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亚英
中国自古以来，家贫而能读书，且有成就者，并不乏人。我何以要写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心里憋着一口气。“**********”时期，我作为中央下放干部，到了四川一个小县份上，也正因此，在那里，我这个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大学毕业生，要算文化冒尖的了，于是有幸成了被整的重点人头。今天我再来猜想当时整我的那些人的想法，大概是认为既云文化革命，理应从有文化的人身上开刀吧？不然，当时我只是一般干部，不在领导岗位上，我又是个不事张扬的人，平时并不引人注意，应该不会成为被整的对象。可是从“****”一开始，第一批就成了重点，于是整人的那些非常手法我都领教了一个遍。一位经常找我谈话的姓潘的人，多次问我一个问题：“你总说小时候家里贫苦，家里贫苦怎么能读完大学呢？光从这点看，你就不老实。”当时是非常讲家庭成分的，仅此一点，似乎我就是隐瞒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成分，向党撒谎。其实，这是个多么想当然的概念化的推理。生活中的现实，有着多种多样的机遇，况且，解放前的教育制度，说这种话的人也并不了解，就这样理直气壮地把这个当作打人的砖头，似乎凭此就可以给人定一条罪。潘某这种观点，似乎不仅他一个人有，还颇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为此，我想说一说处在一个寡母带孤女的家庭里，我究竟是怎样读出书来的。
一、榜上有名喜变忧
我与一般的孩子不同，有一个清贫而孤寂的童年。我是母亲的独生女，父亲又较早地病故了，很长时间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母亲是粗识字的家庭妇女。外祖父母是旗人，辛亥革命以后，他们也断了生活来源，而且在我小学时也双双病故了。所以，我的父亲一死，家里就没有可靠的经济收入了。幸亏母亲的针线活儿很好，有人喜欢找她剪裁缝制衣服。这样，总算有些不固定的收入。我和母亲就这样生活在古都北京。
我小学毕业是一九四一年，母亲为我四处打听考哪个中学好。当时北京的中学分三种：一种是国立的，一种是市立的，一种是私立的。据说国立的最好。私立的学校虽好，学费最高，这当然不在我家的考虑之列。最后，母亲为我选了两所学校，即市立女一中和国立师大女附中。若论离家较近，是南长街的女一中，若论师资阵容强、牌子硬，当然是师大女附中。我当时虽然不太懂事，但小小的好胜心，已使我把重点放在了师大女附中上了。
考试那天是母亲送我去的，我当时浑浑沌沌，并不懂得害怕，每一门课就那么答下来了。考完之后，母亲在路上告诉我：“我几次隔着玻璃窗看看你，你都在低头写，看样子没有慌，也没见你东张西望。”我只听着，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说：“我看你这次很难考上，跟你一起考试的都是些大姑娘，哪个不比你大呀？光自行车就摆了那么一大片。你跟人家比，简直是个小豆子。”我还是听着，仍旧没有说话。
以后就是一串等待的日子，等着发榜。女一中先发的榜，我考上了。母亲问我：“你是就上女一中呢，还是等女附中发榜？”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等女附中发榜。”
女附中发榜的那天，还是母亲和我一起去看的。毛笔写在大红纸上的榜文，就贴在校门内的墙上，不少人都在看榜。我似乎比母亲眼尖，先从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马上嚷了起来：“妈！有我，在那儿！”母亲顺着我的手看过去，把我的名字端详了半天，喃喃地说：“真考上了，还不错呢，一百多人里，你在十多名上。”我抬头看看妈妈，她脸上浮现出一种不常见到的微笑。
我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陪妈妈步行往回走。这一段路很长，从西城的西单商场，穿过东西长安街，走到东单的裱褙胡同，等于走了一个穿城。奇怪的是，这一路上，母亲竟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几次我抬头望望她，母亲总是一脸严肃，似乎找不到一丝高兴的神情。我心里非常纳闷，妈妈不是说过，小豆子可能考不上吗？现在小豆子考上了，妈为什么连笑容都没有呢？真不明白！妈妈一向很严厉，她脸色不好时，我是不敢多嘴的。
好容易走到家，我和妈妈都累了。进屋，妈妈一下子坐在一个凳子上再没动，我赶快给倒了一碗水，妈妈还是没说话，她呆呆地似乎在望着什么地方，又似乎什么都没看。我不知道妈妈怎么了，又不敢问，她不像是累了，母亲素来身体好，我童年时，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去，比这个远得多，母亲都没累成这样子过，这次是怎么了呢？
过了好长时间，母亲忽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这可把我吓坏了。母亲一向坚强，很少流泪，更不用说大哭了，我手足无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自然更不敢多问。好一阵子，母亲止住了哭，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孩子！你好好听着，妈没想到你会考上，如今你真考上了，若不让你上，妈对不起你；若让你上，妈供不起你，我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妈给你交上第一学期的学费，以后，你能考上前三名，能免费，你就上，不能，只好算了。妈实在没那个力量，孩子！看你自己吧！刚才看完榜，我已经问清楚了，前三名可以免费。”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晚上我想了很多，记得母亲常对我说，女人要端自己的饭碗，在别人下巴底下接饭吃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而我要自立，就必须读好书，学好本领。如今考上了国立学校，不能不上。而家里的经济情况，确如母亲所言。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靠自己！别无选择。
就在这一晚，我下定了决心：咬紧牙，争口气，无论多苦，我必须把中学六年读下来！多少同学仰望的国立师大女附中啊！我怎么能放弃？
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的而又是成功的六年。
二、苦，但乐在其中
既然下定了决心，我就想好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凭自己的力量苦挣着读过这六年。母亲是说一不二的，我也知道她说的是实情，她凭做针线可以养活我，但没有力量再供我读书，我不能再指望母亲更多地帮我，我也不能奢望亲朋的帮助。我家在北京本来也没有什么亲戚，因为父亲是浙江人，从小被人带到天津，学了一门手艺后，定居在北京。从他那一代，与浙江老家已没有什么来往；母亲是北京人，她是外祖父母的独生女，外祖父母一过世，母亲娘家也就没人了。父亲在北京虽有一些朋友，但人一不在，人情也就不在了，我不能指望谁来帮我。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虽然感到过悲凉和恐惧，但同时也助长了我一种自强自立的心理，加之母亲又从小给我灌输了一种想法，她常说：“咱们女人要端自己的饭碗，不能在别人下巴底下接饭吃，否则，一辈子受气。”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在这里我似乎不应该说父亲的坏话，可我确实记得父亲不声不响，很多事明明刁难母亲。母亲是个好强的人，从来不吵也不哭，我却看出她很生气。母亲忍气吞声的印象，也使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读好书，自立！师大女附中在北京是颇有名气的，我不能不读。
开始步入中学时，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一些必要的花销该如何节省。譬如，我住家在东城，学校却在西城，路相当远，同学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当时仅有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而这两样都必须花钱。我不行，于是我决定上下学都步行。这条路线等于把北京的内城走一个东西通城，从我家住的胡同走到东单，有一段路，从东单经过东西长安街走到西单，其距离相当于走过三个城门，即从崇文门经正阳门到宣武门，然后从西单往北拐，再走两站路，进辟才胡同，才到学校。全长十多华里，天气好时需一个多小时，若遇狂风雨雪天气，则需将近两个小时。六年中，我绝大部分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天两趟。冬季，往往是天没亮出门，回来时天已黑了。北京当时路况不好，下雨时胡同里都是泥泞，雪后冻成冰，像镜子一样滑，跌跤是常有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教科书必须自己买。母亲帮我打听到，东四牌楼隆福寺的废旧书摊上，有卖旧教科书的。于是我就到那儿去搜寻，买一两本容易，要凑够所需的一整套，却需费些功夫。后来听说东安市场也有卖的，我也去找过。总之，每次都像沙里淘金一样，好不容易才凑足我需要的一套。这样虽费时费力，但算下来，比买一套新书能便宜三分之二或者还多些。好在当时的教科书都是教育总署编的，一用就是多少年，不像现在这样，在短时间内，内容就有所改变。
