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其一生中始终尽忠报国，克己省身，器量过人，在长期的作战生涯中，发现和培养了不少精忠报国之才。这其中，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战死沙场，塔齐布、李续宜、江忠义死于劳累过度。另外曾国藩的不少幕僚偏将，或者从书生而投笔从戎，或者由很低的职位被提拔重用，他们都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希望，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不遗余力，忠心耿耿。湘军以及后来的淮军势力不断扩大，成为遍及东南半壁江山的庞大集团，曾国藩就是这个集团的精神领袖；
在曾氏兄弟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有些人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有一则笔记是曾国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记南京城攻破后的湘军秘闻：
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荒凉，惨不忍睹。一天晚上，约11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回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见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到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人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送上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身，二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来到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此联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凄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然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了南京城破后，当时湘军确有拥立曾国藩为帝的想法，这可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等都属于劝进派。
胡林翼曾给曾国藩送过一张小纸条，悄悄放在曾国藩的桌几上，上边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国藩看后，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冀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韵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口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曾国藩不敢乘而进，是怯懦，顶住众人的压力，是勇敢。这进退去从之间谁能分辨得清，谁又能把握得好呢？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称帝的事，尤能反映其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
7．人才选拔最重忠义朴实
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质）。
——引自《冰鉴》
为了使湘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曾国藩特别重视湘军将领的选拔。他认为，湘军的组建，关键在于将领的选拔是否得当，如果将领选任得人，不仅弱旅会成为强军，而且还能带动一批正直而有才能的人自愿为朝廷效命。若是用人不当，则不但不能与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对抗，更重要的是不能“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故曾国藩创建湘军之伊始，即把选将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关于湘军将领如何选任，曾国藩有过许多论述。黄顺力在《试论曾国藩的建军思想》一文中将曾国藩的选将标准总结为四：一．血性为主；二．廉明为用；三．简默朴实；四．打仗坚忍。
第一．血性为主。
所谓的“血性为主”的含义，是指要求湘军将领效忠朝廷，自觉维护道德秩序，具有拼死作战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对于选拔将领至关重要，他说：
带勇的人，第一要才能足以治理百姓；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但是只要缺少其中的一点，就万不可带勇。大致上，有忠义血性；这四者就会相随而俱备；无忠义血性，只是貌似俱备四者，终究不可任用。
在曾国藩看来，选用有“忠义血性”的人带兵打仗，整支军队就可以达到以类相求，以气相引的效果，带动全军为维护朝廷和纲常名教而战，从而使湘军不但具有军事功能，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第二．“廉明为用”。
曾国藩曾经这样解释：
为将之道，谋略和勇武不能勉强，“廉”、“明”二字却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弁勇对于本营的将领，其他事还不太在意，只有银钱方面的廉洁与否，保举的得当与否，总有众多的眼睛盯着，并互相议论。只有自身廉洁，公私款项的出入，使全营的人都知道，其品行才能深服弁勇的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手下常常沾光，这样才能足以指挥别人。
曾国藩为官多年，深知绿营将帅克扣兵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腐败行为日益加深兵士们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现在他要组建一支新军，能否在这个问题上使将帅者有所收敛，将直接关系到湘军战斗力的强弱。因此，曾国藩要求将领以“廉”自守，“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并常常以“崇俭朴”、“不要钱”与部属相标榜。他反复告诫他们说，兵勇的心目专从银钱上注意，如果将领在银钱上不苟且，兵勇们就会既敬畏而且顺服；如果银钱上苟且，就会平时讥讽议论，战时不听指挥。
