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也有锐意改革之志，就批准了范仲淹的奏章。仁宗命令范仲淹主持改革事务，让大臣韩琦、富弼、欧阳修从旁协助。由于当时的年号是“庆历”，所以这次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
这年冬季，范仲淹选派了一批按察使去各路（路是北宋政区名称）考察官员。一旦按察使说哪位官员不称职，范仲淹就打开政府的花名册，勾掉这位官员的名字。
范仲淹的举措得罪了不少保守势力，他们恨透了范仲淹，准备与他一决高低。枢密副使富弼对新政的前途非常担忧，对范仲淹说：“你的大笔一勾，可害得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严厉地说道：“让他一家人哭，总比让一城的百姓痛哭要强得多！”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平庸的官员被撤职，才智过人的官员则受到提拔，官府的办事效率得到提高，宋朝的政府机构终于有了一丝生机。欧阳修、蔡襄趁机劝谏宋仁宗，指责宰相吕夷简处事不公，排除异己。宋仁宗听取他们的正确意见，将吕夷简罢免。
可是，对改革不满的保守势力却兴风作浪，到处散布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成一党、损公肥私的谣言。他们还不解恨，又花钱收买宦官，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屡进谗言，说范仲淹的坏话。
当时，由于改革派官员石介的批评，枢密使夏竦丢了官职。夏竦十分愤怒，命府中一个聪明的丫鬟摹仿石介的笔迹。等到这名丫鬟的笔迹与石介极为相似时，夏竦就命她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在信中，夏竦编造谎言，说改革派要废掉仁宗，另立明君。
1045年初，宋仁宗在谣言的困扰下失去了改革的信心。他废除了庆历新政，将范仲淹贬为邠州知州。
第二年，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滕子京写信给范仲淹，请求他为修缮好的岳阳楼写篇文章。范仲淹在花洲书院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在文章中，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即要求儒生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心怀天下，忧国忧民。
欧阳修改革文风
公元1045年，范仲淹被贬到邠州，权贵们还说他结交朋党，罪有应得。改革派官员欧阳修非常生气，写了一篇奏章给仁宗，说道：“范仲淹是忠君爱国之才，您应当对他的改革全力支持，为什么要把他罢免呢？”
权贵们非常愤怒，在仁宗面前搬弄是非，诬陷欧阳修。宋仁宗听信他们的话，将欧阳修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市）知州。
欧阳修是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四岁时父亲就死了。他的母亲郑氏只好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州）依靠他叔父。因为家境贫寒，郑氏就用荻草秆在泥地上画出字来，教欧阳修学习。欧阳修很聪明，也拿荻草秆在地上画来画去，认了不少字。这件事被称为“画荻教子”，在随州一带广为流传。
成年之后，欧阳修更加好学。家里没钱买书，他就到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回家后读到能背诵时才归还人家。有时候，他对借来的书太喜欢了，就提笔抄录下来。
一天，他到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发现屋内的废纸篓里有本旧书。他拾起来阅读，才知道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欧阳修对主人说：“你既然将此书丢弃，不如送给我吧！”主人见他是个好学之人，就答应了。
欧阳修将韩愈的文集带回家，越读越觉得精彩。原来，宋朝初年的文章多追求华丽的辞藻，玩弄对偶手法，内容非常空洞。而韩愈的文章简洁明快，说理透彻，使人觉得言之有物。欧阳修决定学习韩愈的文风，从此他刻苦攻读韩愈文集，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1030年，欧阳修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了第一名。那时他才二十四岁。第二年，欧阳修被任命为西京（今河南洛阳）推官，与河南县主簿梅尧臣相识，二人结为莫逆之交，经常在一起研究文学。
西京留守钱惟演是著名的词人，一次他新盖了一处驿舍，请谢希深、尹洙和欧阳修三人各写一篇文章来记述。三人的文章写好后，钱惟演让他们共同评议，看谁的文章写得最好。
三篇文章中，谢希深的文章有七百多字，欧阳修的文章有五百多字，尹洙的文章才三百多字。可是，尹洙的文章非常精练，而且结构严谨，气韵古峭，远非谢、欧所及。到了晚上，欧阳修提着酒壶去尹宅拜访，诚恳地向尹洙请教作文之法。
尹洙坦然说道：“您的文字颇有基础，不过格调较低，废话太多。”欧阳修立即重写一篇，这篇文章的字数比尹洙写过的文章少二十几个字，却言简意赅。后来，尹洙逢人便说：“欧阳修的进步真快，简直是一日千里！”
后来，欧阳修进京任职。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文章也越写越好，成为文坛领袖。他对华而不实的文风非常厌烦，开展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他在梅尧臣的辅佐下变革诗歌，又在尹洙的辅佐下变革散文，促成了当时内容充实、文字朴素的诗风、文风。
