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 我们一行五人，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国家统一分配的大学生， 来到了北国风光的哈尔滨平房的国营121厂。这里的气温明显比南方凉多了， 对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说， 第一次到了“北满”， 一切都显得新鲜。
为了接待我们， 厂里已事先为我们在北厂安排了一间较好的宿舍， 房子里甚至有一个用暖气管烧热水的小浴池， 对比于那时不少家属宿舍没有暖气而是烧炕的， 我们这间宿舍， 可能是第一流的了。当晚到了北厂宿舍， 我们打开自己随身带去的行李， 带着终于到了新家的踏实感， 很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走20多分钟到南厂食堂吃了早饭， 就到厂里去报到。人事科的同志首先带我们去见了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汤钦训， 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知识分子老干部， 见了我们来厂， 有着发自内心的高兴和欢迎， 亲自向我们介绍了工厂的情况， 然后说你们五位都到技术科去工作。厂长办公室和技术科办公室都是小平房， 相距不远。到了技术科， 有两位副科长， 为首的是年已40多岁的工程师徐坚副科长， 另一位是部队修理厂过来的年轻的张万庶副科长。他们已事先知道我们的情况， 就当场把我们五人一分为二， 三个人在飞机组， 两个人分到发动机组， 而且立刻由徐科长郑重其事地把我们带到技术科的苏联专家办公桌前，向他介绍， 指着我们三人用洋泾浜俄语说：“3 TO CAMOJIET”， 指着另外两人说：“3 TO ДBИГATЕЛb”。我们第一次见到苏联专家， 就一一与他握手并用才学的俄语单词向他问候。看来， 苏联专家也早知道要来五个大学生了。
121厂于几个月前才成立， 由原来在平房区的炮弹引信厂和原在哈尔滨马家沟的飞机修理厂合并成立的。马家沟过来的人大部分还穿着军装， 显然带着一些优越感。
我们五人， 徐学榘和我是上海交大航空系毕业的， 芮荫棠是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的， 周峙衡是武汉大学机械系毕业的， 何寿轩是浙江大学航空系毕业的。芮、何二位分到发动机组， 徐、周和我分到飞机组。
我和小徐等同学是8月下旬离开上海， 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了中央重工业部的。为了搞好全国大学生首次统一分配， 上海市办了一个大型学习班， 把全上海的大学毕业生集中起来学习， 进行形势教育和政治教育， 然后让大家表态。那时正值抗美援朝， 青年学生政治热情高涨， 早已把自己的全部交给了组织，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办完学习班， 绝大部分同学就按分配目的地分批出发。上海交大航空系同学都分到中央重工业部， 我们直接从学校出发， 集体坐火车去北京。小徐等外地同学都没有回家。到北京后住在东黄城根街的华北大学工学院里。各地分来的学生集中起来以后， 就由重工业部何长工部长做了一次动员报告。除再一次动员大家服从分配以外， 还介绍了重工业部的任务、现状和组织机构。我们第一次听说有个航空工业局， 真是十分兴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呀。之后， 部人事司又分批用卡车送我们到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名胜， 让我们首次领略了首都的风光， 几天之后， 我们20多人就分到航空工业局了。
