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来自唐朝的移民
古代东亚世界一直都存在人口流动与迁徙，多与中国政局演变密切相关。唐代以前的人口迁徙，第三章已有概述。隋唐建国，向东亚主动性的移民大为减少，大规模集团性向外迁徙难得一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个别的乃至小规模的人口迁徙仍在进行。由于东亚国家生产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一般性的移民难以对迁入国产生影响，只能成为人口和劳动力意义上的移民。身份较高的文化性移民，人数虽少，却能发挥作用，有些人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唐朝人成批流落至日本，大约始于唐高宗时代。唐高宗灭百济时，部分将士被百济俘虏。百济为取得日本援助，就将续守言等百余名唐俘转献给日本。《日本书纪》记载：齐明天皇六年（660）十月，“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今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
齐明天皇七年（661）十一月条旁注：“《日本世记》云：十一月，福信所获唐人绩（绩，北本及释纪作‘续’，古相通。——原注）守言等至于筑紫。或本云：辛酉年，百济佐平福信所献唐俘一百六口，居于近江国垦田。”
天智天皇二年（663）二月亦载：“是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续守言等。”由于当时日本出兵支援百济，与唐朝处于战争状态，所以这些战俘被囚居于京畿腹地的近江国和美浓国属郡，强制进行“垦田”。不久，日军被唐朝与新罗军队击溃于白江口，百济残余势力的抵抗被敉平，高句丽也于668年灭亡。白江口战役惨败，日本举国震动，遂一方面同唐驻朝鲜军政机构频繁接触，迅速与唐朝修好，缓和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则加紧国内的政治改革，吸收唐朝的制度文化，模仿移植。在这种形势下，唐朝俘虏中有文化的人员自然被发掘出来，让他们向日本传授唐朝文化知识，派上用场。
在日本古史中，首先见到起用唐俘者为天武天皇，他在“壬申之乱”起兵争夺皇位时，向唐俘请教作战方略。《释日本纪》卷十五《天武上》“磐锹见兵起，乃逃还之”条注记载：《私记》曰：案调连淡海，安斗宿祢智德等日记云：石次见兵起，乃逃还之。既而天皇问唐人等曰：“汝国数战国也，必知战术，今如何矣？”一人进奏曰：“厥唐国先遣者（？）睹者，以令视地形险平及消息，方出师，或夜袭，或昼击，但不知深术。”时天皇谓亲王云云。天武天皇采取纵深迂回包围的战略，在日本古代战争中似属首见，这恐怕与唐俘献策有关。
可是，在战后犒赏功臣时，未见唐俘受赏的记录。仔细分析受赏者名单，基本都是各地实力集团的氏族首领，其中包括不少早期大陆移民集团的头领，他们雄踞一方，率部族响应天武天皇，自然功绩显赫。反观唐俘，他们原是受管制的囚徒，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组织，所起作用当然大为逊色。十分明显，大陆移民在日本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实力。
在上述唐俘中，续守言和萨弘恪两人属于在日本发展颇顺的事例。兹将散见于《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摘引如下：
持统三年（689）六月庚子条记载：“赐大唐续守言、萨弘恪等稻，各有差。”
持统五年（691）九月己巳朔壬申条记载：“赐音博士大唐续守言、萨弘恪，书博士百济末士善信银人廿两。”
持统六年（692）十二月辛酉朔甲戌条记载：“赐音博士大唐续守言、萨弘恪水田人四町。”音博士为日本中央教育机构大学寮的教职。
萨弘恪后来还参与制定《大宝律令》，《续日本纪》“文武天皇四年（700）六月甲午”条记载：“勤大壹萨弘恪……撰定律令，赐禄各有差。”
续守言和萨弘恪两人属于唐俘中颇具文化素养的军官，所以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委以大学寮教职，教授日本学生唐朝语音，大概是大学寮中首批中国教官。他们两人完全是凭着个人才能为日本政府所任用，才走上仕宦之路，和依靠部族力量发挥作用的早期大陆移民集团首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
唐平百济后迁往日本者，还有八清水连和杨津连两氏。《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上》记载：“八清水连，出自唐左卫郎将王文度也”，“杨津连，八清水连同祖，王文度之后也”。王文度的事迹，见于两《唐书·百济国传》。《新唐书·百济传》记载：“显庆五年……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文度济海卒。”《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五》“太宗武烈王七年（660）”条、同书《百济本纪第六》“义慈王二十一年（660）”条也有相同的记载，可知王文度被任命为熊津都督，赴百济后旋去世。八清水连和杨津连出自王文度，显然是假冒，或为其部众。《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五年（761）三月庚子”条的赐姓记载有“百济人……王国岛等五人杨津连；……王宝受等四人杨津造”，可知日本朝廷将他们归为百济人。据此推断，他们很可能是王文度军中的百济士卒，因姓王而冒认王文度后裔，并非唐人，此不讨论。
接着来考察一下其他唐朝移民的情况。
天平宝字五年（761）八月十二日，迎藤原河清使高元度一行自唐朝回到日本。唐朝政府派遣“押水手官越州浦阳府折冲赏紫金鱼袋沈惟岳等九人，水手 此处“水手”二字，若非衍文，则疑其后有脱文。、越州浦阳府别将赐绿陆张什等卅人，送元度等归朝，于大宰府安置” 《续日本纪》卷二十三“废帝（淳仁天皇）五年八月”条。。根据《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六年（762）五月丁酉”条记载：大宰府言：唐客副使纪乔容已下卅八人状云：大使沈惟岳赃污已露，不足率下，副使纪乔容、司兵晏子钦堪充押领，伏垂进止。可知唐朝送客使团由大使沈惟岳、副使纪乔容和司兵晏子钦等组成。同年八月乙卯条还记载：敕唐人沈惟岳等著府，依先例安置供给。其送使者，海陆二路量便咸令入京。其水手者，自彼放还本乡。由此已可看出唐朝送使一行打算留居日本，而日本政府则允许其官人入京，对于没有文化的水手则遣送回国。亦即到了奈良时代，日本接受大陆移民是有所选择的。那么，沈惟岳等留居日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同书“天平宝字七年（763）正月”条记载：高丽大使王新福言：“李家太上皇、少帝并崩，广平王摄政，年谷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议，称圣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锋甚强，无敢当者。邓州襄阳已属史家，李家独有苏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于是，敕大宰府曰：“唐国荒乱，两家争雄，平殄未期，使命难通。其沈惟岳等，宜往往安置，优厚供给，其时服者，并以府库物给。如怀土情深，犹愿归乡者，宜给驾船水手，量事发遣。”这是一条东亚国家对唐朝“安史之乱”的重要记载，弥足珍贵。十分明显，唐朝政腐败，“安史之乱”平殄无期，是促使沈惟岳等人不愿回国的原因。这些人定居日本后，情况如何呢？
