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的报道继续在向深度进展。事物在这些报道里变形扭曲，报道中的勃罗姆的形象连她自己都认不出来。勃罗姆被说成是一个激进的有着反教会思想的人（事实上她仅仅是不去教堂）；因为她的美貌，确实有人一直在追求她，但《日报》就把她说成是“绅士客人”的女客，暗示她有“娼妓式的本性”；更让勃罗姆不能忍受的是她的病重的母亲因为记者的骚扰去世了，而《日报》把这一切说成是勃罗姆对母亲伤害的结果。这是一份勃罗姆周围的人都读的报纸，因而其杀伤力无比强大。勃罗姆感到即便是周围人对她的安慰也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叫人受不了。话语的压迫让勃罗姆用了极端的手段，她非常冷静地开枪打死了那个记者。“她从十二点一刻到七点之间一直在城里游荡，设想自己也许会感到懊悔，可是一直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
同时，勃罗姆的朋友们也陷入了困境。她的女伴及女伴的父母被说成是斯大林主义者（仅仅因为女伴的父亲逃到苏联并死于苏联）；勃罗姆的东家布洛纳先生的业务因为这事而凋零，使这个绅士成了一个不洗澡不讲究仪表的人，最后还在公共场所同人打了架。话语的重压使人们的生活完全脱离了正常的轨道。
在这场大规模的语言的压迫中，最终以语言的全面胜利而结束。伯尔本人也因为这篇小说受到了“话语的压迫”，他的这部小说被说成是一部比“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集团还要危险的作品，是一部鼓励暴力的小说。当然伯尔最终赢了，因为他在１９７２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一下子成了德国的英雄。在获奖后的答谢词中，伯尔讲了作家在德国的处境：托马斯·曼被驱逐和开除国籍；赫尔曼·海塞移居国外，早已不是德国国籍；奈莉·萨克斯为人所救，死里逃生。看来，这些总是要发出异类的尖叫的德国作家注定是一群不为人所容的人。
十一、森林大火
怀特是那种雄心勃勃的小说家，这从《人树》的长度可以看出来。《人树》的中译本有７０２页，这个叙述斯坦·帕克一家从拓荒创业、生儿育女到最后斯坦去世的故事，具有欧洲古典小说气势恢宏、浑然一体的特点：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故事应有尽有。怀特的叙事十分放肆，他的叙事空间宏大得望不到边际，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就有了一种遥望的姿态，就好像他们在回望一切的源头。在怀特的小说中自然是当然的主角，当怀特描述自然的柔和与暴戾时，我们能感受到作家特有的热情，感受到他过剩的精力和生命中的固执和倔犟。
怀特在控制诗史般的场景时，他向我们展现了上帝创世般的耐心和精细（怀特让小说有着一个《圣经》般的开头，他的野心在一开始就昭然若揭）。在这部小说的第十二章，怀特描述了盛夏的一场森林大火，这里，我们可以见识怀特收放自如、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叙述在这时显得迅猛、坚定、毫不犹豫。天气是如此炎热，大火也许还在某处酝酿，但叙述里已经有了火焰般的热度。帕克的妻子艾米去阿姆斯特朗家送鸭子，在阿姆斯特朗家的窗口，艾米窥见男人们正神情专注地望着马德琳小姐裸露的双肩、胳膊与乳峰间的曲线。接着，艾米到了烟雾弥漫的厨房，或许是因为见到刚才那一幕，在这个粗俗的场所，已近中年的艾米说出了她一直存在的浪漫的梦想：“我们结婚的时候种了一株玫瑰，可从来没有谈论过它，那是最漂亮的东西中的一样。”艾米在丈夫面前一直表现为洁净的内心此时展露了它炽热的面目。
接着，大火来了。“烟火已经发怒。暴躁的烟柱在丛林之上腾空而起。在这不成形状的团团黑烟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正被强迫着注入空间……”“一只狐狸惊叫着，从一片矮丛中跑出。它身上的火比它本身还凶猛……一只鸟从半空中跌落下来，除了鸟嘴全身冒火，掉进在烈火中痛苦挣扎的树枝之中。”当然，怀特不会忘记描述那些灭火的人，“火还没到，热气就把树叶烤焦了，手上的汗毛也燎得精光”。这些人都知道“企图同这场大火决一死战简直毫无意义”。
这时候，小说出现了一个皮肤“皱皱巴巴，好像半透明的鳞片”的老头，他的双手像火柴棍，放在“树节似的膝盖上”。聪明的读者都会猜到一个奇迹，一个伟大的转折就要到来了。这是小说家常用的诡计。果然，这个像一只蜥蜴的老头说：风要转向，家园将要保住。当然这个预言得到了应验。但是，怀特没有让这个预言家成为一个英雄，他让人们很快忘记这个人。刚刚还处在绝望中的人们这会儿显得踌躇满志，好像大火的转向全是他们的功劳。我喜欢这个略带喜剧性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我听到怀特向人类发出了尖刻的嘲笑。