范仲淹倡导“庆历新政”时，欧阳修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在欧阳修的支持下，误国宰相吕夷简被罢免，改革派官员无不喜悦。“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做知州。他没有灰心丧志，而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宦海沉浮。
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积极理政外，经常到滁州各地游山玩水。滁州城外有一座琅琊山，山上有一座亭子，山上景色优美，令人流连忘返。欧阳修经常到那里饮酒，并自称“醉翁”，给那座亭子起名为“醉翁亭”。
欧阳修对那里的美景难以忘怀，特地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纪念，这篇文章就是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他在开头描述滁州四面的山峦，写了几十个字。欧阳修写完后觉得不够简洁，就删为“环滁皆山也”五个字。整篇文章简洁明快，亲切自然，毫无滞涩、窘迫之感。
人们充分肯定欧阳修的成就，将他的诗当成宋诗的典范，又将他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及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包拯铁面无私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宋朝政府越来越腐败。北宋的京城是汴京开封府，权贵们整日贪赃枉法，欺凌百姓，简直无法无天。公元1056年，宋仁宗终于下决心打击权贵，遂封名臣包拯为开封府府尹，命他整顿京城的风气。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他从小勤奋好学，成年后以孝顺的美名闻名乡里，受到众人的一致称赞。公元1027年，包拯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举得中，被派到和州（今安徽和县）为官。
可是，包拯的父母年事已高，想让儿子留在自己身边。于是，包拯辞职回乡，专心孝敬父母。等到双亲辞世、守丧期满后，包拯离开合肥，到京城听候差遣。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正气凛然的清官，在汴京作《戒廉诗》以自励：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木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很快，包拯被朝廷封为天长（今属安徽）知县。他上任之后，受理了不少疑难案件，每次都能智解谜团，公正处理。
一日，有个农民到县衙告状，说道：“我昨天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晨起床时，耕牛躺在地上，满嘴流血。原来，竟有人把它的舌头割掉了，请老爷为小民做主！”包拯对案情进行了详细了解，料定是仇人所为，就对原告说：“你且回去，把耕牛宰了。”
这名农民非常相信包拯，回家后真的把耕牛杀了。而按照宋朝法律，私宰耕牛是一种违法行为。
过了几天，有人跑到衙门，控告那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后勃然大怒，说道：“你这个家伙，竟然如此大胆！你把人家耕牛的舌头割了，反来告人家私宰耕牛？”那人的图谋被道破，非常吃惊，就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过。
从此，包拯善于断案的名声越来越响，朝廷对他一再提升，直至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知州。当时，端州生产名砚，被称为端砚。朝廷规定，端州官员每年须向朝廷进贡一批端砚。端州的官员往往打着进贡的旗号，向百姓索取财物，百姓苦不堪言。
包拯到端州赴任后，取消了对百姓的无理摊派，只收取向朝廷进贡之物。老百姓见他一身正气，都非常感激。包拯任满离去时，百姓拿了几方端砚，对他说：“您为官清正，真是官员的楷模。我们收集了几方砚台，请您务必收下。”
包拯推辞道：“我做官是为天子办事，绝不向你们收取财物。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这些礼物我却不能接受。”
宋仁宗深知包拯是个清官，才将他调到开封做府尹。那时候，如果百姓到衙门告状，必须请人写状子，再通过小吏交给府尹。一些讼师、小吏勾结起来，敲诈百姓的钱财。包拯就在开封府衙设了一面堂鼓，百姓如果告状，击动堂鼓，府尹立即受理。
由于诉讼程序简化，百姓鸣冤变得极为便利。小吏因此感到害怕，不敢轻易为难百姓。
一次，开封连降大雨，惠民河的老百姓深受水灾之害，流离失所。包拯经过仔细调查，发现一些权贵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才导致河水泛滥。包拯非常生气，要求那些权贵拆除河道上的建筑。
有个权贵倚仗势力，不肯拆掉花园。包拯叫衙役们催促，那权贵拿出一张地契，说那块地是他祖上留下的产业。包拯通过详细检查，发现地契是假的。就打算向宋仁宗说明此事。那权贵怕事情闹大，只得听从包拯的命令。由于河道得到疏通，惠民河没再发生灾害。
京城的权贵见包拯如此严厉，非常害怕。有个权贵想向包拯行贿，别人劝他道：“这个包拯与别人不同，从不贪图钱财。”开封的老百姓知道自己的父母官是一个清正之人，非常高兴。在民间还流传着两句歌谣，叫做：“关节不到，有阎罗（即阎王，是传说中地狱的首领）、包老。”
由于包拯在开封坐镇，权贵们有所忌惮，违法的案件越来越少了。宋仁宗非常高兴，封包拯为枢密副使。
濮议之争
宋仁宗即位以后没有儿子，就将濮王赵允让之子君实接入宫中，作为自己的子嗣。那时赵君实才四岁。四年之后，宋仁宗喜得贵子，又把赵君实还给濮王。宋仁宗共有三位亲生子，都不幸早夭，只得又把赵君实接入宫中。二次进宫的赵君实已经二十九岁，仁宗命他改名赵曙。
公元1062年，赵曙被立为太子，封钜鹿郡公。1063年3月，宋仁宗不幸病世。4月，赵曙登基，就是宋英宗。
