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亚世界的基本特点
东亚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指的是亚洲东部。然而，在研究上往往将东亚更细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似乎并不只是因为研究的空间过于广泛所致，而是在这片相邻的区域内，显现出颇不相同的文明景观。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在古代都使用汉字，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基础。而其他东南亚地区，固然也受佛教的强烈影响，然而，当地流行的主要是小乘佛教，而不是大乘佛教。至于语言文字、伦理道德观的差异，也相当明显。古代东北亚同东南亚之间的交流并不密切，许多来往是通过中国为中介进行的。这两个区域虽有不少相似之处，却也有明显不同的文明发展史。所以，适当作区别，有利于展开学术研究。由此看来，对于东亚古代史的研究，应该超越国别史，而以具有相同文化基础的区域为单位。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讨论的东亚，包括日本和朝鲜，也就是依文明截取的区域。至于没有把越南加入其中，则是由于在古代，越南同日本、朝鲜没有密切的交流，直到相当晚的时代，双方的交流主要还需要通过中国中介，因而难以构成一个各方内在联系紧密、在历史发展上相互影响甚大的区域。换言之，若以文化基础划分，它们应该被纳入同一个文明区域，然而，若再深入到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发展的层面，则把东北亚作为一个历史发展区域是妥当的。
东亚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文明区域，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它并不是外部强加的概念，更不是从西方全球殖民分区策略所设定的概念转换而来的自我认同甘怀真《导论：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收入氏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说：“东亚作为一个区域的概念，是源自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殖民的分区策略，无疑是一个来自这个区域外的概念。但东亚也从一个来自他者的概念，转换成自我认同。这个事实让我们有理由推论，东亚在前近代是一个政治或文化的单位。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或‘中国文化圈’。”今日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块划分，如亚洲、欧洲等名称来自西方，但是，作为文明区域的东亚、南亚等，却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受中国文明影响的东亚，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南亚，并非要等到西方前来设定后才转变为自我认同，这种历史事实也不靠推论和联想才出现。。对此，日本学者较早就以东亚为单位展开学术研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曾经对东亚和东方文化的特点展开热烈的讨论。东京大学西岛定生教授认为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乃至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中间地带的西北走廊地区，构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自律的“东亚世界”。在东亚世界中，各国的历史是在同中国的紧密联系中展开的，此文化圈内的各种文化皆源于中国，或者受中国的影响而成长 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那么，构成东亚世界基本文化基础的要素有哪些呢？西岛定生列出了四大要素，亦即汉字、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实际上，应该再加上教育和技术两个要素。
一、 汉字
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都使用汉字，以致人们经常把东亚视为“汉字文化圈”，充分证明汉字在东亚文化中重要性。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接壤，早期朝鲜国家是由中国移民建立的，汉武帝之后，数百年间作为汉、魏、晋帝国的直辖郡县，直接接受中国文化的传播。所以，朝鲜半岛使用汉字的历史非常悠远。朝鲜半岛发掘的古代文物，铭文均使用汉字。朝鲜半岛南部使用汉字较迟，《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近肖古王三十年”条引《古记》记载：百济开国已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近肖古王三十年为公元375年，百济人不识高兴，恐怕他是从乐浪郡南逃的汉人，将汉字传于百济。然而，从下述七支刀文物来看，百济使用汉字要早于高兴。
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有一海相隔，接受中国文化远不如朝鲜半岛便捷。根据《日本书纪·应神天皇》记载：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应神十六年为公元285年，值西晋武帝太康六年。据成书早于《日本书纪》的《古事记》记载，王仁传入日本的书籍为《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王仁到日本，成为太子的师傅，把汉字传授给日本统治者，弥补了日本没有文字的空缺，故以后日本采用汉字为其书面语言。
《古事记》夹杂许多神话故事，关于汉字传入日本的记述也屡遭学者质疑，因为《千字文》为南朝萧梁周兴嗣所作，晚于王仁二百余年。至于《论语》的卷数也与传世本不合。大概由于这个缘故，《日本书纪》不录王仁所携书名。然而，这些疑问都不足于推翻汉字在此时代传入日本的事实。
实际上，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还应该更早些，前述汉光武帝所赐金印“汉委奴国王”印文就使用汉字，此后日本出土的文物上也屡见汉字，如备受瞩目的三角缘神兽镜中，景初三年（239）镜铭文作：“景初三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师……”福山敏男《景初三年、正始元年三角縁神獸鏡銘の陳氏と杜地》，《古代文化》第26卷第11号，1974年。用汉字叙事。《宋书·夷蛮传》“倭国”录载倭王武于昇明二年（478）给宋顺帝的表文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宁处。”表文辞句工整流畅。汉魏以来，汉字从中国和朝鲜等渠道不断传入日本，并被日本社会采用，虽然铜镜铭文出自“陈氏”，倭王武表文也可能出自中国移民之手，但却表明日本已经把汉字作为正式的公文文字。
当时东亚普遍采用汉字，百济近肖古王二十四年赠送七支刀给日本，刀上铭文记载：泰和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正陽造百練□七□刀□辟百兵宜供供侯王□□□□作
先世□來未有此刀百慈王世□奇生聖□故為□王旨造傳□□世此刀为奈良县天理市布留町石上神宫传世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学者对此刀进行了仔细的调查，通过X射线判明铭文年号为“泰和”，即东晋废帝年号“太和”；铭文中的“世□奇生圣□”当为“世子奇生圣音”亦即后来即位的近仇首王；“故为□王”当为“故为倭王”，可知此刀是为倭王制造的。七支刀铭有多种释文，此据奈良国立博物馆编《特别展 発掘された古代の在銘遺宝》，1989年。东亚各国之间使用汉字进行交往，使之成为通行的国际文字。
汉字在中国诞生之后，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人们不断赋予它新的人伦道德解释和意义，令其超出了作为语言符号的功能，成为一种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载体。例如“孝”字，最初的象形文字是儿子搀扶老人，故《说文解字》解释为：“善事父母者。”后来，儒家把它放大为人伦之本，《孝经》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由此更导出对君主的“忠”，忠孝互为表里，成为古代帝国统治意识形态的基石。再如“妇”字，原本是表示性别的符号，然而儒家把宗法关系的解释附加上去，故《说文解字》解释为：“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甚至更引申为君臣、父子和夫妇的三纲。所以，学习汉字，通过字形、字义的解释，不知不觉之中，就把一种伦理道德灌输到脑海里去。这就是为什么使用汉字的东亚世界有着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而这又是儒家文化的基础。
中国古代国家从狭小区域逐渐发展到“天下”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汉字使用圈不断扩大的过程。西周天子将镌刻汉字的青铜器分发给诸侯，作为权力的象征的同时，也在普及汉字。共同使用汉字的地方，便形成相同的文化观念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所以，中国古代所谓的“天下”，其核心地区实际上就是汉字文化圈地带 参阅平势隆郎《大国·小国の関係と漢字伝播》，收入韩昇主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汉字在东亚的传播和使用，也是中国文化及其道德价值观在东亚地区的传播过程，也是将东亚国家纳入中国政治、文化圈的过程，并长久持续地影响东亚民族的性格及其文化取向。
二、 儒学