当时航空工业局在沈阳， 在北京有个办事处， 我们先到办事处朱主任那里报了到， 过了几天才坐火车去沈阳。到了航空工业局，我们见到的第一位领导是段子俊局长， 他召我们20多人， 在大食堂的一个大饭桌旁集体谈的话； 第二位是一位保卫处长， 他向我们进行了保密教育， 这位处长身材魁梧， 随身带一只大狼狗， 很有些保卫的味道。我们住的是一个朝鲜旅馆， 离局里不远， 睡的是榻榻米， 也别有风味。过了几天， 即宣布分配方案了， 人事处的同志把我们五人找到一起， 指定由我带队， 分到哈尔滨的121厂， 并说在几个厂里， 哈尔滨的厂是重点， 因为离朝鲜前线较远且靠近苏联。
哪里都一样！ 离开上海的家时， 南北东西， 不知道中央重工业部会把自己分配到什么地方， 反正绝对服从组织安排， 没有任何个人的打算。分定以后， 只知道哈尔滨更北一些， 要冷一些， 到了哈尔滨， 国庆以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冷的地方。
安顿下来以后， 生活中的第一件事是集体由工厂借钱买衣服。我们离开家时， 除带走平时在学校中用的铺盖和随身衣服、毛衣外， 什么也没有准备。那时我们同学间谁也没有想到要依靠家里做什么离家远行的准备。到了厂里， 才听同事们说， 哈尔滨的冷天来得快， 一直会冷到小便时要带一根棍子， 不小心会冻掉耳朵等。虽然对此半信半疑， 但是我们还是听从劝告立即动手， 第一个星期天就坐了火车到市里买了夹衣、皮帽、皮鞋。至于棉衣， 则是工厂里集体做的标准东北装， 一身黑布棉衣裤， 并且在国庆节前即发下来了。年底， 我在外边过第一个生日时， 还专门带了皮帽去市里照了一张相， 寄给父母， 骄傲地表示， 我已经是独立生活的东北人了。
我们技术科， 这时已有60多人， 当然大部分是年轻人。业务上， 什么修理技术都管， 从飞机到发动机， 设计、工艺 （那时叫施工）、冶金 （热表处理、理化试验） 全在内， 而飞机还包括特设仪表。除了理化试验的瓶瓶罐罐和一个小图书室， 在另外两间小房子外， 全科都挤在一间旧平房的大房间里， 包括科长和苏联专家。飞机大组的组长是英国回来的胡昌寿工程师， 我的顶头上司是齐志同志， 大家都叫他齐工程师。他分配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测绘一个金属油箱。当时科里有不少工程师， 我们是怀着尊敬的心情叫他们工程师的。但察觉得出来， 一部分部队修理厂过来的同志， 包括还未学得技术的实习生、年轻人， 则认为老工程师们 （实际也就30多岁吧） 是留用人员带有统战的味道， 包括对待徐坚科长。我作为第一批来的大学生代表， 很快就被选为团支委， 并被吸收进入科里的评薪委员会， 应该说， 开始时是比较受重视的， 哪里知道后来转化成了对立面了。
我们在学校学的主要是基础知识、书本知识， 见的飞机也不多， 究竟飞机是怎么造出来的， 不甚了解。工厂开始修理的是教练机和轰炸机， 苏联的一套， 从图纸的画法、文件制度、标准， 一直到公差、材料、热表处理， 对我们来讲全都是新的， 需要自己摸索。厂里有一部分修理用的苏联原文图， 但不全，修理需要制造配件， 有的需自己测绘， 修理图更需要自己设计。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当设计员时发的图出过两次废品， 一次是焊接在铝油箱上的接管嘴， 材料弄成中碳钢了， 另一次是磁罗盘上的铍青铜弹簧， 我弄成钢弹簧， 当一堆我设计的废品放到我的图板上的时候， 我的压力真是大呀。
工厂的生产和抗美援朝的前线是连在一起的， 有的来修的飞机在朝鲜战场上被打穿了机体， 有的还喷有朝鲜人民军的军徽。眼看来的一架架破旧飞机修理后飞返部队， 我们在宿舍里常常自豪地议论， 我们实际上是不穿军装的战士。而且的确， 厂里也有些半军事化的味道。为了庆祝1951 年国庆， 下了班以后， 由科工会主席喊口令， 我们认认真真地练了一个星期的立正稍息、列队前进， 迈着整齐的步伐， 唱着“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的歌练国庆游行， 十分认真。到了国庆那天， 我们凌晨两点即起床了， 按照通知， 一律穿上新发的黑棉袄， 带上干粮， 用半个多小时走到平房火车站， 集中坐运货车皮的专列到了哈尔滨参加游行， 那个劲头真大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