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建祠设坛，为与太平军多次激战中死去的祁门地方官员将士树碑立传，以笼络人心。奏请清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州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三千兵士，取代皖南团练大臣，都察院左副御使张芾，于咸丰十年八月十六日进驻守卫徽州府，以图稳固皖南。
太平军南路西征军李世贤、杨辅清部在半个月的时间内连克宁国、绩溪、欲州府、屯溪、休宁、逼近祁门，威胁曾国藩大营。尤其是徽州府失陷，曾国藩老营东边屏障大开。太平军直逼祁门，曾国藩情急之下写了遗书，准备自杀。
10月19日，李秀成突袭羊栈岭，硕黟县陷祁门赤桥，距祁门仅60里，曾国藩大营再次险象环生。要不是太平军误以为祁门有清重兵防守，避开祁门转战江西，曾国藩必将为太平军阶下囚。
12月，太平军刘官芳、黄文金、李世贤等分3路进攻祁门，切断清军粮道。如此“无曰不战，无路不梗”，致使曾国藩惊呼“军事日危，旦夕不测”。由此，曾军兵困祁门，进退两难。曾国藩悬剑于帐中，随时准备兵败自刎。
从此以后，曾国藩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强毅之气，决不可缺少，但是强毅与刚愎自用截然不同。古人说：‘自胜称为强’，说强制也好，强恕也罢，或是强为善，都是自胜的意思。如果不习惯早起，就强制自己天未明就起床；不习惯庄重尊敬，就强制自己参加祭祀方式，感受庄严尊敬的气势；不习惯劳苦，就强制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奋不倦，这才是强。不喜欢持之以恒，却强制自己做事有恒心、有耐力，这就是毅。不像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样，而是以气势压人，这就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实际上却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曾国藩的大彻大悟，是在经历了一次差点送上性命的失败后得到的，好在他及时醒悟，避免了在以后的人生中犯这同一种错误。“骄兵必败”这句古话看来说的不无道理。
逞强者必败，那么反过来说，那些遇事沉着冷静、做事步步为营的人，一般都会赢得很好的结局。
知难而退并不意味着软弱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保全实力的大智慧。而那些身处逆境，凭借着自己的沉稳而能够化险为夷的人，更称得上是成功者。曹翰就是这样一位成功者。
公元965年，北宋军队攻下了后蜀都城成都，蜀君孟昶出城投降。没几天，后蜀军校昌翰却暗中勾结一批官吏，阴谋乘乱造反，并占领了嘉州。此时，西南诸州转运使曹翰接到朝廷诏书，令其举兵平叛，夺回嘉州。
曹翰率领大军兵临城下，分析了一下战场形势后，火速传令所有将军阵前集合。他对将军们吩咐道：“大军佯攻熹州，一支精兵转至城后，从距城一里处开地道！”
城门正面曹翰的兵将拼命攻城，吕翰军队的所有注意力都被这儿牵制住，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城外的地道像一条蛇，正一米米地向城里蠕动。几天后，曹翰大军一半兵将从地道“走”人嘉城，突然从地面钻出，好似神兵从天而降。吕翰军队腹背受敌，一时间军心涣散，阵脚大乱，只得拖枪倒旗，仓皇弃城而去。
吕翰率军逃到离城三十里处安营扎寨。吕翰不甘心失败，遂和手下的将领约定当天半夜三更，各路人马会合，攻城夺回失地。哪知，这绝密军情被曹翰的间谍打听到了。他连忙赶到曹翰处，火速汇报。听完汇报，曹翰心里一沉，想到：以现在的形势，我方并没有十足取胜的把握，如果和吕翰两虎相争，最后则必有一伤，恐怕大宋军队也会损失很多。此时一味冒险迎战不如来个将计就计！
于是，曹翰令手下将告密者藏于军中，不许部下走漏风声。自己装着很平静、泰然自若，就同平常一样，没有一丝紧张的气氛。一会儿，曹翰唤来一位心腹吩咐道：“你去告诉掌管击鼓报更的人，让他缓击更鼓，今天晚上，老是连击两下鼓。”
天渐渐暗了，夜渐渐深了。按照曹翰的意思，更夫把每一更的时间都推迟了，嘉州城内，老是只听得“梆梆”两下鼓声。甚至时至清晨，仍报着二更。吕翰的各路人马没听到三更鼓声，一直熬到天明时分，都没法集合，只得各自怏怏散去。而休整了一夜的宋军此时已经整装待发，在曹翰的一声令下，呼啸出城，乘敌散乱之际，一阵猛追，打败了这些瞎忙了一夜的敌人。
俗话说“大智若愚”，那些内心浮浅的人往往会在众人面前拼命地变现自己，其实这只能使自己的缺点暴露的更多。而那些真正的智者，往往会谦虚谨慎一生，这种表面上的“懦弱”，其实是内心的“强干”和“大智”的充分体现。