接受汉字，就等于接受一种道德价值观，因此，接受儒学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儒学在汉武帝时代，获得了统治意识形态的地位，由官方强力推行。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得到制度保障。朝鲜作为汉朝的直辖地，自然接受儒学教育。南北朝时代，朝鲜半岛的百济同南朝关系极为密切，从南朝大量输入文化，刘宋时代，百济“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 《宋书》卷九十七《夷蛮·百济国》，第2394页。。萧梁时代，“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百济》，第805页。。百济受南朝影响最深，文化基本属于南朝系统，在当时的东亚堪称先进。
然而，百济国势不强，屡遭北方的高句丽入侵。为了减轻压力，百济一方面加强同南朝的关系，积极输入文化制度，增强国力；另一方面则密切同倭国的联系，希望获得后援。倭国则希望通过百济获得大陆的先进文化与技术。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百济和倭国之间出现了以文化和技术换取军事支援的活动，且具有相当规模。《日本书纪》“继体天皇七年（513）”记载，百济“贡五经博士段杨尔”。这是文献上最初见到百济向倭国提供五经博士的事例，“段杨尔”的名字显示他为中国人，时值百济武宁王时代，百济同南朝关系极其密切，故应为南朝派往百济的学者，再经百济送往倭国传播儒学。以后，百济和倭国之间形成定期派遣学者和技术工匠的轮替制度。例如《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十四年（553）”记载：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乙亥，百济遣上部德率科野次酒、杆率礼塞敦等乞军兵。……六月，遣内臣使于百济。仍赐良马二疋，同船二只，弓五十张，箭五十具。敕云：“所请军者，随王所须！”别敕：“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今上件色人正当相代年月，宜付还使相代。又卜书、历本、种种药物，可付送。”所谓“依番上下”，指的就是百济定期派遣学者到倭国的轮替制度。翌年，百济根据倭国的要求，派遣一批博士到倭国，进行更替，其名单见于《日本书纪·钦明天皇》记载：（十五年二月）百济仍贡德率东城子莫古，代前番奈率东城子言，五经博士王柳贵代固德马丁安，僧昙惠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别奉敕贡《易》博士施德王道良，历博士固德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有陀，采药师施德潘量丰、固德丁有陀，乐人施德三斤、季德己麻次、季德进奴、对德进陀。皆依请代。王柳贵、马丁安、王道良、王保孙、王有陀，以及采药师潘量丰、丁有陀，显然是南朝人，至于其他的僧昙惠等，仅从名字难以判断，然而很可能大多亦为南朝人。
从中国输入文化技术，特别是儒学，其来已久。有直接从中国输入者，也有通过朝鲜半岛的途径。儒学首先为倭国上层所接受，成为统治者的文化理念，再自上而下地传播，让社会接受以儒学为本的中国文化体系。儒学的影响在许多地方表现出来，例如，《宋书·夷蛮传》“倭国”录载倭王武给宋顺帝的上表，就用典型的儒家口吻说道：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儒学对于东亚文化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影响至深且远，直至今日，在同西方文化对比的时候，其思维与行为模式、利益与价值取向，均凸显出东方文化的特性及其传统。
三、 教育制度
儒家的教育制度，在中国被朝廷采用之后，成为长达两千多年的官方教育体系，并对东亚形成根本性的影响。
中国的教育制度首先在朝鲜实行。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之后，“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文翁传》，第3626页。。朝鲜为汉朝郡县，故当依令设立学校。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模仿中国“立太学，教育子弟” 《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延续了汉代以来的学校。长寿王时代（413—491），还增置国子学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百济在3世纪后期至5世纪已经出现《五经》和专业博士，初期由当地汉人担任 参阅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第二章。，也直接从南朝聘请，《南史·夷貊下·百济传》记载：（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并给之。显而易见，百济的博士及学校制度源自南朝。这些百济博士承担教学工作，而且还如上述，被派往倭国传授儒学及文化技术。南朝文化对百济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至深且巨，《北史·百济传》记载：（百济）俗重骑射，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能吏事。又知医药、蓍龟与相术、阴阳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无道士。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樗蒲、弄珠、握槊等杂戏，尤尚奕棋，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百济大量吸收南朝文化，其博士又将来自中国的文化夹带着百济文化一道输出倭国，对日本教育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早期贵族教育主要依靠私家传授，例如著名的圣德太子“习内教于高丽僧惠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日本书纪》卷廿二《推古天皇》“元年四月”条。，这是王室教育，并非公开的学校，其教官为法师和博士，保留着早期从百济输入博士的传统。倭国的博士较杂，有文化教育者、技术工匠以及“大化革新”以后设立的朝廷官职。
天武天皇时代（672—686），日本已经建立了学校制度，《日本书纪·天武天皇》记载：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大学寮诸学生，阴阳寮、外药寮及舍卫女、堕罗女、百济王善光、新罗仕丁等，捧药及珍异等物进。天武四年即公元675年。大学寮当设立于此之前，约在670年左右高明士《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下篇第二章提出：“（日本）668年于令制上创设学校制度，670年设置学官，675年招收学生授课。”日本学者有不同见解，请参阅高氏著作。。
和日本一样较迟设置学校的为新罗，其早期的教育采用“花郎教育”制度，以贵族子弟为对象，将十五六岁的青年男子集中起来共同生活，平时进行文武训练，战时则成为一个作战单位。这与大学教育异趣。至7世纪后半叶，新罗在高句丽和百济的军事压力下，积极争取唐朝的支持，遂在各个领域采行唐朝制度，大学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李氏朝鲜儒士安鼎福所著《东史纲目》第四下神文王二年“始立国学”条注说：新罗用人之术，只有花郎选用之法，而无学校之制。真德时，始有博士、助教之官，无国学之制，至是始置国学。东亚诸国的学校制度，分别接受中国南北朝和唐朝制度影响而建立，其教育内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儒学教育，为其主流；二是专门技术教育，如百济的医、易、历专科，日本则有阴阳寮和外药寮等。
居于主要地位的儒学教育，所用教材可分为经史两大类，经为五经、《论语》，史以“三史”、《三国志》（亦即后来所称之“四史”）为主，加上《东观汉记》、《晋阳秋》等。受到隋唐重视辞赋文章新设进士科取士的影响，此时代东亚各国的教材也增加了《文选》、《尔雅》等。《孝经》亦成为必读之书。至于《玉篇》之类文字教育，为其基础，并因中国政权更替而出现官方标准语言语音的变化，东亚各国亦随之变化。
东亚各国教育的基本目标，并不是培养独立的学术，而是为国家政权培养合格的官员，以及各类实用人才。教育服从于政治，教育为政权服务。
东亚的教育，不仅要关注学校教育，还要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如果说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官员，那么，家庭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光大宗族及堪当社会重任的人才。因此，其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儒家伦理道德和日常行为规范的礼仪，以及为人处世的经验等。从启蒙阶段开始，就训练孩童要懂得长幼辈分秩序，行走坐卧、言谈举止都有一定的规矩和约束，以合乎礼；同时要励志远大，锻炼体魄，形成一整套教育方法。此教育远比学校更长，对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影响甚大。
在中国，这类教育融于启蒙读本和家训之中。乐浪、带方郡汉人家庭教育与中原无异，对当地土著民也产生影响。从百济迁往倭国的王仁，所携带的书籍就是孔子的《论语》和启蒙教材《千字文》，可见百济已经存在中国式的家庭教育。自汉字和儒学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也十分重视家教，日本人特地制造了“躾”这个汉字，意为修身习礼，故身正而美。这种修身养性的家教，非常具有东方特色，构成教育的重要方面。其精粹经常融为家训传世，如南北朝时代的《颜氏家训》流传甚广。日本受其影响，也留下一大批著名的家训，例如平安时代就有皇室家训《嵯峨天皇遗诫》、《宽平御遗诫》等。
从东亚教育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中国文化的传播有几个阶段，首先是汉字的传播，其次是随着汉字承载的字义解释，中国的伦理道德观渗透于东亚；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儒学在东亚国家逐渐泛开；到隋唐时代，随着学校制度的确立，儒学在各国居于主导地位，构建以儒学为本的文化形态，并借助教育制度而代代相袭，根深蒂固。从文化形态考察，东亚文化圈完成于唐代。
四、 律令制度
自汉武帝以来，朝鲜半岛长期在中国王朝郡县管理之下，故其国家政治制度受到中国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的制度相融合，各具特色。具体的制度比较，兹不讨论。
