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器气势雄伟，讲究对称均衡，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其表现手法以阴刻线为主，辅以浅浮雕，并出现了圆雕、半圆雕、搂空等难度很大的手法，饰纹已采用立体纹、地纹、和装饰纹三位一体，称为“三层花”，即第一层用阴刻线刻出云纹，直线，涡纹等为底纹，然后用浅浮雕的手法表现轮廓，最后再以阴刻线在凸面表现细部。如良清玉器的兽面纹常以单（双）阴线刻的圆圈象征眼睛。两眼之下常浅浮雕出略呈长方形鼻，其上增配桥状隆起，似如鼻梁，少数在鼻下阴刻出嘴部，或再以弧线勾勒出脸庞，嘴部有獠牙者，鼻呈圆角长方形，有眼睑和鼻梁或额，无獠牙者，鼻呈蒜头形，无眼睑和鼻梁或额。
纹饰着重强调图像头部结构，尤其是以目纹为中心，刻画出鼻、牙齿，成图时多采用正视投影。为解决兽面平面形象的呆板，设计者匠心独运地采用两个侧面表现立体图形的方式，将原本单调、呆板的兽面形象表现得面目狰狞、变幻莫测，令人惊然而惊，称其为“狰狞的美”或“狞厉的美”，是很恰当的。
1986年和1987年发掘的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新型玉器，使我们对良渚玉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这些玉器除常见的琮、璧、镯等器形外，还见有组装件，穿缀件和镶嵌件三大类。组装件是把不同的玉部件，如杖首、提手、盖、塞地用榫铆等贯穿的形式组装成一件器物；穿缀件是以贯穿或缝缀等形式将各类玉饰件组成一起，如串璜、管、珠、坠等；镶嵌件是将很多细小的无孔玉粒及一些玉件用粘合等方式装饰在器物上。镶嵌件开我国镶嵌技术之先河，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揭示了许多先前零散出土而不知其结构、名称和用途的玉件的本来面目。
良渚文化玉器对周围地区文化的玉器有巨大的影响，西达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6000—5000年），南到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5000—4000年），发现的琼、璧等玉器与良诸文化玉器有着极深的渊源。而它对北方黄河流域的影响更是至深。
商代玉器的种类很多都可以在良渚文化玉器中找到雏型，特别是良诸文化的兽面纹和玉石镶嵌技术不仅完全被商代所吸收，而且对商周青铜器制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兽面纹就是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雏形，而玉石镶嵌技术又为商代以后的铜嵌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龙山文化玉器
到距今4500—3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玉器突然勃兴，虽不及红山、良渚玉器之辉煌，但诸如陕西神木石峁山西襄汾陶寺等地，也发现了成批的玉器；大多已具有礼器的性质，其重要的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可凭此在中国古代玉器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已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中，神木石峁的玉器数量相对较多。这些玉器由墨玉、玉髓、石英岩、大理石岩、蛇纹石岩等质料制成，器形有牙璋、圭、斧钺、戈、刀、壁、璜等。玉雕艺术品有人头像、玉蚕、虎头、玉蝗、螳螂等。玉器多出土在墓葬中。这批玉器除玉璧、玉璜可用作佩饰外其余玉圭、玉斧、玉钺、玉戚、玉刀的刃部钝厚，无使用痕迹，可见并非是实用器，而应是当时的礼器。特别是玉牙湾，发现了28件，其装饰的牙齿具有象征意义。它不是兵器，也不是生产工具，更不是装饰品，应是举行祭祀活动的礼器。玉刀发现近四十件，又长又大，刀身有钻孔，同样不能使用。