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俾斯麦初步建立起了以德国为中心的结盟体系。
1887年三皇同盟到期后，俾斯麦对结盟体系进行了调整和补充。2月和11月两度促成英、意、奥签署《地中海协定》；6月与俄国签署了再保险条约。这样一来，在19世纪晚期复杂而又微妙的国际局势下，俾斯麦合纵连横，搞均势，走钢丝，使德国成为欧洲外交天平上一块举足轻重的砝码，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法国的复仇。
为了巩固在欧洲大陆上的势力，俾斯麦在殖民地问题上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他担心抢夺海外殖民地会导致与殖民强国英国的冲突，使英、法联合对付德国。因此，他曾宣称：“只要我是宰相，我们就不会实行任何殖民政策。”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竟一反常态，短时间内在殖民扩张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利于德国的殖民扩张。首先，俾斯麦已经建立起庞大的联盟体系，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暂时有了保障，它不用担心法国的复仇，可以放手向外扩张。第二，此时法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心在殖民扩张上，法、德关系趋向缓和，从而使德国暂时可以将目光从莱茵河边转向海外。
俾斯麦创立德国殖民帝国也有现实的国内动因。当时经济力量膨胀起来的德国资产阶级，不甘坐视其他国家纷纷霸占世界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汉堡和不来梅的大商业公司反应特别强烈。1882年，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建立德意志殖民协会，1887年改组为德意志殖民公司，广泛宣传扩张政策，鼓吹殖民侵略。
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德国政府开始进军海外。
1883年，不来梅烟草商阿道夫·吕德里茨在南纬20°—28°之间的西南非英辖沃尔菲施巴依和好望角之间的安格拉—贝肯地区登陆，以200支旧式步枪和2000马克的代价向当地部落酋长换得了350平方公里的领土，作为自己的“商栈”。之后，他请求帝国政府予以保护。俾斯麦随即向伦敦发出问话：英国政府对这一地区是否有领土要求。英国在拖延了9个月后答复含糊，倾向于默认事实。
1884年4月，俾斯麦宣布安格拉—贝肯及其附近海岸已处在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下。7月14日，“非洲探险家”那赫提加博士在俾斯麦的授意下把多哥与喀麦隆地区变成德国的殖民地。短短一年时间，德国在非洲取得殖民地100多万平方英里。
1885年，另一位“非洲探险家”卡尔·彼得尔斯占领了东非地区，建立了德属东非殖民地。同年，德国在南太平洋取得了马绍尔群岛和新几内亚东北部等地区。
正当德国人为新创立的殖民帝国兴奋不已之际，欧洲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1885年3月，法国国内对德复仇呼声再次高涨。同年9月，保加利亚爆发起义，反对列强分裂他们的国家。列强间出现了一系列外交冲突。以上形势的变化迫使俾斯麦政府急忙将注意力从海外转向欧洲大陆，以防不测。在俾斯麦的眼中，殖民问题同欧洲问题相比，始终只是“枝末问题”。
在俾斯麦有力的内外政策下，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它仅用了4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英国走了80年的路程，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改变了德国的经济结构。到俾斯麦执政末期，德意志帝国已在新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以飞速发展的态势跻身于欧洲工业强国的行列。
二、争雄世界的威廉二世时代
人们往往把1890—1918年的德国称为“威廉二世时代”，不仅因为给这个时代定调子、定格局的是皇帝而不是宰相，而且因为这个时代贯彻一种同俾斯麦时代的完全相悖的“威廉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个时代是争雄世界的时代，是军国主义、海军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大发展的时代。
1.威廉二世的内政外交
1888年3月9日，极度信任俾斯麦的91岁高龄的皇帝威廉一世去世，富有自由民主思想的57岁的皇太子弗里德里希三世即位，他患有喉癌，只统治99天便长逝了。他的继任者是其子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与股肱老臣俾斯麦的冲突不可避免。