秦汉建立统一国家以来，政治制度通过成文法加以规定。近几十年秦汉简帛文书的大量出土发现，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证据，使我们对古代法令与国家制度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汉代的法令，当然在乐浪郡实行。乐浪郡被攻破之后，朝鲜半岛的成文法，由于史料欠缺，不得其详。《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小兽林王）三年始颁律令。小兽林王三年，亦即公元373年，《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四》记载：（法兴王）七年春正月，颁示律令，始制百官公服，朱紫之秩。法兴王七年，即公元520年。也就是说，隋代以前，高句丽和新罗都在某种形式上颁布了律令，然而，具体的内容不详，同中国王朝系统性的成文法有很大的距离，尚未形成规定制度的法律体系。只是它们都受到中国王朝、特别是南北朝律令的影响，可以无疑。
倭国制定律令，迟于百济。圣德太子执政时颁布了著名的“宪法十七条”。《日本书纪·推古天皇》记载： 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三曰，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万气得通。地欲覆天，则致坏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诏必慎，不谨自败。四曰，群臣百寮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宪法十七条”颁布于推古天皇十二年（604），与其说是律令，不如说是训诫，表明倭国至此时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律令，这是圣德太子急于打开同隋朝关系的深层原因参阅韩昇《〈隋书·倭国传〉考释》，《中华文史论丛》第6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如果把东亚国家吸收中国法律制度的进程作分期的话，那么，可以把隋朝以前视作第一个阶段，亦即在具体的方面接受影响的时期。
隋唐统一帝国的出现，对于东亚影响甚大。变化最大者首先出现于新罗，为了获得唐朝的全力支援，新罗采取了实行唐朝法律制度的政策。《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太宗武王元年（654）五月”条记载：命理方府令良首等，详酌律令，修定理方府格十余条。这是根据唐朝律令格式进行大规模修订律令的第一步，经过全面吸收唐制，新罗形成了模仿唐朝的律令格式法律体系，新罗文武王二十一年（681）遗诏称：“律令格式，有便者，即便改张，布告远近”，即是明证。律和令是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法律，而格和式则是对官府权力职责及其行政程序的规定。《新唐书·刑法志序》说：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显然，新罗已经模仿唐朝用成文法来规定政治制度及其行政，完成了律令格式的法制建设。新罗全面实行唐朝律令制度对于东亚影响巨大而深远，因为东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罗成功地争取到唐朝的全面支持，并配合唐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进而统一朝鲜半岛，其于东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而后，新罗修复在此过程中与唐朝矛盾冲突而受到损害的关系，成为唐朝在东亚的友好邻邦，也成为东亚文化圈的积极参加者和传播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倭国在隋朝建立后，积极开展对隋外交，一再遣使入隋考察学习政治法律制度。然而，对于隋朝制度的先进性，认识并不充分。当隋唐两代为建立东亚国际关系秩序而大规模征伐高句丽之后，倭国同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冲突逐渐暴露出来。唐高宗灭百济，倭国为了争夺其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利益，大规模出兵，力图同百济反唐武装相呼应，争得对半岛南部的控制权。于是同唐朝在白江口爆发激烈的水战，结果倭水军大败，退出朝鲜半岛南部。这一仗的意义不在于军事方面，而在于倭国通过战争切身体会到唐朝的强大和制度的先进，因而在战后改变方针政策，积极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大力吸收唐朝制度文化，全面建设以律令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出现了日本古代史上的“律令制国家”时代。编纂于天智天皇七年（668）的《近江令》、天武天皇十年（682）的《飞鸟净御原令》（以上两部法令均已亡佚），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的《大宝律令》、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的《养老律》和《养老令》，都以唐朝律令为蓝本。由于和唐朝律令非常接近，所以今日可以分别根据《唐律》和日本令来复原日本律和唐令。而且，日本还仿照唐朝以成文法来规范行政，制定了各种格和式，现在保存的就有嵯峨天皇时代的《弘仁格》、清和天皇时代的《贞观格》和醍醐天皇时代的《延喜格》，以及《延历交替式》、《贞观交替式》、《延喜交替式》、《弘仁式》和《延喜式》等。
隋唐时代是东亚国家吸收中国律令制度的第二个阶段，通过全面制定模仿唐朝的成文法令，建设以唐朝为样板的国家制度，形成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古代文化在东亚各国深深扎下了根，并获得国家制度的保障，成为东方文化的基本要素。
五、 佛教
在东方文化圈内，和儒家思想相辅相成的是经过中国历代消化吸收的佛教。佛教至迟在汉代就已经传入中国，由于同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以及国家权力多有抵触，所以，历朝对佛教采取限制措施，致其发展迟缓。五胡十六国时代，佛教取得长足的发展，胡族统治者尝试用佛教来取代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晋书·佛图澄传》记载其间经过，说到：（后赵）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然而，王度要求禁止赵国人拜佛出家的建议，被石虎拒绝，他下令：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石虎的思路十分清楚，亦即外族政权要用外来宗教统治中国。此政策被后来的胡族政权所采纳，佛教在中国北方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在南方汉族政权下，虽然政治背景和信教的原因与北方迥异，但佛教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此，佛教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宗教。
五胡十六国以及南方的东晋南朝都向周邻国家传播佛教，而且，该时期由于战乱而大批逃往周边的中国人也把佛教带到了新迁徙的地区。东亚国家就是在此背景下接受佛教的。
首先传入佛教的是高句丽。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二年（372）六月”条记载：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实际上，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还要更早些。《高僧传·竺法潜传》记载：（支）遁后与高丽道人书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刘公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高句丽称呼高僧为“道人”。竺法潜卒于东晋宁康二年（374），晚年隐居于仰山，支遁欲居其侧，与之联络，此后致书高句丽僧人褒扬竺法潜，可知在苻坚派遣顺道之前，高句丽已传入佛教，且有僧侣。此外，《高僧传·昙始传》说：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太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丽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东晋孝武帝太元年代（376—396），晚于苻坚送佛像经文之时。然而，此记载说明佛教传入高句丽并非一蹴而就，苻坚送佛只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而已，且为官方传教活动。实际上，民间的传教活动更加重要，昙始从4世纪末到5世纪初在辽东传教十余年，其活动已经超越早期的佛像神灵崇拜，而是把汉译且被中国人吸收后的佛教经义传播于辽东，真正起到奠基作用，故《高僧传》评价为高句丽佛教之肇基。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故国壤王八年（391）三月，“下教： 崇信佛法求福。命有司，立国社，修宗庙”。佛教被尊为国家宗教，同立国社、修宗庙一道构成建设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这道政令为后代国王所遵循。广开土王二年（392），“创九寺于平壤”，进一步巩固了佛教作为国家宗教的地位。
百济传入佛教的时间和高句丽相去不远。《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枕流王元年（384）九月”条记载：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
二年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摩罗难陀从东晋来到百济，不会是个人行为。当时，中国处于南北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故从东晋到百济的千里海路，非私人之力所能通达。联系到百济与中国南方王朝的密切关系参阅韩昇《百济与南朝的文化交流及其在东亚的意义》，收入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摩罗难陀应该是随东晋使船到百济，或可视为东晋向百济传播佛教的行为，故到达之后受到百济高规格礼遇，国王亲自迎接，安置于宫内，翌年为之创建佛寺，百济佛教发轫于此。