从节流又想到了开源。入学之后不久，我就从同学处学会了织毛线，有的同学手里还有织毛衣的书，里面可以学到一些花样和各种衣物的打法，如何收针放针等等。我慢慢练习，也感到很有兴趣，当时有一种很流行又比较讲究的花样，叫“凤尾形”，十八针一个花，我也学会了。到初中二年级时，我已能打成件的东西了。母亲在揽针线活时，也顺便给我揽一些毛线活，我也能挣些钱了。这种收入并不固定，时多时少，时有时无，收入较多时，我不但可以买些纸笔，有时甚至能买一个月的电车月票，或贴补一些家用。教务处管登记购买月票的郭劲甫老师有时问我：“你为什么不月月都买月票呢？”我只笑笑，不作任何解释。
为了达到母亲的要求，顺利地把中学六年读下来，光考虑在经济上开源节流是远远不够的，要取得优异成绩，我必须比一般同学更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加倍刻苦才行。在学习上我给自己立了些规矩，也想了些办法。例如有一句我自己才懂的话，那就是“当天的饭当天吃完，绝不带账”。意思是说老师当天教的功课，一定要当天认真回顾一下，是否当真懂了，若有一点不理解或吃不透的地方，不要含糊过去，当天或第二天问老师，力求弄明白为止。凡是该熟记或该背下来的地方，也一定当天记完、背完，绝不能等到考试前再一起复习，那样做既吃力，效果又不好。当天的功课当天复习，趁热打铁，数量不多，效果又好。过一段时间，譬如一个星期（那时兴月考，每月都考一次），再回过头来复习一遍。我坚持这样做，没过多久就尝到了甜头，以后我就一直坚持这个自律规则，“当天的饭当天吃完”。最要紧的是坚持，不许自己找任何理由松懈。
另外，课前的预习也很重要，但我并不是所有的课都做预习，史、地、数、理、化等我不大预习，但国文（那时古文的份量很重，整本都是古文）和英文两门课一定预习。国文是先对照着注解把课文看了，然后再注意听讲，这样，自己原来理解得不对的地方，清楚明白地得到了纠正，原先不明白的地方，由于事先有准备因而更加注意听。英文则是自己先查生词，有准备地听课，首先注意自己的读音是否有不准确的地方，及时纠正；其次，要注意老师讲的文法。英文和中文不同，往往每个生词都查完了，一个句子还是不能懂，原因大多出在文法上。有时也因为英文词汇的一词多义，我们用的大多是非常小的词典，包含不了很多的解释，等老师讲完了，就知道毛病出在哪个单词上了。总之，认真预习给了我很多好处。
后来，我很快发现，上下学路上的时间并不短，应该很好地利用起来。早晨上学的时间，往往做不了什么，因为我要忙匆匆地赶路，唯恐迟到；而下午放学的时间，我就从容了，可以沿着东西长安街缓缓地走，该背诵的东西，常常在路上就背完了，回到家只做需要伏案的功课。这样，我很轻松，不像现在的中学生那样，做功课要赶到半夜，疲于奔命。
东西长安街这条路，六年来是我走熟了的，尤其是天安门前那一段，可以说非常美，非常诗意，从中山公园到太庙门口，金水桥前，一大片绿荫，都是一株银杏，一株夜合欢，相间而植。银杏都是数百年的老树了，树干高，树冠大，叶子像一把把小绿扇子，迎风摇曳着；夜合欢叶子像羽毛，开花时是一簇簇粉红色的穗子，柔媚而娇美，与旁边高大的银杏树相衬，真是刚柔相济，相得益彰。这片树林甚至沿着马路的北边穿过三座门直伸到霞公府。过了王府井南口到东单又是一片另外的小树林，树种虽不再是银杏和夜合欢，但仍是绿荫匝地。每逢走到这里，我往往放慢了脚步，那些参天的大树像是我的保护伞，保护我免受车辆的冲撞。所以，有很多美丽的诗、词、古文，也包括别的理科公式、定理，我都是在这里背诵的。每逢秋季，银杏叶变黄，落满地面，像一把把小金扇子，我常常找周正的拣起来，回家用毛笔题一些诗词断句，作书签用，或送给同学。解放后，由于拓宽马路，天安门前这些树早被砍伐了，但它们美丽诗意的身影，至今我仍常常带着感谢的心情回忆起它们。
在记忆和背诵方面，我想过一些办法，也积累过一些经验，我觉得凡是理解了的东西就更容易记住，但有些内容不能靠理解，而只能死背的，我自己就想一些让它好背的办法。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例如两汉帝王的顺序，我就在老师的指点下把它编成七个字一句，而且押韵，类似顺口溜的东西：“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篡，汉光明章和殇安，顺冲质帝桓灵献。”为了方便，中间略掉了西汉的吕后和东汉只有一年的汉少帝刘辩，只需记住这两个人在谁之前，谁之后就行了。这样，比一帝一帝地背帝号要容易得多。再例如对古文唐宋八大家，我也是用类似的办法，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背名字，而是把它浓缩成一句话“韩柳欧三苏曾王”，考试时再把名字添上去就成了。总之，我自己在学习上想了很多办法，大体与此相类。我感到一个人对一件事，只要心向往之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有了钻头觅缝的精神”，总会想方设法达到目的的。
随着年级的增长，我背的东西也多起来。不但文科的课程我都背，就是理科的功课，我也多采背的办法。化学的分子量、分子式，物理的公式，这都不用说了。就是数学的例题和习题，我也喜欢背下来。到考试时，我几乎不用怎么思考就答完了。当然那时的考试，也不像现在这样，老师喜欢出些偏题和怪题考学生。当时，无论什么课，老师也只是出五到十个大题，实行百分制。所以，我这种学习方法到了后来，背诵量也越来越大。学三角时，我甚至连对数表也背。当然这也和我家穷有关。因为那时不少同学，都去买专门的对数表用。我却不行，只能把书后附的那几页背下来。不过，我也发现，我的记忆力，因为背的东西多，记忆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后来，就是上学的路上，尽管我要赶路，可是我还是把头一天背过的东西，在这时拿来再复习一下。有时我边走边背，这种背诵像是给我匆匆脚步的一种音乐伴奏，使我不知不觉中，走过东单、走过三座门、走过东西长安街、走过天安门、走过西单，轻松快乐地走到我的学校。虽然背数学题不是个值得提倡的方法，但确实能锻炼并提高记忆能力，当我背完了数、理、化，再背国文、史、地时，就像走完了山路再走平地一样了。
尽管我平时坚持做到了“当天的饭当天吃完”，但是在大考前还是要做一次总复习。当时我家住的是大杂院，无法找个安静的地方，家里又只住一间房，加之母亲还要听收音机。她最喜欢听三种评书，连阔如的“东汉”，王杰魁的“包公案”，赵英坡的“聊斋”，每次播放必听，我当然不敢拦阻她。现在的独生子女在家里都是小太阳小公主，可以说一不二的，大人都围着他们转，我那时候不行。虽然我也是独生女，但受的是传统教育，小孩绝不能干涉大人做什么或别做什么。为了温课我必须躲出去，那时中南海还是个普通的公园，并不是政要的禁脔，和其他公众场所没什么两样，只要买了门票就可以进去。那时的门票和现在比，可说出奇的便宜。中南海里的流水音和万字廊非常清静，我常到那里去温书。带点干粮和一瓶水充当午饭，早晨进去到下午才回家。中南海之外，太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这里是皇家祭祖之处，有很多松林，没有多少游人，也是温课的好地方。太庙解放后叫劳动人民文化宫了，就在天安门之东，与中山公园相对称的地方。这两处公园是我温课常去的地方，我至今常用留恋的心情回忆起它们。
当然，我学的所有课程中，也有我学得不好的，这就是体育课。那时我在全班同学中，个子比较矮。一到分组打球，同学都不大喜欢要我，而且我大多时间都接不到球，反倒是球打我的时候多。体育老师又有个习惯，就是上了课一数人数分了组，她就走了，到下课时她才回来。所以，很多时候她走我也就走了，回到教室去做我的功课去，到快下课时再赶回操场。直到有一次考试打篮球，好容易一个球落到我的手里，我高兴极了，抱起球来就跑，别的同学都停下来看着我，我跑到篮下，一投竟中了。我心里得意得不得了。可是老师脸都红了，一吹哨子气哼哼地说：“不算！”到下课时，老师集合起全班同学站好队说：“孙亚英出列！告诉你，要不是看你别的功课好，体育课给你六十分是照顾你！入列！”下了课别的同学才告诉我，我连篮球规则也不懂。那叫“猴儿腚”（当时篮球的规则术语都用英文，“猴儿腚”就是HOLDING持球走的意思），是犯规的。不过从那时以后，我总争取体育考试能达到七十分就行，免得太拉我的总分了。其他的非主课，如音乐、美术、劳作等课，我努力点儿还是能得到九十多分，唯独体育，确是怎么努力也不行的。
由于家贫，还有一些事是我不能和同学比的。记得在初中时，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大谈她们读的有趣的课外书，如福尔摩斯、亚森罗频、人猿泰山，还有《飘》等。听她们谈得津津有味，热火朝天，我心里也很馋，也很想借来看。可是我知道这些书都是大部头，要读须费很多时间，我不得不努力控制住自己，想想母亲的话，我必须把自己的精力，专注在课本上。母亲已把我逼上梁山了，为了争取能上学，我必须争分，连小数点后面的分也要争，因为与名次有关啊！所以我不能看大部头的闲书。应该说，这样的自制力，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还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女附中都是走读生，没有住校的，家住得远的同学，都带一顿中午饭，家境好的同学，多带一些好吃的。中午，教室里常弥漫着一种饭菜的香味。我当时十几岁，正是长身体又胃口好的时候，同学们饭盒里的香味，十分影响我，而我带的常常是小米面丝糕或玉米面窝头，再加一块大盐萝卜咸菜。为了避开香味的诱惑，我常常躲出去吃。有时夏天天最热的时候，我带的干粮都捂馊了，一掰开会拉丝，但为了支持到放学，还要走回家，也必须凑和着吃。这些事，有时让我心里也有点难过，不过，一想到以我那个家庭，能取得读书的资格，自己也能争取到好成绩，也就心平气和，无可抱怨了。
中学的六年，我大致就是这样过来的，其中有苦也有乐，就因为这样紧紧抓住一个目标，苦挣苦掖，一直名列前茅，以致初中升高中，高中入大学，我获得了两次免考保送的资格，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乐。
三、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如果说我开始入中学时，奋发读书的动力还仅仅是母亲的一句话——“女人必须端自己的饭碗”，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情况就有变化了。有一门功课，以它独有的魅力，像磁石一般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国文课，后来被称作语文的。