沈惟岳，《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清海宿祢，出自唐人从五位下沈惟岳也。”其改姓、授官位和编附京籍的经过分别见于《续日本纪》“宝龟十一年（780）十一月丙戌”条：“授唐人正六位上沈惟岳从五位下”；同书“同年十二月甲午”条记载：“唐人从五位下沈惟岳赐姓清海宿祢，编附左京”；同书“延历八年（789）三月辛酉”条还记载：“从五位下清海宿祢惟岳为美作权掾。”亦即沈惟岳自天平宝字五年到日本，经过十九年才获得清海宿祢姓。“宿祢”在天武天皇新定八色姓中，次于真人和朝臣，居第三位，属中高级的姓。其官位止于从五位下，属中级，而官职仅为美作国“权掾”。“掾”在日本四等官中为第三等的判官，一般由正七位下以下官吏充任，而沈惟岳以从五位下屈居“权掾”职务，境况可想而知。
张道光和孟惠芝，《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嵩山忌寸，唐人外从五位下（船典，赐绿）张道光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嵩山忌寸，唐人正六位上（本丑仓，赐绿）孟惠芝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赐绿”，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贞观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参照此二人官职，充其量不过七品，且似临时加封，以赏其出使。“丑仓”乃“司仓”之误，据《唐六典》卷三十“上州中州下州官吏”条，上州“司仓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下”；中州“司仓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下”；下州“司曹〔曹当作仓〕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由此看来，张道光和孟惠芝二人均为唐朝七品官。他们在日本改姓的记载见于《续日本纪》“延历三年（784）六月癸丑”条：“唐人正六位上孟惠芝、正六位上张道光等，赐姓嵩山忌寸”，同样在徙居日本二十三年以后。“忌寸”在新姓制中排第四位，属中级姓。《类聚国史·赏赐》“延历十七年（798）六月戊戌”条记载：“唐人外从五位下嵩山忌寸道光。”可知张道光在延历三年至十七年之间，由正六位上升为外从五位下。此二人的官位均为中下级别，但未见任职记载。
晏子钦和徐公卿，《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荣山忌寸，唐人正六位上（本国岳，赐绿）晏子钦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荣山忌寸，唐人正六位上（本判官，赐绿）徐公卿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根据前引《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六年五月丁酉”条记载，晏子钦的官职为“司兵”，故“国岳”当为“司兵”之误。根据《唐六典》卷三十“上州中州下州官吏”条记载，上州“司兵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下”；中州“司兵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下”。此二人身份均明记为“赐绿”，所以是唐朝七品官。其改姓见于《续日本纪》“延历三年（784）六月辛丑”条：“唐人赐绿晏子钦、赐绿徐公卿等，赐姓荣山忌寸”，距定居日本业已经过了二十三年。《类聚国史·赏赐》“延历十七年（798）六月戊戌”条记载：“官奴权令史正六位上荣山忌寸诸依，造兵权大令史正六位上荣山忌寸千岛。”可知他们的官位均为正六位上，却都屈居低级的“令史”吏职。
吾税儿，《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长国忌寸，唐人正六位上（本押官，赐绿）五税儿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五”即“吾”，“押官”即“押水手官”。其改姓见于《续日本纪》“延历三年（784）六月癸丑”条：“正六位下吾税儿赐永国忌寸。”距定居日本二十三年，未见任官记载。
卢如津，《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清川忌寸，唐人正六位上（本赐绿）卢如津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其改姓与任官情况，见《续日本纪》“延历五年（786）八月戊寅”条记载：“唐人卢如津赐姓清川忌寸”；《类聚国史·赏赐》“延历十七年（798）六月戊戌”条记载：“大炊权大属正六位上清川忌寸是麻吕”；《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805）十一月丁卯”条记载：“授唐人正六位上清河忌寸斯麻吕外从五位下”；《类聚国史·叙位》“弘仁十三年（822）正月己亥”条记载：“外从五位下清川忌寸斯麿，……从五位下。”亦即在徙居日本二十五年后改姓，以正六位上的身份屈任大炊寮权大属（相当于从八位下）的低级吏职，到耄耋之年才勉强升至从五位下，多半还属于“恩恤”性质。
沈庭勖，《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清海忌寸，唐人正六位上（本赐绿）沈庭勖入朝焉，沈惟岳同时也。”除此之外，其改姓和任官的情况未见于史籍。从他们一行人的事例推测，其改姓最早也得在迁居日本二十年以后。
根据前引《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五年八月十二日”条记载，送客使沈惟岳一行官人留居日本者，当是九人，除上述八人外，应该还有一人。最有可能属此一行人者，是下述的马清朝或沈清朝，但究竟是谁，则因为缺乏史料，难以做结论。
