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这是一个寄寓京都的江苏作家汪曾祺对故土的深深怀恋之情，他要从这碗“咸菜茨菇汤里”喝出一种别人无法感觉到的家乡的意味。
其实，每一位作家，一想到生他养他的故乡都会砰然心动！不管他离开家乡多远，不管他离开家乡多久。也割不断他对故乡的情思缕缕。
然而，丁玲似乎不一样。
1922年当她准备外出到上海读书时，曾和母亲回临澧要求祠堂出资赞助。按照蒋家族规，有子女出省读书，可从祠堂公田拨谷二担补助学费。但族长说：“祠堂开过会了，公田里的谷，只补给男孩子，女孩子不给！”丁玲说：”从此我们就走了，再也没有回过临澧，我对临澧没有感情”。丁玲后来又说：“我离开了这块生养我，培育过我的地方。当时我只感到地方的贫穷、落后、人压迫人，人欺诈人，充满了腐朽、黑暗。当我决定奔向广阔的社会，寻找挽救国家的道路时，我鼓动稚弱的双翅，除了对独立自强的母亲满怀同情和依恋外，对别的是毫无眷恋的，别了，我的家乡。”（丁玲：《似无情，却有情》，《丁玲文集》第9卷第20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此后，丁玲四处奔波，遍踩荆棘，备爱熬煎，在苦液中浸泡，在烈火中锤炼，似乎无暇回忆故乡，似乎忘了生养她、培育过她的这块土地。
但是，南岳的雄伟，张家界的奇秀，岳阳楼的古雅，桃花源的胜景。还有湘资沅澧，四水清湛，八百里洞庭，浪涛滚滚，全在她的记忆中。那翠绿的茶园，挂满枝头的蜜桔，金黄色的稻穗，香喷喷的擂茶，薰得金黄的腊肉蒸豆豉，鲜美的菌油，真是令人魂牵梦绕，一想起就口馋。
丁玲复出后，曾捎信给我，要我买“菌油”托人带到北京。我那时还不知道菌油是什么东西。经调查，才知道这是一种野生蘑菇，春天和秋天长在松树下，叫松菌，颜色黑黑的，和白色的人造蘑菇不一样。这种东西在丘陵山区才有。老百姓将它探下后洗净，炒干，弄熟后用茶油炸，用土缽子装好（茶油盖住菌子），遇上吃面条或熬汤时，放上几小匙，味道立刻变得鲜美。这种饮食习惯，在丁玲家乡临澧、常德普遍保留着。我终于在街上买到两小瓶，捎到北京，圆了她的“菌油梦”。可见，作家都有难以更改的乡土习性。
1982年，78岁的丁玲，怀着一片陌生的好奇之心，回到了家乡临澧。她到底回来了！从18岁离开故乡到此时已整整60年了，似无情，却有情。当她在故乡匆匆走访了一个月之后，她却不能不因故乡人民的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而满怀欣喜与感激。她说：“我曾是天涯游子，四处为家。我的根子不是扎在小小的故土，而是扎在祖国的大地。但现在却因为这块可爱的故土，使我有了一股新的温情，这大概就是所谓故乡情了吧”。“现在我又要离开了，在多了一份感情，多了一份关心，多了一份怀想之后，我又将离去了。这和六十年前离开故乡的情景是多么不一样呵！”（丁玲：《似无情，却有情》，《丁玲文集》第9卷第20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文学创作和地域文化具有天然的割舍不断的联系。每一位作家都有难以割舍的地域情缘。
鲁迅小说中的阿Q，他头上戴的“毡帽”，咸享酒店的“曲尺柜台”，孔乙己下酒的“茴香豆”，还有“乌篷船”、“六一公公”，“九斤老太”等，都显示了浙东地域的文化风貌。鲁迅一生有1/3的时间生活在绍兴，因此他的小说的背景多取材于这里。
再说沈从文，笔下古朴的湘西世界是多么的美妙，它充满了湘西的神韵：那边城的“吊脚楼”、“碾坊”、“筒
车”；小溪流上的“绳渡”和“方头渡船”；“走车路”和“走马路”的找对象方式；“大佬”、“二姥”的人物称呼，‘院雏”、“龙朱”、“傩送”的小孩取名，莫不与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有天然的联系。还有贾平凹笔下的“秦汉遗风’、“商州精神”，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小巷，老舍笔下的北京四合院，肖红笔下的呼兰河，它们既是作家创作特定的话语，又是创作主体生生不息的精神栖息之地，是作家乡恋情结之所在。
说到丁玲，她早年走南闯北，以后又到了延安、北京、北大荒，她没有以某块地域作为自己唯一的写作背景，她似乎淡化了地域观念，但从她为数不多的以故乡为题材背景的小说中，已可见其文化的浓重投影。湖湘文化，作为一方水土和一方故事的中介，将人和地，水土和故事收摄于丁玲的小说世界中。像《过年》《水》《田家冲》《母亲》等。其中对湖湘的风俗人情、地方风物、社会景观、生活风貌等，都有所摄取，并描绘了一幅幅的湖湘风景画、风情画与世态画。