初一初二的国文课本上，还没有多少文言文，据我记得的有《荔枝图序》《李龙眠画罗汉记》《项脊轩志》《病梅馆记》《范县署中寄弟墨书》等，我只感到它文笔的简练。这些文章还没有从文采上多么吸引我。当时有些白话文倒触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到了一种文学意境的美，如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还有俞平伯和朱自清两个人的同名文章《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些文章有的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情心灵上的美，有的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自然景色的美，有的甚至情景交融，使我反复玩味，似乎从中得到了一种享受。在我的生活里，好像开启了一个宝盒一样，给我增添了快乐，又像小孩初尝到了美食，促使我贪馋地寻觅。
正好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朋友，是与我对门而居的邻居。她叫朱景晖，是私立慕真女中的学生，班级比我高，恰好也是国文课的爱好者。于是我们课余之暇往来就多了起来。她家境比我好，住独门独院，家里藏书也多。在假日里，我常从她家里借书来读，或爽快到她家去看书。这一时期除了读到更多的冰心的作品外，还发现了两位另外的女作家，就是庐隐和石评梅，我读了她们的《寄海滨故人》和《象牙戒指》。这些作品似乎给我推开了另一扇门，作品中所涵蕴的乡愁，和人与人之间柔婉细腻的感情，让我领略了另一种不同的人生况味。这些对我都很新鲜，像芳香开窍的东西一样，开启我的心智。这时我开始作读书摘录了，凡遇到我喜欢的篇章段落，就用一个本子抄下来，经常看看，像属于我的一个藏心爱玩具的角落，里面锁着我的快乐和享受。
现在，我当年那些手抄本当然早已不在了，时间已过了六十多年，我又因工作调动，辗转了几个省，很多东西都丢失了。但冰心的一首小诗，因为当时读时印象太深刻了，至今还在我记忆中。她说：
躲开相思，披起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满了相思。
这首诗我曾仔细玩味，觉得它与我抄过的李清照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简练而准确地表达了一种感受，就是人的某种感情是逃避不开的。我在阅读中这样反复玩味、琢磨，渐渐地，别人的表达抒发的方法，不知不觉中，居然也能移用到我的笔下了。
当一个人在知识和性格成长的过程中，能遇到良师益友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朱景晖之外，这两年中我还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那就是初一初二教我国文课的黄先生（先生名淑环）。按照当时的习惯，不论男女老师，一律称先生。黄先生是个不到三十岁的老师，和蔼可亲，讲课总是轻言细语，并不严厉，比我们只大十几岁，与其说是师长，不如说更像大姐姐。当时她还没成家，就住在学校后院的宿舍里，所以有时同学们也到她屋里去玩。有一次在闲谈中，我跟她谈到了一件事，引起了她的注意。我告诉她，小学四年级练小字时，用的帖是《长恨歌》，开始写时我注意力全在字上，没注意内容，后来日子久了，无意中发现，好像七个字是一句，还押韵的。再逐日练下去，才朦朦胧胧地懂得，内容似乎是写一个美丽动人的生离死别的故事。当时只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谈不上理解。黄先生听了，说：“你的感觉是对的，那是一首著名的唐诗，作者是白居易，在中国古代的长篇叙事诗里，也是有名的。你从小受到了它的薰陶，很好。”接着她就把全诗逐字逐句给我讲了，讲得很细，不但讲了全篇的意思，还讲了诗的意境，甚至给我讲了诗中的对仗，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等等。自从我完全懂了之后，就把这首诗熟背了。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中，给我的启蒙之作，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还有一件事，使我和黄先生师生之间，更加深了一层了解和印象。有一次作文课，黄先生出了个“春寒”的题目，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是从自然景物上取材的，唯独我另辟蹊径，以春寒作比喻，选取了较特别的内容。我写了一个女孩子，和继母无论如何处不好关系，继母生了一个小男孩，她和弟弟在家里的处境，相距悬殊，远不能比，使她经常伤心地偷看亡母的照片。在幻觉中亡母似乎对她说：“孩子！妈永远爱你。”我在篇后的结语是：“应该温暖的春天而不暖，应该慈爱的母亲而无爱，这是什么道理呢？”算是点题。这篇作文似乎对黄先生是一个震动，有点出乎她的意外。她在发作文时，向全班同学读了我这篇作文，讲解了该如何审题，如何从文学的角度窄题宽作等等。其实这篇文章的内容，并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我女友朱景晖的。她母亲是继母，她并没有对我诉说过什么，我常到她家去，观察到了一些事，因而在我心里有感觉、有印象，于是遇到“春寒”这个题目时，很自然地就产生了联想。这件事也使我悟到，要让笔底下能写得好，随时随地要注意观察和思考，平时积累素材，非常重要。通过这件事之后，黄先生更喜欢在课外多教我些东西了。
黄先生有一次主动要教我唱《牡丹亭》中“惊梦”一折中的两段，我才知道黄先生会唱昆曲。她教我的两段是“步步娇”和“皂罗袍”。我至今还依稀记得这两段的唱词是：“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黄先生在教我这两段唱词的同时，也教了我中国古乐用的工尺谱，可惜我都没有记牢，至今只记得有“上、工、尺、四”等字。
黄先生既有兴致教我唱，我自然会要求她给我讲。于是她给我讲解了这两段，同时也给我讲解了《牡丹亭》的作者和全剧的故事。以后我自己读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和黄先生借给我的洪升的《长生殿》。自然，初二的我，还只能是生吞活剥，但我能感到作品像诗一样美。《长生殿》比《长恨歌》告诉了我更多的故事，如雷海清骂贼等情节。这两个剧本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黄先生在诗之外，又为我打开了一片园林。
自此以后，凡是我能找到的诗词都抄来读，课本上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我了。当时买书是较贵的，我家决没有这种经济力量，即使旧书，相对也比本子贵得多，所以迫使我只能抄来读。这一期间我抄读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开始抄时，还只是误打误撞地碰到什么抄什么，有一次在卖旧书处遇到一本陈冠同先生写的《中国文学史》，不全，只有上册没有下册，但我还是如获至宝，合计半天，咬咬牙把它买了下来。发现里面按着朝代顺序，把时代背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一一都介绍了。我觉得这本书能让我找到路径，找到“门牌”了。我可以按它的指引到图书馆有目的地借书来读了，因而，可抄的东西也更多了。
抄东西读，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我的字无意间练好了。我自己并没觉察这一点，有一次黄先生问我：“你最近练字了吗？你的字怎么比一般同学好了？”于是我把抄东西读的事告诉了先生，先生把我抄的东西拿去看了，发现杂七夹八什么都有，既有历代的诗词，也有散曲小令，甚至有《聊斋》的片段。她似乎很吃惊，也受到了震动，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小孩子，对中国古典文学居然如此喜爱，如此入迷，还没有找到系统阅读的路径，凡能遇到的东西都抄下来，她很意外。几天之后她对我说：“我把你介绍给高中的国文老师马先生好不好？马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上有很深的根柢，能教你更多的东西。”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这是我从来没敢想望过的事。马先生在女附中，是大家公认的好国文老师，也是全校出名的最严厉的老师，所以我又高兴又害怕，唯恐马先生不肯教我。在此之前，我曾听班上一位姓阮的同学说过，她家里给她请了家馆，专门教她古文，那束脩可是不菲的，我家里绝对出不起这笔费用，若得马先生教我，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我在忐忑中等待了几天，也不知黄先生和马先生是如何说的。有一天，马先生请黄先生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了。马先生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又问我自己抄过哪些东西读，还让我背了几首诗给她听，提了几个问题，试试我懂到什么程度。这些，我都战兢自持，一一作答。最后马先生说：“这样吧！只要你肯认真学，我一定教你。以后，在不影响你课内作业的前提下，星期日和寒暑假，你可以到我家里来。我再说一遍，我教你，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认真学，如果我发现你学得不好，我可就不教了。”我深深地记住了马先生这句话。以后，在马先生课外教我的近五年当中，我对自己不敢有一点放松，唯恐失去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
