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旧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也成了他沉重的负担。
一天，李鸿章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竞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战。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也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师，糊里糊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师，如同有了指南针。”
另外，曾国藩在注重培养人才方面，值得赞颂的就是派遣出国留学人员这件事情上。
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曾国藩在一折奏稿中，疏议大清每年选派13岁至20岁的人30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目的是使西方人擅长的技术让中国人能够掌握，之后就可以渐渐谋图自强，15年后学成回国。但是，留学生去之前要考试，在读期间不准加入外国籍、逗留国外，或者私自另谋职业，学成后听候派用，委以重任。以20年计算，约需库银120万两。留学一事，虽是丁日昌动议，李鸿章也多次来信与曾国藩商议，但他们两人都不及曾国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学一事的人应该说是曾国藩。
但是经过多年的风雨，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分感慨：在用人这一点上，实为万事的根本。“德”、“才”二项要取其一已属很难。而要二者兼备，则极为少见。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1871），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萄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翔的反思。
因此，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曾作挽联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联，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真实景况。
4．识才更要学会驾驭
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驾驭人才的时候，必须有两手准备，既不能逼得太紧，以免局面难以挽回；又不能太过放纵，以免难以收拾。
——引自《曾国藩语录》
掌握大局的人，必须能够驾驭下属。曾国藩手下悍将如云，有智谋者更是不计其数，想要将这些人收服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国藩驾驭人才的办法就是软硬兼施。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之前也是在曾国藩的手下任职的。刘铭传生在民风彪悍的淮北大地，自然也沾染了这种气息。他小时候就天不怕地不怕。18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他父亲和哥哥都跪地求饶。激愤的刘铭传去找那个土豪报仇，那人欺他年幼，对他百般侮辱，刘铭传二话没说，就拿刀割下了那个土豪的首级。之后，他就聚众为匪，在乡里拉起了队伍。
李鸿章奉曾国藩的命令招募淮军，第一个就看中了刘铭传，将他招入淮勇，给他的部队命名为“铭军”。李鸿章花了很多钱从洋人的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刘铭传为李鸿章立下了不少的功劳。但是刘铭传狂妄自大，让李鸿章很是受不了。所以，当曾国藩借淮军征剿太平军的时候，李鸿章就将刘铭传举荐给了曾国藩，希望刘铭传能在曾国藩的管教之下收敛一下。
在征战太平军的过程中，刘铭传与另外一名战将陈国瑞发生了争执。曾国藩处理这个问题左右为难：刘铭传是李鸿章的手下，如果自己处理的话，李鸿章的面子上不好看，而且刘铭传的部队装备精良，在以后的战争中还要倚重他；如果不处理，两人还是会继续斗下去，这不利于湘军的稳定。
后来，曾国藩将刘铭传叫来，对他进行严厉斥责，将他大骂一顿，使他心生畏惧，但是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放他一马。这就是曾国藩的软硬兼施，这一招确实收到了效果。刘铭传与陈国瑞之间的事情平息了，刘铭传也不再那么张狂了。后来，曾国藩看到刘铭传的戾气逐渐消退，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就派他独自到安徽北部去镇压太平军了。
李鸿章借鉴曾国藩的做法，如法炮制制服刘铭传。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他向朝廷保奏刘铭传，委任他为台湾道员。桀骜不驯的刘铭传成为一个真正的将领，带领台湾人民奋勇抵抗法军的进攻，将法军击退。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为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对于刘铭传这种悍将来说，用得得当就是一把克敌制胜的利器，可是如果用得不当，则会给自己招来灾祸。曾国藩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将刘铭传驯服，使他为己所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上文提到的陈国瑞也和刘铭传一样，是个骁勇善战的将军，同时也是脾气异常暴躁。
陈国瑞本是僧格林沁的部下。僧格林沁死后，曾国藩接手“剿捻”事宜，就开始和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陈国瑞和刘铭传发生争斗后，曾国藩处理完刘铭传，也想办法驯服陈国瑞，让他真正服自己，才能将他收归己用。