马清朝，《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新长忌寸，唐人正六位上马清朝之后也。”其改姓记载见于《续日本纪》“延历七年（788）五月丁巳”条：“唐人马清朝赐姓新长忌寸。”其余情况，未见记载。
沈清朝，《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上》记载：“净山忌寸，出自唐人赐绿沈清朝也。”其改姓等情况不详，当同于以上诸例。史籍上还见到清山总世一人 《类聚三代格》卷十二“齐衡三年（856）九月二十三日”条所收“太政官符”。，当为其族人，具体情况亦不详。
从以上诸例可知，沈惟岳一行虽为唐朝官吏，具有一定的身份，但是，徙居日本以后到获准改姓约需二十年以上；他们当中最高官位是从五位下，一般为正六位上；官职均低于官位，多为下级吏职，未见受到重用。
除了沈惟岳一行人之外，还有个别迁居日本者，例如：
李元环，《续日本纪》“天平胜宝二年（750）二月乙亥”条记载：“幸春日酒殿，唐人正六位上李元环授外从五位下”；同书“天平宝字五年（761）十二月丙寅”条记载：“唐人外从五位下李元环赐姓李忌寸”；同书“天平宝字七年（763）正月壬子”条记载其担任“织部正，出云介如故”；翌年十一月戊戌，官位晋升为“从五位下”，任出云员外介；天平神护二年（766）十月癸卯，“授从五位下李忌寸从五位上。……以舍利之会奏唐乐也”；宝龟二年（771）十一月丁未叙正五位下。《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清宗宿祢，唐人正五位下李元环之后也。”其姓由“忌寸”升为“宿祢”，推测在延历十一年（792）以后的延历年间 佐伯有清《新撰姓氏録の研究·考证篇第四》，第406页。；所担任的出云国“介”，为地方次官，与其官位基本相符。
皇甫东朝和皇甫昇女，《续日本纪》记载，天平八年（736）八月庚午，皇甫东朝随遣唐副使中臣朝臣名代迁徙到日本，同年十一月授官位。天平神护二年（766）十月癸卯，“从六位上皇甫东朝、皇甫昇女并从五位下。以舍利之会奏唐乐也。”此后，皇甫东朝在神护景云元年（767）三月己巳任雅乐员外助兼花苑司正，神护景云三年（769）八月甲辰叙从五位上，宝龟元年（770）十二月丙辰担任越中介。其职务与官位基本相符。
王希逸，《续日本纪》“延历十年（791）五月乙亥”条记载：“唐人正六位上王希逸赐姓江田忌寸，情愿也。”此外，未见其他记载。
清内宿祢雄行，《三代实录》“元庆七年（883）六月十日”条记载：“从五位下行丹波介清内宿祢雄行卒。雄行字清图，河内国志纪郡人也。本姓凡河内忌寸，后赐清内宿祢姓。昔者唐人金礼信、袁晋卿二人归化本朝云云。年七十三。昔文德天皇龙潜，御梨木院之时，雄行侍读，奉讲《孝经》。”此条史料有脱文，根据下述袁晋卿事迹判断，清内宿祢雄行应是金礼信的后裔。金礼信和袁晋卿一同来日本，据袁晋卿事迹可知其具体时间为天平七年（735）。清内宿祢雄行一族精通儒学，他本人为文德天皇讲解《孝经》，应该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因而受日本朝廷重视，氏姓也由“忌寸”晋升为“宿祢”。
第二节 袁晋卿家族
在众多唐朝移民中，袁晋卿的贡献比较突出，可以从中窥见唐朝移民在日本的境况，故专节探讨。
袁晋卿，《续日本纪》“宝龟九年（778）十二月”条记载：庚寅，玄蕃头从五位上袁晋卿赐姓清村宿祢。晋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随我朝使归朝，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于后历大学头、安房守。由此可知，袁晋卿在中国时已熟习文学经典，到日本后，年未弱冠就担任大学音博士，绝非泛泛之辈。其赴日时间为天平七年（735），正值唐玄宗开元盛世，并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时，所以当是应日本人之邀前往传授唐文化。《续日本纪》同年三月条记载：“入唐大使从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广成等自唐国至，进节刀。”据此可知袁晋卿是随第九次遣唐使船到日本。同行的有吉备真备、僧玄昉等日本著名人物，也许就是他们邀请袁晋卿的。有些日本学者以为这条史料没有唐人赴日的记载，所以怀疑袁晋卿或许是翌年到日本的。恰巧翌年有第十次遣唐使船回日本。而且，《续日本纪》“天平八年（736）八月”条记载：“入唐副使从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等率唐人三人、波斯人一人拜朝。”但据同年十月、十一月条的记载，这四位外国人分别是唐僧道睿、波罗门僧菩提、唐人皇甫东朝和波斯人李密翳。因此，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还是尊重《续日本纪》“宝龟九年（778）十二月”条的记载为宜。
从现存史料，可以大致了解袁晋卿在日本的活动事迹。现整理如下表 《续日本纪》“天平神护二年（766）十月癸卯”条记载：“正六位上袁晋卿……从五位下，以舍利之会奏唐乐也”；同书“神护景云元年（767）二月丁亥”条记载：“幸大学释奠。……音博士从五位下袁晋卿从五位上”； 同书“神护景云三年（769）八月甲寅”条记载：“从五位上袁晋卿为日向守”； 同书“宝龟九年（778）二月庚子”条记载：“从五位上袁晋卿为玄蕃头”；同年十二月庚寅条记载：“玄蕃头从五位上袁晋卿赐姓清村宿祢。晋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随我朝使归朝，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于后历大学头、安房守”； 同书“延历四年（785）正月辛亥”条记载：“从五位上净村宿祢晋卿为安房守。”：
从上表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 官位。从袁晋卿到日本后任大学音博士起算（日本令制规定，大学音博士为从七位上，依此推算），从735—767年的三十二年间，其官位依次经正七位下、上，从六位下、上，正六位下、上，从五位下，至从五位上，上升八级，平均四年升一级，此后未再提升，大约属于中上级官人。这主要是因为他基本上从事教育工作，已升到教职的最高位品。
(2) 赐姓。袁晋卿获赐清村宿祢姓，在其到日本的四十三年之后。
(3) 职务。在其五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约十年担任地方官，其余的四十多年都在大学任职，担任过最高教职的大学头和主管僧尼与接待外国使人的玄蕃头，属清要官职。
显然，袁晋卿主要不是作为官员，而是作为学者，依靠自己的文学才华，为日本吸收唐朝文化作出巨大贡献而受到朝廷的重用。