凡事逞强必会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便会失去原则和理智，失去了原则和理智，失败也就不远了。
国君与一家之长一样，都不是精通一切的全才，也无法做到事必躬亲。国君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最好虚心向有专门知识、经验的行家请教，取行家之长补自己外行之短。俗话说要“不耻下问”，身为国君如果不顾形势、独自逞强的话，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失败。
宋文帝就是个因刚愎自用、盲目逞强而导致失败的君主。
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七年七月，北魏军队大举南侵，宋文帝刘义隆决定先发制人，抢先北伐，反守为攻。
这时，步兵校尉沈庆之劝阻宋文帝说：“我军步兵多，北伐中原，到平原作战，能击败以骑兵为主的北朝军队吗？从前檀道济将军两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后来，刘彦之挥师北上，也大败而归。现在，陛下准备任命王玄漠等人统帅军队。王将军的才能尚不及檀、刘两位将军，我军现有的实力也未超过昔日。倘若现在贸然北伐，恐怕只不过会再一次蒙受失败的耻辱，请皇上三思。”
宋文帝自恃自己登基以来，多年备战，兵力、军资已有相当的积累，一心只想收复中原，所以听不进沈庆之的话，反而强词夺理地辩解说：“我朝军队北伐一再受挫，不是步兵不敌骑兵，而是另有原因。当年檀道济思想保守，坐失良机；刘彦之行军途中，眼疾发作，无法指挥部队。今年夏季多雨，水网连成一片，北方的骑兵无法纵横驰骋，而我们则可以发挥南方军队善于水战的优势，乘船北上，一旦大军压境，北魏守军还能守得住吗？待到初冬时节，我军陆续攻克的中原城市必已连成一片，那时，再俘获一批敌人的战马，让我军的骑兵，乘胜渡过黄河，何愁不能擒获北魏君臣！”
宋文帝的话表面上看来很有道理，实际上是思虑不周。因此，沈庆之再次表示反对。宋文帝见自己说服不了沈庆之，就指派极力赞成北伐的两名文官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来与沈庆之辩论。
这两个人根本不懂军事，不了解北魏的实力，只知道鼓吹刘宋王朝是正义之师，而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是夷狄“丑类”，不配统治中原，因此，刘宋的主帅应该从速北伐，拯救黎民，讨伐“反叛”的夷狄；刘宋军队以“仁义”为旗帜，必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北魏区区骑兵又何足挂齿。
这些迁腐空洞的说词，沈庆之听了直皱眉头，而好大喜功的宋文帝听了却眉飞色舞，忍不住接口说：“北方百姓苦于魏虏的****，到处举行起义，我军哪怕推迟北伐一步，也会冷了北方百姓的一片期待之情。”
沈庆之心知敌强我弱，仓促北伐，其结果必然是丧师辱国。而当前，皇上又固执己见，不禁又气又急，大声地对文帝说：“陛下，治国譬如治家。一个大户人家的当家人，如要决定农业耕作方面的事，他会去请教有经验的种田人。如要过问纺织方面的事，他会去征求在织布方面有经验的织女。他绝不会去找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的文人商量。陛下现在准备倾注全部国力，大举北伐，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您却不愿听取军事将领的意见，反而对几个在军事上完全外行的白面书生的迂腐见解言听计从，这样如何能够成功！”
宋文帝憧憬着刘宋王朝“仁义”之师统一全国的美妙前景，对沈庆之这番精当的比喻根本没放在心上。不久，刘宋几乎是尽倾全国人力、物力，大举北伐。
一开始，数路大军，纷纷告捷，宋文帝甚是高兴。北魏的大臣得知南部防线被刘宋军队撕开的消息后，纷纷要求太武帝拓跋焘发兵支援，确保黄河防线。老谋深算的太武帝知己知彼、胸有成竹，根本不为刘宋军队的初期胜利攻势所动，他拒绝了调兵增援的建议。
太武帝向大臣们解释说：“现在还是夏季，战马还没长膘，骑兵的战斗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出来。鲁莽出兵必然无功。黄河防线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暂时撤回阴山。只要拖到秋高马肥之时，我骑兵健儿必定能大显神通。到那时，我要率领诸位，饮马长江，杀尽南朝的威风！”
当年秋，北魏开始反攻。十月，太武帝亲率大军渡河。滑台一战，北魏击溃了王玄谟所率领的刘宋精锐部分。接着，数十万铁骑分作数路，大举反攻。刘宋在江北的大片领土除少数几个城市外，全部沦陷。十二月，太武帝果然来到与刘宋首都建康隔江相望的江北瓜步渡口，饮马长江。