曾国藩把陈国瑞叫来，先是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将他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然后翻他的老账，把他以往的种种劣迹都说出来，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陈国瑞被曾国藩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颓唐丧气。曾国藩话头一转，又说他作战勇猛，不贪财、不好色，是个大将之才。然后，曾国藩给陈国瑞定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
然而陈国瑞难改莽撞的习性，回头就把曾国藩的话忘到了九霄云外。曾国藩看到这种情况，决定给他来硬的，于是，他向朝廷请旨撤去陈国瑞的军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陈国瑞，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陈国瑞这一回不敢再放肆，乖乖地听从曾国藩的指令。
用人不能只采用单一手段。若是仅仅给予他们恩惠，则难免会让他们有骄纵之心；若是一味采取强硬手段，则会激起他们的反叛之心。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刚柔并济，才能让他们真心依附。刘铭传与陈国瑞这样的将领就像是一匹烈马，虽有日行千里之能，却难以为人所用，若不驯服就收于帐下，迟早会惹出大乱子。曾国藩素来爱才，对于这种百里挑一的人才，自然是不会放过。同时，曾国藩也明白，必须收服他们才能有大作为。于是，曾国藩软硬兼施，既给他们以压力，让他们惊惧；又给予他们恩惠，使他们常怀感恩之心。这样，他们于情于理都不能跟曾国藩对着干，而被曾国藩收归己用。
5．礼贤下士才会人才倍积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兢惟人也。若不得其人，则羽毛未丰，亦似难以高飞。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
——引自曾国藩《曾胡治兵语录》
如果没有贤才，国家则难以治理。曾国藩说过：“人才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人才。”曾国藩知道其实人才也需要一个能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人才有其自己的骄傲和自尊，所以求贤之人要在求贤时表达出对人才的尊重和求贤若渴之意。因此曾国藩才会说人才是不会主动提出来帮助治理国家的，言下之意就是自己应当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恭敬有礼地去请贤才出山。
曾国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曾说求才就应当“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白圭是战国时著名的商人，善于迅速捕捉赚钱的机会，猛禽猎取食物同样也是敏捷准确的，因此曾国藩认为，求才也一样要准确迅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才。
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意思就是你在一省之内选材，还有邻省的贤才前去投奔，依然觉得人才不足，更何况我在营盘里搜罗人才呢？
很多才华过人者都有些古怪的脾气，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和追求，并非都会为了一个职位而喜不自禁，因此曾国藩所言的人才无求于天下也有一半是实情。
在《曾国藩御术》一书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郭良焘是清政府驻外使节郭嵩焘的三弟，曾国藩也非常赏识他的才华，认为论学问则嵩焘第一，论才华则良焘第一，二弟仓焘则皆居其中。但郭良焘极爱他的妻子，不愿意为此而两人分离，所以总是婉拒不就。曾国藩为了能够得到这位贤才，特意写了一份信说：“知公麇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
在信中，曾国藩言辞谦和，满纸诚意，终于打动了郭良焘。他接到信后，不仅来到了湘军的幕中，而且为表示敬意，他没有携带妻子同行。
很快曾国藩又写信说：“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
曾国藩体谅他与妻子的恩爱之情，让他回去与妻子相聚。郭良焘于是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并很快成了曾国藩的得力助手。但是曾国藩依然对他关怀有嘉，或准他的假，让他多回家或者将妻子接来，尽量不因为供职之事而影响他们夫妻的关系。郭良焘自然对曾国藩更为忠心，做事也更加尽职尽责。
很多人总是喜欢与自己的水平相当的人交往，人才的朋友自然也不是可以小觑之辈，因此曾国藩不仅亲自选才，还通过其他人才的推荐来网罗更多的人才。在曾国藩的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很多，郭嵩焘推荐李善兰，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清代外交家薛福成曾评论曾国藩的求才之事，说：“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在风尘之中，只要遇到人才，立刻纳为己用，而且经常对这些人大力提拔，恩赐奖赏，不得不说曾国藩相当了得。”薛福成不仅肯定了曾国藩在识别人才上的才能，还赞扬了曾国藩不遗余力地搜罗培养人才的精神。
正是由于曾国藩如此不遗余力地广罗人才，推诚置信，才使得各路人才慕名前来，一对幕府之中人才济济，湘军也成为了当时唯一能和太平军对抗的军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