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敢断言，这样的原则已经存在于教学和学校之中。追随卢梭思想的某些教师确实已经确立了尊重儿童自由的原则，也表达了他们对此的愿望，但对于“自由”的真实含义，专业教育者尚未知悉。他们以为的自由，通常是人们反抗奴隶制时所争取的自由。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说，自由从来都是有限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阶梯——局部的自由，即一个国家、一个阶层的自由，或者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自由。
即使是那种片面的自由理念也给教育学带来了普遍的启示：在教育学生之前先要研究他们，允许其天性，比如模糊而难以表达的直觉，自然地流露。虽然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但它却是至关重要的！
任何人声称当今学校中的教育自由原则是有效的，都会让我们忍俊不禁：那就好比儿童盯着镶嵌在匣子里的蝴蝶标本，却非说它是活的，就要展翅飞翔一样荒谬！
教育学仍然弥漫着奴隶原则，因此，学校也渗透着奴隶原则——固定的桌椅就是压迫的证据之一。
早期的唯物主义教育者所犯下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就是他们在利用零星的“科学之石”重建学校的断壁残垣时，栽了不少跟头。从前，学校给孩子们配置的是几个人坐在一起的长条凳。之后，“科学”出现了，改进了条凳。人类学的一切发现都用在了这一改进工作上——孩子的年龄与四肢的长度，决定了座位的标准高度；课桌与椅子之间的距离是通过精确计算的，确保孩子不会驼背；最后，课桌是相互隔开的，宽度是如此精确，以至于孩子刚好能勉强坐下，却无法左右挪动，或是靠近他们的邻座。这样的课桌构造，使得教师远远地就能将孩子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这些设计背后隐含的目的是阻止教室内“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哪怕是幼儿园的孩子也不可以！
在一个视性道德教育为洪水猛兽、怕这样的教育会有损清誉的社会，谨慎至此，我们还能说什么？甚至，就连科学也屈从于这种伪善，来建造机器似的课桌——科学使得课桌椅如此“完美”，能确保孩子乖乖地待在座位上；更有甚者，如果你喜欢的话，还能让他们一动不动。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将孩子牢牢地钉在座位上，让他们被迫保持一种被人认为有助于健康的姿势。我们发现，椅子、脚凳、课桌的排列，使得孩子根本没法站起来。当把椅子竖起来、桌面掀上去、脚凳翻过来，他们就刚好能站直了。
这便是课桌逐渐“进化”的方向。所有号称“科学教育学”的流派，都设计了一张“科学课桌”模型。许多国家甚至还以他们的“国桌（national desk）”为骄傲，各种改良版课桌为他们赢得了不少专利和奖项。
众多学科无疑为课桌的制造做出了贡献：人类学提供了儿童身体测量方法，描述了各个年龄段的自然特征；生理学解释了儿童的肌肉运动原理；心理学则阐释了早熟和本能的扭曲。最值一提的是，儿童卫生学则致力于防止脊柱弯曲。
这些课桌的确设计科学，其构造也体现了对孩子的人类学研究成果。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将科学刻板地应用于学校的生动例子。
20世纪的前20年，各个学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但如此多的儿童卫生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学家，都未能揭露课桌的基本错误，实在令人费解。
但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国家都将改变这种态度，重新关注儿童的福祉。
那时，人们将会惊奇地用手抚摩着这些课桌模型，或是看着课桌的图片，了解这些课桌的构造，并对此感到难以置信——这些课桌竟然是为了防止孩子脊柱弯曲而设计的！
这些桌椅的发明，意味着孩子们面对的是这样的管理体制：即便天生健壮挺拔，也能让他们变得卑躬屈膝！脊柱，是生理上最原始、最基础、最古老的骨骼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身体最稳固、最坚强的部位。从原始人到文明人，无论是在沙漠里跟狮子激烈搏斗时，还是在猎捕猛犸象时，或是采掘石块、弯腰铸铁、开疆拓土时，脊柱都承受住了艰苦卓绝的考验，然而，却难以抵御学校套上的枷锁！
难以理解，号称“科学”的东西，居然被用来改良奴役孩子的工具，丝毫没有受到创建自由社会的思想和运动的启蒙。
社会自由的趋势十分明显，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身上：食不果腹的工人要求的不是滋补品，而只是能让自己吃得好点的经济收入而已；每天必须长时间弯腰劳作而容易罹患疝气的矿工，需要的不是腹部支架，而是工作时间短一些，工作条件好一些，能像其他人一样健康地活着。
