发动机300台，1943年开始装配。该厂建成之后，很快生产出我国自制的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经过试车，质量优良。1949年，由顾光复带人去台湾选址，去台的技术人员约为三分之一，五分之三的精密机床被搬运到台湾。
3·梅贻琦：男，著名教育家。1914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等职，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
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4·潘光旦（1899—1967）：1913—1922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先后在纽汉普夏州达茂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是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之一。
5·陈桢（1894—1957）：1919年，考取清华学校专科，公费赴美留学。1926年，他在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6·沈元（1916—2001）：1936年夏天，沈元报考了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航空工程。1940年，西南联大毕业，毕业后留校任航空系助教。1951年，清华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沈元被任命为院长。1952年，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沈元任副院长，1980年任院长，1983年以后任名誉院（校）长。
7·梁守槃：1937年，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38年8月，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1940年2月至1942年8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和机械系任讲师、副教授。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到杭州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系主任。1952年9月，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1982年，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第三研究院科技委主任。1988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高级技术顾问。
在大定的日子
（1942—1944）
那时的条件很艰苦！发电用的是老柴油机，用苏联报废的发动机来发电。每天晚上只供两个小时电，7时到9时，其他时间就要点油灯了。我白天接收资料、校对图样，晚上就把有关的资料、图样带回家来看、抄、学习，我抄东西的本领是很高的。晚上，我把图样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再放回去。
工作一年后，我爱人生孩子了。
我们在大定住的是一间楼上的房子，很简陋，木地板，房子不大，但在那个时候，条件也算很不错了。我的薪水是每个月90块法币。没有孩子的时候，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有了一个女儿以后，要照顾爱人坐月子、带孩子，就要借债度日了。那时正赶上厂里要出图，工作也紧张了许多。
我带图样回家的习惯没有改变。晚上，她们母女睡在床上，我就把图样铺在地板上校对，看完后第二天再带回去。就这样前后用了两年时间，我潜心研究美国莱特公司的活塞式发动机整套技术资料，可以说是较全面地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工艺技术。
1943年三四月份，******曾经来大定这个厂视察。我还记得，他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列队夹道欢迎。厂方通知，第二天早上委员长要早点名。那时，工厂有一百多人，工人不穿军装，我们是官佐，有三十几个，要穿军装、挂武装带，我那时的军衔是少尉。我们这些官佐一大早就在******住的一个石头砌成的小楼前面集合、站队，排成两行，我个子高，排在前面第二个位置。******出来了，披着黑色大氅，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儿子蒋纬国，还有一位是戴安国。******站在那里，拿着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那次他没有讲什么话，好像只是说了一句“大家辛苦了”，就解散了。
他在这个厂里题了一次词，写的是“我们发动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工厂把这个题词做成灯伞，厂区里到处悬挂着。
工厂有一个集体宿舍，离******住处比较远，要翻过一个小山包。我的同事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8时以后，******没有带随从人员，一个人跑到集体宿舍看大家，见面就问：“你们睡觉了吗？”
第二天，******到大定县城里去视察，下午回来，在清虚洞里训话。把全厂的人员，包括家属在内，都集中起来，我爱人也去了。我记得他讲，你们现在这个厂小，但将来你们要领导几千人、几万人的大工厂。接下来，他和大家在这里聚餐，吃了一顿晚饭。
关于大定航空发动机工厂的历史，有一位浙江大学毕业的欧阳昌宇，他是我在大定时的同事，他找到原来大定厂的人，编写了一本书（注8），翔实地记述了大定厂的建厂始末。
那个时候，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主席是宋美龄。这个委员会不能说不显赫，但他们这些人想的更多的是四大家族的利益，所以在国民党手里，虽然有一批有志之士，但中国的航空工业还是很难发展起来。
注释
8·欧阳昌宇：在海内外原大定厂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编著了《乌鸦洞的奇迹［1940—1949］———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建成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