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解放后的政治运动，造成的是是非非太多了。有人“整人”，有人“挨整”。诚然，“整人”的人有时可能只是出于“响应”号召，甚至违心发言，批判“言不由衷”。比如说，光是《文艺报》1957年20期和26期刊登批判丁玲文章或者在会上表态发言的同志，约略估算了一下，不下于120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实属无奈，被迫发言，不是为了“整人”，而是为了“过关？。因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表态，立场“不稳”，就过不了“关”。而这一“关”非同小可。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命运，一家老小，祖宗三代，亲朋戚友。但是，现实生活中也有个别这样的领导者，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硬是固执己见。1984年，中央组织部给丁玲平反，恢复了她的名誉、党籍，据有的同志回忆××竟然提出抗议说：“我还是当时中宣部的副部长，为什么不通过我？”
除此之外，文艺界的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也经常影响对某些作家的公正评价。一个徐懋庸，本是鲁迅的崇拜者，却因30年代曾糊里糊涂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而被打成“反鲁迅”者，被打入冷宫几十年，再说“京派”与“海派”的作家群，因为不属于左翼作家，又被鲁迅判为“官的帮闲”（“京派”）与“商的帮忙”（“海派”），因此解放后几七年没有人敢问津，直到80年代，才翻了身。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再看看丁玲及其作品，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在不同的文学团体、流派中，在不同的批评者的研究文章和著述里，被描述成各种各样的面孔，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多元的文化背景，多元的文艺观念，多元的批评方法，以及看问题的不同立场，也影响对丁玲其人其文的评价。
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及处理问题的不同方法。
拿丁玲对于自己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苦难的态度来说，外国人就无法理解。在某些外国人眼里，丁玲遭受了那么多的迫害，心里一定有很多怨恨，他们希望从丁玲口中捞到点什么。但终于失望。有些外国人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丁玲应该跟中国政府打官司，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但是这一切，丁玲都没有做。不但丁玲，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巨大损失与苦难的中国人也没有这样做。
在古老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中国人，他们长期以来接受一种儒文化的熏陶，主张“仁”、“义”、“忍”、“让”、“宽容”、“大度”。丁玲也莫不如此。她说，在她受难的时候，党也在受难；你的伤，我的伤，大家的伤，但“个人心灵上、身体上的伤痕，和国家、人民的创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住房破了，漏了，你不去补漏，反要去戳，不是漏洞更大了么？”正因为如此，丁玲复出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她从不悲悲切切，怨天尤人，而是朝前看。美国诗人安格尔对丁玲说：“我真不懂，受了罪；挨了打，坐了牢，没有半点怨，还笑得这样开心，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中国人，中国人，我永远也没法了解。”（见聂华苓：《林中·炉边·黄昏后——和丁玲一起的时光》，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第32—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外国人在无法理解之时，有的用“赤化”加以解释，认为丁玲整个儿被赤化了。然而，个别中国人则又猜测：丁玲是假积极，“言不由衷”。于是，丁玲成了“伪君子”、“矫情”。
再如，对丁玲的“作家是政治化的人”这个观点，责难也颇多。有的人斥之为“极左”。我认为，文艺观念不同，对于同一件事，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有的人认为：“政治化”？“化”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化到事事处处、每时每刻都要和政治捆绑在一起，作家要做政治的传声筒？如果这样，作家还有什么创作自由？还有什么文艺作品的艺术个性可言？
我个人认为：文艺作品渗透了作家的政治观点，但文艺创作毕竟是艺术活动、审美活动、审美创造，决不是什么“政治行动”。
然而，我们是否也应该平心静气地看看丁玲是在什么特定的背景下，针对什么而说这句话的？是不是也有她的某些道理？