从此以后，一直到我高中毕业，马先生在课外，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给我讲了很多教科书上没有选入的篇章，到高一、高二时，马先生在课内也教我了。应该说，我从马先生处学到的东西，课外的比课内的更多。在以后的部分里，我会作更详细的叙述。
总之，在初中二年级时，我对学科的爱好已经偏了。一边自己在寻觅，一边在老师的指导下，逐步推开一扇一扇古典文学园林的大门，发现每座园林都各有洞天，独具风格，各有各的花柳扶疏，各有各的曲径通幽，瑰丽灿烂，取撷不尽，仔细研读，够我终此一生投入了。此时我似乎懂了王国维所说的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学业上，由于爱好的吸引，我已经开始有所追寻了。这个动力比母亲原来那句话的动力要大得多了。
四、爱国篇
我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年级这段时间，正值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就被敌人占领了，成为敌占区，也叫沦陷区。在小学时我不大懂事，常听母亲说“亡国奴”，我还不明白个中滋味。到了中学，我渐渐知道了敌人占领了我的家乡是怎么回事，有些具体的事也让我产生苦恼了。
例如每星期一早晨，学校都有一个“朝会”，就是全体同学聚在大礼堂，听校长或老师训话。每逢朝会，大礼堂的正中，总挂着日本国旗，被我们称作膏药旗的。开会之前要唱日本国歌。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压抑和屈辱。最不可忍受的是唱完像出丧曲一样的日本国歌之后，还有几分钟的默祷，内容是强制我们祈祷日本皇军的胜利，和日本天皇的健康。这几乎像让我们向敌人跪拜一样，心里万分地不情愿。可是礼堂里日本老师也在，为了不给学校惹祸，我们不敢有任何表示。有许多同学常常含着委曲的泪水出礼堂。有一次，一位中国老师实在看不过了，找机会偷偷对我们说：“不是让你默祷吗？默祷是不出声音的，谁知道你们在祷念什么……”这句话点醒了我们，从此以后，每逢默祷，我们就祈求中国军队胜利，祈求早日夺回失地，祈求中国人不再俯首做人，早日扬眉吐气。
具体日期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当武汉被日本军占领了的时候，敌人迫使我们排好队，到东单广场去开庆祝会。天上飘着很多个大气球，气球下面挂着一串字：“庆祝武汉陷落！”“庆祝日本皇军的胜利！”这叫什么事？！强占了中国的国土，还让中国人去庆祝！我们这些平日文文静静的女学生，都恨不得用弹弓把气球打下来，可那会产生什么后果？谁又敢那样做呢？以后，凡有地方被攻占了，必逼我们去庆祝，大家真是忍气呑声，敢怒而不敢言。
当时我们师大女附中的师生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日本侵略者，还是有过一些反抗行动的。有些老师给了我们很好的影响，不动声色地向我们灌输爱国主义。譬如几位教音乐的老师，不在课堂上，在底下偷偷教我们唱抗日歌曲。不敢印歌片，只能口传心授，她教一句，我们唱一句，如《松花江上》《保卫黄河》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叫做《流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唱起来真让人热血沸腾，我至今还记得它的全部歌词：“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刻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自己安康？谁让我们流浪？谁让我们逃亡？谁让我们国度沦丧？谁让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顾自己幸福，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这首歌是我们当时最爱唱的，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唱了一遍又一遍，但从来不敢高声。尽管如此，祖国在我们心里是神圣的，对侵略者我们有无比的仇恨，爱国主义在我们心里日渐生根发芽。
国文老师也用文学作品向我们暗示，讲完正课之后，给我们讲陆游的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连素称颓废的李后主词，都成了激励我们的作品：“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老师只讲解原作本身，不讲题外多余的话，可是同学们都听出了弦外之音，明白老师是什么意思了。甚至连辛稼轩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都使我们产生向往和憧憬。老师和同学们的心里，不约而同地都藏着四个字：“抗日救国”。
在那黑暗的苦难的岁月里，广大的北京市民都在隐忍着，受着煎熬，等待着，盼望着。
在和平的岁月里，中学的外文课只有英文一门，可是在抗战的八年中，国立和市立中学的外文，却变成了两门，日文和英文。日文所占的课时还比英文多。初中时，教我们日文的老师是一位中国的女老师，名叫刘孝懿。当时在同学中有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大家对日文这门课，都很反感，像牛不喝水强按头一样，都不愿意学，都不用功，仿佛谁在日文上用功，谁就成了汉奸一样。那时大家还不懂得学好一门外文，将来是一种工具，对日文这门课像对日本侵略者一样恨。刘老师似乎很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状态，上课时她只管讲，同学偷偷在底下看别的书，她也不管，考试也不十分严格，只要说得过去就行。因此，我们对刘老师从来都不当面恶作剧，只是背后戏呼她为“刘小姨”。
后来，换了一个日本男老师，叫篠原利逸。矮矮的个子，戴着一副黑边圆眼镜，鼻下留着一小撮日本胡，脚步声很重，一副武士道的架势。他不太懂中国话，但对我们很严厉，可以说彼此都存在着敌意，有时他故意折腾我们，我们也有意和他对抗。例如上课时，他要我们起立，齐声说：“篠原先生早安！”然后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全班将近五十位同学，只要有一位同学鞠躬不足九十度，全体都要重来。所以每次上课光行礼这一件事，往往就要折腾一刻多钟，同学们都憋了一肚子气，于是就想法收拾他。“篠原先生早安”这句话的日文说法，用中国话音来表达就是：“希诺哈拉森赛，喔哈哟呜！”我们就利用他不懂中国话之便，大家齐声说时，故意说成“唏哩哗啦孙子，唉哟！”（“孙子”是当时北京最普遍的骂人话）他当然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他听得出来味道不对，愣了一阵，叫我们一个一个地说，当我们每个人单独说时，他听着又都是对的。全班都说完了，大家再一起说时，又成了不对味的。折腾了半天，他找不出毛病在哪里，只好作罢。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次胜利。下课之后，我们把这事讲给中国老师听，中国老师也大笑不己，但也为我们担心，叮咛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他们日本人可讲究打学生的。”
又有一次，我们真的全班挨了打。有一段时间，篠原上课喜欢穿一身白西服。我们发现他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把手撑住讲桌两边，身子往讲桌上一靠，“哇咧哇咧哇”，然后把背往黑板边上一靠，又是“哇咧哇咧哇”，自顾自地讲起来。我们抓住了他这个特点，就商量好办法。派一个同学到教室门口看着，只要他拐到往教室来的这条路上，就发出信号，另一个同学马上从墨盒里把带墨的丝棉拿出来，迅速地往讲桌边上抹一下，往黑板边上抹一下，然后规规矩矩坐在座位上等。上课之后，果然，他的两个习惯动作来了，结果自然是雪白的西服上，前边一道黑，后边一道黑。我们原希望他下课之后再发现，不幸的是他在课堂上就发现了。这下他怒不可遏了，用半中半日的话狂吼起来：“什么人的干活？说！不说，打板子，通通地！”我们知道他要打通堂了，还是坐在座位上不动。他把一块一尺多长，大约二寸宽的板子摆在讲桌上，怒目环视着全班，似乎在等待有人怕挨打而说出来。可是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就这样，大约对视了有五分钟。最后他耐不住了，叫同学们一个挨一个到讲台前去领责。他大概没有想到，这样的一群小女生，竟会那样从容，一个一个走到讲台前，把左手举得平平的，把头转到另一边，每人两下。任凭他打得多重，没有一个人叫，也没有一个人哭，更不用说会有人说出什么。打完了，同学们还是静静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气鼓鼓地下课了。全班同学手都肿了，可是我们心里很解恨，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小小胜利，我们班没有人服软，没有人出卖同学，看吧！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后来，篠原似乎把这件事告到校长那儿去了，训育科的老师到我们班谈过一次话，并没有追究和责罚的意思，大致是说：同学的心情可以理解，以后要注意些，不要太出格了，免得给学校惹麻烦。北平到底被日本人统治着。没过多久，换了一位日本女老师，她对我们比较客气，同学们也和她相安无事。