《三国遗事·难陁辟济》记载：“阿莘王即位大元十七年二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韩国东国大学教授金煐泰考证此条记载当系于阿莘王二年（393）金煐泰《韩国佛教史概说》，柳雪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页。。阿莘王对高句丽十分在意，一再发动战争，企图夺回被高句丽占领的城邑。《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载，其即位二年“春正月，谒东明庙，又祭天地于南坛”。是年下令崇佛，或与此有关。当然，应该也有效法高句丽崇佛的因素。总之，在4世纪末，传入不久的佛教在高句丽和百济都迅速成为国家宗教。
新罗接受佛教有诸多传说，虚实难辨。年代较为可靠的有《三国遗事·阿道基罗》条记载：新罗本纪第四云：第十九讷祗王时，沙门墨胡子自高丽至一善郡。郡人毛礼（或作毛禄）于家中作堀室安置。……又至二十一毗处王时，有我道和尚与侍者三人亦来毛礼家，仪表似墨胡子。住数年，无疾而终。其侍者三人留住，讲读经律。往往有信奉者。（有注云与本碑及诸传记殊异。又《高僧传》云西竺人。或云从吴来。)各种传说表明新罗传入佛教的途径亦多，有从高句丽传来者，亦有来自南朝，时间在5世纪讷祗王公元417—457年在位，毗处王公元479—499年在位。。
至公元528年，法兴王力排异议，“肇行佛法”，翌年“下令禁杀生”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第四“法兴王十五年、十六年”条。，始建大兴轮寺，直至下一代的真兴王五年二月方完工 《三国遗事》卷第三《原宗兴法》；《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第四“真兴王五年”条。，置僧尼奉佛，准许出家。佛教成为国家宗教。
倭国传入佛教最迟，日本学者一般根据《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十三年（552）”条记载，将公元552年百济圣明王送经书佛像给倭王，作为佛教传播之始。然而，这是错误的，百济圣明王给倭王的表文抄自公元703年唐僧义净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且《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所收元兴寺古史料记载此事年代为公元538年，时间抵牾。显然，这些都不是佛教最初传入倭国的记载，只是表明6世纪前半叶自百济传入的佛教对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其实，如果就佛教的造型器物来看，在4世纪初已经传入倭国。日本考古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三角缘神兽镜，推测属于三国时代吴镜系统 参阅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4期；《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载《考古》1984年第5期。，其中有一类镜背雕刻的是佛像，被称作“三角缘佛兽镜”。这表明中国江南佛教器物已经传入倭国。只是在倭国社会里没有传播开来。然而，从五胡十六国时代，有数十万以上的大陆移民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倭国，他们将各种大陆文化和技术带到倭国，同时也把佛教传了过去，保存在大陆移民的集团中。
存在于倭国民间社会的佛教，与6世纪百济通过官方渠道传入的佛教相结合，在倭国统治者的积极鼓励下，勃然兴起，迅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要素。推古朝执政的圣德太子与苏我氏联手打败反对佛教的物部氏之后，佛教大盛，雄伟的伽蓝纷纷建立。推古十二年（604），圣德太子颁布“宪法十七条”，其第二条说：“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佛教被尊奉为国家宗教。
至此，分别从中国南方和北方传入的佛教在东亚四国都被尊为国家宗教，构成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因素。
在中国，由于世俗政治权力成熟得早，而且十分强大，并且有儒家道德伦理的强有力支持，所以，佛教不曾成为国家宗教。五胡十六国时代，胡族政权曾经试图以佛代儒，都没有成功。北魏政权吸取十六国经验教训，积极提倡儒学作为国家政治思想，同时也支持佛教和道教，出现了儒、释、道既斗争又融合的倾向。隋唐两朝在政治上都以儒为本，但各有侧重，隋朝弘扬佛教，唐朝提倡道教。然而，唐朝立国的文化原则是兼收并蓄，给予各宗教平等地位。这种宗教政策有助于儒释道在理论上相互渗透吸收。就佛教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而言，东亚国家更高。然而，隋唐佛教势力及影响甚大，东亚国家的佛教基本上属于经中国消化吸收后的佛教。因此，佛教成为东亚诸国的联系纽带和共同文化特色。
六、 技术
中国古代的技术思想有两大特色：一是建立与人文社会互动的认识自然社会的理论体系，如天文、历法、医学、阴阳五行等学说；二是重视实用的技术及其发明。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对自然的认识从属于并服务于人文社会，而强调实用的技术发明难于形成独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当然，在古代社会发展水平上，中国的技术与发明在全世界并不落后，有些甚至是相当超前的；在东亚更处于先进地位，成为诸国的技术源头。因此，中国古代技术的特点也被东亚国家所承袭。
在中国古代的技术体系中，天文、历法、算学和医学构成其基础。
天文知识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首先传入汉王朝直辖的乐浪郡。《后汉书·循吏·王景传》记载，王景八世祖王仲乃西汉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及济北王作乱时，他惧祸逃往乐浪郡，子孙定居于此，遂成为乐浪人氏。王景传家学，“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沉深多伎艺”。从西汉到东汉，天文道术在乐浪郡传承不绝。
在乐浪郡的天文技术遗存中，平壤西面大同江流域发现德兴里高句丽壁画古坟参阅朝鲜社会科学院、朝鲜画报社编《德兴里高句丽壁画古坟》，日本东京，讲谈社，1986年。，其玄室券顶天象图，显然是根据中国古代天文知识绘画的。日月星辰不但与飞天等神仙构成天上的世界，还与地上人类社会的狩猎、出行、祭祀、劳作等编织在一起，并同表现墓主的官人生活息息相关，这与中国汉代以来用天象解释人事的思想相一致，容后再述。
百济采用南朝天文历法知识，在中国史籍中早有明确的记录。《周书·百济传》记载：“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百济不但使用南朝历法，而且还建立了历博士，系统学习掌握南朝的天文历法知识。
由于百济承担起南朝文化向东亚传播的角色，故倭国通过百济转手输入天文历法等知识。前面“儒学”项里曾经引用《日本书纪》“钦明十四年（553）六月”条的记载：“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可知这些方面的知识，倭国都是通过百济引进的，其技术思想和体系与百济相承，均源自南朝。
关于新罗天文历法的记载出现较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真德王四年（650）”条记载：“是岁，始行中国永徽年号。”采用唐朝年号，当然使用唐朝历法。新罗还派人入唐学习天文历法知识，《三国史记》“文武王十四年（674）正月”条记载：“入唐宿卫大奈麻德福传，学历术还，改用新历法。”所谓新历，当为唐朝新颁行的《麟德历》。
东亚各国在采用中国历法的同时，纷纷建立天文历法的专门机构，设置研究人员。前述百济设置历博士，并传给倭国。新罗也在模仿唐朝设置的国学内设立天文、漏刻博士。今日韩国庆州保存着建于647年的瞻星台，是现今保存最早的实物证据。
东亚天文历法源自中国，其影响不限于技术层面，最重要的是形成了东方特色的自然理论与世界观。如前述，中国古代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文联系起来，故天文历法包含许多人文思想，尤其是同阴阳五行、《易》、占相结合，形成服务于社会的理论体系。此问题包含甚广，这里仅举其中天象与人事关系的例子作为一个观察点。《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大祖大王九十四年（146）十二月”条记载： 王谓遂成曰：“吾既老，倦于万机。天之历数在汝躬……”乃禅位。这不是个别的事例。同书“山上王元年（197）”条记载：故国川王之薨也，王后于氏秘不发丧……发歧不知王薨，对曰：“天之历数有所归，不可轻议。”其时，朝鲜半岛在汉朝治下，汉朝盛行的天人合一的天命观在这里影响颇大。而且，把灾变与人事联系起来，几乎成为共同的思想。例如百济东城王大兴土木，大臣谏而不听，《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东城王二十三年（501）”正月条记载：王都老妪，化狐而去。二虎斗于南山，捕之不得。果然是年东城王遇刺而死。统计《三国史记》关于灾变的记载，大都作为对人事示警的凶兆而被记录下来，其中以新罗的事例最多 参阅井上秀雄《古代朝鲜史序说》第五章，日本东京，宁乐社，1978年。，可知朝鲜三国的自然观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对此，中国正史也有明确的记载。《宋书·百济传》记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百济“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周书·百济传》也说到：“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把天文历法同卜筮占相等连在一起叙述，绝非偶然。前引《日本书纪》钦明王时代，倭国在向百济索要博士时，一直是将医、《易》和历合在一起要求的，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此三者密切的内在联系。
中医的理论是把天地运行的阴阳经纬学说用于解释人体，故人体乃天地自然的反映，息息相关。中草药亦是如此，如中药要求用房前屋后特定方位的物品治不同的疾病，当代人视为迷信，其实是阴阳五行学说的自然结论。中医强调的是燮理阴阳，故不懂得中国的天文地理与阴阳学说，就无法理解中医。