袁晋卿是清村宿祢一族的始祖。在日本真言宗创始高僧空海文集《性灵集》里，有一则题为《为藤真川举净丰启》的启文，记述了袁晋卿家族的生活情况，弥足珍贵 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性灵集》的断句注释颇有错误，故此重作标点。：真川等启，昧金照面，必待莹拂，童蒙开眼，定因师训。然则恩之重者，师德为最。如今故中务卿亲王之文学、正六位上净村宿祢净丰者，故从五位上、勋十一等晋卿之第九男也。父晋卿遥慕圣风，远辞本族，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口吐唐言，发挥婴学之耳目。遂乃位登五品，职践州牧。男息九人，任中而生。弘、秀两人，则任经中外，俸食判官，并皆降年短促，不幸而殒。最弟一身，孑然孤留，是则真川等受业之先生也。文雅陶心，廉贞养素，去延历中沐天恩于骏州录事，次迁亲王文学，忽遇罹时变，进仕途穷。今傥赖震宫之大造，朝参暮谒，年岁推移，欣厚过望。还叹薄命徒老，原宪之室，柴炭如金，孔伋之家，米菜似玉。既而风朝月夕，与饥蝉而绕悲，雪夜霜晨，将旅雁以多叹。至如冒雨涉泥，藜仗为马，戴星归舍，蔬餐支命，充庭黄口，无粒啄拾，巢里寒妇，珠泣向隅。每尚一忠于百君，还悲五尺之无容，悲哉！春雨荣林，新栽无蕊，秋风茂野，孤干未实。真川等润训有年，酬德无日，无势无力，空竭肝胆。伏惟相国阁下，帝宠伊霍，济物为心，天假仁慈，博爱是务，飞沉生其一眄，荣悴因其咳唾。伏愿贷恩波于涸鳞，赐德花乎穷翼，则汉语易咏，吴音谁难。敢抽愚款，烦黩簪圭，谨奉启不宣，谨启。弘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遍照发挥性灵集》卷四，空海著，真济编，渡边照宏、宫坂有胜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1，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在日语里，“清”与“净”音义皆通，故“净村宿祢”即“清村宿祢”，是袁晋卿所获得的日本姓。
根据上引启文可知，“（袁）晋卿遥慕圣风，远辞本族，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口吐唐言，发挥婴学之耳目。遂乃位登五品，职践州牧”。其任职长达三十四年的“音博士”，是在大学寮教授汉语语音的教职。
隋朝以前，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南朝文化，特别是汉语的读音，基本上采用江南语音，这就是有名的“吴音”，也就是空海启文中所谓的“三吴之讹响”。吴音对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影响既深且巨，日本的吴音，许多是从百济传入的，至今仍多有保留。隋朝建立以后，日本在输入文化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从江南转向北方。特别在白江口战败后，更是全面模仿唐制，建立起律令体制。这样一来便发生了原来的“吴音”和新引进的“唐音”之间的抵牾。于是日本朝廷着手采用“唐音”为标准语音。在律令上确立大学寮制度的时候，特地在大学寮设立音博士一职，定员二人，聘请唐人担任。最初见到的音博士是前面介绍的续守言和萨弘恪，其时为691年九月。从那时起至延历年间，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日本朝廷不遗余力地推广唐音，奈良时代甚至屡次强制顽固坚持吴音的僧侣用唐音诵经。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唐音成为日语中汉字读音的主流。袁晋卿赴日的年代，正值日本由南朝文化向中原文化、由吴音向唐音巨大转换的时代。如上引空海的启文及此时期日本人的作品所见，日本人对汉语的娴熟运用，若非得益于上述转变，实难想象。袁晋卿躬逢其时，以教育家默默无闻的辛劳奉献潜移默化地促成这一承前启后的转变，所以获得日本朝廷授予的“勋十一等”，擢升为大学头，成为最高教育官员。他的提升，无疑是由于在文化上的卓越贡献。
《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记载：“净村宿祢，出自陈袁涛塗也。”这条史料颇难考索。“陈”字，日本学者均解释为国名，即指中国南朝的陈。然而，“净村宿祢”却是授予唐人袁晋卿的姓。所以，我以为“陈”很可能是地望。中国的名门大族尤重地望，如“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之类。陈为古国，在今河南省淮阳县一带，与袁晋卿传授中原语音的事迹相符合，故“陈”后当脱“郡”字。至于“袁涛塗”，则不易稽考，似可作两种解释：
(1) “涛塗”和“晋卿”一为名，一为字。《颜氏家训·风操篇》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仪礼·士冠礼疏》说：“君父之前称名，至于他人称字也，是敬其名也。”袁晋卿在日本名高望重，日本人称其字以示敬重，合于中国礼仪，颇有可能。而且，《新撰姓氏录》除林本、中本、鹰本、上本和小本外，其余各写本“袁”字均作“表”字，似可支持此推测。
(2) 《大周故袁府君墓志铭》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记载：“君讳公瑜，字公瑜，陈郡扶乐人也。妫满受封，始为列国，涛塗得姓，实建我家。”或与此“涛塗得姓，实建我家”之“涛塗”同义，则上引“出自陈袁涛塗也”之句必有脱文。据此墓志记载，袁氏宗族的兴起，有“妫满受封，始为列国，涛塗得姓，实建我家”的始祖传说，袁晋卿若出自此袁氏，自然会在其族谱中记述。但是，修纂《新撰姓氏录》的日本官吏对中国宗族谱牒等情况不甚了了，遂将袁氏出自“陈郡扶乐人也。妫满受封，始为列国，涛塗得姓，实建我家”之类的谱文，缩写成“出自陈袁涛塗也”，后来则以讹传讹，造成误会。
根据空海上引启文，可知袁晋卿在日本育有子息九人，其中弘、秀二子曾任中央和地方的判官，但都英年早逝。判官是日本令制四等官的第三等，负责所任官司内的日常事务，属于中下级官人。最弟即启文所举之净丰，为第九子，曾任日本首屈一指的名门贵族藤原氏的先生，延历年间担任骏州录事，后任伊予亲王的文学。伊予亲王任中务卿兼大宰帅，是四品亲王，故其文学的官位应是正八品。位阶固然不高，但名望甚重。空海在启文中一再以原宪、孔伋等儒家圣贤比拟净丰，可见其为饱学名士。袁晋卿一族为儒学世家的形象，跃然纸上。平城天皇时（806—809），伊予亲王因莫须有罪名被判图谋不轨，幽闭自尽。净丰也受牵连，身受禁锢，家道从此衰落。
袁晋卿还有一位养子。《日本后纪》“延历廿四年（805）十一月甲申”条记载：左京人正七位下净村宿祢源言：“父赐绿袁常照，以去天平宝字四年奉使入朝，幸沐恩渥，遂为皇民，其后不幸，永背圣世。源等早为孤露，无复所恃。外祖父故从五位上净村宿祢晋卿养而为子。……伏请改姓名为春科宿祢道直。”许之。查天平宝字四年（760）未见有船到日本，但翌年则有第十一次遣唐使回国。《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五年八月甲子”条记载：迎藤原河清使高元度等至自唐国。……（唐朝）即令中谒者谢时和押领元度等向苏州，与刺史李岵平章，造船一只长八丈，并差押水手官越州浦阳府折冲赏紫金鱼袋沈惟岳等九人，……送元度等归朝，于大宰府安置。亦即同前述沈惟岳等同船赴日本，则袁常照亦属送日本使一行，身份同为“赐绿”，即唐朝七品官。其子源称袁晋卿为外祖父，可知袁常照留居日本后，投依袁晋卿，娶其女生源。这一支于延历二十四年另立门户，改姓春科宿祢。