北伐的结果为沈庆之不幸言中。宋文帝则犯下了固执己见、信任外行的错误。这是不听劝告、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妄自尊大的后果。
《左传》上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意思是说，作战时要见机行事，形势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宜进攻就后退，这是积极的原则。逞强在军事上是一大忌。《左传》上就记载了一个因逞强而失败的战例。
公元前597年，郑国依附于强大的晋国。有一次，楚王率兵攻打郑国，将郑国都城围困了十七天。弱小的郑国最后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偃旗息鼓，宣布归顺楚国。
晋国听说楚国攻打郑国，于是派荀林父、士会、先縠等领兵救援郑国。半路上，援军听说楚、晋已经讲和，而且订立了盟约，荀林父就想撤兵回去，他说：“能进就进，知难而退，这是善于治军的作法。现在楚国很强盛，我们切不能逞一时之强，还是退兵的好。”
可先縠不赞同这种作法，他不顾众人的劝阻，独自率兵渡过黄河，准备与楚军决战。无奈之下，荀林父也只好率兵增援。两军交战，晋军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不管是作战还是平时处世，都应该看清当时的形势，如果自己的处境很有利，则可以考虑更进一步，但如果明知自己的处境不利，反而还要一味逞强、一意孤行的话，那失败就肯定难以避免了。
因此，遇事不逞强才是大智的表现。
第三十一节
[原文]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译文]
战争所使用的兵器，是不吉利的东西，大家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是不去接近它的。君子平时以左边为尊贵，打仗时以右边为尊贵。战争是不吉利的东西，不是君子所需要的。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是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洋洋。如果为此得意，就是以杀人为乐。以杀人为乐的人，就不能在天下取得成功。
因此吉事以左为贵，凶事以右为贵。偏将军站在战车的左边，上将军站在战车的右边，是表示用丧礼来对待战争。战争杀伤众多，带着哀痛的心情去参加，打了胜仗要用丧礼的仪式去处理。
[本章要旨]
本章是上章反战思想的延伸。
[评析]
本章是上章反战思想的延伸。老子用“道”作为指导思想，表达对战争的看法。老反对战争，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从人道立场出发阐述反战思想。
[实例应用与分析]
以左为贵——行事以“和”为贵
《道德经》中的“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原意为：因此吉事以左为贵，凶事以右为贵。偏将军站在战车的左边，上将军站在战车的右边，是表示用丧礼来对待战争。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行事以‘和’为贵”。
老子反对人类战争、反对人类相互残杀，极力宏扬人道主义精神，将战争视为凶事，劝导世人尽量不要发生战乱之事，和和气气是很宝贵的。事实正是如此，凡是企图用武力、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往往自己也要付出出很大的代价，还未必能换取成功。如果能够本着“以和为贵”的原则去办事，那么，则常是取得皆大欢喜的结果，双方都能受益。
显官高位，人人艳羡。但君子做事，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为了名利不顾一切、不计后果，那即便得到了，也失去了它的意义。而惟有那些在重大的诱惑面前仍能保持冷静且顾全大局者，才能赢得众人的心，而这岂不也是一种大的成就和荣耀么？
李宪礼让太子之位的举动就很为后人称道。
唐睿宗时，睿宗的嫡长子李宪受封宋王，十分受宠。睿宗的另一个儿子李隆基聪明有为，他杀死了篡权乱政的韦皇后，为睿宗登上皇位立下了大功。
按照礼制，李宪应被立为太子，有的大臣便对睿宗说：“嫡长子李宪仁德忠厚，没有任何劣迹，立他为太子既合礼法，又合民心，望皇上早日定夺。”
睿宗却觉得李隆基雄才大略，最适合治理天下，所以一时陷人了两难境地，立太子的事于是一拖再拖，没有定论。
李宪看出了睿宗的心思，心有所悟，他对心腹说：“父皇不肯立太子，他是对我有疑问啊！李隆基虽不是嫡长子，但他功劳很大，父皇是中意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