中医药的理论与治疗方法，很早就传入朝鲜，并通过百济传往日本。当然，一个学科的建立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或许还要经过多次的刺激与传播。日本正仓院保存着光明皇后捐献的数十种药物，并有《种种药帐》传世。其中有些是鉴真和尚带到日本的，他同时还把唐朝的医药学新知识传授给日本，促进日本吸收中医药和针灸。
公元602年，百济僧人观勒到倭国。《日本书纪》“推古十年十月”条记载：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也。是时选书生三四人，以俾学习于观勒矣。阳胡史祖玉陈习历法，大友村主高聪学天文遁甲，山背臣日并立学方术。皆学以成业。倭朝廷抓住这个机会，选拔专人跟随观勒学习，建立天文、历法、遁甲、方术等科。
公元660年，唐朝攻占百济，百济大批贵族官员逃往倭国，掀起一波文化传播的高潮。这批人后来定居于倭国，融入日本民族之中。倭朝廷根据他们的贡献，给予奖赏。《日本书纪》“天智十年（671）正月”条记载：以大锦下授佐平余自信、沙宅绍明。法官大辅。以小锦下授鬼室集斯。学职头。以大山下授达率谷那晋首。闲兵法、木素贵子。闲兵法、忆礼福留。闲兵法、答春初。闲兵法、（）日比子，赞波罗、金罗金须。解药、鬼室集信。解药。以“上”小山上授达率德顶上。解药、吉大尚。解药、许率母。明五经、角福牟。闲于阴阳。以小山下授馀达率等五十馀人也。从这份奖赏名单可以看出，百济遗民带来了许多实用专学，诸如法律、兵法、医药和阴阳学。这些学科后来在律令制国家建立之后，被写入法令之中，构成古代学制规定的科目。大宝和养老令规定，大学寮除了儒经、文章、法律、语言、书法之外，还设有算学一门技术学科。另外，有阴阳寮和典药寮，前者内设天文、历法、阴阳学科；后者内设医、针、按摩、咒禁诸科。
从南北朝通过百济输入南朝文化直到派出“遣唐使”直接吸收唐文化，其间百济为日本建立学术体系做出很大的贡献。反过来，从日本建立的学科亦可看出百济学术之盛，可补史籍记载之缺漏。
新罗自从7世纪完全倒向唐朝之后，在国家制度和文化领域积极向唐朝学习，模仿唐朝建立起国家学校制度，其中技术方面的学科设有算学、医学、漏刻等科目。
百济、日本、新罗的实用技术学科，采用的基本上是唐朝使用的教材。因此，古代东亚的自然学科理论和技术体系皆源于中国，并受其规范。
以上六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领域，奠定了古代东亚的共同文化基础，对人们的思维模式、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都起着规定性作用，成为东亚各国强有力的联系纽带，构成古代东方文化的基本特色。在此基础上，各国均以其民族智慧做出贡献，令东方文明绚丽多彩。
第二节 移民与文化传播
在东亚古代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人口迁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朝鲜是由周秦时代的移民建立的。《史记》、《汉书》从王满开始记述古朝鲜的历史。卫满 《史记》、《汉书》记作“王满”，但《后汉书》、《三国志》以后的史书则称之为“卫满”。为燕人，占据真番和朝鲜之地；秦朝统一后，成为秦朝外臣；西汉初，属燕管辖。燕王卢绾反，卫满逃亡塞外，集结千余人渡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史记》卷一百十五《朝鲜传》，第2985页。。根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可知当地汉人之多，成为卫满立国之本。汉惠帝时，朝鲜与汉辽东太守相约，为汉外臣。朝鲜执政者不断招徕汉人，以充实国力，日渐坐大。
汉武帝时出兵占领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和玄菟四郡，成为汉朝直辖郡县。大批的内地汉人迁徙至此，进行开发，构成以乐浪（今平壤）为中心的汉人社会。昭帝始元九年罢临屯和真番两郡，玄菟郡也在夷貊族的侵掠下内迁，后降为县，隶属乐浪郡。东汉末年，公孙度割据辽东，历三代，分乐浪郡设立带方郡。魏景初二年（238），司马懿讨平公孙渊，朝鲜郡县重归中央所有。
乐浪、带方两郡，其重要官员由中央派遣任命，僚属如五官掾、决曹、塞曹、建中校尉、丞等，官司设置一如中国内地 如“乐浪太守五官掾王光之印”（朝鲜贞柏里127号坟出土印章），“乐浪大尹五官掾高”（乐浪土城出土封泥）；“郡决曹史杨邑”（《后汉书·王景传》）；“塞曹掾史张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建中校尉梯俊”（《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朝鲜丞田肱”（乐浪彩箧冢）等。。卫氏朝鲜国时代成长起来的汉人构成郡县时代土著汉人阶层，大量充任中下级僚佐，在地方上颇具影响。例如，东汉初，王景之父王闳为“郡三老”，他联合汉人官吏击杀割据自立的乐浪太守王调，共迎东汉政府派来的太守王遵《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王景列传》，第2464页。，充分表明乐浪、带方两郡是以土著汉人为主体的社会。这些汉人来自燕、赵、齐、鲁等地，如上述王景原籍琅邪不其，张抚夷出自渔阳等 朝鲜黄海道凤山郡文井面胎封里第1号坟出土砖铭载：“太岁在戊渔阳张抚夷砖。”。
根据出土文物，土著汉人所见姓氏有王、韩、公孙、高、张、荆、黄、孟、田、程、吴、孙、贯、杜、佟（冬）等，基本属于中国北方姓氏，其中王、韩尤为卫氏朝鲜以来之大姓。王氏颇与北朝皇室贵族联姻《魏书》卷十三《皇后传》记载：“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母乐浪王氏”；《周书》卷二十《王盟传》记载：“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乐浪人。”，韩氏则相传为箕子朝鲜亡后，“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侯准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下注引上述《魏略》语。。其他如高、张、公孙、田、佟等姓，亦多见于出土文物，当为颇具实力的家族。以汉人为主体的乐浪、带方社会，其文化源于中国，如朝鲜黄海北道安岳郡安岳面俞雪里发现的冬寿墓，其墓室结构、壁画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风俗，都与高句丽迥异，而与辽宁省辽阳的壁画石椁墓极为相似，进而与山东、江苏的石椁墓相近 参阅冈崎敬《安岳第三号墳（冬寿墓）の研究》，日本，《史渊》第93辑，1964年。。亦即辽东到乐浪、带方的文化，主要属于中国北方系统，但由于迁徙至此的汉人出身地不同，自然也带来各地的文化因素，辽阳上王村壁画石椁墓出土的陶瓷器皿，颇似江南越窑制品，可见江南文化传播之一斑。显而易见，乐浪、带方汉人社会与当地土著社会的文化，有着明显的时代差距。
朝鲜南部，分布着马韩、辰韩和弁韩（弁辰）。三韩中也有不少汉人，《后汉书·东夷传》记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三国志》注引《魏略》 《魏略》，作者鱼豢，生平事迹不详，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儒宗传》之鱼豢自叙，他曾师事魏谯王郎中、儒士隗禧。《隋书·经籍二·杂史类》记载：“《典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唐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第二》记载：“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由此可知，鱼豢是京兆人，仕魏任郎中，《魏略》为其私著。《旧唐书·经籍志·正史类》记载：“《魏略》三十八卷，鱼豢撰”，同书《杂史类》记载：“《典略》五十卷，鱼豢撰。”明确将《魏略》与《典略》区分为二。据此可知，《隋书·经籍志》所载《典略》及卷数，乃合二著为一书。《魏略》早已散佚，张鹏一曾出版《魏略辑本》二十五卷。该书保存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史料，其中不少是当时人的亲身见闻，成为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典据，也为今天研究东亚古代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记载：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鑡曰：“我当降汉乐浪，汝欲去不？”户来曰：“可。”（辰）鑡因将户来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鑡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降伴辈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晓谓辰韩：“汝还五百人。若不者，乐浪当遣万兵乘船来击汝。”辰韩曰：“五百人已死，我当出赎直耳。”乃出辰韩万五千人，弁韩布万五千匹，鑡收取直还。郡表鑡功义，赐冠帻、田宅，子孙数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复除。乐浪郡为汉人主导的社会，故汉人经乐浪继续南迁，是合理的。当地部族掠夺汉人为奴，也是古代常见的现象。至于辰韩是否为汉人所立之国，则是另一个问题。
《三国志·东夷传》接着记载：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这正是动乱时期地方政治权力失控造成民众流亡的写照。从东汉瓦解到南北朝建立，中国出现了空前规模的人口大迁徙，汉族逃亡的方向是从中心向边地，从城市向乡村，尽量远离胡族和战火。就中原的情况而言，呈现出向南方、西北和东北三大方向迁移。在朝鲜，则是从乐浪、带方郡向朝鲜半岛南部直至日本列岛，以及回归华北两大方向。从乐浪南下的移民，与从中原逃亡而来的汉人，成为古代自大陆大规模迁徙到日本的大陆移民流。从该时期汉族大迁徙的大局考察，朝鲜南部分布许多汉人的记载，可以置信。
乐浪、带方两郡的社会文化，既熏陶影响当地土著文化的成长，也促进了其社会组织的成熟与民族的壮大。西晋末年爆发的“八王之乱”，招致边疆民族纷纷入据中原，东晋退缩到江南，乐浪与中央的通道被截断了，犹如一叶孤舟。高句丽族乘势崛起，猛烈进攻乐浪，汉人势力逐步南移。313年，高句丽美川王攻陷乐浪郡，翌年再破带方郡。汉人纷纷离开郡城，组成以大族为中心的集团，在抵抗中南迁，这一过程持续了相当时期。
