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雕琢工艺
任何艺术门类，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们往往使用独特的材料。与众不同的创作工具及不同凡响的制造技艺，塑造众多的形象，而且越是特殊的造型艺术，其工具与技法就越为特殊。琢玉工艺虽届雕塑芝术，但其所用工具及雕琢技法；有别于竹、木、石、金属雕塑。
简陋工具
现代社会是一十充满竞争的社会，各行各业都采用机械化生产，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中国玉雕的机械化生产，是近40年的事。60年代出现了玉雕机。替代了数千年的玉作凳。70年代又改进了高速玉雕机，摆脱了世世代代手磨脚踩的传统操作方法，生产速度大大加快。工业软轴、超声波打眼机和激光打眼技术灼应用。使大型王雕的生产及高难度玉器的雕琢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绝活。套碗机、掏膛机的发明，既提高了工效，又节省了材料？现代王雕艺术虽实行部分机械化生产，但一件成功的玉雕作品，仍取决于玉雕艺术家的心灵与技巧，这在古代更是如此。
中回古代琢玉工具，数量既少，且又简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实物，我们仅能根据玉器上的加工遗痕、弃料及文献、图象资料，加以推沦。
中国玉器千姿百态，富丽多，在雕琢工艺上，最重要的是钻孔与饰纹两大法宝，全凭玉工灵巧的双手加以变幻。孔由管钻出或用钻琢出，纹则由砣具碾出或刀具刻出。
木呈钻细棍状的实心钻。用裎钻所凿的孔，大多是上口大下口小，孔底显出尖细的斜坡形。
早期佩工上的穿系，动物形玉器上的眼，鼻穿孔，孔眼细小，有的是斜向对钻的“隧孔”，这些孔均系程钻所为。江苏吴县张陵山出土的玉，其镂空方法，是亢用木呈钻琢孔，再扩大孔的部位，就成了镂空装饰。
管钻空心状的管钻。古代完整的管钻，是竹的、骨的，或是金属的，从未在地下出土过，但所钻玉芯弃料则常有出工。从出土玉器判辨，管钻在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已广为使用，良渚文化的五琮、玉璧、玉镯等，均用管钻琢孔。用管钻打孔，孔在琢磨过程中，管外壁会不断磨损，钻出的孔一头大一头小。由于管芯太长，则会卡坏管壁，加上管孔钻透时，常会进裂或卡伤器表，故常用对钻的办法。这样在管壁上就出现螺旋纹台阶。过去常被定为良渚文化饼形饰的玉器，经仔细观察，应是璧、镯类管对钻的芯料。
钻头与钻孔
1.管钻头 2.管钻在使用中管壁磨损 3.管钻打出的孔形断面 4.木呈钻头 5.木呈钻在使用中头部边棱磨损 6.木呈钻打出的孔形断面砣具砣是切割玉器的主要工具。历代砣具多所变化。
原始社会的琢玉砣具，没有任何文献与图象资科，其时治王是否已用砣具，学者有争论，杨伯达先生在《中国古代玉器面面观》一文中，曾加以推定，良渚文化踪、璧玉器上，常见抛物线形或圆状砣痕。若将这些砣痕延长线加以复原，基本呈正圆，表明当时砣具已具雏型，可能已有类似后世“水凳”的支架，与支架相连的轴，带动轴旋转的传带。砣子用石、骨材制作。当时大块王料的切割，除用砣具外，也可能辅以弓锯。
商周时期的砣具，据北京玉器厂技术人员研究，当时已用青铜制作，硬度大为提高。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发明，使治玉砣具可能换上了铁质砣头，这对当时琢玉技术的提高，如虎添翼，插上了金色的翅膀。砣具装置的不断完善，砣头硬度的逐步提高，使琢玉技艺迅速发展，玉雕艺术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喜人景象。
隋唐以后，人们已从“榻榻米”式的席地而坐，改为垂足倚坐于凳椅，随着立式家具的推广，琢玉砣具已趋完善。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附有带砣具的“琢玉图”，并载：“凡玉初刮寸，冶铁为圆盘，以盐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从图和文字可知，明代砣具架在水凳上，手足并举，双足踩动水凳踏板，使皮带转动，轴带动砣具来回旋转，从而琢五成器。这种水凳砣具在中国使用一千多年。是中国玉器兴衰盛落的见证物。只有当玉雕机问世后。它才走进了博物馆。