有一次，我步行去上学，走到西长安街中段，南长街口的地方。这里是个十字路口，往北拐是南长街，往南拐是一路电车往前门去的方向。就在这十字路口，有一辆日本军用卡车从东向西开去。日本军用卡车的车头很短，北京人都习惯地叫它“没鼻子卡车”，为了防滑，车轮上还绞着铁链子。车开得很快，我听到路人一阵惊恐的喊声，才发现一个中国人被轧死了。汽车却连停都没有停，照直向西开去，我分明看见车轮的铁链子里绞着人的血肉，血迹印在马路上，渐远渐淡。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血肉模糊的景象，一下子呕吐起来。以后的路，我不知是怎样走到学校的，在这一整天里，这幅悲惨的场景，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我心中抹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沉重而又疼痛地感到了三个字：“亡国奴”！在日本车轮底下，中国人的命只像一只蚂蚁！
放学回家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脸色都变了，愣了半天，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以后你走在路上，可千万小心，妈只有你一个孩子。”
从此以后，每逢我早晨上学之前，母亲总不忘叮咛一句话：“亚英，路上小心！”即使冬天，我出门时母亲还没起床，她仍不忘叮咛这句话，总从我背后追来一声：“亚英，路上小心！”可见母亲是怎样肚挂肠牵。以至若干年之后，在“**********”中，我被逼着去游行，被逼着上批斗会，甚至被逼得向死神走去，耳边似乎还常响起母亲这句话：“亚英，路上小心！”
就在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时候，却并不妨碍两国的老百姓成为真正的朋友。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居然有一个日本小姑娘，和我成了朋友。
每天我上学从东单向西单走，常常遇到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日本女学生，也从东向西走，我们彼此都注意到了对方，但从来不搭话。我看到她从东单的北面走来，猜想她家大约住在东四，或更北面的北新桥一带。我还注意到她不一直走到西单，而是从南长街往北拐，我估计那里一定有一所日本女中，而且一定比女一中远，因为我考女一中时，并没看见有日本中学。（后来知道在丁字街，是当时全市唯一的一所日本女中。）
后来，渐渐同路久了，就彼此点头微笑一下，算是招呼了。她穿着白制服，肩上有一块像海军一样的蓝披肩，留着日本女学生常见的“妹妹头”。当时中国女生习惯叫它“童花式”的。仔细端详她，还长得挺秀气。再后来，同路有半年多了，我们渐渐打招呼了，见面她用日文说一句：“早上好！”我也礼貌地回她一句：“早上好！”到南长街口分手时，她说一句“再见”，我也同样回她一句。她会一点中国话，我也能说一点日语，我们就常常这样半中半日地交谈着，有时急了，还夹进一两个英文单词来，因此我知道她们也学英文。后来我们互相通了姓名，她告诉我她叫春名美津子。开始，我不知她心里是怎么样的，我对她却是有戒心的，从来不跟她谈中日打仗的问题。到我高中一年级时，我们相识有三年左右了，几乎可以说是熟朋友了。有一次我试探着问她：“北平好吗？”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沉默了一阵说：“东京，我的家乡，当然家乡好，政府让我们迁出来，我们必须服从。”后来我们的交谈日益加深，她向我透露过：“我和父母都不赞成打仗，我们是日本国民，天皇的命令，必须听从。”这些，要算我们谈心谈得最深的话了。
美津子曾邀我到她家去玩，告诉母亲后，我去了。原来她家就住在东单北面一点的米市大街，并不像我猜想的那么远，家里只有父母和她三个人。父亲是做绢人的手工业者。这种绢人，日本人叫“人形”，是日本家庭中很常见的一种摆设，看来他们就是以此为生的。家里并不大，前面是两间铺面房，后边是住的地方。她父母待人很客气，不大干预女儿和朋友谈什么，父亲仍忙他的手工活，母亲常常给我和美津子做一种点心吃，用江米揉成指甲大的小丸子，煮熟后在汤里加点糖，用托盘端给美津子和我各一碗。我道谢后就吃掉。我母亲也有时做些中国的小吃送给他们，他们很讲礼貌，总说“好吃，好吃”，且称谢不已。日本人的礼貌有时让人很吃惊，尽管我是他家女儿的客人，但是每当我告辞时，他们一家三口总是送到门口，深深鞠躬说“再见”。所以到美津子家去作客，我没有压抑感。
一九四五年的夏末，我们正放暑假。有一天学校忽然通知，第二天都到学校去，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事。第二天早上，我在书包里简单带了点文具就赶往学校，进了校门之后，就感到气氛不同于往日，老师们在快步走来走去忙着什么，好像在憋着一股强烈的喜气。同学们看着神情凝重的老师，心里有些茫然。过了一会儿，老师要我们都到大礼堂去，一进礼堂，我们都愣住了，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礼堂正中挂的不再是日本的膏药旗，竟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而且中间还挂着孙中山先生像！我们面面相视，简直不敢相信，是不是日本真的战败了？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大家都被一种将要被证实的巨大欢喜冲激着。有人脸上已经挂着泪水了。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八年了，我们没看到过中国自己的国旗，多么亲切的中国国旗！再也不挂那个屈辱的太阳旗了！我们怎能不喜极而泣呢？正式开会了，校长石砳磊先生郑重宣布：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了，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这句话刚出口，礼堂里一片欢呼声，同学们都互相拥抱了起来，脸上是挂着泪的笑容。一会儿，音乐老师在钢琴上奏起了中国国歌，我们齐声唱起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当时我们还没有国共两党的概念，心里只有一个极为简单的想法，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国歌，八年都没敢大声公然唱的中国国歌，今天，我们能在大礼堂里尽情地唱了。大家都高声地唱着，声音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唱得感情充沛，唱得慷慨激昂，唱得扬眉吐气，同时眼泪却是无论如何都擦不干了。
当校长、老师、同学代表到台上相继发表热烈的庆祝讲话时，我忽然感到背后有人拉我的衣襟。我回头一看，当我和这位同学四目相对时，谁也没说话，可马上明白了要干什么事。我们大约有七八个同学，一齐从礼堂的后门跑出去，向后院的教师宿舍狂奔，我们要去找篠原，去跟他算这八年来的账！要清算八年来他向我们的作威作福。跑到他的屋门口，门是虚掩着的，我们推门进去，立刻大失所望了。原来，早已是人去屋空，只有一个打碎了的热水瓶在地下躺着。
这天散会之后，我是破例乘电车到东单的，因为我要快一点赶回去。在东单下车之后，加快脚步往米市大街跑，我必须去看看春名美津子。我不恨她，在我心里她不能算敌人，因为她跟我说过，她也热爱家乡，不愿意打仗，希望和平。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在这种时候，我必须去看看她，给她几句安慰或道别的话，我们毕竟作了几年的朋友。她的父母也善意地招待过我。当我喘吁吁地跑到她屋前时，见屋内已经空了，只有摆绢人的几个柜子还立在屋里，我心里一阵黯然。从那以后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再没见过春名美津子，也没有任何消息。但我记着我们之间有过一段天真无邪的美好友谊。如果她还活着，该也是七十五岁以上，接近八十的老妪了，祝愿她子孙绕膝，福寿康宁。
日本军国主义残暴地侵略中国，是不能忘记的，日本人民对我们的真诚友谊，也是不能忘记的。
五、师恩如海
自从黄先生把我介绍给马先生之后，星期天或寒暑假我就常到马先生家去了。（先生名桂馨，字芳吾。在学校中，先生从来用字而不用名。名，我是从先生写师祖父的一篇悼文中看到的。马先生的母亲喊她，也总是喊字的。）马先生家住在离女附中校址不远的千章胡同。一个不太大的院落，整洁，清静。北房三间，中间堂屋是客厅，东西套间是马先生和先生的母亲分别居住，东房两间是马先生的书房，先生给我讲课就在这里。西房两间，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女佣的居室。女佣姓李，和马先生年龄差不多，马先生称她“李姐”。每次我去，都是先到北屋，见过马先生的母亲，行礼之后，再到东屋，听马先生讲书。
马先生从初中二年级下半年开始教我，课程的内容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本来高中三年的国文教科书也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编的，马先生从初二带我，时间比三年更从容了。马先生在课堂上教高一、高二两班，当然熟悉教科书里有什么内容，于是有意选教科书上没有的内容教我，因此我在课外学的内容比课内的要多得多。马先生给我讲的第一课是《诗经》。先给我讲了什么是《诗经》的“六义”，然后选了些具体篇目，大多是十五国风里面的，也有几篇是小雅的。当时我的感受是《诗经》的文字比较古朴，诗作者也很敢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而且当时建立的“采诗官”制度也很好。
