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污蔑之言，琴纳选择了保持沉默。他回到家乡，开始为村民们免费接种牛痘。他的义行获得了好友们的支持，大家帮他建了一个小屋，并取名为“牛痘圣殿”。他在这“圣殿”里忙碌地为村民接种痘，继续到各地宣扬接种牛痘的好处。
为了回答种种责难和疑问，琴纳又于1799年陆续发表了关于牛痘接种的一系列文章。同行中，多数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也有少数人对他的发明产生了极大兴趣。琴纳的研究成果很快被译成德、法、荷、意和拉丁文在各国发表。由于琴纳牛痘接种法的推广，天花发病率和死亡人数大大下降了。英国政府终于承认这一创新的重大价值，1802年和1807年议会先后授予琴纳1万和3万英镑奖金；并在伦敦建立了新的研究机构——皇家琴纳学会，由琴纳担任首任主席。在这里，琴纳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研究工作之中，并培养了许多青年研究者。
由于琴纳的牛痘接种法简便、安全而高效，十几年间迅速传遍欧洲各国和美洲大陆。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逐渐取代了人痘接种；西班牙特地派遣医疗船队向所有海外属地推广实施牛痘接种法，这一环球航行历时整整3年；当时英法是交战国，但琴纳深受拿破仑的敬重，拿破仑称他是“人类的救星”；德国人把琴纳的生日（5月17日）作为盛大的节日来庆祝，举国上下载歌载舞，开怀痛饮，欢呼人类的新生。
1813年，琴纳被推举为伦敦医科大学的教授候选人，但是，校方却要以古代名医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理论，即所谓医学的“经典”来考核琴纳。琴纳对此加以拒绝，他认为，征服天花就充分具备了教授的资格。然而，校方却不同意，琴纳最终因此没有被选为教授。
1823年1月24日，爱德华·琴纳去世，终年74岁。他终生没有得到大学教授的头衔，但是，一个医生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他都得到了，他不愧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医生。
科学的真理一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先觉者的手里。琴纳为维护真理，一生勤奋不懈，淡泊名利，敢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人生宗旨。他向人类揭示：总有一天，一切传染病都将得到预防和治疗。
魏尔肖开创细胞病理学
18世纪，由于细胞学的建立和解剖学家病灶概念的提出，深入探索病灶内部微细结构的病理改变就成为当时病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显微镜的发明好像“雪中送炭”，使得困难重重的病理学迎来了一个新纪元。在细胞病理学的建立过程中，德国病理学家魏尔肖功劳盖世，他一个人几乎垄断了细胞病理学早期的所有成就，他的《细胞病理学》一书为此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尔肖1821年生于波美拉尼亚湾的舒维本城 （现在波兰的斯维得温）。他14岁就考入了柏林大学预科，毕业后任病理解剖学讲师。1843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48年，受当时普鲁士政府委托，魏尔肖负责调查西利西亚纺织工人伤寒病流行的情况。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伤寒病不仅与卫生状况有关，也与慈善机构工作失职有关。后来，因与政府的矛盾公开化，1849年他被普鲁士政府解聘，到维尔茨堡大学任病理学教授。此后，魏尔肖开始系统研究人体细胞。
细胞学说是德国科学家施莱登和施旺建立的。然而，他们两人虽然正确地指出新的细胞可以由老的细胞产生，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概念，即新细胞在老细胞的核中产生，由非细胞物质产生新细胞，并通过老细胞崩解而完成。由于这两位科学家的权威，使得这种错误观点统治了许多年。魏尔肖在长期用显微镜观察人体病变部位的细胞和组织结构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一切细胞来自细胞”。
1858年，魏尔肖的《细胞病理学》出版。在这本书中，魏尔肖把人体比喻成一个国家，把人体的细胞比喻成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个体的所有细胞都是由原有细胞分裂产生，疾病是机体细胞的形式和构造发生变化的结果。在魏尔肖看来，肿瘤就是由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所以在他的《细胞病理学》的封面上，画着一位长了一个大肿瘤的妇人图。
魏尔肖的理论不仅在深层次上揭示了细胞作为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的本质，而且通常被认为是对细胞学说的重要补充，甚至有人认为直至于此细胞学说才全部完成。正是这一理论，开创了人类的细胞病理学时代。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对人体细胞的产生和变化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一个细胞即受精卵变来的，它分裂为两个细胞，继而以“2”的倍数分裂成“4、8、16……”个细胞，最终发育成了人的健康机体。我们的身体里有数千亿万个细胞，它们时时刻刻地在进行着新旧更替。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每天总有成千上万的细胞在衰老死亡，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新细胞在生成。例如，在人们的皮肤及头皮上经常有皮屑脱落，这就是衰老死亡了的表皮细胞。那么，是不是新生成的细胞越多越好呢？这也不一定。如果身体某一部位的细胞生成的速度异常地快，生成的大量细胞是大而不成熟的细胞就是病变细胞，如癌细胞。