刻玉刀有些管、砣无法琢磨的绝活，难度大的花纹，需用刻王刀描绘。有学者主张，良渚文化细如游丝状的兽面饰纹，是用硬度高于软玉的燧石、石英刻刀绘就的。若这一推论确实的话，原始社会已使用刻玉刀了。依笔者愚见，良渚文化用刻玉刀已无疑，问题是用何种形状何种材质的刻玉刀。
后世的刻玉刀与早期的不同，故亦有专用名称。《列子·汤问篇》载：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错之剑，其剑长尺有寸，炼钢赤刀，用之切玉，如切泥。刻玉刀称锟语剑。《海内十洲记》亦载西海中的流洲有切玉如切泥的昆吾刀。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昆吾刀就是金刚石。金刚石的成分是纯粹的碳素，常为八面体，多为五色透明，如水晶。也有蓝白、黄、棕、绿、红、蓝等色，硬度10度左右。有学者研究认为，汉代的刚卯殳书，明陆子刚玉牌，其书体刻绘均系昆吾刀所为。
为证明金刚石琢玉的妙用，日本著名学者林巳奈夫教授在1996年11月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演示了他自制的金刚石刻玉刀，他将金刚石嵌在小木把的一端，手持木把依手腕力量任意旋转，结果在软玉上能刻出很深的纹痕，他想以此证明良渚文化玉器的刻纹图案是用金刚石刻描的。是否可靠，可进一步实验，关键是要看刻纹的走向、深浅及纹痕是否与良渚文化玉器相吻合。
特殊技法
琢玉工具是十分简陋的，而琢玉技艺是十分复杂的，技法亦极为特殊。
“玉不琢不成器”。玉器的琢制技法，在汉文字上也有所反映。《诗经·小雅》：“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说硬度大于玉的石可以治玉。《诗经·卫风》“如玉琮高23.7厘米良渚文化1982年江苏省武进寺墩3号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既是学习的方法，也是治玉之技法。《考工记》称琢玉的玉匠（玉人）为“刮摩”之工。《尔雅·释器》载：“玉渭之雕，雕谓之琢。”《孟子》云：“必使玉人雕琢之。”隋唐以后，将琢玉称为碾玉。因此，“刮摩”、“雕琢”，“碾玉”，“治”，“攻”，“磋”等术语，都是用来形容以旋转性工具治玉的手段与方法。琢玉技法之所以不直呼“雕塑”、“雕刻”，而有多种称谓，实因玉不是用治玉工具直接雕出来的，而是用解玉砂及水作为砣子与玉之介质碾琢出来的。
应用解玉砂琢玉，源远流长。1979年，江苏武进寺墩发掘了良渚文化一号墓，在墓内一块玉壁（M1：1）上，铺有一层砂粒，经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鉴定为花岗岩风化谷粗砂粒，主要成分为钾长石、钠长石、石英和黑云母等。其中石英的硬度大于当地琮、璧玉料的硬度。在玉璧上有意放置石英等砂粒，可能象征着琢玉的方法。一号墓出土玉器9件，2琮、5壁、1项饰、1佩玉，属良渚文化中型墓葬。铺砂粒的璧置于头部，非同一般，应有特殊含义。而寺墩墓地的其他良渚文化墓葬，均出土较多大件琮、璧玉器。故笔者推测，墓主可能是主持琢玉或掌握琢玉技艺的人，有一定地位，但还不能与氏族显贵的地位相比，故只能拥有一般性的玉器。
后代解玉砂都用金刚砂。《天工开物》云：“中国解玉砂，出顺天玉田与邢台两邑（今河北）。其砂非出河中，有泉流出，精粹如面，借以攻玉，永无耗折。”解玉金刚砂以河北邢台昕出最为著名，《宋史·地理志》，《明一统志》均载邢台“贡解玉砂”。
章鸿钊《石雅》载：“解玉砂者何？治玉之砂也。今都市所常用者有二：一日红砂，其色赤褐，出直隶邢台县，验之即石榴子石也，玉人常用以治玉。二日紫矿，亦称紫口砂，其色青暗，出直隶灵寿县与平山县，验之即刚玉也。玉人常以治翡翠及宝石。二者俱解玉砂也。”