第一次使我产生奇异感受和深刻印象的是马先生讲的《楚辞》。她选讲的第一篇就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马先生无论是单独给我讲，或是在课堂上，讲解都非常细致，总是把句子中需要提出专门讲解的字先讲了，然后再串起一整句来，讲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而且马先生语言明快，用词准确，让听的人能懂得十分透彻。句中如有典故，则另行讲明出处和含意。《离骚》很长，是分几次讲完的，通篇读完之后，我知道了这篇长诗是屈原自述生平之作，其中既有叙事的部分，也有抒情和言志的部分。文笔不同于《诗经》那样平实，而是有很多比喻，现实叙述与幻想驰骋互相交织辉映，而全篇又以爱国忧国为其贯穿始终的核心。每句后面作为楚语所特有的“兮”字，让我感到十分新鲜。这也是《楚辞》所特有的一种风格吧。后来读多了才知道，兮字有时在句末，有时在句中。在读《离骚》之前，我虽然已经读过一些叙事的长诗了，但都没有《离骚》这样的震撼力，也不如《离骚》的古老和绮丽。加之马先生的讲解也生动感人，她全神贯注地讲，我聚精会神地听，听完讲解之后，使我感到屈原的《离骚》真是震铄古今的鸿篇巨制，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空前的。反复诵读，神游其中，几乎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艺术享受。对我来说，好像又找到了一片以前从未发现的新园林。
在《诗经》和《楚辞》之间，马先生还给我讲过些历史的和哲理的散文，也选讲过些《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里面的神话故事。她告诉我“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都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应该知道。马先生在讲解中，经常向我提几个问题，看我是不是真懂了，但从来没要求我背诵过。屈原的《离骚》，也许因为太吸引我了，马先生讲完之后，我自己把它全篇都背了。在又一次马先生给我讲课之前，我主动提出来：“先生！我把《离骚》背给您听好吗？”马先生有点惊讶，问：“怎么？你都背了？”看我点了点头，她微笑着说：“好！那就背给我听听吧！”于是我就带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开始背，本来在家里背得很熟的，可是站在先生面前，竟慌乱得有几个地方卡了壳。先生并不责怪，提我一句，就又背下去，一直背到结尾“乱曰”的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先生非常高兴地大声说；“很好！这么长的诗，我没想到你都背下来了。本来是应该背的，我是想这个作品，对于一个初中学生来说，未免太艰深了些，所以没要求你背，你自己主动背了，当然很好。这些都是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应该背的。”马先生是不轻易当面夸奖学生的，我明白，先生心里高兴了。从这次开始，以后凡是马先生讲了的东西，我就都背了，觉得这样做才能巩固学习效果。日子久了，我渐渐感到背诵也会加深理解。
也许因为我背了《离骚》，先生知道我如此喜欢《楚辞》，接下去竟把《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一连气都给我讲了。这下，我可大开了眼界。读屈原的这些作品，真让我眩晕地目迷五色。里面竟有那么多美人香草、薜苈女萝、兰芷杜若、辛夷桂旗等的比喻，有罗列纷陈的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里面写了人神之间的恋情，也有女媭等美丽生动的艺术形象。这些诗作给我整体的印象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些地方又婀娜多姿，低徊婉转，让读者透过屈原美丽的文笔，感受到了他缠绵悱恻的忧国心情，和坚毅执着的斗争意志。他那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话，以极强的感染力，深印在千年之后众多读者的心里。
读完了屈原这些作品之后，久久让我回味无穷。我自己命题写了一篇作文《汨罗之波》，交给了马先生，大致内容是说我读了屈原作品的感受，汨罗之波里埋葬了一个忠魂，像屈原这样不惜以身殉国的爱国志土，同时又是骚体文学的伟大创始者，以其人格和光辉灿烂的作品，在中华民族中必然永存不朽。千古之下，人们还向水中抛粽子，以期鱼龙不要伤害他的尸体，南方还有赛龙舟的活动，也是纪念屈原的，可见屈原永远活在人们心里。马先生对我这样主动背、主动写，都非常高兴，从初二到高三，近五年的时间里，马先生一直乐于教我，大概与我这种毕恭毕敬、虔诚不懈、孜孜以求有关吧。
几年中，马先生一直沿着文学史的脉络往下讲。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史、哲是不分的。例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既是严谨的史实著作，也是优美传神的散文；再如诸子，里面既有政见、为人处世之道，也有寓言哲理，其中更不乏文词优美的篇章；当然，更为广阔的是美不胜收的文学园地。正如鲁迅先生给自己书斋取的名字，“三味”，其中既有稻菽，也有蔬果，更有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这些丰富的学术著作，使人的心理性格，吸取充分营养，从而得以健康成长。我觉得，从我十三四岁，到我长成一个少女这段时间，从马先生处学得的这些东西，像春风化雨一样，不断默默浸润陶冶着我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的性格。正是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奠定了我一生的人生道路和道德取向。而这些巳经铸就的内在内容，绝不是任何蛮横的外力强行“改造”所能改变的。
后来，和马先生渐渐处熟了，我慢慢地敢在先生面前讲出我的是非爱憎等看法了，从而加深了我们师生之间的了解，先生也纠正了我认识上的偏颇。有一次先生给我讲李朝威写的《柳毅》，讲完之后我对先生说：“马先生！这一篇里我最喜欢钱塘君这个人物的性格。”先生有点奇怪，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柳毅而喜欢钱塘君呢？”我说：“书生柳毅见义勇为，施恩不望报，又不畏强暴，能据理力争，使对方折服，当然很好，然而钱塘君嫉恶如仇，豪爽直率，知错认错，听了柳毅一番义正词严的话之后，马上避席而谢，这种毫不掩饰的性格，不也难能可贵，十分可爱吗？”马先生想了想说：“不错，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看人要看他各个侧面，不能过份侧重他某一个侧面。你没注意到钱塘君惩罚小龙回来之后，洞庭君问他：‘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哉？’曰：‘食之矣。’你不觉得从这段对话中，看出钱塘君这个人物太残暴了吗？无怪天帝要把它锁在龙宫深处，上天有好生之德。”先生的最后一句话，像一锤重音，久久留在了我的心里。在以后的若干年，我一直铭记在心，应该爱护生民，敬畏生命，任何屠炭生灵的行为，都是罪愆，会使得人神共愤，应遭天谴的。
我不但从马先生讲课中学到很多道理，就是在生活细节中，我也学到了很多该学的东西。在马先生院里的南墙根，有一棵枣树，每到中秋节前后，枣子就成熟了，马先生往往让我和李姐手执竹竿打枣，她自己在地上拾。有一次，枣子结得很多，一会儿就拾了一大盆。马先生说：“亚英！你尝几个，看甜不甜。”我说：“不，老师先尝，您不是教我‘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吗？”先生笑了笑，抱起一盆枣，边往北屋走，边高声说：“我娘！我娘！您尝尝今年的枣，您不先尝，谁都不肯吃。”从马先生的行动中，我看到了应该怎样孝敬和尊重老人。其实在我开始到马先生家去的时候，母亲就叮嘱过我：“到老师家，要注意礼节，别让老师认为咱们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家教。”所以到马先生家，我一直谨言慎行，每次去都先到北屋给师祖母行过礼，才随马先生到东屋听讲。每逢李姐到东屋来拿东西，我总站起来。因为我觉得，李姐虽是女佣，但毕竟是老师家的人，且年龄与马先生相仿，严格讲也算我的长辈，按礼节我是理应如此的。每逢我站起来，少顷，马先生总是轻轻说：“你坐下。”从先生的微笑中我能察觉，她并不认为我这个举动是多余的。我从先生处，常能学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有时候，马先生在授课之余，给我的一些教诲，也影响了我此后的若干年，甚至大半生。例如，当先生对我谈到读译作时，她说：“我不赞成你太早地读大部头的翻译著作。首先，译笔好的很少，不要让那种欧化长句，影响了你自己的文笔；其次，就是像英国、法国这些出名著的国家，他们才有几百年历史？怎么能和我们五千年灿烂文化相比？咱们中国古典文学中，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你要趁着年轻，记忆力好，把国学打下扎扎实实的根底，你一生都会受益不浅。至于世界文学，你当然也该有所了解，但那些，以后再读也不迟。”我确实是按照马先生的话做的，许多世界名著，我都是到了大学国文系之后，学世界文学史时才读的。
另外一次，那时我大约已到高中了，闲谈中涉及我的事业前途，该走什么道路时，马先生很缓慢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认为，以你的素质，走学术道路，作一名学者，埋头研究点什么学问，对你是适宜的；不然就走教学道路，作一名好的教师，也好。总之，千万不要从政，甚至不要挨近政治，从中国历史上看，政治往往是不干净的。你不可能适应其中的弯转周折，还是老老实实作学问好。”这个话确实影响了我很多年。我大一大二的两年是临近解放的两年，同学中既有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也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但这两种同学都不找我，我也不接触他们，下了课就钻图书馆。大学毕业被挑到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工作后，我每年的鉴定上都有一条缺点，曰“非政治倾向”，但我始终没拿它当回事，再以后，也被批过“白专”，但我仍固执地认为：党不是要我们“为人民服务”吗？为人民服务可要有真本事啊，我“专”有什么不好？专还要分什么白、红？一直到“****”前，历次政治运动我都是旁观者，“****”整到我头上了，我不问政治，政治问我了，我从此才开始思考一些问题。