而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下，我们却发现儿童在如此不健康的环境中学习，以至于脊柱也变形了。而我们对此悲惨现状的回应却是——整形椅。
这好比给矿工装上一个腹部支架，或者给饥肠辘辘的工人吃滋补品一样。
前一阵子，一位女士以为我赞同学校所有的“科学革新”，志得意满地向我展示她为学生发明的支架——那是个改进课桌保护功能的支架，并征求我的意见。
事实上，医生矫正脊柱变形的方法很多：整形工具、支架、牵引——定期拉伸孩子的头、肩，令其体重得以被分担，从而拉直脊柱。现在已经有人提议采用支架，不久后就会有人建议给学生做牵引了吧！
这一切都是科学方法在衰落的教育系统中的具体应用而产生的“合理结果”。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在当代学校中的应用，也将会出现类似的结果。
预防儿童脊柱变形的正确途径，就是改变学习方式，让他们不用再每天被迫保持这种有损健康的姿势长达好几个小时。学校真正需要的是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桌椅这样的机械装置。
即便课桌有益于塑造孩子的体形，也会给环境带来危险和不卫生的隐患。因为打扫教室时，孩子们难以挪动它们。今天，室内家具已经出现了新趋势。家具更加轻巧、简易，也易于每天搬动、擦拭，但学校却对此转变视而不见。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儿童被迫在这样人为的不良环境中成长，以至于骨骼都变了形，将会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我们谈及工人的自由时，容易理解他们遭受的表面痛苦，例如贫血、疝气等；然而，遭受奴役的人，还会受到更加严重的精神创伤。当我们说工人必须通过自由运动获得解放的时候，我们指向的是这个更深层次的错误。我们再明白不过了，当一个人的血汗被榨干、身体机能出现紊乱时，他的内心一定会感到压抑、沉重，以致心灵麻木。道德退化好比套在脖子上的枷锁，是阻碍人类进步的罪魁祸首。精神对救赎的渴求远胜于身体。倘若如此，对于儿童教育，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
这个令人遗憾的情景，我们太熟悉了：教室里，老师忙着喋喋不休地向他管辖的学生的脑子里灌输知识。为了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他必须强制学生一动不动、集中精力，并充分利用奖励和惩罚来令他们被迫集中思想。
然而，坦率地说，奖励和惩罚就是“精神课桌”、精神奴役的工具。它们更容易引发畸形，而不是预防畸形。
事实上，奖励和惩罚被用于强迫儿童遵守俗世的清规戒律，并不符合人性的自然规律。而这些规矩，往往是拥有无限权威的成人为儿童设定的。
教师惯常采用命令，只因为教师更强大；期望儿童服从命令，则是因为儿童弱小。成人应该摒弃这种方式，以慈爱、开明的指导者的身份面对孩子，帮助他们走向通往“天国”的道路——但凡运用才智，都能得到提高；不论多才多艺者，还是才能单一者，人人皆有“奖励”。
在学校里，只有那些进入竞争的“好心人”才能获得奖赏。实际上，它只会滋生骄傲、嫉妒、敌对，而不是人人都能从勤勉、谦逊、仁爱中体验到激动。这样，我们不仅制造了学校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冲突，而且还带来了学校和信仰之间的矛盾。有一天，孩子一定会扪心自问：在学校里赢得的奖品是否是获得永生之路的阻碍。而在他无力保护自己时令他蒙羞的惩罚，也无法让他成为耶稣在山顶布道时为之辩护的那种“渴求正义”的人。
在社会生活中，的确也有物质奖励与惩罚。成人为了让孩子的思想更快地适应并遵守社会规则，便动用奖励和惩罚来让孩子顺从其意志。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就会看到社会正在不断进步，理性与智慧主导的生命正显露出胜利的迹象：奴隶的枷锁弱化为仆人，尔后又再次蜕变为工人。
一切形式的奴役都在趋于消退。人类进步的历史，代表着一系列的胜利和解放；这方面的任何失败，均被视为人类的退步。
学校与政府机构有些类似。政府各部门的雇员忙于确保民众的某些长远的重大利益，但其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国家正是通过他们来执行其关于国计民生政策的职能，而他们却很少察觉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政府雇员的即时兴趣在于升职，就好比学年末时孩子急着升入高一年级。看不见长远目标的雇员，就像是被降级的孩子或是受骗的奴隶。人的内在尊严削减到了等同机器的程度，因为机器没有内在生命力，必须加油才能正常工作。在那枯燥而令人厌烦的工作旅程中，是褒奖在促使他们前进。
不能升职的恐惧，阻止了雇员逃避任务，把他们绑在了枯燥而劳累的工作上，正如不能升级的恐惧把学生绑在课本前一样。主管的责备跟教师的训斥如出一辙。领导在写得差劲的文书上的批改，跟教师给学生的蹩脚作业打的低分相似至极。
如果管理政策与一个国家的国情不相匹配，则易于滋生腐败。因为“职员心理”吞没了这些应当执行政府功能的人的雄心——他们把视野仅局限于琐屑小事、奖励或惩罚。权力与私宠对公仆们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也就毫不奇怪了。