魏尔肖能在100多年前就发现癌细胞的成因，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他创立的细胞病理学现在仍然是现代医学理解疾病病因、过程和结果的基础，今后也必然会在保护人类健康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魏尔肖被公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医生，地位应该与自希波克拉底以来各时代的名医并驾齐驱。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魏尔肖是细胞病理学的开创者，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一生都在关心社会大众的健康和公共卫生事业，这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学习。
革命医生塞麦尔威斯
如今，医院里的手术都是在无菌条件下进行的。可是，在100年以前，术后的伤口化脓一直是外科病房的难题，几乎每10个手术病人，就有8个死于术后刀口化脓。更为严重的是，那时人们并不知道伤口化脓的真正起因是由于致病细菌感染而导致的。因此，医生没有任何“消毒”的意识，手术室里常常是混杂而肮脏的。病人的血迹、脓液到处都是，手术的器械和包扎伤口用的绷带、敷料都从不消毒，而是在病人之间反复交替使用。首先对这种现象发起挑战的是匈牙利年轻的医生塞麦尔维斯。
塞麦尔威斯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附近，他的父亲是一位十分有钱的杂货商。塞麦尔威斯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学习法律，后来学习医学，并于184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66年，塞麦尔威斯成为维也纳产科医院的助理产科医生。
塞麦尔威斯是一个勤奋的青年，每天清晨，医院里的炉子还没有生着，他就已经出现在病房中了；晚上下班的时间过去很久了，他还留在停尸间里，弯着腰检查那些死于产褥热的产妇们的尸体。在那个时候，生孩子比染上最严重的肺炎好不了多少，产妇们进入医院，就如同进入了鬼门关，她们往往一屋子一屋子的死去——全是死于产褥热！那些身穿白大褂的医学教授和他们的助手，对这种惨不忍睹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谁不愿意年轻的妈妈们能够健康地活下去，同她们的孩子幸福地在一起，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塞麦尔威斯接受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他问他的上司克莱因教授：“是什么夺去了这些年轻母亲的生命？”克莱因教授告诉他说：“这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毒气，它们钻进产妇的身体里，使她们中毒身亡。”这个解释没有说服塞麦尔威斯，因为他发现，就在第一产科区的产妇们大批死亡的同时，相邻的第二产科区的死亡人数却要少得多。如果说杀害产妇们的是一种毒气，那么这种毒气为什么没有渗透进第二产科区呢？塞麦尔威斯又去请教克莱因教授，可是教授撇撇嘴，扭过头去，他不屑回答这种冒着傻气的问题。他认为毒气就是毒气，医学课本上都是这么写的。塞麦尔威斯只好自己想办法。他像第二产科区那样，让产妇们在生孩子的时候改仰卧为侧卧，他更加频繁地为产妇们诊脉，努力对她们做出笑脸，说些鼓励的话，以减轻产妇们的恐慌……然而产妇们仍然大批大批地死亡。有一天，塞麦尔威斯照常来到班上，听见同事们正在谈论一桩新闻：医院里的柯勒施茨大夫在做解剖手术时不小心被手术刀划破了手，得败血症去世了。塞麦尔威斯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解剖的时候……刀子划破了手……败血症！是的，每个产妇在生孩子的时候，子宫内部都有伤口，于是尸毒就乘虚而入。原来产褥热就是败血症！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明明白白：他和他的同事们总是在停尸间做完解剖手术后就直接进入产房，然后用那还散发着尸体气味的手为产妇们做检查，尸毒正是从他们手上钻进产妇体内的，而他们还把那种气味当成是勤奋的象征，并为此感到骄傲哩！第二产科区为什么比较安全呢？因为那里的助产士从不做解剖手术。塞麦尔威斯没有浪费时间去搞学究式的研究，他从实际出发，立刻着手寻求解决方法。从第二天起，他就定下一条制度：做完解剖手术后必须认真洗手，先用肥皂洗一遍，然后再用消毒水洗第二遍。尽管他的同事们都嘲笑他，然而在他负责的病房里却出现了奇迹：在他开始坚持洗手制度后的3个月里，他所接生的100个产妇中，只死了1个人，而原来至少要死15个人。死亡真的被他“洗”掉了！
1861年，塞麦尔威斯发表了关于产褥热的病因和预防的书籍，并且公布了自己对产褥热预防的办法。塞麦尔威斯是凭经验预防了产褥热，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微生物，但是他却找到一个既方便又有效地防止微生物侵入人体内部的方法，这就是坚持严格的消毒制度。