1890年3月20日，随着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激化，威廉二世罢免了俾斯麦。他一反祖父和父亲垂拱而治的传统，亲掌内政外交大权，德国进入了威廉二世时代。威廉登上皇位时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
威廉二世坚信上帝给自己的使命就是领导德国人建立伟大的功绩，他深信自己是神之所选，负有神命，必须“以天下为己任”。“神命说”导致威廉二世有强烈的独裁专制欲望，他反对立宪主义和政党，“朕的意志是最高法律”。他宣称：“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他登上皇位后的第一道圣谕，不像他的父亲那样题名为《致我的人民》，而是《致我的军队》：“我和军队是一体。我们天生互相帮助，不管上帝的意志是要给我们和平还是风暴，我们都将站在一起。”这种普鲁士军国主义的黩武思想，增加了德国自由派的恐惧。
1890年德国废除了《非常法》后，德国工人运动更加活跃，罢工浪潮迭起。为了稳住统治宝座，威廉二世实行镇压和怀柔并用的手腕来对付工人运动。
1894年10月，威廉二世罢免在内政外交上被认为镇压不力的首相和普鲁士内阁总理，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于12月制定了《刑法典·军事刑法典和出版法修改补充法令草案》，即所谓“防止颠覆法案”，规定：只有“颠覆企图”没有颠覆事实也要判处监禁；凡公开对宗教、君主、婚姻、家庭或财产进行诽谤者应判处两年以下的徒刑。此外，威廉二世竭力强化镇压机器，矛头直指社会民主党。他写道：“只有首先取缔社会民主党，加以斩首，必要时进行血洗，使其不能危害，然后才能对外战争。”
还说，“假如在对外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有一半的兵力不得不在国内对付总罢工的话，那我们就要失败了。……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人流放到加罗林群岛的法令。”
1897年1月，普鲁士政府向众议院提交被称为“小反社会党人法”的结社法补充条例，规定所有“触犯刑律的，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太平的”集会和结社均由警察予以解散。法案遭议会否决，但这已充分表明威廉二世决意强化警察统治制度。12月，帝国内务部颁布密令，要求各邦政府为制定“苦役监禁法案”献策。次年6月，这项法案以“保护工商业劳动状况”为名正式向帝国国会提出。按照法案，将取缔工人的罢工权和结社权，从严解释刑法条例，提高对罢工工人的惩罚标准。这些法案尽管在人民的强烈抗议下，为国会所否决，但在一些邦事实上已在实行。
1908年4月，国会通过《帝国结社法》，以普鲁士的反动结社法为蓝本，对政治性结社和集会严加限制，赋予警察广泛的权限。
1909年7月，帝国国会不顾人民的反对通过了帝国财政改革的新税法，每年增加税收5亿马克。这期间工人的平均周消费为31马克，周工资仅28马克。政府扩充军备的债款就是这样转嫁到广大劳动群众身上。
与严酷镇压相伴而行的是威廉政府的怀柔政策。统治者深知，仅有“暴力政策”和“特别法令”，“只会给社会民主党的磨坊浇水，只会使其内部得到加强和巩固，只会得到类似《非常法》的结果”。
普鲁士的施莫勒尔教授1904年5月13日在普鲁士上院的演说中道出了推行“双重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认为：必须在“镇压任何起义和制止任何革命运动发生”的同时，“用公正的手向工人表示，政府会关心他们的幸福”，让他们感到“帝国是一个公正的道义的最高权威”，“没有这种双重政策，和解的目标就无法达到”。施莫勒尔主张：“继续推行社会改革的政策”。
在“双重政策”思想的指导下，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软化措施。
对社会民主党，继续让其获得合法的地位、并不断扩大它“参政”的机会。1898年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是56个，1903年则增至81个。
对工人，尽量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20世纪初，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都有了增长。
俾斯麦下台后，威廉二世推行“新路线”，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上仍按俾斯麦的方针继续滑行，着眼点还是巩固帝国在欧洲的地位。但在具体做法上，两者又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对俄国和英国的立场上。
1890年，德、俄再保险条约期满，俄国提出续订。威廉二世决定不再延长。俄、德关系正式拉开距离，并日趋恶化。从1893年夏天起，两国展开了关税战，双方的贸易关系几乎陷于停顿。之后，威廉二世曾一度试图与俄重修“传统友谊”，1894年缔结了德、俄贸易条约，但两国关系始终未能根本改善。
