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江手中的权力能量有多大？权力的“变化”有几多？恐怕谁也难以说清楚。有人只是作了个比喻，说这“权力”就像棵摇钱树，而他就像个高明的魔术师，只要手向空中一挥，就能抓到大把大把的钱。安阳一家公司需要在天津解决车皮，朱振江一个电话，问题就得到解决，因此得到这个公司的2万元的感谢费；一个县农场无证采伐树木，被罚48万元，场长找到朱振江，朱大笔一挥，使该场罚款一下由48万减至10万元。为表示感谢，场长亲自蹬门送去跑步器和上万元人民币。不仅如此，于振江把手中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去美国考察，打招呼有关企业送来美元，到香港考察，电话给有关部门送来港币，到英国学习，告知有关单位送来欧元。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串数字：从1994年元月朱振江担任鹤壁市市长到1997年2月案发前，短短3年间，仅查证落实在案的，朱振江先后41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金额达160万元。
“荷重任而败于贪”，这是朱振江悔罪时发出的慨叹。大凡事物都有共性，朱振江以权谋私、收取贿赂，同诸多“栽”进去的人一样，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他在悔过书中说的那样，开始，也试图抵制过，拒收礼品和财物，并因此得罪过人，遇到过难堪。后来一想，与其被人说“傻帽”、假清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即可得利，又能交往人，何乐不为呢？到后来又觉得，我替别人办事，别人报答我，属人之常情。再到后来，就发展到依“礼”办事，非“礼”不办的地步。完全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自己牟取私利的工具。正是由于这种变异的心态，扭曲的人格，使朱振江这个有裂缝的“蛋”，成为那些专门投机钻营“苍蝇”的追逐目标，走向腐败的深渊就理在情中了。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从一个环境转到另一个环境后，他的情绪、情感和行为都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一个原来沉默寡言或谨小慎微的人可能会变成大刀阔斧独当一面的干将；一个原来谈笑风生壮志满怀的人可能变得沉默寡言循规蹈矩的懦夫……个中原因，除了风俗，习性、生活环境的影响外，更主要的是由于权力的作用。权力意味着一种支配能力，它能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能在它的影响范围内造成一种特定的氛围。原来没有权力的现在拥有了权力，就会产生一种神圣感和征服感；在一种令人神圣的权力环境中工作能使人感到自豪。而在一种令人压抑的权力环境中工作则会使人产生一种屈从感和厌恶感。无论是哪一种感受，久而久之都会影响人的个性，这就是权力特有的作用。
权力是中性的。它表现为恶魔还是天使，全在于拥有者怎样认识它，如何利用它。
剑走偏锋，权力隐含腐败
自古以来，很少听到有位高权重者死于寒冷饥饿，而死于贪权、贪财、贪色的则屡见不鲜。
权力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它的正面效应指权力顺合人民的意志，在法制轨道上运行，有利于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的发展。它的负面效应指权力运作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偏离了正常的法制轨道，对公共利益造成危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权力的正负效应是由权力的二重性所决定的，即权力既有造福社会的作用，又隐含了社会腐败的可能。因为权力本身就具有腐蚀性。由于权力构成的要素是财富、暴力、占有等，具有鲜明的利益色彩和自行腐败的特征。因此，它犹如营养丰富的食品最易腐烂一样。如果忽略了权力的负面效应，或者把权力本身隐含的腐蚀给“发扬光大”，必然出现“剑走偏锋”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中，“权”这个词与官位几乎等同。人们一提到“权”字，脑海里首先浮现出的就是一个个的官位，一顶顶的“乌纱帽”，成为人们对“权”这个词的条件反射。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例。一些人当官后，不是想着如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觉得自己是个官，是高高在上的人物，成天想得是如何弄权耍威。“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摆架子，耍威风，显身份，捞好处。更有甚者，爬到一定的官位，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之后，仍不知足，老是在想着拥有更大的权力，登上更高的官位。到头来，不免落入权力争斗的陷阱。