早期琢玉过程已无从查考。清末李澄渊的《玉作图》，总结了唐宋以来垂足琢玉的过程。据经验丰富的琢玉师傅介绍，结合文献记载，治玉的关键工序是相玉、剖料、定器、掏膛、镂刻、上光等工序。
相玉 又称“开跟”。一个玉匠看到一块玉料后，要透过蚀化玉璞表象，就其品种的色泽，品质的优劣加以判别，就像赛马高手一样，赛前总要相看自己所骑是否是千里马。再根据玉质、纹理、色泽等，考虑如何施工，因材施艺，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材，琢出更多更好的器型来。相玉虽不必动口，也不必动手，全凭个人修养加以判断。实是一件玉雕作品是否具备材质美的关键，尤其是营造巧色五更是如此。特别在人造玉、仿古玉、仿假玉风行的今天，要在众多的玉料中明辨真假，判别高低，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剖料一块玉料经玉雕师傅过眼相定，确定精华所在后，使用各种工具进行解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绝不能损坏美材。有时因俏色工艺或特殊色泽需要，有意留下粗裂玉皮。剖玉料除用砣外，还用弓锯、拉锯等工具。剖料需要解玉砂并辅以水作为研磨剂。
定器根据剖好的或自然形的各种玉材，据其形态大小，区分阴阳向背，左右上下，量材定器。
玉材多有瑕疵，定器时要显瑜隐瑕，把美材经营在显著部位，又要巧妙地将瑕疵加以掩饰。这是确定玉工水准高低的重要环节。乾隆时期，供职于清宫的一位苏州籍玉匠，看到一块琢碗时剩下的弃玉料，联想起家乡的园林景致，就定为桐荫仕女图巧色玉雕，成为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
掏膛掏膛是琢制玉器的内部整理工艺。瓶、杯等玉器，腹膛内之玉须取出，用钢卷筒来掏其内膛。据《玉作图》可知，钢卷筒是以铁轴架于旋车上，与剖料同样方法碾磨，所掏中膛必留下一根玉梃，最后用小锤振截取出。
镂刻玉器出坯成型后，外表需起花饰纹，加以精雕细刻，描绘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主题花纹。镂刻工艺极为复杂，包括器表用小圆砣雕琢各种浮雕及阴阳面相间的线刻花纹；为镂空服务的弯弓打钻；用钢丝弓弦来回雕出镂空花样。镂刻是片状玉器的主要工序。
上光琢玉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上光。玉器成品后，均需上光。上光的方法很多，既可用兽皮，亦可用竹木片。兽皮上有动物性脂肪，呈弱酸性，用兽皮在玉器上来回磨擦，可使玉器光亮鉴影。含油性的竹木片，也可用于玉器磨擦上光。还有一种炖蜡上光，由于玉器在磨擦过程中，磨损的上光材料积留在花纹内，不易去净，会积为污垢，需放在白蜡中燉熔，尘垢随蜡屑而去，经过试制，就玉光融融。
出土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藏除琢玉工序外，琢玉工匠还发明了琢玉套裁法，战国时期的龙凤纹玉佩，明清玉碗等，均用套裁技法琢制，即在一个成形的玉坯上，可同时琢制多件玉器，起到事半王倍之效。另一套裁琢玉法，是在一王片上，可同时琢出数个相连的玉环，中间还有连结环的铆扣，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玉器套裁法，充分反映出玉匠省工省料，构思奇巧的聪明才智。
二、玉铜工艺
古代镶嵌玉，有镶嵌器与镶嵌玉两种。镶嵌器，是那些专为镶嵌三别的器物上的玉件，不单独成器，与其他器物合为一器，如玉具剑。镶嵌器虽不单独使用，但还成器，形体相对较大：镶嵌玉，是那些专为镶嵌在别的器物上供装饰用的玉片、玉粒、仅呈片、点，不成器，形体较小，它是古玉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叙述的主要是镶嵌玉，兼及镶嵌器。
镶嵌玉的演进