1065年4月，宰相韩琦向英宗奏道：“陛下既已即位，应当给生父濮王一个适当的名分。可让众臣对此事进行讨论，将意见提交给陛下。”濮王在英宗即位时已死去多年，宋英宗非常孝顺，早就想追封父王，因此将韩琦的议案送到太常礼院，命臣子们商议。
大臣们商议时，宰相韩琦说：“既然陛下已经即位，理应称濮王为皇考。”皇考就是皇父，其称号极为尊贵，因此引起了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翰林学士王珪的极力反对。他们说：“若是濮王成为皇考，将仁宗爷置于何地？依我等之见，应称濮王为皇伯。”
这种争议被称为“濮议之争”。百官之中，固然有人支持韩琦，但支持司马光的官员更多。宋英宗得知后，非常震惊。他本想尊濮王为皇考，想不到竟有那么多人反对。宋仁宗遗孀曹太后则十分恼火，亲自起草诏书，将韩琦的意见称做荒唐之语。
公元1066年正月，宋英宗与宰相韩琦在垂拱殿作出决定，封濮王为皇考。当时欧阳修已调回京城，他奉皇帝之命，起草了两份诏书。一份交给英宗，另一份则由自己保存。英宗和韩琦如此大胆，是因为他们想诱使曹太后附议，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一日，宋英宗请曹太后饮宴，曹太后饮酒过度，露出醉态。宋英宗趁机取出一份封濮王的诏书，对太后说：“这是朝廷的一封公文，请太后批示。”曹太后糊里糊涂地在诏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宴会结束后，英宗兴奋地召见韩琦、欧阳修。三人商定，于次日公布曹太后的诏书。第二天，欧阳修将曹太后的诏书公布。此时司马光已奉命修《资治通鉴》，无意进谏。王珪等人说道：“此诏也许有误，臣请太后向臣等说明。”
英宗笑道：“这有何难？来人，速请太后入朝。”曹太后来到金殿后，看到诏书上面有自己的亲笔签名，大吃一惊。她本想推翻诏书，又不愿承认自己饮酒误事，只得硬着头皮承认。宋英宗大喜，立即宣布退朝。
司马光、王珪见木已成舟，只得罢了。御史吕诲却怒气不息，他与御史台的同事范纯仁、吕大防联名上疏，说道：“韩琦为迎合陛下，竟然勾结宦官。臣等不愿与这样的宰相共事一朝，因此请求辞职！”
宋英宗非常生气，将吕诲等人贬出朝堂，但又对负责职位升降的官员说：“对他们的处理不宜太重。”结果，吕诲贬为蕲州知州，范纯仁任安州知州，吕大防任休宁知县。御史台只有三名御史，竟然同时被废。
司马光认为英宗处事不公，遂联合各位谏官，上奏章辞职。宋英宗召见韩琦、欧阳修，商议应对之策。韩琦说：“臣等是忠是邪，陛下心里明白。”欧阳修说道：“如今吕诲等人与臣势同水火，陛下如果认为臣等无罪，就要按自己的心意办事。”
宋英宗在韩琦、欧阳修的支持下，坚持贬斥吕诲等三人。他还给王珪加封官位，使反对封“皇考”的官员迅速分化瓦解。9月，“濮议之争”终于结束。宋英宗虽然取得胜利，但寿命不长，于1067年病逝。
终英宗一朝，留给人们的记忆就是“濮议之争”。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一种党争，司马光等人希望英宗遵守礼教，稳定局势，韩琦等人意在维护皇权的威严。到了神宗、徽宗两朝，党争继续存在，使积弱已深的宋朝再受重创。
王安石变法
宋英宗死后，其子宋神宗即位。宋神宗自幼博览群书，尤其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有浓厚的兴趣。他还亲自抄录过《韩非子》一书。宋神宗登基以后，想挽救国家的衰落，遂于1068年4月调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知府王安石入京，与他共商国是。
王安石入京后，被封为翰林学士。宋神宗召他入宫，问道：“你有什么治国之见，请直言以告，不必顾虑。”王安石答道：“我朝的法令非常落后，制约国家的发展。要使国势强盛，应改革法令。”
宋神宗说道：“你的主意很好，请你回去写个方案，交给孤家看看。”王安石回府以后，连夜写了一份奏章，次日交给神宗。宋神宗看了奏章，喜悦不已，叹道：“这道奏章切合实际，所谈之事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从此，神宗更加信任王安石。
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封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发现朝中官员思想保守，对变法持怀疑态度。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任命吕惠卿、章惇等年轻官员为宰相属官，与他们商讨变法事宜。
公元1070年12月，宋神宗拜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强了他的宰相之权。于是，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由于这次变法是在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因此被称为“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推行的新法有以下一些：
青苗法。规定农民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可向官府借粮，半年内附加少量利息归还。这样，既可以限制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又可增加官府的收入。
免役法。对于官府的各种差役，农户不再自己轮流担当，而改由官府雇人充任。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一半的钱。这就既增加了官府收入，又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农田水利法。政府对地方上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的行为，实行奖励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