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湖南省汀阳县人。他自幼随祖父和父亲学习濡家经传，十九岁求学于湖南名儒贺熙龄，一年后乡试中榜，后投身仕途，官居兵部郎中、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等职。他严守御“外患”与除“内忧”的忠君爱民思想，精心求学，积极探求“上慰宸辰，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时匡世”的途径，先后参与和指挥了围巢太平军、陕甘捻军及收复新疆等一系列战役，并推动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他的一生中，既有精忠报国、抵御外侮的积极一面，又有镇压农民运动的消极一面。但无论如何，他都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
一、初涉宦海
左宗棠(1812年-1865年)，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十月初七出生在湖南湘阳左家塅一个下层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他四岁起在家读书，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参加本省乡试，与其兄一同中榜。中榜不久，他与湘潭一位叫周诒端的富家小姐成婚。此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志向远大，以为仕途之门已经打开。道光十三年(公元左宗棠像1833年)，胸怀治国抱负的左宗棠离家赴京，参加全国会试。会试定在时年三月初九、十二和十五。
科考失败的左宗棠开始潜心研究学问，他以“匡时济世”为求学目标，研读了大量军事及地理学方面的书籍。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一心求学报国的左宗棠带着怀才不遇的心情来到安化小淹两江总督陶澍家中教学。
在这期间直到出山的十几年时间里，左宗棠的智谋和学问得以大量积累，他完善重新绘制了大清地图，抄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撰写了《广区田图说》。所有这些成就都为他后来的治军治民之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左宗棠未出山的十几年里，赏识他才干的胡林翼、陶澍、林则徐等官员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推荐与关注。
首先是后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
最初胡林翼将左宗棠举荐给了陶澍。后来林则徐在云贵做总督时，已做了贵州知府的胡林翼又将其介绍给了林则徐。林则徐对左宗棠的学识早有耳闻，便邀其入府谋事，可惜左宗棠那时已受聘于陶家，未能成行。第三次胡林翼又将其推荐给湖广总督程蟊采，但未被录用。之后胡林翼又多次向朝廷举荐。直到成丰二年(公元1852年)，左宗棠才接受湖南巡抚张言基的礼聘，成为其帐中谋士。
这可算是左宗棠正式踏入仕途的第一步。这一年他已年满三十七岁，可谓大器晚成。而胡林翼则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官僚，能爱才如斯，实在难得也。
成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十二岁的胡林翼死于湖北武昌。此时的左宗棠已在对太平军的战斗中屡立战功，颇受清廷重用。闻此噩耗，他悲痛万分，在祭文中写道：“自公之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偏？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伯乐走了，得伯乐举荐者正如日中天。”
二、南征北战
左宗棠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其进入张言基帐下不久便得以发挥。
那时太平军正围困长沙，左宗棠作为张的主要幕僚，提出了许多有效的建议，帮助张言基与太平军周旋。在长沙情况危急之时，左宗棠又献上了“河西合围”之计，意在围困和歼灭围城的太平军将士。太平军北上之后，左宗棠又帮助张言基训练兵丁，深得张言基的信赖。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左宗棠的政治活动主要局限在湖南。当时湘军的主力出省镇压太平军，湖南东部常常受到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冲击。在这种情形之下，左宗棠在尽力筹办军饷、军械的同时，还设法同来自各方的武装力量周旋。他的卓越才干终于被清廷认可，就连清廷重臣潘祖荫也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由此可见此时的左宗棠在清朝廷中的重要地位。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左宗棠始料不及，深感“世网之险”。成丰六年(公元1856年)，他忽然被湖广总督奏劾，处境十分危险。后经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的帮助才幸免于难。再次遭受挫折的左宗棠，却不料因祸得福。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六月，他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开始招募“楚军”，即后来的左系湘军。左宗棠人生路上一次重大的转机到来了。