火势转变了方向，转向了马德琳小姐那里，转向了人压抑着的火焰般的情欲。这时外在的火焰和人内心的火焰同时燃烧。大火把马德琳小姐围困在阁楼里，男人们抱着水管向马德琳的房子浇水，水射到她的身上，她的胸前湿透了，衣裙贴在胸口，“就像没有穿衣服似的”。这时，艾米叫帕克去救马德琳。帕克在接近马德琳前，他已经为她那柔软的肌肤而紧张不安。当他站在她面前时，她穿着长袍，光彩夺目，飘飘欲仙，“他几乎希望发生一场灾难，把他们俩都毁了”。“他突然希望自己的脸能陷入她的肌肤之中，去闻闻那温馨；希望分开她的两个乳房，把脸贴在乳峰中间”。他把她抱了起来，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肌肤相触，而是筋骨相连，他们部分地失去了知觉。
接着下起了大雨，火被扑灭了，世界恢复了它原有的宁静。原来裸露的一切都隐藏起来。艾米虽然渴望在灯光诚实的照耀下，双手捧住丈夫的脸，看清楚他的思想，但在这部小说里，艾米一辈子也没有了解帕克的内心世界，最后导致了艾米对帕克的不贞。就这样怀特描述的火灾不但灼痛了小说中的人物，也灼痛了每一个读这部小说的男人和女人。
十二、双重加缪
有时候，创造一门哲学是一回事，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在大约写于１９５５年左右（即加缪去世前五年）的小说《叛逆者》中，加缪把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迷惑留给了我们。这是一篇关于仇恨的小说，小说充满了对人的不信任和对这个世界的失望。小说中人性固有的恶轻而易举地让理念中的善成为一种幻觉。
一个传教士怀着善良的愿望，去野蛮人那里传播文明。无情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他遭到了野蛮人的残酷的折磨：他们把他的衣服剥光，把他的头发剃掉，把他的舌头割去，让他成了一个奴隶。痛苦和折磨使他改变了原来的信仰，他否定原来所受的教育，成了一个叛逆者。他决定为主子服务，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奴隶的地位。后来，又有一个传教士来传道，是他亲手杀了这个来代替他传教的人。他成了一个被野蛮人极为欣赏的人物。
在我的感觉里，加缪内心的热情和巨大的虚无感是同时存在的。虽然加缪一生都在否认他是个虚无主义者。我想，加缪身上有两种禀赋：一种可能同他出身贫穷有关，从他身上我们总可以见到洋溢的热情和上进心；另一种则是卡夫卡式的，他具有一种刺穿世界谎言的能力，总能非常迅捷地抓住这个世界的本质。而他的哲学就是这两种禀赋的混合体。所以，他在否认个人在宇宙中的任何意义（荒谬）的同时，也不忘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西绪弗斯把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又一成不变地滚下来，加缪认为西绪弗斯心灵深处充满幸福，因为这尝试本身使他满足。因此，加缪的哲学就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其本质已不再是人活着是否有意义，而是带着命定的那份折磨，如何去生活。但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当加缪写作时，对躯体及世界肉感的认同可能把他引向另一个方向。
如果说加缪一生伴随着“阳光、大海和生活的热情”，那么同时伴着他的还有另一面：阴影、孤独和失望。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努力寻求着两极的平衡与和谐统一，这种“双节奏”和两重性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印证：虚无与热情、孤独与团结、生与死、幸福与痛苦、光明与黑暗、激情与冷漠、尊严与耻辱等等。1960年1月4日，加缪死于一次交通事故。“一声可怕的巨响！一声可怕的巨响就够了，他回到童年的欢乐中去了。”当年萨特用这样的方式总结了加缪的一生。
加缪的小说，故事外壳特别明白。《局外人》完美得给人一种近乎简单的错觉。这部小说特别好读，甚至比当下的中国小说要好读得多。当下中国小说喜欢搞得云山雾罩，以为叙述上绕几个圈子就算是先锋小说。在我们的小说面前，加缪恐怕是太传统了。他的叙事是海明威式的，简洁短促，用得最多的是白描手法。手法虽然简单，但加缪有本事让我们看见应该看见的一切，看见人物的表情和周围环境。读完加缪的作品，除了记住那个墨尔索，你还会记住灵堂、公共汽车、楼道、大海、那把刀子反射出来的光芒、监狱等物象，并且加缪机敏地赋予这些物象以象征意义。读加缪的小说就好像看了一场电影。当然聪明的读者还从他明白的故事中读出许多形而上的思索。
除了车祸的不幸，加缪在写作这事上是个运气特别好的家伙，他写作《局外人》时只有二十六岁，就是这部短短的中篇，使加缪成为巴黎文学界谈论的中心。很快整个社会都谈论这部作品，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那情形还真有点像我们国家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只要随便发表一篇小说便能一炮打响，并成为一个社会明星。现在我们都在谈小说或小说家的边缘化，可加缪所处时代的作家们显然不这么想，存在主义者把参与政治当作小说家必须遵守的教条。他们个个都是明星，他们一边上街发表演说，一边写作。他们的写作是针对时代的，他们可没有心情在边缘搞什么艺术。但你不能说他们不边缘就离文学的本质很远，就出不了伟大作品。可见有时候你特别强调某一点是可疑的。