春秋战国时期，晏婴在辅佐齐景公安定内政的时候，曾经运用过一个著名的“二桃杀三士”的谋略。
齐景公是一位奋发图强的国君。他的手下有3名大将，分别是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捷，三人都身高力大，上山能博虎，下水能斩蛟，勇气盖世，再加上齐景公的器重，他们便结交在一起，自称“齐邦三杰”。并且经常在朝廷炫耀自己的功绩。
晏婴对“三杰”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想除掉他们，又怕景公不同意，反倒与三人结下仇怨，害了自己，只有等待时机。
一天，鲁国国君昭公来齐国访问，齐景公设宴招待。齐国的文武大臣都在廷下作陪，“三杰”也在其中。晏婴一面应付着两位国君的谈话，一面观察着大臣们的举止，突然，一个借机除“三杰”的计谋在大脑里酝酿而生。
当两位国君酒至半酣时，晏婴上前启秦说：“大王果园中金桃已熟，可否摘取一些来为两位国君祝寿？”景公欣然同意，并命园吏取金桃来。晏婴说：“金桃是难得之仙果，臣当亲自去摘。”
一会儿，园吏用雕盘献上6枚桃子。晏婴走到两位国君面前，一边敬酒一边说：“桃实如斗，天下罕有，两君食之，千秋共寿。”左右同时献上金桃，两国君各食一桃。随后，晏婴又敬陪同鲁昭公来访的叔孙大夫一桃。叔孙大夫跪奏景公，说晏婴相国有功，也应进食一桃。于是晏婴和叔孙大夫也各食一桃。最后，晏婴启奏景公，盘中尚有二桃，国君可传令诸臣中，谁的功劳最大当食此桃，以作为贤能的奖赏。
齐景公传令，让每个大臣都说说自己的功劳，最后由相国晏婴评判赐桃。话音刚落，公孙捷首先站起来，拍着胸膛说：“有一天我陪大王打猎，突然蹿出一只猛虎，是我冲上去，将猛虎打死，救了国君，这个功劳大不大？”晏婴评价说：“保驾功大，可赐酒一杯，金桃一个。”接着，古冶子站出说：“有一次我护送国君过黄河时，舍身杀死大鼋，救了国君，这功劳大不大？”晏婴点头称赞，忙赐给他金桃和美酒。此时，田开疆跳出来大声嚷道：“那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俘虏徐兵5000余人，不仅徐国投降，连郯国和莒国也吓得归附了我国，我这么大的功劳，难道不该吃桃子吗？”晏婴赶忙说：“田将军的功劳高出前二位，但桃子已经没有了，只好等到明年了。”田开疆气急败坏地说：“杀鼋算什么！我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反而吃不到金桃，在两位君主面前受辱，遭人耻笑，我还有什么脸面立在此地？”说完，拔出宝剑，自刎而亡。
公孙捷见状，大为吃惊，他悔不该吃桃子时没有谦让一下，使结拜兄弟含恨而去。于是，拔出宝剑自刎了。古治见二位兄弟先后去了，自己也不想苟活，因此，也就地自杀了。
3位盖世英雄，为了争吃桃子区区小事，而负气身亡，实在是不值得。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为此使他们负气的关键，不是桃子，而是“争权于朝”的陷阱。“三士”正是由于贪求权势，才迫使晏婴设计将他们除掉。
权力的陷阱有三重性：有的是别人给设计的，自己因贪心而陷入其中；有的是自己为别人设计的，目的是陷贪心的人堕入其中；还有的是本来别人设计，而由于自己的过分贪心而陷入其中。
这是一桩惊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案件，主角名叫李善有。该原在国家航天部机关工作。1988年，他凭着一手编织的关系网来到海南，先是任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不到一年就成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又先后兼职了海南股份制领导小组副组长，海南股票交易中心主任、海南证券委员会副主任，官虽然不大，又是兼职，但却是响当当的实权派。那个公司发行股票都要经过他这一关，每天有无数个文件、请示、报告堆在他的案头等他签。
李善有一来到海南，就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登台表演的冲动。他的本钱就是权力，丰富的回报是经济利益的更大的权力。敢于投入权力，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这是李善有难得的机会。
不久，李善有以其聪明的头脑和应变的权术很快拥有了金钱和美女。在他满足暂时的欲望后，惟一使他遗憾是那一堆职务中总有一个令人讨厌的“副”字。为一心去掉这个“副”字，他想利用省委、省政府换届的机会，搞倒一方，保住一方，捞到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从而登上梦寐以求的“正秘书长”的宝座。