“楚军”组建伊始，便与太平军几次交手，战绩不错，声望一时大增。成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一月左宗棠被举荐，接替了自缢身亡的王有龄就任浙江巡抚，收拾杭州被太平军攻占后的浙江残局。
这时的左宗棠已成为拥兵自重、名声显赫的一方重臣，与在别人帐下当幕僚时的情况自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左宗棠驱兵江浙，充分利用太平军的内乱，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占领了杭州及余杭。这一年曾国藩的湘军也成功地攻下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被镇压下去了。左宗棠用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并为自己确立了晚清一代名将的地位。
左宗棠克复杭州战图功成名就的左宗棠第二次征战于陕甘，征讨的对象为捻军和回民起义军。
捻军是与太平军同时兴起的一股活跃在北方的农民武装。太平军起义失败后，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与太平军余部赖文光联合抗清，组成了一支以复兴天国抗清大业为目标的新捻军。新捻军兵分两路：以赖文光余部为主组成的一路为“东捻”，而以张宗禹为首，活动在陕西一带的称为“西捻”。左宗棠受命征讨的即是“西捻”。
率兵入陕后，左宗棠首先研究了捻军的作战特点，然后兵分两路，沿渭水而下，准备大举进攻。令左宗棠想不到的是，西捻军此时却主动让出了泾水西岸地区，转而西进泾阳、成阳，渡过泾水，在蒲城一带集中。得到消息的左宗棠连忙调集兵力，并亲自赶到泾西，布置好战局，想将西捻军一举歼于泾水。但令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西捻军利用战术突破了其设计的包围圈，而清军也被震怒，西捻军的胜利让左宗棠真正体会到了失败的滋味。
遭到重创的左宗棠开始反思自己的作战方略。他和平定东捻军后赶回的李鸿章一起，找到了西捻军没有战略根据地、难以持久作战的弱点。于是一改以往追击的笨办法，转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慢慢地夺回战争的主动权。
新的战争策略很快便见到了效果，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六月，以张宗禹为首的西捻军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的狭小地带，最终全军覆没，转战中国北方各省的捻军起义宣告失败。而得胜之后的左宗棠乘势挥师西下，镇压、招抚了西北的回民起义军。困扰清廷多年的几大“内忧”在左宗棠等人的连年征战中终于被消除，左宗棠也因战功卓着被赏赐加协办学士衔，后又晋为东阁大学士。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千里荒芜，弥望白骨萸茅，炊烟断绝”的悲凉景象。这种结果与灾难制造者之一的左宗棠也绝对脱不了干系。
三、操办洋务
作为中国早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之一的左宗棠操办洋务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创立福州船政局。
早在浙江任巡抚时，左宗棠就对西洋的东西产生了兴趣。清军攻占杭州之后，他专门派人仿造过轮船，可惜没成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很早就萌发的洋务。
左宗棠旧照清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反复思考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后，他第一次提出了学习和仿造近代轮船及火炮，并建议将此定为长远国策。他开始筹备福州船政局，这一想法提出来后，立刻招来一片反对声，就连洋务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李鸿章就认为造船费用比买船还高，因而主张在外国订造。面对反对之声，左宗棠除力陈雇船、买船受洋人欺侮的事实外，还就人们所提之难分别进行了回答，以消除大家疑虑。在他的极力争取下，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六月三日，皇上发布“试造火轮船只系当今应办急务”的上谕，令左宗棠设厂造船。
船厂的建造开始了，左宗棠吸取了上次杭州造船的失败教训，专门聘请了德克碑和日意格两个外国人作为监制。在日意格的帮助下，船厂选在了马尾山下。接着他们商定了设局、建厂、造船、驾驶、经费、期限等事项，由日意格请法国总领事自来尼画押担保。于是，日意格、德克碑正式成为福州船政局的负责人，船厂一切事务均由二人承办。在他们的参与下，船厂还制订出了五年中制成一百五十匹马力的大轮船十一艘和八十马力小轮船五艘的宏伟计划。福州船务局的前途呈现出一片光明。
可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北方的捻军日益强大起来，皇上忽然令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命他前往西北征剿捻军。临行之前，左宗棠一面加紧布置船厂的有关事宜，一面反复权衡了船厂的接办人选。
经过反复比较，他推荐了当时正闲置在家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担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切安顿妥当，左宗棠赴陕就任。船厂的日常工作交由沈葆桢管理，而左宗棠则遥控指挥。在他们的共同操持下，福州船政局的生产规模不断壮大。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船厂因种种原因停办时，已先后成船三十四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三艘二千四百马力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制造的最大军舰。