立国之本，在于多数官员正直无私，能抵御奖惩的腐蚀。诚信蔚然成风，社会才能战胜一切贫穷和死亡，向新的胜利前进。就像自由，它只有克服了所有的阻碍，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正是这种通常潜伏在人内心中的伟大内驱力，推动着世界的进步。
但凡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人，从不是因为受到我们所谓的“奖励”的鞭策，也不是出于对所谓的“惩罚”的恐惧。如果有一支巨人之师，只为了获得官位、军阶、奖章，或是躲避被杀的命运，而向一群燃烧着爱国之情的侏儒发动战争，则胜利必将属于后者。一旦军队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消亡，奖励和惩罚所能做的，不过是带来腐败和怯懦，从而加速堕落。人类的一切胜利和进步，均源自某种内在冲动。
一个年轻学生，如果出自兴趣而选择医学为职业，并刻苦钻研的话，有可能会成良医。但若是出于继承家业或缔结理想婚姻的目的，抑或由于其他外在利益的诱惑，而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他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医生。
他的工作也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伟大的贡献。
如果一个年轻人非得在学校、家庭的惩罚或奖励之下才肯学习，那他最好就别去拿这个学位。每个人都有特殊的能力倾向或特定的职业禀赋。
它也许不起眼，却必定有用。而奖励则可能会诱使个体远离自己的先天禀赋而入错行。
我们反复说，世界在不断进步，所以我们必须鼓励人类不断追求进步。
然而，真正的进步是对隐藏的事物的揭示。它可能常常只是需要改善或提高的事物。发现尚未预见的事物，可是没有奖励的，甚至往往会受到迫害。
如果诗歌的创作只是为了赢得国家奖，那将是个灾难。就算真的赢得了奖品，也不会令诗人感到骄傲。当诗人不想着奖品或者自己时，诗歌才会从诗人的脑海中涌现出来。如果诗人的幻想仍然藏在心中，那将会更好。一旦诗人的内心出现杂念，缪斯女神就会消失。
不过，有价值的外在奖励的确存在。例如，当演说家见到听众的表情随着演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他体验到了美妙无比的滋味。那种滋味只有在一个人发现自己被人爱时产生的强烈的喜悦，才可与之相提并论。我们的喜悦是去触摸、征服灵魂，那才是能带给我们真正报偿的“奖励”。
这样的奖励在某些快乐的时刻来到我们身边，因此我们得以继续安详地生活。它可能发生在我们恋爱时，得知怀孕时，出版了一本书，或是有重大发现时，我们便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在这样幸福的时刻，如果某位权威人士或上级（比如老师）前来授予我们一枚勋章或是别的奖品，这反而夺走了对我们的真正奖赏。幻想破灭的我们会叫道：“你算是什么人？凭什么来提醒我我不是高高在上的，还有个地位比我高的人，居然有资格给我颁奖？”人类的真正奖励，只能是天赐神授的。
至于惩罚，我们不是要否认它的社会功能和个体效用，只是否认其道德价值与普适价值。在惩治犯罪方面它的确很有效，但也只是针对极少数人，而且社会进步依靠的不是它。刑法以惩罚警示我们不得逾越法律底线，但我们不是因为惧怕法律惩处才据守诚信的。我们不去盗窃、杀戮，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这类行为的邪恶本性。法律的惩处虽然让我们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生命的宗旨让我们远离犯罪的可能。
抛开该问题的心理层面不谈，我们仍可以说，罪犯在违背法律之前，就已经知道法律和惩罚的存在了。换句话说，他要么是明知触犯刑法却公然违抗，要么以为能侥幸逃脱惩罚而犯下罪行。无论如何，他都已经经历过“罪”与“罚”之间的思想斗争了。无论刑法是否有效地达成了阻止犯罪的目标，它无疑都是为极少数人制定的。即便不曾知晓刑法的制裁，绝大多数市民也会是诚实的人。
对常人而言，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与作用才是真正的惩罚。这样的惩罚常常降临在那些享有通常意义上的丰厚“奖赏”的人身上。不幸的是，人们往往察觉不到真正威胁着自己的惩罚。
而这正是教育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可我们却偏偏把儿童扣在学校，用桌椅、物质奖励和惩罚这些损害身心健康的东西来约束他们。为什么呢？
为了让他们保持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但这样的管束能带给他们什么呢？
不幸至极，是一无所成！
这种教育，就是机械地向儿童的脑子里灌输课程大纲的内容。而这些教学大纲通常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通过法律强制实施的。
面对继承了我们生命的孩子及其后代，我们却仍在忽视他们正在成长的内在生命，我们应该羞愧地低下头，用双手捂住脸！
塞吉所言不虚，当今社会日益彰显的迫切需求便是重构教育教学方法。
为此项革新奋斗，即为人类复兴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