以考古资料分析，镶嵌玉早在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已逝江手工瑶山、反山，上海福泉山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有大量的米粒大小的玉片，一面弧凸，一面平滑，应是粘嵌在漆木器表面的装饰玉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出土王冠饰，镂空透雕，玲珑剔透，两面均镶嵌绿松石。新石器时代的镶嵌玉，可能是利用剩余的玉材边角料，因玉材珍贵，来之不易，不舍得遗弃，便将其镶嵌在其他器物上，从而揭开了镶嵌玉这门新工艺的序幕。
商代是镶嵌玉的发展时期，器型较多，图纹多样，工艺精湛。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呈长方形，上用绿嵌绿松石铜带钩长19.7厘米战国传河南省洛阳金村古墓出土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藏松石小片粘嵌成饕餮纹图案，所嵌绿松石磨成种种形状，互相接合，非常工巧。著名的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三件象牙杯，其中100号和101号象牙杯，通体镶嵌绿松石。其方法是先在杯身上按花纹刻出凹槽，再依凹槽纹样磨切绿松石片，然后镶嵌和胶粘在凹槽内。商代最多的是铜柄（内）玉兵合铸器，在铜柄上镶嵌精美的玉石花纹。玉兵有矛、戈等。这既是合铸器，又是镶嵌玉。1976年安阳小屯出土的嵌绿松石铜内玉援戈，戈援前部为玉制，三角形锋，援本及内为铜制，援、内饕餮纹、鸟纹上均嵌以绿松石。从众多的商代玉铜镶嵌器可看出，商代的玉铜合铸、玉铜镶嵌技艺。已取得惊人成就，并将其技艺应用到镶嵌象牙等材质上。
西周镶嵌五数量虽没有商代多，但亦有惊人发现。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漆觚，器身镶三道金箔，在下面两道金箔上，镶嵌有绿松石。两条金箔间，雕刻出三条变形夔龙纹，以绿松石为目（《考古》1984年5月图版贰3、4）。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号国2001大墓出土的“天下第一剑”，为铜柄铁刃，柄外镶玉及绿松石，剑身与柄的结合处也镶有绿松石片（《人民画报》1991年5期）。1985年陕西长安张家坡170号西周井叔墓出土象牙杖首，雕成一虎头形，口、鼻、眉、眼等细部刻成凹槽，槽内镶嵌绿松石片，颈部也镶二周绿松石装饰（《考古》1990年6期图版贰：5）。西周时期的镶嵌玉既用于铜器，也用于漆器、象牙器。
战国至汉代，是中国古典艺术的辉煌时期，镶嵌器与镶嵌玉技艺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镶嵌玉在铜带钩、铜镜、青铜器上得到广泛使用。这时最重要的镶嵌器是玉具剑的发明。
在铜器或其他材质上附玉环、玉钩，成为其器物的一部分，体现其功用，是这时期镶嵌器的又一特点。著名的蓝田玉铺首，应是镶嵌器构件。
当时各路诸侯镇国之宝的青铜重器，几乎都采用镶嵌金银工艺，同时也镶嵌玉石。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的战国青铜立鸟壶、青铜犀尊，均镶嵌精美的绿松石花纹。其时“君子”佩戴的一些青铜带钩，如河南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东周铜带钩，均镶嵌绿松石饰。
汉代还在不少青铜器上镶嵌玉片或改制残破玉器，起装饰辟邪之用。河北满城汉墓等处曾出土用玉壁镶嵌的铜枕。
汉代边疆民族文化广为采用镶嵌玉是其一大特色。1972年云南江川李山出土三件青铜扣饰，其一中心嵌白色玛瑙珠，外绕绿松石小圆片，外套玉环，周饰云纹，以绿松石小圆片衬地，并镶白玛瑙珠八个。又一中间嵌绿色玉珠，珠周及外缘点镶绿松石小圆片。粘镶绿松石小片的技术，为滇文化所特有。
汉以后青铜工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陶瓷、漆器等，镶嵌玉也随之大减。降至明代，扬州艺人周翥创制百宝嵌漆器，用金、银、玉石、珍珠、珊瑚等珍贵材料，在漆器上雕镂镶嵌成山水人物、飞鸟走兽、楼台花卉，富丽华贵，镶嵌玉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