玉钺、玉戚、玉斧、玉戈是象征权威的法器。玉譬虽可作装饰，但也是一种礼器。这么多的礼器发现在墓葬中，墓主人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巫师。从出土玉质礼器的墓葬数量之多来看，神木石峁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曾有一个巫觋集团居住。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总面积达40万平方米，出土的玉器有玉钺、玉暖、玉琮、玉铲等礼器和制作精良的玉梳、玉管。玉臂环等。其中以销、援较为常见。凡是较大型的墓，随葬的玉器也就较多。在9座大型墓葬中，除出土有代表王权重器的龙盘。鼍鼓、特磬、土鼓外，还有玉钺、玉琮等。较典型的玉钺或石销，没有使用的痕迹，有的薄而细长，非实用器，且与代表王权的重器同出，表明它不再作为生产工具，而是作为礼仪用具了。
啤南文化玉器
卑南文化分布于台湾花东纵谷、海岸山脉南段东麓、台东平原以及大武山东麓河阶及面海坡地，距今约5300—2300年。玉器主要出土于台东县卑南遗址墓葬中，多数玉器呈碧绿色，玉材来自花莲县的玉矿。器类除少量坠、棒、管、镞外，常见的是块形饰；共出土一千三百多件。这种形饰式样很多，除有内地常见的圆形快外，绝大多数是带有缺口的圆形环及环外缘附加四个突起的形状，其他还有长条形、方形、两翼形等。佩饰中有一种单人和双人兽形佩，造型奇特。这些佩饰制作精致，风格独特，代表了台湾史前文化的最高工艺水平。
卑南文化玉器主要用作装饰，快形饰出土时均在人头耳部两侧，应为耳饰；玉坠作头饰；棒形和管形玉作颈饰和胸饰。繁杂的玉器种类反映了卑南先民丰富的精神生活。
大溪文化玉器
大溪文化分布于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400—5300年。玉器主要出土于四川巫山县大溪遗址和湖北松滋县桂花树的大溪文化墓地。出土的玉器形体较小，器类有块、璜、璧、环、坠等，均为扁平状，其中以块、璜的数量为最多。块的形状不十分规整，出土于人的头骨两侧。璜的数量较多，主要有弧形、桥形和半璧形三种。璜的两端有穿孔，半璧形璜外缘刻成连续锯齿状，其装饰手法是大溪文化玉器独具特色的工艺。大溪文化玉器主要用作装饰，有耳饰。项饰和臂饰等。耳饰为块和坠，璜和璧作项饰，悬挂于颈上或胸前，臂饰主要是环。大溪文化玉器的意义在于它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玉器非常相似，例如大溪文化的弧形璜与薛家岗文化、桥形璜与崧泽文化、半璧形璜与良诸文化等同类器物形状很接近。这为研究史前各文化间玉器风格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玉器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以及大溪文化玉器的渊源提供了实物资料。
凌家滩文化玉器
凌家滩遗址于1985年被发现，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门镇西南约10公里的凌家滩自然村。
经1987年春、秋，1998年秋的三次发掘，共揭露面积1775平方米，发现墓葬44座、祭坛1座。祭礼坑3个、积石圈4个、房屋遗址1座。大墓随葬品以高规格的玉石器为主，陶器次之；中、小型墓以石器和陶器为主，玉器次之。凌家滩遗址年代，为距今5560—5290年，与红山文化年代相当，而早于良港文化。
凌家滩墓葬出土的玉器，数量多，品种丰富，琢磨精致，玉质温润，洁白透明，造型独特，生动传神，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一次重大的发现。
出土的玉器经测定质地有透闪石、阳起石、叶蛇纹石、利蛇纹石、水晶、玛瑙、玉髓、石英、绿松石等。玉器品种有玉人、玉龙、玉璜、玉壁、玉环、玛瑙斧、玉块、玉镯、玉铖、宝塔形玉饰、玉管、玉珠、玉扣形饰、玉喇叭形饰、月牙形饰、玉菌形饰、玉兔、王冠形饰。玉龟、玉刻图长方形片、玉鹰、玉龙风璜、玉齿环、丫形器、双连环、玉猪、玉坠饰等。
