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燕王刘旦与宗室刘泽合谋起兵夺位的事件，以刘泽被诛杀、刘旦“叩头服过”平息下去，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刘旦的燕国尚在、王位依旧，作为武帝现存最长皇子的事实，在朝野之间仍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大将军霍光在处理这一事件所采取的方式，不论从何种角度看都过于软弱，其中似有许多难言之隐。《史记·三王世家》对此解释为“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法”。其实，这种解释并不十分得力，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在朝臣、宗室乃至民间对昭帝的即位、霍光等人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仍存在许多疑惑。正如《三王世家》司马贞“索隐”所云：
昭帝，钩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时，年才七八岁，胥、旦早封在外，实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于内宠，诛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权臣辅政，贪立幼主之利，遂得钩弋子当阳。
虽然这是唐人的见解，但从中确实可以折射出汉人的看法。这些因素的存在，迫使霍光只能如此处理，不敢也不能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一事件尽管没有对霍光尚未完全巩固的执政地位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但也足够引起了霍光的高度重视。为了确立其执政的权威，霍光迅速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以巩固其政治地位。
前文已经提及，昭帝即位后，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是以中朝官的身份承武帝遗命辅政，可是三人均无列侯爵位，可谓官虽高而身不贵，这对于指挥以官爵俱显的丞相为首的外朝官自然有不便或不顺之处。古时历来重视爵位之封，因为爵位之封不仅是君主驭使臣民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标志受封者身份尊贵、品性贤良、功勋显赫的一个重要象征。《管子·法法篇》所曰“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未可求之也。故先王制轩冕，以着贵贱”，《淮南子·主术篇》所云“爵禄者，人臣之衔辔也”，《北堂书钞》卷46引《白虎通》“爵有德而赏有功”等说法，反映的正是这种思想。汉代列侯政治、社会地位极为显赫，与丞相、大将军等高官均赐金印紫绶，并享有议政、朝请、食邑及后裔嗣爵诸多的种种特权。即便是为了树立与提高辅政大臣的权威与地位，霍光等三人封侯之事也势在必行。
西汉封侯主要有四种途径，即功臣、王子、外戚及恩泽侯，显然后三者与霍光等三人无涉，他们只能走功臣侯一途。可是功臣侯之“功”，在西汉初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指军功而言，然而遗憾的是，三人之中除上官桀可能有一段暂短的从军经历外，霍光、金日磾二人从小就伺奉于内廷，何曾识兵革？况且高祖刘邦早有约定，“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深谙祖制的霍光等人自然不敢造次。不过，当霍光等人再次祭到至高无上的法宝——武帝“封侯”的遗诏时，使这一难题很快地迎刃而解。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巫蛊之祸发生后，因为久查而无实证，武帝开始怀疑卫太子之死多有冤情，于是夷灭首先诬告卫太子谋反的江充宗族及其党羽以泄愤。侍中仆射马何罗素与江充相善，其弟马通在卫太子起兵时由于力战有功，被封为重合侯。江充族灭之后，马氏兄弟唯恐祸及自身，密谋反叛。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察觉马氏兄弟举动异常，于是暗中防范，时刻不离武帝左右；马氏兄弟也察觉金日磾之意，“以故久不得发”。后元元年（前88）六月，武帝巡幸甘泉宫，金日磾等人随行伺奉。在长安的马何罗、马通及小弟马安成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直奔甘泉宫刺杀武帝。次日清晨，马何罗携利刃潜入武帝寝宫中欲行刺，不料被金日磾发觉，大呼“莽何罗反”，奋力将其擒获，穷治之下，马氏兄弟“皆伏辜”。
在挫败马氏兄弟谋反事件中，金日磾功劳显著，因功封侯有根有据；至于霍光、上官桀二人功劳何在？史书记载却不甚清楚，故笼统言曰：“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清人王先谦认为：“日磾擒何罗，光、桀共捕诛通也。”处事一向果断的武帝此次不知何故，没有立即按功行酬，而是于次年二月在五柞宫临终之时，“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遗诏封金日磾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
武帝驾崩，昭帝即位后，本应立即遵从武帝遗诏，封霍光等三人为列侯，但由于金日磾见昭帝年少，不肯受封，霍光、上官桀自然也不敢越金日磾而率先受封，封侯之事也就拖延下来。金日磾辅政一年有余，病重将死，霍光急忙奏请昭帝，于是在病榻之前匆匆封侯。次日金日磾死，谥为敬侯。金日磾既然已经封侯，霍光、上官桀封侯也就顺理成章。始元二年（前85）正月，霍光、上官桀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封为列侯。
霍光等三人封侯之事经历众多周折，实情若隐若现，不免在群臣之中又引起诸多疑惑，然而那些老于世故的官僚们谁不知道其中利害，当然不肯贸然发难。不料，卫尉王莽之子，在武帝晚年曾任侍中的王忽，由于年轻气盛，对霍光如此行事愤愤不平，扬言道：“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在朝廷之上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封侯风波”。霍光闻后震怒，招来王莽痛加斥责。王莽深恨其子放言无忌，招惹是非，于是亲手将王忽鸩杀。王忽之死对群臣无疑是一个严厉的警告，再也不敢妄加评议。对于王莽杀子封口的顺从态度，霍光自然表示满意，两年后，迁升王莽之官，于原任卫尉之前再加封右将军之职，引入内朝参议政事，或是对其丧子的一种酬谢吧。
霍光封为博陆侯后，可谓官、爵俱显，但是，只要昭帝还是“富于春秋”，存在于朝臣及宗室之中的“由权臣辅政，贪立幼主之利”的疑虑就不可能完全消失，这对霍光的执政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对待朝臣，霍光既可以依仗权势慑服，威迫卫尉王莽杀子就是一个事例；又可以用恩宠收服，这里又有一个著名的事例可资证明：在霍光初执政时，因“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于是霍光招来执掌天子符玺的郎官，欲收符玺自掌以防不测。符玺郎不肯授予，霍光遂欲强力夺之，符玺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对于忠于职守的郎官，霍光甚为赞叹。次日，奏请昭帝，增此郎官秩二等。众臣闻之，无不交口称誉霍光。
可是，对与皇室枝叶一体、骨肉相连的宗室而言，情况则较为复杂；迫之难免有辅政擅权、间离骨肉之讥；宠之不免又有朝纲不振、强枝弱干之虑。于是，一位史佚其名、但颇具见识之人，引用诸吕当政、背弃刘氏宗室而终于导致败亡的故事劝谏霍光曰：
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富春秋，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虑。
霍光深然其言，于是择宗室可用者，拜楚元王刘交之孙刘辟疆及宗室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刘辟疆守长乐卫尉，随即徙为宗正，数月卒。其时刘辟疆年近八十，刘长乐则不知出于何系，可能是属于刘氏疏宗远室之故，两人均以博学曾被举为茂才。以耋耄老者及疏远宗室之人出任光禄大夫，执掌议论，此举既可为霍光“宜纳宗室”、“反诸吕之道”增光添色，显示其博纳众议之气度，又丝毫不会危及其辅政地位与权威，真可谓一举两得。
恩威并用之下，霍光不仅成功地平息王忽掀起的“封侯风波”，而且也降服了像卫尉王莽这样的一些名列九卿的重臣；又广纳谏言，引进刘氏宗室参与议政，以消弭宗室“由权臣辅政，贪立少主之利”的疑惑。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迅速树立以霍光为首的辅政大臣的权威大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