初中三年级时，马先生发现我在读陈冠同著的文学史，就告诉我，最好找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来读，不但材料翔实，文采也好。同时，还送了我一本谢无量著的《中国妇女文学史》。
我从马先生处除了学到学识、做人、如何选择事业前途之外，书法，也是马先生造就我的。当先生刚接纳我作学生时，从黄先生手里看到我抄来读的诗词，马先生就说：“你的字接近赵体，以后就练赵孟頫的字吧！”还叮咛我不要性急，不可把字练杂了，就专练赵孟頫一家，等有了一定功底，再取各家之长也不迟，万不可一开始就练成个四不像。马先生还送给我两本赵字帖，一本楷书、一本行书。初中我一直练楷书，到高一才开始练行书，我还记得行书帖的内容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练毛笔字这件事我毕业后若干年都没有停辍，1960年，下放到四川一个小县城后，因为字好看而小有名气。“****”中的1968年，各个群众组织纷纷在打派仗，都拉我去给他们抄大字报，说：“你的字人家爱看，看的人多。”以致很多大字报尽管内容针锋相对，字迹却是同一个人的，贴满了那个小县城的城关四条街，这几乎成了那个小县城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到了高一高二，我成了马先生课堂上正式的学生了。原先就听说过马先生非常严厉，真正听她的课了，才知果然如此，师姐们言之不虚。第一次上课，马先生就给我们立了几条规矩：第一，老师讲课时，同学们绝对不许在课堂上讲话。她又强调了一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她以往教过的班历来如此；第二，不许在课堂上刮铅笔。当时我们听课作笔记，大多用铅笔，而且必须把笔削尖，只有这样才能把字写小。往往用一会儿铅笔就不尖了，必须用刀子把它刮尖。而这个动作是要出声音的，如果几个人同时刮，声音就不小，若相继刮，则此起彼伏，声音不断，马先生不允许这种声音扰乱她讲课；第三，作业和作文，必须按时交，没有特殊原因，不准带回家去作；第四，在课堂上，需要写字时，可以伏案，不写字只听讲时，必须把手放到背后去。马先生说，所以要这样做，因为高中同学身体正在发育，手放到背后，身体倚在椅背上，自然会昂首挺胸，不致弯腰驼背；另一个好处是，两手在背后，有助于专心听讲，不致去做别的动作。当时听了，虽然大家都笑起来，但是心里明白，这是必须做到的，不是说着玩的，我们从高班同学那里，早听说过了。
马先生立的规矩，绝大多数同学都遵守得很好。但一班有五十人左右，有人总免不了有大意的时候，偶遇有同学小声交头接耳，马先生也不严厉指责，而是停止讲课，注视着说话的同学。这样一来，大家都会回头看看那位同学，会把她弄得很窘。这样几次，同学们就都不敢说话了。
还有一次，班上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看到了马先生确实是“军令严明”。那天放学之后是我值日，我先把课堂内打扫干净了，然后去扫教室外的楼道。当这些都做完之后，我回教室拿书包准备回家时，忽然发现一位姓陈的同学，还坐在最后一排，伏案写着什么。我很奇怪地问她：“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不回去？”她抬起头来，只对我说了三个字：“马先生……”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没敢再往下问就急急忙忙回家了，因为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天我问马先生：“昨天陈某某怎么了？”我把昨天的情况和马先生一说，马先生笑了说：“她没按时交作业，我让她不做完不许回家，我在教员休息室等着呢。”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了一句：“若是某某某、某某某不交也还罢了，她不交，那怎么成？”从这句话我明白了，马先生对自己比较喜欢的学生，是要求得更严格的。我暗暗警告自己，学习上一定要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然，马先生会伤心的。
马先生在堂上讲课，也像个别教我时一样，字、句、段讲得十分清楚，然后讲全文中该注意的是哪些地方。马先生讲课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任何一篇古文，经她一讲解，都有声有色，十分吸引人。听马先生的课，几乎不希望下课的钟声响，而希望多听一会儿。有时从布告栏里看到马先生请病假的条子，同学们会很失望，觉得今天缺了点什么。我想，有这个感觉的，班上绝不止我一个人。
马先生教我们读书一定要仔细、认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讲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其中有几句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马先生问我们：“大家说说，‘裹足不入秦'是什么意思。”同学们都回答是把脚裹起来，不到秦国去。马先生说：“按字面看，是这样解释，但不尽然，同学们要知道，古代男子有一个习惯，在将要出门上路，待发之前，总要裹足，就像现在的兵士打绑腿一样，目的是便于走路。这里的意思是说，裹足待发而不入秦，这就比单纯不去秦国厉害多了。也就是说天下士人到别国去，为别国所用，偏偏不到秦国去，不为秦国所用。那么，作者李斯为什么不把‘待发'两个字写出来呢？因为那代人都明白‘裹足'这个习惯，因之他没有必要点出来。事隔千年，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必须提出来讲解清楚。懂得了这一层意思，底下的‘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才有着落。”马先生讲课就是这样细致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都不放过，使听课的人很不容易忘记。
另一个例子就是讲韦庄的《秦妇吟》时，诗中有两句：“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马先生问我们：“你们看这个人是怎么死的？”有同学答是烧死的，有同学答是吊死的。马先生说：“认为这个女子是吊死的同学是细心的。这两句诗，仔细读来，不但写出了失火的前后过程，而且还写出了火中这个女子的心态。凡失火时，必先起滚滚浓烟，然后火势大了，火焰才会跳跃翻卷，四处蔓延。这个女子在浓烟将起时，求生的欲望还很强，大声喊叫，希望有人救她；到火焰从四围烧上来的时候，她绝望了，知道非死不可了。她衡量了一下，与其被火活活烧死，不如吊死来得好过些，所以她采取了悬梁。等火烧过来的时候，烧成灰的只是她悬挂着的尸体了。”我们仔细品味原文，果然像马先生讲的这样。马先生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引导着我们如何更细心地读书。马先生还告诉过我们，尤其是读诗词，要咂摸着滋味读，如果只大略看过去，会有许多味道没品出来，如身入宝山，空手而回。
马先生不只是要求同学们严格，她自己也确实以身作则，给我们批改的作业或作文，都按时发还，从没有拖过时间。尤其她批改的作文，像她讲课一样仔细，一丝不苟。错误的地方都加以改正，自不待言，先生认为写得好的地方，句旁加点，句后加圈，少者一个圈，多者三个圈。批语也不止一处有，作文本顶上有“眉批”，全文最后有“尾批”，都批得很着力。先生当时教三个班，每班都约有五十人，每两周作文一次。先生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而先生从来一丝不苟，高质量而守时地发还到我们手里。老师如此，我们自然也不敢马虎，两年在马先生的课堂上，我们受到了严格的训练。
马先生每次发作文时，总要占一节课的时间，来讲解全班同学作文中的不足之处，只讲问题，并不点名。从标点符号到错别字，然后是用词不当，或审题命意的不妥等等，凡所有问题，无不讲到。这样，不但使作者本人明白错在哪里，也使全班同学受益。马先生为了鼓励同学们的上进心，在发作文时，前十名总是按照顺序排的，最好的放在最前面。我很荣幸，往往是第一个被叫起来去拿作文。每当此时，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我总是又羞涩又高兴地、面红耳赤地走到讲台前，把作文领回来，甚至不敢抬头看马先生一眼。马先生从不在课堂上读她认为写得好的作文，而是发完之后再收回去，然后贴到全校同学都看得到的成绩栏里。女附中从前院通往后院，有一条很长的过道，左面是布告栏，右面是成绩栏。我和其他班同学的好作文，常被公布在这里，以致有的同学常开玩笑说：“孙亚英是马先生的高跟儿（当时同学习惯用语，即高足之意）。”
有一次，马先生出了个《寄天涯故人》的题目，让我们作文。我选写的内容，是寄信给一位因抗拒家庭包办婚姻，被逼辍学成婚，为坚持继续求学而毅然出走的姑娘。当时正巧我们刚刚读过几篇骈体文，王勃的《滕王阁序》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那朗朗上口的铿锵韵律，还在我们少女敏感的心头跳跃，于是，几组对仗排比的句子，很自然地就出现在我笔下了。例如：“只为了不愿在华堂红烛下，俯首作家庭的俘虏，而毁弃了美丽的憧憬，于深夜时，伴着星光月色，毅然挣脱羁绊。宁为碧海青天间遨游的海鸥，不作金笼翠架上被系的鹦鹉……”马先生在这一段文字旁，默加了密圈，顶上的眉批是：“摇曳多姿，顾盼自喜。”中间我还写了叮咛故人的一些话：“千般小心，须防一时失闪；万种谨慎，着意瞬间疏忽。”结尾处我是这样写的：“飞絮飘花，徜徉东风时，丁香影下遗失了故人微蹙的眉黛，如今，金风瑟瑟、红叶萧萧时，故人的芳踪，依旧迢遥。”这里，马先生的眉批是“无限深情”。篇后的尾批也是很长的，可惜我不记得了。这篇作文不但在成绩栏里张贴了，马先生还建议我投到报上去。我胆怯地投给了《新生报》，很意外，真的刊发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作品，那年我大约十六七岁。