丁玲说：“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怎么能不为人民写东西呢？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有的作家说他可以不要政治，你是个作家，就有志向，就有理想，就有情感，这都不是与政治无关的吧！”（丁玲：《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生活·创作·时代灵魂》第8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从上下文看来，丁玲认为“志向”、“理想”、“感情”都与政治有关，而文学创作正是作家审美志向、理想、感情的物化，因此，创作不能脱离政治，从这一点看来，也是对的。
恩格斯说过，婚姻是政治的联姻，难道所有的婚姻都这样？马克思和燕妮的婚姻就似乎不是政治的联姻而是纯真的爱情。大多数人的婚姻很难说是“政治的联姻”。列宁说过，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蹩脚的，不会十全十美，的确如此。
下面再谈“丁玲具有‘一切环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
首先，先假设这是一种“坏毛病”。不过，相比之下，男人的这种毛病比女人更突出，更厉害，男人的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超过女人多少倍，但论者认为女人不能有这些欲望，有了就是“坏女人”。在某些人眼里，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成不了气候，只能在家服侍好公婆、丈夫，循规蹈矩，做个“贤妻良母”。不能出风头，表现自我。女人绝对不可有领袖欲。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而且是货真价实的。
其次，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观点来分析，这些“坏女人”的“毛病”不但不是“毛病”，而且还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马斯洛认为人有七个层次的需要：生存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等属于第七个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一最高级的层次。而追求和满足高级的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的心理趋势，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因为动物也有生存需要、安全需要。所以，从这种观点看来，并不能算是“坏毛病”。须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每个人都想实现自我价值，想顽强表现自己，所以想当个处长、部长之类，想当个××家”之类，想领导别人之类的想法，无可厚非。当然罗，自我实现是可以的。但假如为了实现自我而将别人踩死、打倒，这又另当别论。至于说到“嫉妒”，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人皆有之，似乎不是“坏女人”才有的“毛病”。
其四，丁玲特有的个性气质，常常使她卷入漩涡，陷入是非的陷阱。
丁玲直爽，心口如一，真诚坦白，不像社会上有些人，性格内向，城府很深，有什么看法装在肚里，谁也不透露，这种人很少闯祸。还有的人深谋远虑、审时度势，观言察色，表态四平八稳，左右逢源，让你挑不出毛病，他自己则犯不到“规”。这种人躲在避风港里，一辈子过舒服日子。然而，丁玲做不到。她说：“我喜欢有真性情的人，不虚伪，不要两面派，不搞阴谋，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这种人对我的心思……”。丁玲还说过：“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强规自己，也不顾虑文章的后果是受到欢迎或招来物议……”。由此可见，她写作时忠于自己的感性直觉，“不喜欢过于理智”。加之，她性格直率，有时易于冲动，言辞激烈，因此容易惹来灾祸。例如，1942年3月初，有两位因离婚事件而遭到物议的妇女，向丁玲倾诉她们的经历和痛苦，深深地引起丁玲的同情。偏偏3月7日《解放日报》文艺版编辑陈企霞来信约稿，丁玲正巧有感想，要为这两位离婚的妇女鸣不平，于是写了《“三八节”有感》，发表于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就延安妇女的结婚、离婚和如何生活等问题直率地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不料祸起萧墙。4月间，整风运动开始，在一次高干的学习会上，此文受到猛烈的批评，好在毛泽东作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时是托派”。有了毛主席这句话，丁玲才得救了。
再说，丁玲过于敏感。诚然，作家都是敏感的。有一位西方学者说，作家有鹰的视力，狗的嗅觉，狐狸和野兔的机灵。丁玲是一个独特的女人，她情感细腻，感觉锐敏。她说：“作家一定要看见旁人能见到的东西，还要看见旁人看不见的东西。”丁玲锐敏的感受力和观察力，给她带来新的“独特的发现”。