离开福州就任陕甘总督后，左宗棠一面加紧清剿农民起义，一面把他的洋务思想也带了过来。
到西北之初，他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兰州制造局是官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主要仿造了一些铁枪铁炮、后膛枪炮等。最初的目的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生产武器，但在后来在摧毁阿古柏统治、收复新疆的战争中，这些武器也让一些民族败类和洋人胆寒。随着伊梨的收回，兰州制造局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停办。这对于中国早期的军事制造业来讲，是个巨大的损失。
创建兰州制造局的同时，左宗棠还在西北创建了兰州织呢局，引进机器，筹备机器采金。他的这些行为使甘肃这个偏远的地区较早地发展起来了一些近代工业，最后都以种种原因失败。
四、收复新疆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晚年的一大壮举，也是他人生乐章中最为辉煌的一篇。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帘汗国军官阿古柏勾结几个民族败类，侵入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莎东、和田、阿克苏、库东和喀喇沙尔等城，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自称“巴达吾来特阿孜”(意为洪福之王)。接着，对新疆垂涎已久的英、俄两国也借机加紧步伐，更加明目张胆地寻求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西部边陲出现危机的消传到北京，朝中大乱，因当时我国东部海防也正吃紧，便出现了要塞防还是要海防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重臣主张放弃新疆，把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沿海海防之用。而此时的左宗棠已年近花甲，但他凭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毅然站了出来，反对放弃新疆。在关于西北边防问题的讨论中，左宗棠全面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国防是一个整体，海防和塞防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他驳斥了李鸿章把西饷用于海防的谬话，并强调塞防现在情况紧急，应优于海防，并大力增加经费才对。与此同时，左宗棠还从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出发，指出了失去新疆的严重后果。听了他的分析，清廷最终决定收复新疆。而征战新疆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在了胆识、魄力和信心俱佳的左宗棠身上。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三月，左宗棠被诏命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第二年二月十六日，准备已久的左宗棠拔寨兰州。同年五月，从各地调拨的近一百营，约五六万人的队伍聚集在兰州。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六月，左宗棠麾下刘锦棠及金顺部进驻阜康，并从那里出发，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等城，清军初战告捷。
这一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清军士气大振。可就在这时，英国却以调停人的身份站了出来，称阿古柏愿与中国和解，可作为属国，不必朝贡。左宗棠听到这一荒谬主张之后，立即予以驳斥，他揭穿了阿古柏“只请为属国，免除朝贡，只字不提归我故土”的险恶用心，并称南疆“地不可弃，兵不可停”。南疆的收复之战提上了日程。
光绪三年(公元1857年)三月，收复南疆的第二战役正式打响。仅几个月时间，左宗棠的军队便攻克了除俄国占领的伊犁之外的南疆所有重镇，新疆重又回到祖国怀抱。
此后的左宗棠又投入了武力收复伊犁的准备之中。后由于各种原因，他征战伊犁的夙愿未能实现。但正是有了他早期军事准备的威慑，清政府与沙俄就伊犁问题的谈判最后才得以达成了公正的协议。从这点上说，左宗棠在伊犁回归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至此，左宗棠作为一名封建官僚，基本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大业。此后，他虽然也偶有闪光之作，但相比起来，再没有如此辉煌过。光绪十一年(公元1865年)，清廷不顾全国的反对，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左宗棠闻此消息，病情逐日加重。同年七月二十七日，悲愤交加的左宗棠不幸死于福州，一代名将就此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