1865年，塞麦尔威斯去世了，他是在做一次手术时不小心划破了一个口子，他所发现的“尸毒”也侵入到他的体内。在他逝世11年之后，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最终证明了所谓的“尸毒”其实就是病原微生物。
塞麦尔威斯去世几十年后，为了纪念这位给外科医生开拓出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的医务工作者，匈牙利电影制片厂特意拍摄了一部名为《革命医生》的电影，讲述了塞麦尔威斯的一生。
产褥热是由于产后致病菌侵入生殖器官而引起的疾病，医学上叫产褥感染，是产妇在产褥期易患的比较严重的疾病。引起产褥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为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杆菌、肺炎双球菌等。
巴斯德征服传染病
几千年来，传染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最大敌人，人们一般把它叫瘟疫。每当瘟疫来临，无论是城镇的衔头巷尾，还是农村的广阔田野，到处堆积着无人埋葬的尸体，令人谈瘟色变。即使是18世纪前后的欧洲，虽然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相当发达，可人们对传染病一无所知，医生们对它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瘟疫恣意横行。经过近百年的奋斗，现在，人们已经降伏了引起传染病的罪魁祸首——病原微生物。而第一个完整地揭开微生物奥秘并开创这门科学的人，就是法国伟大的科学家巴斯德。
巴斯德生于法国多尔镇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843年，21岁的巴斯德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4年之后，他就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当时，法国的啤酒业在欧洲很有名，但啤酒常常会变酸，这使酒商叫苦不迭，有的甚至因此而破产。1865年，里尔一家酿酒厂厂主请求巴斯德帮助医治啤酒的病，看看能否加进一种化学药品来阻止啤酒变酸。巴斯德答应研究这个问题，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未变质的陈年葡萄酒和啤酒，其液体中有一种圆球状的酵母细胞，当葡萄酒和啤酒变酸后，酒液里有一根根细棍似的乳酸杆菌，就是这种“坏蛋”在营养丰富的啤酒里繁殖，使啤酒“生病”。他把封闭的酒瓶放在铁丝篮子里，泡在水里加热到不同的温度，试图即杀死乳酸杆菌又不把啤酒煮坏。经过反复多次的试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简便有效的方法：只要把酒放在摄氏五六十度的环境里，保持半小时，就可杀死酒里的乳酸杆菌，这就是著名的“巴氏消毒法”，这个方法至今仍在使用，市场上出售的消毒牛奶就是用这种办法消毒的。
1880年，法国农村流行着可怕的鸡霍乱。这是一种传播迅速的瘟疫，来势异常凶猛，家庭饲养的鸡一旦染上鸡霍乱就会成批死亡。巴斯德决心制服这种瘟疫。为了弄清鸡霍乱的病因，巴斯德从培养纯粹的鸡霍乱细菌作为突破口，试用了好多种培养液，最后他断定鸡肠是鸡霍乱病菌最适合的繁殖环境，传染的媒介则是鸡的粪便。他经过多次研究实验，但都失败了。休整了几天以后，巴斯德又开始了研究实验。他用陈旧培养液给鸡接种，鸡却未受感染，好像这种霍乱菌对鸡失去了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呢？巴斯德顺藤摸瓜，终于发现：因空气中氧气的作用，霍乱菌的毒性便日渐减弱。于是，他把几天的、1个月的、2个月的和3个月的菌液，分别注入健康的鸡体，做一组对比实验，鸡的死亡率分别是100%、80%、50%和10%。如果用更久的菌液注射，鸡虽然也得病，却不会死亡。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他另用新鲜菌液给同一批鸡再次接种，使他惊奇的是，几乎所有接种过陈旧菌液的鸡都安然无恙，而未接种过陈旧菌液的鸡却死得精光。实践证明，凡是注射过低毒性的菌液的鸡，再给它注入毒性足以致死的鸡霍乱菌，它也具有抵抗力，病势轻微，甚至毫无影响。预防鸡霍乱的方法找到了！巴斯德从这一偶然的发现中，使他确认了减弱病免疫法的原理，使他产生从事制造抗炭疽疫苗的设想。虽然在他之前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但在有意识地培养制造成功免疫疫苗，并广泛应用于预防多种疾病上，巴斯德堪称第一人。
巴斯德晚年对狂犬病疫苗的研究是他事业的光辉顶点。狂犬病虽不是一种常见病，但当时的死亡率为100％。1881年，巴斯德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开始研制狂犬病疫苗。在寻找病原体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许多困难与失败，最后还是在患狂犬病的动物脑和脊髓中发现了一种毒性很强的病原体。巴斯德把分离得到的病毒连续接种到家兔的脑中使之传代，经过100次兔脑传代的狂犬病毒给健康狗注射时，奇迹发生了，狗居然没有得病，这只狗具有了免疫力。于是巴斯德把多次传代的狂犬病毒随兔脊髓一起取出，悬挂在干燥的、消毒过的小屋内，使之自然干燥14天减毒，然后把脊髓研成乳化剂，用生理盐水稀释，制成了原始的巴斯德狂犬病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