碑铭墓志可资佐证。1976年12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浦市江西区域德兴里发现壁画古坟，同时发掘出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墓志，引起学界的重视。根据墓志，墓主为某“镇”，出身“□□郡信都县都乡□甘里”，为“释加文佛弟子”，官拜“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 墓志见前引朝鲜社会科学院、朝鲜画报社编《德兴里高句丽壁画古坟》。，死于“永乐十八年”。“永乐”为高句丽好太王年号，亦即公元409年。“□□郡信都县”应是冀州安平郡信都县（今河北省冀州市）。墓志铭称墓地选址乃“周公相地，孔子择日，武王选时”，墓室绘有中国天象图与官人出行图等，属于魏晋砖室墓样式。从各个方面综合考察，这是一座汉族官员的墓。从幽州刺史到葬身德兴里，反映了汉人迁徙之一斑。
此外，朝鲜黄海道安岳冬寿墓（墓铭“永和十三年”，即357年）、安岳“逸民含资王君藏”砖铭古坟和凤山郡“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砖”铭坟（推定为永和四年，即348年）等，既反映出朝鲜汉人由乐浪向黄海道的移动，以及辽东地区陷落后，该地汉人流亡而来的情况，又反映了汉人形成地域集团并一直坚持到高句丽长寿王时代（413—491年）。
这些汉人集团有一部分继续迁徙到日本，日本的大陆移民中，著名的“东汉氏”移民集团首领坂上苅田麻吕在给日本朝廷的上表中称：臣等本是后汉灵帝之曾孙阿智王之后也。汉祚迁魏，阿智王因神牛教，出行带方，忽得宝带瑞，其像似宫城，爰建国邑，育其人庶。后召父兄告曰：“吾闻东国有圣主，何不归从乎？若久居此处，恐取覆灭。”即携母弟迁兴德，及七姓民归化来朝。 《续日本纪》“延历四年（785）六月”条。迁徙到日本的大陆移民就是在此国际背景下出现的。
根据文献的记载，可以把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分为两大类型，即：一、主动性移民，即由于移民方面的原因而自愿迁徙到日本者。二、被动性移民，即由于外在不可抗拒的原因而不得不迁徙到日本者。
关于第一种类型，其迁徙的原因主要应从日本以外求得，例如：
(1) 由于中国和朝鲜政局变动而引起的移民浪潮。中国王朝的苛政及其崩溃、少数民族的入侵、边疆政权的更替等，都造成大批人口向外流动。313年，高句丽占领乐浪郡，造成大批朝鲜汉人向南迁徙，进而移居日本。
7世纪60年代，唐灭百济与高句丽，同样也掀起了新的移民浪潮。
在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中，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占绝大多数，这不完全是因为地理接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该地区敌对政权长期激烈冲突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与不安。所以，东亚国际关系显然是研究移民背景的最主要方面。
(2) 为经贸利益所驱使，或者为了寻求新的生存天地者。《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倭之对马国“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一大国“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说明在中国三国时代，东亚早就存在海上交易，中国人也有因此前往日本的，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后汉书》将澶洲附于倭国之后，学术界也多以为在日本九州南部，或琉球群岛一带，则中国人前往日本，当可无疑。王仲殊先生在多篇论文中反复论证，日本古代的三角缘神兽镜系中国江南工匠前往日本制造的 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关于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考古》1982年第6期等。，同样反映了中国人前往日本谋生的情况。
(3) 先期迁徙到日本的大陆移民引荐招徕其部属乡亲。上引坂上苅田麻吕表文称：于是阿智王奏请曰：“臣旧居在于带方，人民男女皆有才艺，近者寓于百济、高丽之间，心怀犹豫，未知去就。伏愿天恩遣使追召之。”乃敕遣臣八腹氏，分头发遣，其人民男女，举落随使尽来，永为公民。日本古代另一支大陆移民集团秦氏，其谱牒里也有类似的记述。《新撰姓氏录·山城国诸蕃》称：秦忌寸，太秦公宿祢同祖，秦始皇帝之后也。功智王、弓月王，誉田天皇（谥应神）十四年来朝，上表更归国，率百廿七县伯姓归化。以上史料未可尽信，但它确实反映了移民迁徙的缘由和经过。
(4) 出于传播文化的使命感而前往日本者，典型的事例如鉴真和尚之东渡，曾任日本最高学官——大学头之袁晋卿等等。
(5) 由日本人招聘来者，如《三代实录》“元庆元年（877）十二月廿一日”条记载，日僧智聪上言：“〔骆〕汉中是大唐处士，身多伎艺，知其才操，劝令同来。”
(6) 与日本人通婚而偕往者，如《日本纪略》“延历十一年（792）五月甲子”条记载：“唐女李自然授从五位下。自然，从五位下大春日净足之妻也。入唐娶自然为妻，归朝之日，相随而来。”
(7) 来到日本后，自愿留居者，如《日本后纪》“延历廿四年（805）十一月甲申”条载：“左京人正七位下净村宿祢源言：‘父赐绿袁常照，以去天平宝字四年奉使入朝，幸沐恩渥，遂为皇民，”即袁常照作为唐朝使节来到日本后，自愿留居于此。相同的情况，还有沈惟岳一行。761年，唐越州浦阳府押水手官沈惟岳一行护送日本迎遣唐使高元度等到达九州，日本朝廷敕令太宰府：其沈惟岳等，宜往往安置，优厚供给，其时服者，并以府库物给。如怀土情深，犹愿归乡者，宜给驾船水手，量事发遣。 《续日本纪》卷二十四“天平宝字七年（763）正月”条。结果，沈惟岳等都自愿留居不归。以上二例都是因为中国爆发“安史之乱”而不愿回国的。
此外，如自然灾害、逃亡等原因而到日本者当亦不少，限于史料，难以一一列举。从以上各条来看，所谓“钦化内归”者，实在少见。而属于第一和第三种情况的，人数最多。由此可见，日本的大陆移民在其祖国的身份地位、文化层次属于上层者并不多，且其迁徙往往具有集团性的特点。
关于第二种类型，迁徙原因主要应从日本方面求得，例如：
(1) 通过战争掠夺的人口，如《日本书纪》“仁德五十三年（5世纪初）”条记载倭国侵略新罗时，“即虏四邑之人以归焉”。对于这类情况，朝鲜史籍也有记载，如440年，“倭人侵南边，掠取生口而去”；462年，“倭人袭破活开城，虏人一千而去” 《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讷祇麻立干纪》及《慈悲麻立干纪》。。掠夺人口是古代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所以，此类移民人数众多。
(2) 向邻国强征来者，如《日本书纪》“应神十五年（4世纪末）”条记载：“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
(3) 外国政府“贡献”或赠送者，如《日本书纪》“应神十四年”条记载：“百济王贡缝衣工女”；“应神卅七年”条记载：“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朝鲜三国政权甚至把外国人口作为礼物献给日本，如《日本书纪》“钦明四年（543）”条记载，百济圣明王“献扶南财物与奴二口”；“钦明十一年（550）”条记载：“献高丽奴六口”；同书“齐明六年（660）十月”条记载：“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
(4) 因国家关系等原因不敢回国者，如《日本书纪》“钦明廿三年（562）”条记载，新罗攻占朝鲜南部之任那，其赴日本使节“不敢请罢，遂留不归本土，例同国家百姓，今河内国更荒郡鸬鹚野邑新罗人之先也”，“不敢请罢，恐致刑戮，不归本土，例同百姓，今摄津国三岛郡埴庐新罗人之先祖也”。“恐致刑戮”而不敢回国，更似为日本朝廷所抑留。这种情况还见于赴日充当人质者。
此外还有因海上迷途、事故等自然原因漂流到日本后，由于经济的或人为的缘故而无法回国者，这种人往往被地方豪族所隐占。
凡此种种，均非出于本人意愿，属于强制性移民。无论第一种或第二种类型，集团性的跨国移民，一般都与国际风云变幻密切相关，表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在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史上，集团性与阶段性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根据日本史籍记载，在9世纪以前，有多达一百万以上的大陆移民从中国、朝鲜半岛等地前往日本列岛，带来各种先进的文化技术，身体力行，极大地推动了倭国社会的成长。我将此数量庞大的人口称作“大陆移民” 参阅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其迁徙过程可以划为三个主要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不仅移民集团的构成、性质，以及原来所在国家的政治文化发展阶段各不相同，而且，他们在日本的社会组织形态、身份地位，以至发挥的作用也有明显的差异。
第一阶段，大约从4世纪后叶至5世纪初叶。这一时期，有关大陆移民的记载，主要集中于《日本书纪·应神天皇纪》。
众所周知，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从神武天皇到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真实性极为可疑。在历代天皇中 “日本（にほん）”国名和“天皇（てんのう）”称号，形成较晚。古代称日本为“やまと”，中国写作“倭”，日本作“倭”、“大倭”、“和”、“大和”等，“邪马台”音同。大约在4世纪左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产生部族联合的国家政权，即大和朝廷，其君主称作“大王（おおきみ）”，既是世俗政治的领袖，又是神权的代表。此后，大和朝廷逐步统一日本，遂以政权中心地名“やまと”统称全国。随着国家制度日益完善和对外关系的发展，7、8世纪之际，其“大王”改称“天皇（すめらみこと）”，国名也正式改称“日本”。严格地说，7世纪以前，“天皇”和“日本”应分别称作“王”和“倭国”，有时因为引用史料和叙述方便而笼统称之。参阅韩昇《海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谥“神”者有三位，分别为第一代的神武天皇、第十代的崇神天皇和第十五代的应神天皇。这一点，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概言之，称“神”者代表新时代或新王朝的开创人，根据对王号称谓、继承关系等记载的分析批判，日本学者大多认为大和朝廷始于应神时代（约在4世纪后叶至5世纪初叶）。而《日本书纪》从应神天皇起的记载也渐有规范，其中有关朝鲜国家的记载，若把年代后推一百二十年，则与中国、朝鲜的记载基本符合。所以，从此时期开始的记载，略为可信。