清村宿祢一族尚见是岭一人，《续日本后纪》“嘉祥三年（850）正月丙戌”条记载：“诏授正六位上清村宿祢是岭……外从五位下，宴竟赐禄有差。”此人与袁晋卿的关系不详。
袁晋卿在唐朝移民中算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当然，还有比他影响更大的人物，例如鉴真和尚历经十年挫折，九死一生远渡东洋，建立律宗，开辟了日本佛教的新时代。限于篇幅，本书不作论述。然而，不管贡献大小，唐朝到日本的移民无不依靠自身的学识才干争取个人的发展空间，同依靠团体力量受日本朝廷重视的旧移民集团，乃至百济灭亡后集体流亡到日本的朝鲜移民不可相提并论。袁晋卿一家在日本的境遇，可以成为研究唐朝移民的一个样本。
第三节 唐朝移民的境况
以上两节探讨了660年至883年约两个多世纪唐朝移民的基本情况，他们中既有战俘等强制性移民，也有流亡者或受聘者；既有庶民，也有官员等，人数虽然不多，但类型丰富。下面再从改姓、官位和官职等方面进一步综合考察他们在日本所受到的待遇。
唐朝移民的改姓，一般都在徙居日本二十年以后，应是比较迟的。其所获得的姓，最高等级者为宿祢，计有清海宿祢、清宗宿祢、清内宿祢、清村宿祢和春科宿祢五例。沈惟岳原为唐朝大使，官品地位皆高，所以获得比同行人高一级的宿祢姓；袁晋卿和清内宿祢雄行则是由于他们在传播唐朝文化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此姓；春科宿祢是由净村宿祢的同级改姓，无需赘论；李元环从忌寸姓升为宿祢姓，历时三十余年，其间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可谓晋升迟缓。以上五例高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凭藉在本国的身份地位；二是依据在日本的贡献。此外，最多见者为忌寸姓。
村尾次郎《氏姓崩壊に現はれたる帰化人同化の一形相》村尾次郎《氏姓崩壊に現はれたる帰化人同化の一形相》，日本东京，《史学雑誌》第52编第7号， 1941年。一文中说：“唐人赐忌寸姓，乃是依准授桧前汉人族忌寸姓之例，其他有李、长井、清川、荣山、嵩山、永国、新长、江田、清山、清海等诸例，大体上主要都是中国人，故应有授予中国人忌寸姓的不成文规定。其他的移民大部分授连和造姓，此似乎也有明确的标准。……授中国人忌寸姓，而三韩人则为连、造姓。”如前所述，在天武天皇新定八色姓中，忌寸姓列第四位，连姓列第七位。村尾氏的意思是说，日本朝廷特别优待唐朝移民，所以一律授予他们忌寸姓，高过授予三韩人的连、造等姓。此结论虽然是从大量改姓事例中得出的，但在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上失察。
第一，改姓的时间。百济和高句丽移民的改姓，大多在徙居日本后不久，其时八色新姓刚推行不久，对姓的等级限制比较严格，“壬申之乱”的许多功臣尚且只获得连姓，故百济、高句丽移民获得此姓已属不低。对赐姓的严格控制，还表现在复活部分旧姓来作为新姓的补充，如大量赐“造”姓就是明证。此时期的改赐姓，看不出有国家高下的区别，前述八清水连和杨津连两氏，虽冒称唐朝大将王文度之后裔，仍只获得连姓，即可为证。至于唐朝移民的改姓，基本都在延历前后，此时氏姓制度的等级秩序行将崩坏，高级姓大量下赐，忌寸已成为大陆移民的常见姓。所以，唐人获忌寸姓，只是一般的情况，甚至低于三韩移民上层人士所获得的姓，丝毫看不出受优待的倾向。
第二，移民的成分。天智朝以来的朝鲜移民人数众多，动辄成百上千，大量是逃亡的农民，他们多被安置于偏僻地区从事耕垦，属于日本的无姓阶层。对于如此众多的朝鲜移民，日本朝廷早于神龟元年（724）二月就诏令：“又官々仕奉韩人部一人二人，其负而可仕奉姓名赐”，即授予他们日本姓。天平宝字元年（757）四月进一步规定：“其高丽、百济、新罗人等，久慕圣化，来附我俗，志愿给姓，悉听许之。其户籍记，无姓及族字，于理不稳，宜为改正” 分别见《续日本纪》之《圣武天皇纪》和《孝谦天皇纪》。，无限制地允许三韩移民改姓，范围之广，及于无姓阶层。这些人本来没有赐姓资格，现在获得改姓机会，自然多为低级姓。这本属优待性质，当然不能以其相对数量之多来断言其受贬抑。相比较而言，唐朝移民人数颇少，且原来的身份地位较高，所以，从表面上看似乎获得较高的姓，其实并非如此。
至于存在“授予中国人忌寸姓的不成文规定”之说，实难赞同。前述八清水连和杨津连两氏，《续日本纪》“天平六年（734）九月戊辰”条所载“唐人陈怀玉赐千代连姓”等，所授均为连姓。更有如《续日本纪》“养老六年（722）九月戊辰”条所载：“唐人王元仲始造飞舟进之，天皇嘉叹，授从五位下”；《类聚国史·赏赐》记载：“唐人大学权正六位上李法琬”；《续日本后纪》“承和元年（834）三月丁卯”条记载：“敕在大宰府唐人张继明，便令肥后守从五位下粟田朝臣饱麻田吕相率入京”，以及前述皇甫东朝和皇甫昇女等，都未见获姓的记载。至于前述唐俘，更是如此。《三代实录》“元庆元年（877）十二月廿一日”条记载：令大宰府量赐唐人骆汉中并从二人衣粮。入唐求法僧智聪在彼廿余载，今年还此，汉中随智聪来。智聪言：“汉中是大唐处士，身多伎艺，知其才操，劝令同来，不事参求，独取艰涩，愿加优恤，以慰旅情。”诏依请焉。骆汉中身多伎艺，又有才艺，是日僧智聪特意聘来的人才。然而，日本朝廷只不过赐其衣粮，略加优恤而已，未见任何特殊优待。
官位方面，以上诸例中以李元环的正五位下为最高。其于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官位从正六位上晋升至正五位下，只升三级。袁晋卿功绩卓著，官位不过从五位上，且以后二十余年未见提升。清内宿祢雄行事迹与袁晋卿相似，官位也仅限于从五位下。卢如津至耄耋之年才勉强升至从五位下，且还属于恩恤照顾。沈惟岳位至从五位下，是因为他原为唐朝送使的官员身份。唐朝移民较多见到的官位是正六位上，这一方面是参照他们在唐朝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他们在日本仅靠俸禄为生，别无产业，不同于早期的移民，所以略见优恤。前面见到唐朝移民的官位高于其官职的原因，概出于此。根据日本令制，正六位上半年俸禄有三匹，绵三屯，布五端，锹十五口，聊可为生。至于其后代就不再享受此等待遇，如袁晋卿养子净村宿祢源的官位是正七位下，可资证明。
官职方面，完全视个人才能和贡献而定，如袁晋卿任大学头、玄蕃头和国守等独当一面的职务，而大多数人则任低级吏职，无法一概而论。任官从政，实非外国移民之专长，自难有所成就。至如萨弘恪协助修撰大宝律令、皇甫东朝供职雅乐寮和袁晋卿主持大学寮等，得以施展才能，也就受到重视。
最后，再简单考察一下唐朝移民的经济境况。