为了实现对权力的贪欲，他设计出一个置他人于死地的阴谋，并紧锣密鼓地开始行动。他对情妇说：“现在正是省主要领导换届的时候，如果省委×××留下，就没有我的好果子吃。要想逼走省政府这位领导，你就要整一个他搞女人的材料，并且是本人亲身经历的，写明其身体的特征，这样才能使人相信。”不久，一个以“刘金萍”名义所写的诬告信很快送到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经过中纪委的调查，真像大白于天下。1994年8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诬陷罪和受贿判处李善有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现代“争权于朝”的事件，以李善有的失败画上了一个令人回味的句号。
民间有句俗话：爬得越高，摔得越重。这句话主要指的是那些贪权者，对他们来说，当在向权力高位爬行的过程中，必然要踩着别人的肩头，作恶多端；而当一朝大权在手，就会滥用职权，树立更多的对立面，最终是墙倒众人推，落下一个可悲的下场。
小心啊！剑走偏锋，会刺伤自己的。
权势太盛慎防命短
在中国，权力与地位几乎等同。所谓权力地位，其实就是官衔职务，而有了官衔职务，也就有了名利。正是由于权力与名利联系在一起，就有了争夺权力地位的斗争。这种斗争环环相扣，一旦投入其中，便会越滑越深，越陷越重，乃至不能自拔。从古至今，在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中，最终导致家庭毁灭的事例，触目惊心。
官和权相联，权与利相扣。官就是显赫的权，有权就有利，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在封建社会，官帽不是乌纱帽就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这种显耀是权力、地位、财富的显示，归根结底就是要显示高人一等的姿态。现在有些官员的这种炫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逢出行，警车开道，警笛声声，人马驻足，车靠右停，每到一地前迎后拥，镜头闪闪，鲜花掌声，地毯红缨，煞是气派壮观。正因为如此，想方设法做官的人多如牛毛。当上官者，得意快乐，当不上官者，饱尝痛楚。然而，得势者落下的陷阱，有时候不仅陷害了自己，甚至累及亲朋好友乃至全家。
中国是个注重伦理的国度。一旦大权在握，别说妻子儿女，就是七大姑八大姨，都会跟着沾光。然而，得权者的结局有时是不会以“得道”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汉桓帝时，梁冀权倾朝野，一家跟着沾光，先后出了3个皇后、6个贵人、2个大将军，有7人封侯。军权、政权、财权、人权等，各要害部门由梁家的人掌管。然而，梁家还不满足，结帮拉派，不时与朝廷对抗。凡是各地到京进贡的人，必须先到梁冀门下；百官的提拔升迁，都必须先到梁家谢恩；民众的生杀予杀，更是由梁门官吏随意处置。梁冀“家天下”，引起朝中官员的不安和恐慌。终有一天，一位名叫刘陶的大学士站出来，冒死向皇上进谏，陈述梁冀小人得道草菅人命，乃高祖不尊，万众愤之。汉桓帝心灵受到震憾，经过深思，终于决断，下令诛杀梁氏全家。
由此说来，权势太盛防命短确有道理。要想活得潇洒自在，过得幸福快乐，必须做到淡泊权力地位，未做官时，不去想官，溜须拍马要官，昧着良心陷害他人换官；当上官后，不去盘算使权弄权，想方设法夺取高位，挖空心思谋求更大权力。无官不去争，有官不去斗，官大不自傲，位低不自卑，欣然享受生活的快乐和惬意，这才是理智的生活，智慧的人生。
历史上曾受教于高人黄石公的张良，全心全意辅佐刘邦打天下，先后立过3件大功：
公元前206年，刘邦和项羽各领一支起义军分头向咸阳出发。临行前，楚怀王有言在先：“谁先攻进咸阳城，谁就在关中称王。”刘邦领兵首先攻入咸阳，进了皇宫。他见秦王朝的宫殿建筑的如此富丽堂皇，数以千计漂亮宫女和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金银玉器，便想留在宫中居住。张良劝说：“沛公万万不得，正因为秦朝皇帝的无道暴虐，才落了个惨败的下场，沛公才能来到这里。而为天下人铲除残贼，应以崇尚俭朴为本。如果刚进秦国，就安享逸乐，那就是助纣为虐了。”张良的苦口婆心，使刘邦幡然大悟，随即出了皇宫，住到军营中，并下令与父老们约法三章，此谓张良的头功一件。此后，在项羽设的鸿门宴上，张良机智地救了刘邦，使刘邦免遭项羽杀害，此谓张良的第二大功。楚汉战争到了关键时刻，刘邦听信张良的劝告，在击退楚兵进攻之时，引兵追击项羽，迫使项羽退在乌江岸边，挥剑自刎而死！至此，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收复了楚地，此谓张良的第三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