根据《日本书纪·应神天皇纪》，该时期迁徙到日本的移民有：(1) 十四年（283）春二月，百济王贡缝衣工女，曰“真毛津”，是今来目衣缝之始祖也。
(2) 是岁，弓月君自百济来归，因以奏之曰：“臣领己国之人夫百廿县而归化，然因新罗人之拒，皆留加罗国。”爰遣葛城袭津彦而招弓月之人夫于加罗。
(3) 十五年（284）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4) 十六年（285）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
(5) 廿年（289）秋九月，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
(6) 廿八年（297）……新罗王……乃贡能匠者，是猪名部等之始祖也。
(7) 卅七年（306）春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
(8) 卌一年（310）春二月，……是月，阿知使主等自吴至筑紫，时胸形大神有乞工女等，故以兄媛奉于胸形大神，是则今在筑紫国御使君之祖也。既而率其三妇女以至津国，……是女人等之后，今吴衣缝、蚊屋衣缝是也。根据以上记载，秦氏（弓月君）、东汉氏（阿知使主）、西文氏（王仁）等古代最大的移民集团始祖，以及“吴国”（中国南朝）、百济、新罗等各国移民都在这个时期迁徙到日本，真可谓四方辐辏，群贤毕至。然而，正因为如此，学者颇怀疑其真实性。例如，《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记载：十四年（470）春正月丙寅朔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住吉津。……以衣缝兄媛奉大三轮神，以弟媛为汉衣缝部也。这条记载和上引第七条极其相似。显然，《应神天皇纪》里混进了雄略时代的事件。有些研究者据此否认《应神天皇纪》的真实性。如上所述，大陆移民迁徙到日本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事情，而且，从出土文物来看，应神时期无疑有移民在日本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日本书纪》记载上的混乱，连移民的事实也加以否定。平野邦雄教授认为 平野邦雄《秦氏の研究》（一）（二），日本，《史学杂誌》第70编第3、4号，1961年。，秦氏与东汉氏集团在迁徙时间上确实有先后之别，绝非同时而至。《日本书纪》既然以应神天皇来暗示新时代的发轫，那么，将主要移民集团的始迁祖系于该时代，大概属于溯源性记载。雄略时代迁徙到日本的移民，《日本书纪》一般称之为“新来”。“新”是为了和“旧”相区别，所以，《应神天皇纪》的纪年虽然不太可靠，但把该时代作为文献记载上大陆移民的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合理的。
这一阶段，如规模宏大的仁德天皇陵所示，大和朝廷已经确立了大王家的世袭统治，统一了日本的主要地区，中央朝政由各大豪族世袭分掌，地方上则设立了一些大王直属的“屯田”、“屯仓”，作为控制地方的据点。古代国家的政权机构已经初具规模。
在大和朝廷建立健全的时期，大陆移民的到来，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上层人士很快被吸收到朝廷机构里，如《宋书·倭国传》记载，元嘉二年（425），倭王“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司马曹达就是这类例子。至于移民的中下层，则主要是大批熟练的劳动人口，他们对日本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贡献颇大。《古事记·仁德天皇》记载：“又役秦人作茨田堤及茨田三宅。”反映出移民在农业部门的技术革新和垦荒开发。考古发掘也证明，此时期的冶金铸造技术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陆移民，而且，还传入了汉语文字，对日本今后的文化发展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第二阶段，大约从5世纪后叶到7世纪初叶。此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5世纪后叶为中心，相当于雄略时代；后期从6世纪中到7世纪初，相当于钦明至推古时代。
在此阶段，大和朝廷倚重大陆移民，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及技术的变革，较大地提高了皇权。《日本书纪》“雄略三年（459）”条记载：唯所爱宠，史部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等。同书《钦明天皇即位前纪》也记载：天皇幼时梦，有人云：“天皇宠爱秦大津父者，及壮大，必有天下。”寤惊遣使普求，得自山背国纪伊郡深草里，姓字果如所梦。……乃令近侍，优宠日新，大致饶富。及至践祚，拜大藏省。身狭村主青和桧隈民使博德是东汉氏集团的前期首领，在雄略天皇时代十分活跃；秦氏集团于其根据地山背国纪伊郡深草里开发致富，拥有很大实力，这些都是事实。所以，上述记载固然未可尽信，但无疑反映了该时代大陆移民颇受重用的情况。
在此背景下，随着大批新移民迁徙而来，日本政治与社会制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雄略天皇时代的“新来汉人”，分别是“陶部”、“画部”、“鞍作部”、“锦织部”、“汉衣缝部”、“飞鸟衣缝部”等“部（ベ）”的始迁祖，他们直属于中央，成为专门为朝廷制作生产的“品部杂户”品部（しなじなのとも、しなベ）属于律令制度成立以前部民制度下非农业的职业部，有向中央官司服劳役的“上番型”和根据需要提供特殊产品物资的“贡纳型”。大陆移民多属于前者，后者则接近于私有领民。在律令制度下，他们分别被伴部（内廷性质部分）和品部杂户（生产性质部分）所继承吸收。杂户（ざっこ）是律令制度下属于特定官司的手工业者集团，有定期上番和交纳特殊产品等类型，由国家免除其部分或全部课役，属于上层贱人身份，多为大陆移民。。新的技术性移民编为“部”，此组织形式推广开来，老的移民如汉氏、秦氏之下也组成汉部、秦部等，以往的伴造制度 伴造（とものみやつこ）。“伴”意指人，同指土地的“国”相对应；“造”意为统率者。伴造是中央下层豪族，世袭统率其下属为朝廷服役，大化革新以后，其上层跻身于贵族之列，其余则多成为伴部，管理品部杂户等。重新编为部，如藏部、史部、扫部、水部、膳部等，形成了日本古代社会最基本的部民制度。这种分部管理的组织形式，早就存在于中国北方民族之中，高句丽和百济亦如此。津田左右吉先生认为，日本的部民制度受大陆移民传入的百济部制的影响而产生。此后的研究进一步认为，其根源是中国南北朝时代的部曲制度，通过朝鲜国家传入日本 津田左右吉《日本上代史研究》，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30年。此后的研究有坂本太郎《家人の系谱》，收于氏著《日本古代史の基础的研究》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玉井是博《唐の贱民制度とその由来》，收于氏著《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岩波书店，1942年；滨口重国《唐の部曲、客女と前代の衣食客との関係》、《唐の贱民、部曲の成立过程》，收于氏著《唐王朝の賎人制度》，东洋史研究会，1966年。。部的上层是其统率者伴造，下层是从事生产活动的部民。部的制度随着国家组织的扩大而由中央向地方、由官司向豪族、由品部向部曲（民部）、名代、子代推广普及大化革新以前，以天皇、皇后和皇子的名义设立的皇室私有的部，如为皇子设立的称“子代”。这种部不是以土地而是以人员集团为单位，部民取自于地方国造。，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的赋调力役制度，构成古代国家早期的组织体制平野邦雄《大化前代社会組織の研究》，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年。。
其次，中央豪族的氏名，起源于其世袭官职，如大伴、物部和忌部等，日本称之为“负名氏”。再如鞍部、锦部、金作部，以及其下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品部杂户，氏名同样来源于其职业，称为“负姓氏”。负名与负姓，都起源于在朝廷中世袭分担的职务，以此表示门第，并通过大王（天皇）赐姓，确定在身份等级秩序中的地位，这就是“氏姓制度”。有些研究认为，日本的氏姓制度源于新罗的骨品制。但平野邦雄先生指出，新罗的骨品制迟至武烈王（654—661年）时代才成立，在6世纪看不到贵族骨品制的痕迹平野邦雄《8、9世纪における帰化人身分の再编》，日本，《历史学研究》第292号，1964年9月。。所以，氏姓制度是伴随部民制度建立的，大致形成于雄略时代。
复次，以前朝廷在地方上的据点屯田屯仓，其具体形态不得而知，不能同6世纪以后的屯田屯仓混为一谈。从安闲时代（531—535）起，地方上大量设置屯田屯仓，出现了将劳动者（田部）与土地统一管理的端倪。钦明时代设置的白猪屯仓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新来的移民白猪史作为中央派遣的田令，管理白猪屯仓，还负责征收租税。更重要的是，他还移植大陆的户籍制度，编制田部丁籍，成为日本户籍制度的先河。在大陆移民的直接参与下，屯田屯仓成为6世纪以后新的统治形式。
综上所述，在日本古代国家最基本的统治形态，即部民制、屯田屯仓和氏姓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都见到新来移民的巨大作用，促进了国家制度的重要进步。
此阶段的移民，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技术移民大量增加。雄略朝许多手工业移民迁来及其影响，既如上述，所以我将之划为前期。到了后期，集团性移民固然减少了，但是，这种倾向却越发明显。从钦明到推古时代，许多身具高度文化技术的移民来到日本，颇受重用。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推来自百济的五经博士，以及佛教的传播，开一代文化之先河。儒家和佛教并用，成为大和朝廷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大化革新就是在此背景下，由“新汉人”积极参加完成的。