凌家滩出土的玉器，不但精美而且品位极高，出土的玉龙、玉鹰、长方形玉片、玉龟、玉人、大型玉钺、玉戈、玛瑙斧等，突出反映了原始宗教在凌家滩社会组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玉器最初是以装饰品形式出现的，五制饰品在石器时代自始至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代替小型玉饰物而勃兴的是大型的象征性武器工具及具有原始信仰性质的礼器，这类器物的出现标志着等级观念和原始宗教观念渗入玉器之中，使其成为祭祀工具或等级权力的象征物。正是因为它们是一种精神或观念的象征物，人们才会在它们的造型和纹饰上耗费巨大的精力。借以表达其中丰富的、逐渐明确起来的精神内涵。中国古代玉礼器在巫术和原始宗教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对于红山文化的玉龙和玉兽形饰（玉猪龙），就不能把它们简单地看成动物形饰物。龙的崇拜，自古以来就与农业生产有关，作为祭祀物的猪，逐渐抽象为超现实的龙的形象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原始农业的发展和原始信仰发达的基础上，高度发展的原始意识形态和原始艺术的结晶。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已初显文明的曙光。以琼、璧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大型礼器则代表了我国史前巫术发展的最高水平。玉琼作为良渚文化的重器，在祭祀中具有沟通天地的重要作用，大量玉珠的发现，又反映出良诸文化时期巫术和原始宗教的普及性。我们之所以说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神秘，一是指当时人们对玉器的崇拜达到了很高程度，并由对玉的纯自然崇拜过渡到与权力相关联的复合崇拜阶段；二是指玉器的纹饰奇诡、庄严，较多地使用了想象的神话动物，或者人、神、兽复合物，在观感上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三是玉礼器在玉器中的比例很大，并形成了较严格的礼仪制度。综合地说，以刀、戈等象征性武器工具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工“礼兵器”，和以玉龙、兽形饰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动物形玉饰及以大型琼、璧为代表的良渚文化玉礼器，是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各具地方特色的玉文化。而文化因素共同渗透的方向正是位于它们之间的中原地区，夏商玉器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新石器时代玉器主要作品介绍
玉猪龙红山文化玉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采集，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器高15厘米，最宽10厘米，断面最厚4厘米，因受浸蚀较重而呈乳白色，整体弯曲“C”字形。兽首肥大，两只近三角形的大耳竖立耸出于头顶，圆睁大眼，眼周饰瓜子形圈眼睑，吻部前突，鼻间有多道阴线皱纹，口微张，外露一对獠牙。兽身扁圆光洁。首尾以一条缺而不断的口相隔。
全器中央，由两面对钻出大圆孔，背部靠颈际有一小圆孔，亦对钻而成。这种立雕的玉怪兽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只是大小有别，大者高约15厘米，小者约为大的二分之一。各地所出土的这种玉怪兽形制基本相同，是一种鲁首虫身蜷曲成环状的抽象动物。从正面看，头部似猪（故有人称为猪龙玉饰），两耳竖起，两眼相对圆睁，以浑厚的大眼眶将两眼连在一起，吻部前突，口微张，嘴眼之间刻出许多道横向沟纹皱褶，除了嘴部用透雕以外，其他部位都用细线浮雕，在蜷曲中心有一大圆孔和背上有一悬绳的小孔。从牛河梁石棺墓中兽形玉玉猪龙出土位置判断，这种玉饰是悬挂在胸前的。推测这种玉饰不仅起装饰作用，更主要的作用是祈求吉祥和护身，玉猪龙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物，有祥瑞、压邪的作用，随身佩戴，以求神灵保佑，犹如现代蒙古族人佩戴的护身符。因此，有的学者推测，这种兽形玉饰的形象是古代中国龙崇拜的最初形式。