1936年11月，丁玲到达苏区以后，从走马看花到沉人生活。她敏锐地感到这个旧社会母体中分娩出来的解放区新世界，明显地留有旧社会的痕迹。丁玲还认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基于此，她感到即使是革命圣地，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于是她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揭露了解放区存在的封建恶习，小生产者的习气，官僚主义的作风。塑造了贞贞、陆萍这样的鲜明形象。艺术地形象地提醒人们：要铲除封建意识、官僚主义和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对革命肌体的侵袭。但在那时，丁玲无法被理解。一般都认为解放区通体透明光亮，一片红彤彤。说解放区有缺点，有黑暗的角落，就是诬蔑，就是攻击！于是，人们把陆萍看成‘饭党分子”，将贞贞视为“叛徒”。那么，创作她们的作家——丁玲，当然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罪人了。
时间向前行进了40年，到了80年代初，当我们进入“新时期”，步人“改革开放”的时代之后，人们才发现：改革的阻力太大了。这个时候，人们才理解陆萍改造医院的艰难和失败的痛苦。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即使要搬动
一张“桌子”，也是不容易的。“改革一两，反动十斤”。
独特的敏锐的感受力和观察力，使丁玲在时代的变迁、历史转折的时期，能够有独特的发现，有超越意识。鲁迅先生很形象地描述了作家这种敏感。他说：
“作家有一种特有的敏感，例如听口令‘举……枪’，政治家要等到‘枪’字令下的时候才举起，而作家听到‘举’字就举起来了”。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丁玲正是如此，敏感和直率，往往就导致她“触礁”、“沉船”。
丁玲争强好胜，的确有“明星意识”、“竞争意识”，想“挂头牌”。她这个人很自信，不容易服输，因此才说出：“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比一比有什么不好？“比一比”其实也就是一种动力，给自己一种激励，也许还能创造出标新立异的好作品来。
总之，丁玲不管是“行时”或“背时”，成功或失败，成就与局限，都与她的思想、性格、密不可分。正如王蒙同志所言：“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的确如此，丁玲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人，加上她独特的经历和遭遇，常常使她处于潮流的中心，瞩目的对象。
其五，丁玲在20世纪生活了82年，其中对于她的论争在她生前死后却也有70余年的历史，这种论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无论是思想观念、道德观念都出现某些混杂与迷乱，混沌与无序的状态。文艺观念也处于东方与西方，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多元对话中，没有固定的批评模式，也没有条条框框，不存在什么权威话语，“上帝死了”。因此，对于某些人、某些事看法不一致，达不成共识，也是不足为奇的，可以让不同的观点存在，不必强求舆论一律。
然而，我以为这并不意味着文艺批评没有较为一致的标准，对于一个作家的评价，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知人论世”，“顾及全篇全人”。评价一个作家必须紧密结合她的作品，不应拿猜想作论据，这样会影响评论的科学性。
文学批评本身是科学活动，文学批评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公允客观。
《文心雕龙·知音》提出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应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当然，文学批评还应该是学术化的，有学理背景的。
诚如有的同志所言：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不是政治家，不是领导干部。既然她是个作家，就应该用作家的标准来衡量她。评价丁玲主要应该通过她的作品，因为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文艺观、审美情趣等等的物化，是作家心血的结晶，如果脱离作品，单纯将这个作家在某种场合下的讲话，东摘一条，西摘一句，然后就作为论证的依据，来判断其人，也是不大妥当的。因为，作家的宣言，往往并不等于他的作品。巴尔扎克是个保皇党“政治上很顽固，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他最同情的，正是他自己宣言上所反对的。托尔斯泰站在农奴主的立场上，主张不抵抗主义，但是在他的作品里，却深刻地揭露了农奴主的罪恶。
丁玲思想上、心理上是不是也存在一些矛盾？她的宣言和作品是不是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丁玲生活在20世纪，是个时代的产儿，不免带上时代的局限，像所有的人一样，有她自己的弱点缺陷，不是完美无缺的。
丁玲一生不幸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成了典型的“运动员”。但是这不是丁玲自己的选择。丁玲不能离开时代，社会，不能脱离主流政治的影响，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当我们在评论她的所作所为，评价她的作品成败得失的时候，不应把问题仅仅归咎于她的个人，应该看到：这是时代使然，社会使然！
当人们对当了汉奸的周作人尚且能抱宽容和亲和的态度去评论他的创作道路的时候，为什么对一生遭受多次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又已经死了10多年的丁玲，已经灰飞烟灭的丁玲不能容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