第二，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南北朝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密。此阶段前期，倭国直接与南朝交往。雄略以后，这种交往中断了。但是，在朝鲜半岛，百济与南朝的关系在4世纪末以后超过高句丽关于南朝与朝鲜三国关系的升降变迁，请参阅韩昇《四至六世纪百济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收于第7回百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百济社会的诸问题》，韩国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1994年（增补修订后，改题为《南北朝与百济政治、文化关系的演变》，发表于韩国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编《百济研究》第26辑，1996年）；《“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十分亲密。百济同倭国的关系也由于高句丽的压迫而加强。因此，许多南朝的人员和文化经由百济传入倭国，构成该时代文化的主流，即所谓的“吴”文化，影响深远。
第三，虽然此阶段大陆移民十分活跃，贡献颇大。但同时也应看到，倭国自身的文化水准也在大幅度提高，特别从推古朝恢复与中国的交往，开始向中国派遣留学人员以后，许多以前必须由大陆移民担任的领域，已经逐渐由日本人承担。随着隋唐文化的流入，旧移民的知识愈显老化，不得不从文化技术的先进领域渐渐退了下来，转向其他方面发展。所以，大陆移民在文化上渐趋衰落，实际上从该阶段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第三阶段，主要集中在7世纪后叶，即齐明、天智、天武、持统时代。8世纪以后的移民，主要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活动，总体而言，没有太多时代性特点，可以作为大陆移民史的尾声。
这时期的移民是由于唐朝灭百济、高句丽的战争而引起的。两国灭后，其王公贵族携大批遗民流亡倭国。其中，有一些是唐朝的战俘，被百济转献给大和朝廷。
当时，倭国已经完成大化革新，又进一步清除了垄断朝政的苏我氏势力，以大王为首的中央压倒了各级豪族势力，国家体制正由豪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倭政权强化中央集权。663年，倭朝廷为了争夺在朝鲜的利益，出兵支援百济和高句丽，与唐军决战于白江口，大败而归，举国震动。为了防备唐朝乘胜追击，倭国重用朝鲜亡臣，协助指导军事部署。危机过后，又把他们转用于对付东北虾夷的战争。而且，从669年到702年的三十余年间，由于尚未恢复“遣唐使”，所以要依靠他们来传播和推行新的大陆文化。于此特殊的历史时期，朝鲜移民备受重视，享受特殊待遇，迅速形成新的朝鲜移民氏族。尤其是其上层人物，身份地位、文化修养均高，多被委以重任，遂成风气，影响直至平安初期。正是由于朝鲜移民氏族的破格晋升，使得在赐姓、任官等方面，日本人与大陆移民之间的界限被冲破，加速了新老移民纷纷脱离本业、转向仕途的进程。移民氏族之间相互攀比，诈冒高姓，伪造谱系，移居城市。在此风潮下，大陆移民的专长与特性丧失殆尽，走向同化。
白江口战役之后，倭朝廷痛定思痛，深感自身在政治制度和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落后，必须急起直追，全面吸收唐文化，故在全面恢复与唐朝的交往之后，派往唐朝的使团无论从规模到人员素质，都远远超过以往水平，明显在加紧培养自身新一代人才。另一方面，则在国内注意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大陆移民参与改革，例如在建立唐式“律令体制”时，就委派唐俘萨弘恪参加制定大宝律令；在吸收唐文化时必须更新传统的“吴”（南朝）文化，便选任唐俘续守言和萨弘恪为大学寮音博士。十分明显，日本朝廷已不再看重集团性移民，而是更加注重个别人才，所以在此后的大陆移民史上所见到的，主要是杰出人物的个人事迹。
造成上述转变的原因，首先是大陆移民带来的文化技术已经陈旧老化，在面临社会变革的新课题时，不堪重任，无能为力。其次是移民氏族的上层人物脱离专业部门，热衷于仕途，整个集团已失去自己的特性和生气。复次，日本自己的人才已经培养成熟，和前代相比，在许多专门领域，大陆移民已经降为辅助角色，主角则由日本人充任。最重要的是，日本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能够直接吸收和消化唐朝文化技术的水平，不再需要通过移民间接输入，更不需要通过朝鲜半岛转手。遣唐使的派遣，不论是对日本社会文化的成长更新，还是对移民社会的冲击，都至关重要。这时，日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直接从唐朝求得，而大陆移民中的个别人才，则只作为有益的补充。
文化技术的优势一旦丧失，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史便进入了尾声。当然，在8世纪之后还有不少大陆人口陆续迁来，其中不乏影响巨大者，如袁晋卿、鉴真等。然而，蔚为壮观的集团性移民已成往事，通过组成移民氏族集团对日本社会发生作用的情况不复存在。而且，日本政府也逐渐改变往日欢迎大陆移民的态度。首先，对于既有的移民，采取不加限制的赐姓来加速同化。《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元年（757）四月”条记载，日本朝廷下诏：“其高丽、百济、新罗人等，久慕圣化，来附我俗，志愿给姓，悉听许之。”此诏一公布，申请改姓者接踵而至，如“韩”改为“中山连”，“王”改为“杨津连”，“乐浪”改为“高丘连”，“汉人”改为“云梯连”等等。改姓的方向是变“蕃姓”为“和姓”，而且人数极多，如天平宝字五年（761）三月，一次改赐各国移民一百八十八人日本姓氏；延历十八年（799）十二月，改赐姓一百九十人等，及于农民阶层。其次，对于新来移民，《令义解·户令》规定：“化外人于宽国附贯安置。”《杂令》规定：“凡蕃使往还，当大路近侧，不得置当方蕃人”等，不再像以往那样将大陆移民置于近畿等重要地区，如把新来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移民安置在东北偏僻地方，作为劳力使用。到8世纪中叶，如《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三年（759）九月”则进一步规定：对于新来者“宜再三引问，情愿还者，给粮放却”，实行遣还本国的办法。根据佐伯有清先生的研究佐伯有清《9世紀の日本と朝鮮》，日本，《历史学研究》第287号，1964年4月。，随着王化思想和排外主义的抬头，来自大陆的移民待遇日渐恶化，820年，甚至激起远江、骏河两地七百余名新罗移民的反抗。以此为转折，824年以后，所有新来的新罗人均遭遣还，日本已基本上不再承认“归化”了。因此，史学界一般认为，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史结束于9世纪。
7世纪后期，百济和高句丽上层贵族的到来，曾经显赫一时，其高贵的身份血统，使得日本的天皇贵族颇与之联姻。从奈良至平安初期，他们甚至位列公卿，跻身相府，飞黄腾达，如日中天。细加分析，这种现象对日本“和蕃”界限造成的冲击要远远高过其文化史上的意义，颇似无源之水，迅速干涸。当这阵绚丽夺目的鲜花开过，已是北风凛冽，大陆移民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辛勤劳作中默默同化，成为今天日本人的祖先。
古代东亚世界的形成，大陆移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讲古代文明的传播时，往往注意其结果，而轻视其过程，忽视了传播的媒体。实际上，在古代文明传播中，这是最重要的环节，古代文明仅仅通过书籍和知识的介绍是无法成功移植的。日本列岛由渔捞时代转变为农耕社会，靠的是大批弥生文化人的迁入；在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仍然是依靠数以百万计的大陆移民迁入日本，才实现大陆制度文化的移植。
上百万大陆移民分布于日本列岛各地，组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移民组织，开发出一片片肥沃的土地。他们以其聚居的移民社会为依托，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里，传播移植大陆的文化技术，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着日本社会大踏步向前迈进。关晃先生在《归化人》一书中，对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们“对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他们传入新的文化，因此是新时代的主人公”关晃《帰化人》，日本东京，至文堂，1956年。。
大致说来，大陆移民对日本社会的贡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务方面，参与创建国家机构，协助制定国家政策，编制法典，推行屯仓、户籍和班田等制度，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甚至担任最高阶层的将相职务，参加管理国家。
(2) 外交方面，担任外交使节，撰写外交文书，迎送外国使节，从事翻译工作。
(3) 军事方面，在日本豪族势力强大的时代，移民集团也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凭此参与政治活动。在中央集权加强的律令制时代，不少移民成为军将卫士。他们为日本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参加修筑城墙等军事工事，经略镇抚东北的虾夷地区。
(4) 学艺方面，传入汉字、诗文、儒学、天文、历法、阴阳学、医药、数学、音乐和杂伎等。
(5) 教育方面，在中央官学担任主要教职，教授学生，传播和普及中国文化。
(6) 科技方面，传入并从事冶炼、金工、织染、皮革、土木、漆画、酿造、各类器具和笔墨纸砚等制造工艺。
(7) 宗教方面，传入道教和佛教，推动佛教的兴盛，建造寺塔佛像，担任僧职，传布教义。
(8) 生产方面，从事地区开发，兴建水利事业，传入新的作物品种，牧马养蚕等。
此外，大陆移民还成为日本生产开发的劳动力。
以上列示的八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写成一部专著。大陆移民是古代东亚世界内部的文化传播者和坚强的联系纽带。
§§下编 东亚世界的历史进程东亚世界形成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