关于加缪我也有点不满足。我觉得加缪的小说缺乏叙事艺术那种冒险精神。加缪似乎没有勇气通过叙事抵达我们仰望的星空，抵达我们内心的神秘地带。
十三、逃避或者质疑
我把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概括为一部关于“说话”的小说。小说一开始就有着小丑式的自我嘲讽和温和的自我怜悯。这是一种既玩世不恭又诚恳真挚，既滑稽又悲怆，充满了夸张的喜剧性而又具有一本正经的严肃的腔调。这种腔调不是单纯的，是经过了储存、混合，有着多种线索和信息，就好像那些话一直在小说主人公赫索格的心中发酵，那些话语在不断地膨胀。好像赫索格的心中是一个储存话语的水库，终于有一天泄洪的闸门打开，于是话语以混乱的方式蜂拥而出。因此，我们听到的说话声是迫切的、不吐不快的、自由的、神经质的、幻想的。因此这种说话声同我们平常听到的不同，我们平常听到的声音是节制的，是经过理性过滤的，我们的话语自动适应着我们习惯听得清的音频范围。现在，这声音中有很多尖锐的黑暗的东西（许多人说赫索格疯了），我们就有了一种不适感和怪异感。正是这种方式，索尔·贝娄质疑着我们习见的经验，质疑着早已被后工业时代所格式化的生活。于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愿被说出的部分被无情地击中了：这个有点聒噪的声音源自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时感到的孤立无援。
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写的是赫索格和几个女人的风流故事。但这部小说不是“私小说”，这部小说紧紧联系着历史和现实。信在这部小说里是重要的，它试图展示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模式。赫索格总在不停地写信，写给亲戚朋友、报社刊物、知名人士甚至州长总统，认识的与不认识的，活着的与死了的，甚至上帝与自己都是他写信的对象。这里，信是与这个世界的广泛联系，但赫索格的确从来都不“寄出”。因此，赫索格对历史现实此岸彼岸发出的声音是没有任何回音的，只不过是自言自语而已。信的模式是散射式的，像一束光线，从赫索格这边出发，射向外部世界。赫索格表面上是一个中心，是那些信件的源头，但这个中心是失去任何联系的中心。同样，在赫索格的生活中，他表面上也是几个女人的中心，那些由性爱构筑起来的关系中，赫索格也同样有着他对待那些信件的态度，他似乎总是在逃避什么。小说中赫索格在美国飞来飞去，实质上是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赫索格对待事物的态度是相互矛盾的混合体：接受和拒绝、责任和逃避、爱和仇恨、反抗与妥协。
但不管怎么说，赫索格总还在喋喋不休。赫索格生活在自己的玄思之中，同时也生活在矛盾之中。他总是试图在混乱的生活中寻找真相，正是这种尖锐的方式使人感到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因此，只要赫索格在说话，那他还是在找一条能够保持个人尊严又不附和现实的道路。“我把信撒遍全世界，为的是阻止它，不让它逃跑。”真相总是层层覆盖，一不小心就会从人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但现实永远是强者，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出问题的只能是“个人”。因此，在小说的最后，赫索格的哥哥替他找了一位精神大夫，他虽然觉得这很可笑，但还是接受了这种安排。他不无自嘲地说：“我对现状已相当满足。”现在，赫索格“对任何人都不发出任何信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世界终于安静下来，赫索格似乎放弃了对世界的质疑。现实像一块巨石那样纹丝不动。小说就这样结束了，那条保持个人尊严又不附和现实的道路无从寻觅。
这种双重特性也是生活中的索尔·贝娄的方式。在现实中，索尔·贝娄介入现代都市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享受名牌，经常西装革履出席那些生意人、房地产业主、市长办公室的酒会，衣香鬓影之间，流露出对他们的几分艳羡。同时，他又有逃离尘世的一面，他书写的故事都发生在现代城市，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却是在乡村度过的。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自学烹饪，是个好厨子，还是一个园艺师、小提琴手和体育爱好者。总之，他过着双重生活。这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小说里的人物的灵魂奇特而敏感，充满了矛盾。索尔·贝娄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往最好处说，我感觉迟钝，往最坏处说，我则是一个精英主义分子，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一个反革命和种族主义者——总之一句话，一个怪物。”
十四、魔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