德、俄的疏远，推动了俄、法两国的接近，1893年12月，俄、法两国缔结了军事条约。两国协定：如果德国或在德支持下的意大利进攻法国，则俄国应全力对德作战，如果德国或在德支持下的奥地利进攻俄国，则法国应全力对德作战；一旦开战，两国指定的军队应尽快全部参加战斗，使德国不得不在东线和西线同时作战。就这样，在欧洲又有一个强大的集团势力与三国同盟相对峙，德国已开始卷进大国争端的旋涡，俾斯麦时代帝国的“局外人”角色再也扮演不下去了。
德意志帝国既准备两线作战，就需要建立一个在力量上超过俄、法的大国集团。这就使得威廉二世把结盟的目光移向英国，他表示在东非殖民地问题上，德国准备向英国提出的任何要求作出让步。1890年7月1日，德、英两国签订了《赫耳哥兰—桑给巴尔条约》，德国放弃它在东非的要求，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和奔巴的保护权，作为交换条件，德国获得了赫耳哥兰岛。1891年7月，威廉二世访问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明确表示三国同盟与英国友好的愿望。同时，外交大臣马沙尔在与英相索尔斯伯里会谈时，也一再表明英、德联手对付俄、法的要求。
1893年7月，英、法在印度支那发生冲突，柏林当局对来自伦敦的合作建议欣然应允。然而，英、德携手难以持久。8月，英相和德皇就近东问题磋商失败。次年1月，英国在南非偷袭布尔人失败，威廉二世发去贺电，表示：如果布尔人自己不能取胜，“友邦”就会援助他们。贺电在报上公开发表，英国群情激愤，《泰晤士报》等掀起了反德宣传，伦敦的德国商店被砸，英国人对德国这个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的多年积怨骤然爆发。
威廉二世的电报使英、德对抗完全尖锐化了，德国的“新路线”失败了。
既然英国不合作，威廉二世急不可耐地跃上殖民角逐的舞台，正式抛出了世界政策。威廉二世要求重新瓜分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威廉二世向外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北非、中国、巴尔干和土耳其。1897年，德国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1899年，德国利用英布战争的时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等小岛。1900年，德国疯狂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威廉二世在遣派德国军队到中国时狂叫：“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谁要是落入你们手中，谁就是死亡。”为了同法国争夺北非的摩洛哥，1905年和1911年，德国两次挑起摩洛哥危机，把欧洲推向战争的边缘。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建造巴格达铁路，这条所谓“三B铁路”，经柏林（Berlin）—拜占庭（Byzantine）—巴格达（Bagdad）（三地地名都以B字母开头），不仅能使德国控制整个土耳其和小亚细亚，而且可以从陆上威胁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成为德国“向东方推进”的工具。
2.扩军备战和沙文主义宣传
威廉二世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令列强特别是俄、英、法等国倍感威胁。俄、法捐弃前嫌，英国放弃“光荣孤立”政策同两个宿敌取得谅解。1904年英、法签署协定，1907年英、俄签署协定，1894年的法、俄签署协定，欧洲形成了与德奥集团相对峙的三国协约。
威廉二世深知欲达目的，只有扩展军事实力，他在1899年12月11日的帝国国会上公开宣称：“对我们来说，没有巨大威力、没有强大陆军、没有强大海军，而要获得幸福，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只有在我们懂得这一道理的时候，我们才能站到高峰而不坠。”
1872—1912年间，德国的军事开支增加了335%，1913年，德国的军备开支达21亿马克。为筹集战争资金，威廉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战争储备金从1871年的1.2亿马克增至1913年的2亿多马克，国家黄金储备从1910年的不到8亿马克增至1914年7月的11.5亿马克。此外，还设立战时贷款银行，授权发放借贷银行证券，使扩军备战摆脱了法律的掣肘。1899年3月16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一个军事法案，将兵员从59.9万人增加到61.2万人。以后又不断扩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陆军野战部队达230万人。
柏林当局深知，要重新瓜分世界，必须大力发展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