唐朝移民大多是个别的、零散地迁徙到日本，主要居住于京城。他们不同于早期的移民，未能成为拥有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地方大族，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基础，只能凭藉个人才能出仕朝廷，靠薪俸维持生计。因此，在经济方面他们并不富裕。《类聚国史·赏赐》说他们“远辞本蕃，归投国家，虽预品秩，家犹囗乏”，即可示其一斑。只要遇到波折，他们马上陷入贫窘的境地，袁晋卿家族的例子就是明证。袁晋卿最小的儿子净村宿祢净丰（最弟）任伊予亲王的文学，伊予亲王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净丰受朝廷冷遇，禁锢在家。空海在前引《为藤真川举净丰启》中，对其境况有如下哀感顽艳的描述：忽遇罹时变，进仕途穷。……还叹薄命徒老，原宪之室，柴炭如金，孔伋之家，米菜似玉。既而风朝月夕，与饥蝉而绕悲，雪夜霜晨，将旅雁以多叹。至如冒雨涉泥，藜仗为马，戴星归舍，蔬餐支命，充庭黄口，无粒啄拾，巢里寒妇，珠泣向隅。每尚一忠于百君，还悲五尺之无容，悲哉！春雨荣林，新栽无蕊，秋风茂野，孤干未实。正因为唐朝移民家境贫寒，所以日本朝廷不时要下令：“宜特优恤，随便赐稻”，“给月俸，愍其羁旅也” 《类聚国史》卷七十八《赏赐》。，采取补助措施。
综上所述，唐朝移民在日本完全凭藉自己的才能，以个人的身份服务于政府机构，依靠月俸维持生计。其地位的获得，主要靠才能贡献，辅以原来的身份地位，未见受到任何特殊优待。如果说日本政府最初授予他们的官位略微高些，或赐稻给俸，则完全是出于对其经济生活的体恤，根本谈不上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优待。把日本景仰唐文化与优待唐人混为一谈，当属误会。
第四节 中国与朝鲜移民身份地位的比较
一、 赐姓
任官与改赐姓是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典型表现，是考察日本的大陆移民待遇的核心问题，也是辨明朝鲜移民是否冒充中国人后裔的重要线索。
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十月，朝廷下诏统一杂乱的旧姓，颁行新的八色姓制度。这八色新姓按其等级秩序依次为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和稻置。太田亮在《日本上代に於ける社会組織の研究》一书中指出，新姓中的真人和朝臣相当于旧姓的公和臣，授予皇别氏族；宿祢相当于旧姓的连，授予神别氏族。这三种姓，尤其是第一种，是根据血统赐予的。忌寸相当于旧姓的直，授予地方长官国造和有势力的氏族，对大陆移民而言，此乃最高等级的姓。村尾次郎氏前引论文在研究大量改赐姓实例后同样指出，八色姓中道师和稻置姓未见颁赐，所以具有实效的为真人、朝臣、宿祢、忌寸、臣和连六姓。真人、朝臣和宿祢基本根据血统颁赐，忌寸则依实力赐予。后来又恢复部分旧姓，改变其级别和施行对象，将造姓授予大陆移民，将公姓授予阪东陆奥的豪族与俘囚的族长等。
天武朝颁行八色新姓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使新姓与律令规定的位阶制度相对应，把豪门大族纳入国家体制，加强中央集权；第二是以新姓混一天下万姓，特别是把“村主”、“使主”、“史”、“胜”之类明显属于外国移民的姓统一到日本姓上，消除隔阂，促进同化。通过赐姓将政治地位映射在社会身份上，建立一元化的尊卑等级秩序。
实行新姓制的前提是确立皇别和神别贵族的尊贵地位，亦即真人、朝臣和宿祢三姓的血统原则。这一赐姓原则，至少到天平胜宝二年（750）为止，仍严格遵循。但是，此后就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
赐姓上的血统原则发生变化的背景，是7世纪60年代，百济和高句丽先后被唐朝率新罗所灭，其王公贵族携大量人口流亡日本。这些朝鲜移民人数既多，又具有大陆的文化素养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所以迁徙到日本之后，颇受亲朝鲜的天智天皇的重视，集中安置，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实力基础，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兴势力。另一方面，日本受白江口战败的刺激，急于变革旧的政治体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度，所以在许多方面给予朝鲜移民上层氏族优厚待遇，以取得其支持协助。
百济和高句丽遗民迁居日本后不久，持统天皇编专门设立“王”这一特殊的姓，授予百济亡君义慈王子禅广，号“百济王”氏 《续日本纪》“天平神护二年（766）六月壬子”所载百济王敬福薨传说，百济亡国后，义慈王子“禅广因不归国，藤原朝廷〔持统天皇〕赐号曰百济王，卒赠正广参”。，以示优宠。此后，《续日本纪》“大宝三年（703）四月乙未”条记载：“从五位下高丽若光赐王姓。”同书“天平十九年（747）六月辛亥”条记载：“正五位下背奈福信、外正七位下背奈大山、从八位上背奈广山等八人，赐背奈王姓。”进一步把王姓的授予对象扩大到高句丽移民贵族高丽若光，与《日本书纪》“天智天皇五年（666）十月”条所收录的高句丽赴日使团名单中的“二位玄武若光”大概是同一人。背奈福信，即高丽朝臣福信，《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下》载：“高丽朝臣，出自高句丽王好台七世孙孙延典王也。”“好台”或为好太王；“延典王”，不详。据此，背奈福信出自高句丽王族。《续日本纪》“延历八年（789）十月乙酉”条所载背奈福信薨传说：“散位从三位高仓朝臣福信薨。福信，武藏国高丽郡人也，本姓背奈，其祖福德属唐将李勣，拔平壤城，来归国家，居武藏焉，福信即福德之孙也。”。此乃是氏姓制度发生的一个变化。然而，这一变化只是在原有氏姓之外加置新姓，尚未影响到赐姓的基本原则。
氏姓制度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天平胜宝二年。《续日本纪》是年正月丙辰条记载：“从四位上背奈王福信等六人，赐高丽朝臣姓。”也就是将日本皇别氏族的姓授予外国移民。如此一来，日本氏族和大陆移民氏族之间严格存在的区别血统原则被打破了，遂成为氏姓制度动摇之先河。
自从背奈王福信取得高丽朝臣姓之后，《续日本纪》“天平胜宝七年（755）正月甲子”条记载：“从七位上山田史广人，从五位下比卖岛女等七人，赐山田御井宿祢姓。”山田氏原为“史”姓，谱系记载其出自中国，属于早期的大陆移民。其获得宿祢姓，再次打破移民氏族与神别氏族的血统界限。继此之后，大陆移民要求改换高姓的事例层出不穷，猛烈冲击日本的赐姓原则。据村尾氏前引论文的统计，从天平胜宝七年至宝龟十一年（780）的二十五年间，共有七十四件改姓事例。其中，大陆移民获得朝臣姓的有百济氏一支；获得宿祢姓的有清村、昆解、阿刀和朝原等四支。在这五支氏族中，明显系中国移民者，只有前面介绍过的清村宿祢（袁晋卿）一支。到弘仁（810—823）初年为止，取得朝臣姓的大陆移民氏族共有高仓（高丽）、百济、菅野、高野及和氏五支，全部为朝鲜移民。桓武天皇的生母和氏系百济移民后代，其嫔妃也不乏出自移民氏族者，故其登基后，重用大陆移民，使大陆移民获得高姓的情况更加普遍。这样，以血统为赐姓原则的氏姓遂演变得颇似爵位。天长（824—833）以后约百件改赐姓事例，授低级姓的仅十例（公姓四例，连姓五例，臣姓一例），甚至连中级姓的忌寸也只有两例，其余均为朝臣、宿祢等高级姓。这表明以弘仁年间为界，氏姓制度呈现全然不同的面貌。换言之，以血统定氏姓的氏姓制度崩溃了。