玉箍形器
“C”形玉龙红山文化玉器，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博物馆。三星他拉玉龙高26厘米，岫岩玉制成，呈墨绿色，体卷曲呈“C”字型，昂首、弯背、卷尾，颈背起有长达21里米的鬣，呈扁平状，占全器的三分之一，吻部前伸，鼻端乎且有对称两圆似猪鼻，跟为梭形，额及颚底刻有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身截面大致呈椭圆形，龙背重心处有一小穿孔，如以绳悬挂，则龙头、尾正处在同一垂直水平线上。除龙头部采用阴浅和线浮雕的手法表现出跟、鼻、嘴外，通体光素无纹，琢磨极为精细，光洁圆润，龙身卷曲刚劲，长鬣飞扬，显得生气盎然。
玉箍形器：红山文化玉器，1983年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墓地出土，辽宁省博物馆藏。高11.5厘米，上口臣8.4厘米，下口径6.8厘米，玉质呈青绿色，遍体布满土浸褐斑。器呈椭圆形筒状，上大下小，呈倒置的马蹄形，故又称马蹄形器。器壁较薄，仅0.45厘米，筒外光素平滑，上端呈斜坡状，开口处磋磨出刃口，边缘留有加工时形成的两处凹口，下端平齐，近底边处两侧相对应各有外面琢出的小圆孔，外大内小，外径0.7厘米，内径0.4厘米。
关于这种玉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有若干猜测，有人认为是臂饰或腕饰，也有人认为是舀米的实用之器。之后在红山文七其他的一些墓中也发掘出土了马蹄形玉器，出土位置绝大多数是枕在头下的。据此可以认定马蹄形玉器是束发用的玉发簪，其扁圆形的长筒形体上口为斜口，状似马蹄形，下口为平口，近下口处钻出对称的双孔，用于插发簪别住发髻。
青玉勾云形器：红山文化玉器，辽宁省博物馆藏。长11.3厘米，宽8.9厘米，厚0.35厘米。岫玉，呈青灰色，系片状玉琢制，中间镂空一卷云形，与器相对应，随形磨出不明显的浅凹槽，边缘又斜磨出钝刃，四周有不规则的勾云头，有的上卷，有的下卷，惟下部三个云头，侧边的一个已折断。顶端并排的两个小孔，可供穿绳佩带。勾云形玉佩是红山文化独有的一种体薄宽大和楼空成卷云状的玉器，除红山文化外，其他原始文化及以后请朝代皆未发现有出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功用不清楚。这种勾云形器，体薄并较宽大，制作时除镂空、钻孔和凿制均称的凹槽均需精雕细琢外，其抛光技术也相当高超，因此它是代表当时琢玉工艺较高水平的作品。
黄玉鹰形佩：红山文化玉器，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高5.7厘米，宽5.2厘米。该器呈黄色，晶莹滋润。
鹰作展翅飞翔状，头部浑圆，嘴柞钩形，眼睛双圆圈作隐起状。两翅上各有两道隐约的直线，磨成浅浮雕的羽毛状。双足一提起，表现飞行中的状态，其下阴线刻出斜方格纹，是红山文化常见的纹饰，玉鹰背后头部有两对对穿的圆孔。可见是为了系绳，用作佩饰。
玉壁：良渚文化玉器，1困年浙江省余杭县安溪乡出土。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藏。直径26.2厘米，厚1.2厘米，孔径4.2厘米，此玉壁的玉料系透闪石软玉，呈青灰色，杂有黄褐色斑点。器形为扁平圆形，在中孔下方，正背两荫以阴线刻纹饰，正面高2.4厘米的纹饰，是一个上端作五级台阶的枢内，有一身体椭圆、头尾分明、两翼伸展的飞鸟图像，而背高3.25厘米的纹饰形如玉漳。这两个纹饰的中轴长线正好通过圆孔的中心。璧是一种扁平圆形，正中有孔的器物。一般认为玉璧是从石纺轮或环形石斧发展演变而来的，也有些学者认为壁可能最早起源于用作装饰的环。璧是良渚玉器中发现很多的一种器形。在古代，玉璧主要用途是为礼器。其二为佩玉，又称“系璧”，其三是随葬用品。
黄玉鹰形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