曾国藩对于官场中的腐败积弊十分痛恨，他知道仅靠口头上的训诫与要求并不能真正杜绝腐败，必须辅之以实际上的物质利益，使官吏将领本身既可享有比较优厚的奉禄，完全不必再“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曾国藩为解决这一问题，决心从根本制度上将将官的利益明确规定下来：初步确定湘营的饷项，稍微表示优裕，希望每月有所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提高兵勇的士气。曾国藩曾私下开导部属说：
守廉并不吃亏，守个“廉”字，名声与地位日益尊贵，岂有怕穷的道理？常使部下的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沾些恩泽，就会人人悦服；切不可处处为自己打算，惹人议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别作名利双收的梦。为了得到更大更远的利益，而暂时舍弃眼前的小便宜，这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明”字，主要是要求将领努力做到赏罚公道，是非不淆。曾国藩强调，将官必须要有“明”的素质：
“明”这个字，第一是在临阵之际，分清谁冲锋陷阵，谁随后助威，谁与人合力围堵，谁见到危险首先逃避。看明这些，又对平日办事的勤惰虚实，逐一细致考核。这样久而久之，即使一兵一勇的所长所短和贤良与否，都可以了解个大概，这样就逐渐接近明了。
曾国藩认为，一军之内，也必须将是非一一拨返到正理上来，这样政绩才稍稍可观，将领必须以“廉”、“明”二字以为基础，让智、信、仁、勇等美德逐渐积累，渐臻完备。若不从这二字下手，其他品德也茫无把握。
曾国藩强调的守“廉”选拔将领，以及必须具有“明”的品质，这对调整湘军将弁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系部队内部的团结。湘军战斗力之所以高于绿营军队，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第三．“专取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曾深深抨击绿营军队积习难改，即使“岳王再生，或许可以改换孱弱之兵的筋骨；孔子再生，也难以迅速改变军队的习气”。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银钱无法计算，但是现在大难来临，却无兵可用，实在是因为官气太重，心眼太多，淳朴散漓，真心荡然无存”的缘故。
为了使湘军不出现绿营军毫无斗志的情况，曾国藩主张“军营宜多朴实而少心眼的人，这样风气易于醇正”；强调“凡官气重，心眼多的，一概不要”，并明确规定：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兵和守备以上的官。试图用这种办法来摒除军队中的气。他说：
有取人的范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话为要点。办事的方法，以“五到”为要。“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如作吏就要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就要亲巡营垒，亲探贼地。心到，即凡事苦心剖析，哪个是大条理，哪些是小条理，哪些是初始的条理，哪些是最终的条理，都要整理出端绪，加以区分，又依其类别，加以综合。眼到，如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手到，是要对于人的长短、事情的关键，随笔写记，准备遗忘的时候用。口到，指使别人的事，既要有公文，又要苦口叮嘱。
曾国藩主张重操守、轻官气以及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选将要求，就是尽量舍弃一切官气重、心眼多、浮滑取巧之人，而选用那些能够耐劳实干、不浮夸虚饰者为将。这种做法无疑对提高整个湘军的战斗力和耐久力极为有利，从而使湘军在与太平军对抗的过程中，迅速成为一支最悍强的力量。
第四．“打仗坚忍”。
曾国藩自己非行伍出身，他以儒生治兵，建军之始也没多少军事经验，但他知道行军作战备尝艰苦，将领平时须带兵士严加训练，整肃营务；战时则要有临阵胆识，敢于冲锋阵陷。因此，他选将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办事之本”，具有苦熬苦撑、敢与对手顽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薛福成后来评论曾国藩时，称他率领湘军将领和士兵，“立坚忍不拔之志，终于练成劲旅”，后来“数年坎坷艰辛，在成败绝续的关键时刻，不惜孤注一掷，与命运抗争；当危疑震撼之际，常常百折不回”。薛福成对曾国藩的评价自然有溢美之词，但毋庸置疑，曾国藩“打仗坚忍”的选将要求，对提高湘军士气和军事素质是相当有成效的。
仔细分析以上四条湘军选将的要求，可以看出曾国藩反复强调和首先要求的是将帅的品质操守，也就是注重“德”而不是“才”。因为不论是“血性”、“廉明”，还是“朴实”、“坚忍”，均属于思想品德范畴。作为封建社会末代的道学家，曾国藩主张“才生于情”，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乃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才能的优劣都要以此为前提。他说：
有德而无才来辅佐，就会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作为骨干，就会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虑人。自修的方法，观人的术略，都以这一点作为衡量的标准就可以了。
另外，关于“文人带兵”的思想，也与曾国藩低调做官的哲学是紧密相连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建传统文化思想精神之中的保守者和创新者，他们往往将作为精神价值的“忠孝礼义”视同生命，为做到这些节义之事，他们往往虽万死而不辞。曾国藩要立文人带兵的思想，正是要利用文人较高的智商和急欲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调动起他们的忠诚，为剿灭太平军而拼死效力。故曾国藩在选拔将官时，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据历史学家罗尔纲考证，在湘军的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近百分之六十。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副院长隋丽娟，在以阶级论观点评价曾国藩的文人带兵思想时说：“加入湘军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的影响，既懂得一些军事战略战术和用军之道，又善于总结实际经验，在战争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于是他们走出一条以文人带兵打仗的途径。”
从1854年湘军建立，短短几年内湘军便逐步建立起一套全新而且完整的从选将、培养到使用的制度，使湘军将领和湘军整体的素质和战斗能力较绿营军有明显改观。单就草创之期所选用之将领的年龄计，就比绿营军的平均六十岁，降至三十几岁，而湘军中作为最年长者的罗泽南也仅有四十六岁，可谓生龙活虎，焕然一新。在人才的选拔上，曾国藩尤其有一套聚拢人才、培养人才和任用人才的有效方法，使湘军上下英才济济，各尽其能，为湘军的日后强大奠定了十分坚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