在大陆移民改姓过程中，下述现象颇值重视。《续日本纪》“延历四年（785）六月癸酉”条记载：右卫士督从三位兼下总守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吕等上表言：“臣等本是后汉灵帝之曾孙阿智王之后也。……臣苅田麻吕等，失先祖之王族，蒙下人之卑姓，望请改忌寸蒙赐宿祢姓。”诏许之。坂上、内藏、平田、大藏、文、调、文部、谷、民、佐太、山口等忌寸十一姓十六人赐姓宿祢。这篇表文经常被举为大陆移民伪造谱牒的例证，却未见深入的研究。其内容反映了氏姓制度崩溃过程中出现的以下新情况：
第一，忌寸姓原为大陆移民之高姓，但随着氏姓制度的破坏，竟被称作“下人之卑姓”，而日本朝廷也予以认可，确实反映了氏姓观念的重大变化。
第二，在此激烈变化中，身为日本最大移民集团东汉氏的首领坂上苅田麻吕，尽管身居高位，却无缘改换高姓，不得不冒认中国皇室后裔以求达到目的，其无奈的心境，表露无遗。
第三，究其原因，是新来的朝鲜移民不乏出自王室贵族者，他们因此飞黄腾达，后来者居上。高贵的血统可以换取现实的利益，故老牌移民便效法成例，冒认中国皇族后裔，也想以此作为仕途捷径，因而大量出现伪造谱牒的现象。
日本学者多沿袭朝鲜移民冒认中国始祖的陈说，却未见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以上考察，实难赞同此说。冒认高贵血统确是8、9世纪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是伪造谱牒的共同倾向。然而，此乃受朝鲜移民成功获得高级姓的刺激所致。所谓外国移民冒认中国始祖之说，与奈良时代后期至平安时代初期重用朝鲜移民的现实政治现实相背，既无利可图，也没有必要，故此说难以成立。
东汉氏集团十一支氏族一举成功改姓，给朝鲜移民不小的刺激。《续日本纪》“延历九年（790）七月辛巳”条记载：左中弁正五位上兼木工头百济王仁贞、治部少辅从五位下百济王元信、中卫少将从五位下百济王忠信、图书头从五位上兼东宫学士左兵卫佐伊豫守津连真道等上表言：“真道等本系出自百济国贵须王。贵须王者，百济始兴第十六世王也。……真道等先祖委质圣朝，年代深远，家传文雅之业，族掌西庠之职。真道等生逢昌运，预沐天恩，伏望改换连姓，蒙赐朝臣。”于是，敕因居赐姓菅野朝臣。此例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朝鲜移民并不以冒认中国始祖作为改换高姓的手段，他们不仅公开宣称自己出自朝鲜王族，而且，还历数其对日本文化的卓越贡献来申请改姓。所以，要认为朝鲜移民普遍冒认中国始祖，就不仅要证明其怀有民族自卑感，还必须证明日本贬抑他们。这两点均有悖于历史事实。近代日本歧视朝鲜，奈良时代却非如此。第二，朝鲜移民对中国移民似有攀比竞争心理，坂上等东汉氏族获得宿祢姓，他们便要求更高一级的朝臣姓；坂上氏由忌寸升宿祢，仅提一级，他们由连姓升朝臣，却要连提五级。
综上所述，日本氏姓制度的每一次重要的变化都是因为优待朝鲜移民而引起的，破格赐姓一发其端，便形成大陆移民攀比竞争、纷纷要求改换高姓的浪潮，最终冲决血统堤防，改变了氏姓制度的性质。在此过程中，朝鲜移民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获得高姓的等级和数量，远非中国移民所能比拟，如上述坂上氏虽为最大移民集团东汉氏的首领，却始终无法获得朝臣姓，充其量只能在原来的姓前面加上“大”字，称“大忌寸”或“大宿祢”，仍低于朝臣姓。获得朝臣姓的全部是朝鲜移民，宿祢姓则占四分之三，所具优势，不言而喻。注意到这一点，就很难设想朝鲜移民会乐于冒称中国人后裔。
二、 任官
在日本古代，众多大陆移民在各级政府机构任官。限于篇幅，本书无法一一胪列，仅据《公卿补任》 《公卿补任》四册，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1938年。该书是在10世纪中叶成书的《公卿传》基础上不断增修，按年代顺序记载了日本神代至明治元年（1868）历任公卿的姓名和简历，颇具史料价值。，考察其典型事例。
奈良、平安时代，四位以上的官人才具有参预朝政的资格，跻身于上层权贵之列。在大陆移民中间，最早晋升四位的是郎虞。他是百济义慈王的曾孙，百济灭后，流亡日本。《续日本纪》“天平神护二年（766）六月”条所载百济王敬福薨传称：“郎虞，奈良朝廷从四位下摄津亮”，亦即在元明天皇时代（707—714）已官至四位。从天平九年（737）到贞观十二年（870）的一百三十三年间，除二十九年〔延历九年至十五年（790—796）的六年、弘仁五年至天长十年（814—833）的十九年、齐衡三年至贞观二年（856—860）的四年〕外，一直有大陆移民担任公卿官职，有时还有两人同时担任公卿的情况。兹将其事例列举于下。
(1) 百济王南典，从三位，非参议参议即参议朝政之略称，大宝律令施行后不久设置，是次于大臣、纳言之要职，从藏人头、左右大弁、近卫中将、左中弁、式部大辅、历任五国以上国司及三位官人中严格选任，弘仁以后定员八名，号“八座”。非参议，指应任而未任参议职务的三位以上官人、曾一度担任过参议的四位官人、具有担任参议的四位官人，平安时代中期起准参议。，《公卿补任》“天平九年”条记载：“九月十三日叙从三位，年七十二，天智天皇五年丙寅生。”同书“天平宝字二年”条记载：“至于今年补任不详，薨欤？”亦即他从天平九年至天平宝字二年（737—758）的二十一年间担任非参议一职。
(2) 百济王敬福，从三位，非参议，《公卿补任》“天平廿一年（749）”条载：“四月一日叙从三位，自从五位叙三位始，南典弟也。”此后至天平神护二年（766）的十七年间一直担任非参议。据《续日本纪》“天平神护二年六月壬子”条记载，敬福是前述郎虞之第三子，历任陆奥守、宫内卿、河内守、常陆守、左大弁、出云、讃岐、伊豫等国守、刑部卿，其一门父子三人均官居四位以上，屡开大陆移民改姓任官的先例，且兄弟二人同居朝中高官，足见日本朝廷对百济遗民的重视。
(3) 高丽朝臣福信，从三位，非参议，《公卿补任》“天平宝字九年（765）”条记载：“正月七日叙，并拜造宫卿，历武藏、近江守。”此后至延历八年（789）的二十四年间一直担任非参议。其间还担任法王宫大夫、弹正尹、武藏守等职。
(4) 坂上忌寸苅田麿，从三位，非参议，《公卿补任》“延历四年（785）”条记载：“二月八日叙，七月一日兼左京大夫、下总守，右卫士督如元。”翌年死于任上。他由军职起家，在平定内乱和开拓东北方面屡建功勋，史称其“家世事弓马善射，宿卫宫掖，历事数朝，天皇宠遇优厚，别赐封五十户”。