高中二年级时，女附中全校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马先生推荐我参加，高中的作文题是《读书与做人》，结果我获得了全校第一名。得了校长奖的一个铜制方形大墨盒，盒右方的一行小字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师大女附中作文比赛第一名奖”，左下方的一行小字是：“校长石砳磊”。墨盒中间有四个双钩笔法的大字，是“剑胆琴心”。
现在我已经七十七岁了，再翻看高中时的作文，连我自己都实在不喜欢那种纤丽排比、刻意雕琢而又内容空泛的文风。记得在高三时，马先生曾对我说过：“你的文章有一种灵秀气，但总的来说，花团锦簇的成分太多。希望你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逐渐走向社会人生派。”如今，马先生早已仙逝多年，若先生还在，不知她对我将如何评价？又将何以教我？
让我回来接着叙述马先生的教学。
马先生教课虽然严肃，但也不是总板着面孔的。有时夏季天气很热时，同学们容易犯困，马先生就常常利用讲正课之余的一点剩余时间，给我们讲一些文人小故事，同学们非常感兴趣。虽然这些不是课本上的内容，考试时也不会考，但同学们听得兴趣盎然，至今六十年左右了，仍记忆犹新。
马先生似乎很喜欢苏轼，讲的故事中，关于他的居多。例如有一次她讲，苏氏三父子加上苏小妹，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这些都各见性情。在这里马先生也提到，正史并没有苏小妹这个人，她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后世的章回小说和京剧中还有“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因此就不妨姑妄存之。这四个人的诗句分别是：老泉的为“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东坡的为“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子由的“冷”字句已散佚不可知，“香”字句为“梅花弹遍指头香”；以苏小妹的最为纤巧华丽，曰：“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女儿特点毕露。四个人的诗句颇为传神。
马先生还讲过东坡和他的僧人朋友佛印，以佛家语对对联，联曰：“三过其门老、病、死；一弹指头去、来、今。”颇富哲理，又对仗工稳。
马先生还讲过一个东坡才思非常敏捷的故事。一次，东坡到友人家里作客。才到那里，仆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家里有急事。主人也是个文人，就用三种果名、一种药名来挽留他，说：“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东坡也脱口而出地同样以三果一药回答了主人，说：“奈这事（柰，苹果之属，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东坡的才思敏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先生也有时讲些带文学性的谜语让我们猜。例如谜面“张翼德查户口”打唐诗一句，谜底为“飞入寻常百姓家”。谜面“不是霸王，是霸王的兵”，打一装饰物的原料，有同学猜是项链，马先生说：“有一点道理，霸王的兵当然是项羽练的，但‘不是霸王句就没有着落了。”原来谜底是“翡翠”二字，紧扣谜面两句。还有一次，马先生讲了个最难的谜语，全班同学谁也没猜着。谜面是“山在虚无缥缈间”，打一字，有同学猜是“嵩”字，马先生说：“不对，要在‘虚无缥缈'四字上下功夫。”同学们实在猜不出了，最后，马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个“四”字，我们还是不明白，马先生说：“大家看看‘四'字的框框里，空白的地方是个什么字？”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框框里的空白处恰好是个“山”字，紧扣谜面“虚无缥缈”四字。这些虽都是些雕虫小技，可也颇锻炼人的思考能力，而且文学意味很足，所以至今记得。
有一次马先生似乎兴致很高，讲完课给我们做了个文字游戏，把下面一组文字以顺时针方向写成了一个圆圈：“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已暮”，既是个圆圈，又没有标点，先生要我们把它读成一首七绝。我们傻了，怎么也读不出来。马先生笑了说：“每句退几个字就读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的：“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马先生由此说开去，还讲到了中国所特有的回文诗，正着念也成诗，倒着念也成诗，而且都有诗意。先生说，只有中国的文字，才能这样极为精巧，又极具艺术性地运用，除中国之外，任何一国文字都做不到。我们中国人应该为祖先为我们创造了如此优秀的文字而自豪。同学们听了都非常振奋。
到高中三年级时，马先生在课内不再教我们了，换了一位徐先生给我们上课，但马先生课外仍教我。这时，马先生换了一种教法，不再逐字逐句讲解那么多了，很多都是先生列出书目，让我自己看。如明人小品、四大才子书，《儒林外史》《镜花缘》《聊斋志异》，笔记小说《剪灯新话》《石点头》等，我读了之后，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先生，定时给先生交读书心得。先生也重点给我讲了些东西，如写有《两当轩集》的黄仲则。马先生说，许多文学史中不收入他，即使有的本子收入了，也只是寥寥数语。先生说此人是个该受到重视的作家，他年轻夭折，但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诗作，写山的作品很有李白的意韵，而抒情的诗作，有的几乎可以说直追李商隐。黄仲则的“事有难言天似海，魂应尽化月如烟”的诗句，高中时已通过马先生的教诲，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此外，马先生还给我讲了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侧帽词》，他的几首悼念亡妻的词，深深地感动了我。
马先生在课外教我，足足有四年半时间，尽心尽意，一直送我到高中毕业，从没收过我任何一点点报酬。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师恩，是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我一生中，无论在专业队伍里任语文教学工作时，在科研单位任编辑时，或下放到基层，写我不熟悉的工作总结、商业单位的工作报告，甚至越俎代庖写领导的发言稿时，都没有难住我，而令领导满意地胜任下来，这不能不说是马先生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在很多次工作后，我都以感戴的心情思念着马先生。马先生在做人上也影响了我。往往在政治运动风口浪尖上的时候，看一个人的为人是看得最清楚的。当“****”中我遭到泰山压顶般的政治冤枉时，曾有人向我诱供：“你揭发别人可以减轻你的罪责，现在要看你的立功表现了。”这时，我想起了马先生，她教我君子慎独，暗室不欺心。我拿定主意，没有说过任何人的一句不实之词，宁可自己背负莫须有的罪名，硬着头皮顶着。几十年我坦荡而问心无愧。这个道德基准，是马先生给我的。马先生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影响着我。我从四川那个小县城调走时，单位同志给我作鉴定，一位领导说：“什么工作交给孙亚英，放心。”回归专业队伍后任编辑，今年我退休已经十八年了，我当年的同事和给我撰稿者，至今仍认为我是个认真负责、不徇私情的编辑。很多当年曾给我投稿的学者，明知如今我无权再给他们发稿了，却仍和我保持着朋友关系。有一次我去某地开会，在报到处遇到一个人，他看我签名时竟说：“哦！你就是孙亚英呀！你退了我的稿子。”我听后吓了一跳，心想这一下可遇见冤家对头了。岂知他后来的话却让我大出意外。他说：“你的退稿信竟写了四大张。对我以后的改稿、写作帮助很大。我还从没有遇见像你这样的编辑。”原来他还是当地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干部。这种对待工作、与人相处以真心换真心的精神，是马先生铸就在我身上的。马先生奠定了我一生的人生道路、事业道路，马先生的师恩，我终此一生都报答不完。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说子女对母亲的，马先生虽不是我的母亲，但这两句诗用来形容我对马先生，应该说一点也不过分。
真个是师恩如海！
六、尾声
师大女附中毕业后，我被免考保送入北师大国文系。那时的北京师范大学是全部公费，学费、杂费、食宿费一概不交，只要能考进去，用我们当时同学的话说，就是白吃白住白念书。平心而论，当时的政府对教育事业，育人的百年大计，培养师资，还是十分重视的。我就是凭着这一点，沾了当时制度的光，才得以读完大学。
大学毕业时是1951年，已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组织分配我到中央党校（当时叫马列学院）语文教研室工作。
上述这些就是我怎样读完中学和大学的实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