4—1对故土血亲的忧思——《水》《奔》
1931年夏，中国发生了一场“一个世纪来世界史上仅有的”大水灾，长江泛滥，殃及16个省市，汉口一夜之间陷于汪洋。在这场大水灾中，据统计，死亡人数达20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不计其数。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湖南，也难免遭劫。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文化史志》记载：1931年7月，全省54个县受灾，淹没耕地700万亩，淹死5万余人。面对这触目惊心的大水灾，丁玲调动了她儿时对洞庭湖区水灾渗状的记忆，写了《水》这篇小说，是年9月-11月在《北斗》上连载。
丁玲4岁以后寄住在武陵舅舅家。武陵位于西洞庭湖畔。
长江之水注入洞庭湖，湖南境内的四条大河——湘江、资水、沅水、澧水也注入洞庭湖，再从岳阳城陵矶汇人长江。古时号称800里的洞庭湖，由于长期以来泥沙淤积，湖面不断缩小，蓄洪能力不断削弱，洪患不断发生。加上湖南境内除了4条大河之外，5公里以上大小河川尚有5341条。一旦洪水泛滥，后果不可设想。
西洞庭湖之滨的常德，河渠湖泊密如蛛网，星罗棋布，自然经常饱尝水患。
生活在滨湖地区的人，水是最大的忧患。湖南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控制，雨量特别充沛，每年降水量在1250-1750毫米之间，且又集中在每年的5月至7月，常常暴雨倾盆，造成内渍外涝。
滨湖地区深受洪水之害的老百姓，对于龙王、对于洞庭湖有过许许多多的神奇的传说。湖湘老百姓为了祁求平安，到处建龙王庙，香火祭拜。给小孩子取名，也喜欢取个“龙”字，如“龙庆”、“龙顺”、“龙儿”等等。
更为有趣的是，岳阳君山这个洞庭湖的小岛上有个“柳毅井”，据传唐代传奇《柳毅传书》中柳毅就是从这个“井”传书给洞庭君的。
故事写书生柳毅遇一龙女，她因受丈夫虐待，被赶到荒野牧羊。柳毅激于义愤，代为传信给她的父王洞庭君。信就是从这个“井”传到洞庭君那里的。洞庭君的弟弟见信大怒，杀了龙女夫家的人，救出龙女。并欲将龙女许配给柳毅，为柳毅所拒绝。后柳毅娶范阳卢氏，乃龙女化身，于是终成幸福夫妻，柳毅最后还成为仙人。在湖南民间，像这样有关“龙女”、“龙王”之类的故事、传说甚多。富有浪漫的想象和传奇的色彩。
丁玲的童年，在常德度过。她的母亲在：1927年的日记中记载：那年夏天下大暴雨，大水滔滔，当时，她们母女住在学校里。
五更时，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其势甚凶。我起床下楼查看，全校以（已）成泽国，外面一片哭喊与滑滑之水声及雷雨声。此时以（已）有微微曙光，喊人去探询，云西城出蛟，矮城倒了，压坏民房屋子，平地一刻水深数尺……（《丁玲母亲自述》《丁玲研究》第101页，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童年的丁玲，在她记忆的深处，总是与水发生联系。像母亲日记中记载的事，每年夏季总会发生。她说：
我小时居住的常德县，在沅江下游，人们经常说：“常德虽好，久后成湖”。那里离洞庭湖很近，洞庭湖附近好几个县，如华容等，都是沅江冲积下来的泥沙淤积而成的。原来沅江上游，地势很高，水流很急，每到春夏，就要涨水。一涨水，常德县城就像一个饭碗放在水中，城外一片汪洋，有时都和城墙一样高了，城内街巷都要用舟船往来。老百姓倾家荡产，灾黎遍地，乞丐成群，瘟疫疾病，接踵而来。因此，我对水灾后的惨象，从来印象很深。（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丁玲文集》第5卷第394一39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城市尚且如此，至于说到农村，情况更为糟糕。滨湖一带的农田，大多是河、湖冲积之地，农民将四周筑起土堤，便在堤内搭起茅屋，也在那里耕种。堤外河水比屋高，比田高。如果用一只锅来比喻的话，茅屋、绿洲在锅底，河水被农民筑起的土堤堵在锅沿外。一旦大水冲垮了堤垸，水便会一泻几米、十几米深，一片汪洋、人或为鱼鳖。于是，到了涨水的季节，为保住堤垸这条生命线，老百姓与洪水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这些都收藏在丁玲儿时记忆的仓库中。1931年这场全国性的大水灾，成了一个触发点，于是，她写了《水》。