(5) 和家麿，从四位下，参议，《公卿补任》“延历十五年（796）”条载：“三月一日壬辰任，七月廿八日正四位下。赠正二位大纳言高野朝臣弟嗣之孙，其先百济人也”；翌年三月兼左卫士督，七月兼兵部卿；延历十七年（798年）叙从三位；是年起至二十三年（804）的六年间担任中枢要职中纳言，先后兼任中务卿和宫内卿，延历二十三年死时追赠从二位、大纳言。
(6) 坂上田村麿，从三位，非参议，《公卿补任》“延历廿年（801）”条记载：“十一月乙丑叙，十二月转中将，征夷大将军、按差使、陆奥守如元”；后年七月转刑部卿；延历廿三年（804）兼造西大寺长官；翌年正式任参议；延历廿五年至大同五年（806—810）升任中纳言，兼侍从、兵部卿，叙正三位；大同五年晋升为大纳言，翌年死于任上，追赠从二位。
(7) 朝野鹿取，从四位上，参议，《公卿补任》“天长十年（833）”条载：“六月八日任（元藏人头、左中辨），十一月九日兼式部大辅。大和国人正六位上忍海连鹰取子也。叔父正七位上朝野宿祢道长为子养育出身（武内宿祢第六男葛木袭津彦命之后也）。”此后至承和十年（843）死于任上为止，担任参议十年，其间还兼任左大辨、民部卿、越中守，叙从三位 朝野鹿取，原姓忍海连。《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五年（约4世纪后期）三月己酉”条记载：“袭津彦……乃诣新罗，……是时俘人等，今桑原、左糜、高宫、忍海凡四邑汉人等之始祖也”，可知忍海连为大陆移民，迁徙到日本后，隶属于东汉氏，亦即属于中国移民集团。朝野鹿取显然是大陆移民后裔，但冒充日本皇别氏族。。
(8) 菅野真道，正四位下，参议，《公卿补任》“延历廿四年（805）”条载：“正月十四日任，左大辨、东宫学士、但马守。其祖百济人”，弘仁二年（811）致仕。其间兼任太宰大贰、刑部卿、民部卿、大藏卿、近江守、山阴道和东海道观察使、常陆守、宫内卿等职，叙从三位，死于弘仁五年（814）。
(9) 百济王胜义，从三位，非参议，《公卿补任》“承和六年（839）”条载：“二月廿五日叙，从四位下但马守元忠之孙，从五位下玄风之男。”此后至齐衡二年（855）死于任上为止，担任非参议达十六年，其间还兼任相摸守。他和上述百济王南典、百济王敬福同属百济王氏家族。
(10) 春澄善绳，从四位上，参议，《公卿补任》“贞观二年（860）”条载：“正月十六日任，元右京大夫、刑部大辅兼伊与守。伊势国员辨郡少领从八位下猪名丰雄一男。”此后至贞观十二年（870）死于任上为止，担任参议十年，其间还兼任式部大辅、播磨权守、近江守、讃岐守，叙从三位。
担任过公卿要职的大陆移民共有以上十人。其中，属于百济移民的有百济王南典、百济王敬福、和家麿、菅野真道和百济王胜义五人。谱牒记载出自中国的有坂上苅田麿、坂上田村麿和朝野鹿取三人。高句丽移民有高丽朝臣福信一人。新罗移民有春澄善绳一人。概言之，从数量上看，朝鲜移民有七人，而中国移民仅有三人。从姓上看，朝鲜移民氏族皆为朝臣姓，而中国移民氏族为低一级的宿祢姓。从迁徙到日本的时间先后上看，早期的移民有六人，新迁徙来的百济和高句丽遗民有四人，唐朝移民则一无所见。纳言被称作相官，大陆移民本来是不能担任的。《日本后纪》“延历二十三年（804）四月辛未”条记载：中纳言从三位和朝臣家麻吕薨，诏赠从二位大纳言。家麻吕，赠正一位高野朝臣弟嗣之孙也，其先百济国人也。为人木讷，无才学，以帝外戚，特被擢进，蕃人入相府，自此始焉，可谓人位有余，天爵不足。其虽居贵职，逢故人者，不嫌其贱，握手相语，见者感焉。时年七十一。和家麻吕虽无才学，却因为是桓武天皇生母高野新的叔父而被破格擢升为中纳言，开大陆移民入相府的先例。
日本朝廷照顾朝鲜移民的利益，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得相当突出。百济和高句丽遗民流亡到日本之后，日本朝廷就不断颁布优待政策，《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四年（665）”记载：“是月，给神前郡百济人田。”此后，对于迁徙来的朝鲜移民基本都采取给田安置的办法，使其安家立业。例如，同书“持统天皇元年（687）三月”条记载：“以投化高丽五十六人居于常陆国，赋田受禀，使安生业。……以投化新罗人十四人，居于下毛野国，赋田受禀，使安生业”；同年四月记载：“筑紫大宰献投化新罗僧尼及百姓男女廿二人，居于武藏国，赋田受禀，使安生业”等等。在赋役方面，同书“天智天皇五年（666）”条规定：“以百济男女二千余人居于东国，凡不择缁素，起癸亥年至于三岁并赐官食”，即从663年百济亡国以来流亡日本者，均由官府供养。同书“天武天皇十年（681）八月丙子”条记载：“诏三韩人曰：先日复十年调税既迄，且加以归化初年俱来之子孙，并课役悉免焉”，进一步扩大了给复的时间和范围。“复十年”规定以后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适用于一般大陆移民。《令义解·赋役令》规定：“外蕃之人投化（谓投化，犹归化也）者，复十年。其家人奴〔婢〕，被放附户贯者，复三年。”但对于百济和高句丽遗民，特别放宽给复年限。《续日本纪》“养老元年（717）十一月甲辰”条记载：“高丽、百济二国士卒，遭本国乱，投于圣化，朝廷怜其绝域，给复终身。”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日本古代，虽然对大陆移民的政治地位略有限制，但构不成歧视。相反，由于日本要改革体制，加强国力，所以在不少方面相当优待大陆移民；
第二，在任官方面，对大陆移民的若干不成文的限制是由朝鲜移民打破的。担任高官的大陆移民中，朝鲜移民同样占绝对多数；
第三，日本固然仿效唐朝的制度文化，但并没有因此而特殊优待中国移民；
实际上，进入8世纪以后，日本与唐朝交往频繁，本国人才业已成长起来，吸收中国文化的工作不完全依赖于大陆移民。其对百济和高句丽遗民的重视，在天智天皇时代主要出于白江口战后对唐朝乘胜进攻日本的恐惧，以后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朝鲜王室高贵血统的仰慕，天皇贵族颇与之联姻，成为朝鲜上层移民破格擢升的背景。有鉴于此，不能断言日本朝廷对待外国移民厚此薄彼。
第四，朝鲜移民对中国移民有竞争抗衡的意识。
要言之，在8、9世纪，特别是《新撰姓氏录》开始编纂的桓武天皇时代，正是朝鲜移民深受重用之时，因此，冒称中国人的后裔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现实利益，也无助于抬高身份地位，所谓朝鲜移民冒充中国移民之说不能成立。伪造谱牒的问题，仍需从谱牒本身着手进行研究。
对比朝鲜移民，唐朝移民在日本反而居于劣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数不多，不可能像朝鲜移民那样集中安置，形成势力。因此，唐朝移民只能靠自身的学养才干安身立命，争取出头，并融入日本社会。也就是说，他们都只能走个别发展的道路，不论其佼佼者对日本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都属于个人影响，不构成一股社会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