《水》既融人了母亲的生活体验，也融入了丁玲儿时的记忆，它描写滨湖地区人们经历的一场大水灾。
滨湖地区，平时官府年年派捐，美其名为“修堤”，而实则大饱私囊，致使堤垸千疮百孔，一遇到洪水冲击，便险象横生，漏洞百出，农民怎么拼命堵堤，也无济于事，大水冲毁了他们的家园。《水》描写了农民在溃堤前的惶恐不安；抗洪抢险时的慌急、万头攒动；溃堤时的骇人情景、惨不忍睹的场面。描写十分逼真生动。要是没有童年、青年时代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深受洪水之灾的切身的体验，光凭借报纸上刊登的水患的消息，无论如何是写不好的。
《水》写于1931年7月一9月，并刊载于《北斗》创刊号一3号。这说明在1931年夏天这场滔滔大水的洪波尚未退尽的时候，作家便立即对它作出迅速的反映，这实在得力于过去的生活积累。作品通过这场滚滚的急流，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可以看到丁玲对家乡人民长期遭受水患的忧思。
《奔》写于1933年2月，创作《水》之后两年。它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它描写的是一幅悲惨的城乡流民图。《水》的结尾写到水灾之后的惨景：
“淹灭了一渡口、杨家阙的水，又扩大了它的地盘，沿堤崩溃了许多地方。长岭岗上，其他的许多村镇，都不断的增加了流离失所、饥饿的群，日夜沸腾着叫号和啜泣。哭着亲人，哭着命运又喊着饿的声音，不安更增加了。到县城去的路已经断了，但用帆船又带来一些军火，并没有带救济来。（丁玲：《水》，《丁玲文集》第2卷第394-39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样，在饥饿、瘟疫、死亡的威胁下，又多了一重威胁——镇压他们的子弹！这些饿着肚子的灾民，在欺骗和劝说之下，被人贩子带走了。“五六十人一批，或七八十人一批，坐船走了”，据称是“到很远的地方，那些没有水，而有米粮的地方，那里有许多大财主，大善人，去好些人都吃不穷的地方，留在那里，等水退了，等到可以做活了再回来”。
另外一些不为饥饿和瘟疫逼死的人，“又被枪托和刺刀大批大批的赶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那里本来就是烟火弥漫的地方，就是大屠场，这些饿着的，不死于水的人，便在炮火之下牺牲了。”
这便是大水灾之后，湖湘农民的“出路”。
丁玲住在常德时经常目睹这些惨景：满街灾民沿街讨吃，走着走着，走不动了，便坐下来、倒下来，死了。
《奔》描写的，正是农村破产之后一群农民满怀希望到上海找活路，但在上海见到了什么呢，车到上海站，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跟着人群朝出口“奔”。相信在这无数的高楼大厦、商店、工厂中定能找到每月挣几块钱吃饭的地方。
然而，当张大憨子找到要投奔的姐姐和姐夫时，却呆住了。在家乡下田做活，一个人可以当两个人用的姐夫，那赤色壮健的农人的胸脯已经干瘪，每天14个钟头的劳动，机器把他的一身都榨干了，现在又已经失业，姐姐又病倒在床，他们正想回家乡去。上海有几十万工人失业，憨子他们来时借来的一点盘缠也用光了，只好连夜长途跋涉，沿路乞讨奔回家乡。回到那一样没有希望的农村，不过埋藏在他们心中的愤怒与不平正在迅速滋长着。在作者一个个“奔”的动态镜头下，城乡流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情景历历在目。憨子他们从乡村“奔”到城市。又“奔”回乡村。掠过他们的身边，一轮开往上海的火车的四等车厢里，“又有一批一批的乡下人，在乡下过不了而跑到上海去的。他们正睡着，咧着嘴，流着口涎，做着可怜的却是荒唐的梦。”他们的“梦”，一到上海又会碰得粉碎。
《奔》和《水》一样，生动地描写了具有反抗性的劳动群众的群体形象，描写他们从希望到失望，又由失望到新的希望的心理历程。人物情感随着“奔”的线索的延伸，起伏跌宕，城乡两条线索明暗交替，远近开阖，将农村与城市的流民联成一幅图画，紧扣了《奔》的主题。不仅如此，它还通过城乡对比，将农民意识与都市“文明”作了真实而精彩的描写，从文化意识的层面上，揭示城乡差异：
当憨子们往上海车站出口处奔时，一些奇形怪状、五光十色的景象使这群乡下人目瞪口呆了：“扛运夫杂在穿皮大衣的粉脸太太里，太太们又吊在老爷的手上，老爷们昂首在乡下人旁边，赛跑似地朝出口奔去。”这群乡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